孫中原：勞動圣人 天下奇書 ——論墨家合理思想
發表時間：2024-01-03 16:44:57 作者：孫中原 來源：《棗莊學院學報》2023年11月第6期
勞動圣人 天下奇書
——論墨家合理思想
孫中原
（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院，北京 100872）
［摘 要］墨子是勞動圣人，《墨經》是天下奇書。墨家合理思想，與現代世界先進思想高度契合、聯通接軌，是振興中華、民族復興的銳利思想武器與強大精神動力，是新時代國家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重要元素與組成部分。本文論述墨家合理思想的三個重點。第一，墨學產生的機理，學儒反儒成顯學。第二，墨家科學精神的要領，巧傳求故，求真務實。第三，墨家人文精神的要領及合理思想現代觀，其勞動生產觀、勞動人權觀、勞動本位觀、群眾智慧觀、人力能動觀、人民價值觀和兼愛平等觀等觀點，具有重要的理論、歷史與現實意義，值得細為品鑒、傳承與弘揚。
［關鍵詞］勞動圣人；天下奇書；墨子；墨家；《墨經》；合理思想；科學；人文
［收稿日期］2023-10-10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研究專項“《墨經》絕學的E考據和元研究”（項目編號：19VJX001）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孫中原（1938—），男，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墨子學會顧問、原副會長，燕山大學、貴州民族大學兼職教授，中國臺灣東吳大學客座教授，中國邏輯學會監事會監事、原副會長。主要從事邏輯學、哲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著作《墨子大辭典》等80余種，論文400余篇。作為首席專家，完成2015年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墨學大辭典》、2017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與“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管子解讀》、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研究專項《〈墨經〉絕學的E考據和元研究》等國家項目。
［中圖分類號］B2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7077（2023）06-0001-08
一、墨學產生的機理
（一）好學而能，造就圣人
毛澤東讀《二十四史》批注：“墨子是一個勞動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動手做桌椅子。”①墨子在世時，就被稱為“圣人”。《公孟》說，墨子生病，門徒跌鼻問墨子：“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墨子答：“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
公元前439年，楚惠王在位第五十年，墨子到楚國，把自己著作獻給楚惠王，楚惠王借口年老，派大臣穆賀接待，楚國封君魯陽文君提醒楚惠王說：“墨子，北方賢圣人。”意思是不能怠慢墨子這位北方的賢圣人。何謂“圣人”？《孟子·盡心下》說：“大而化之之謂圣。”“圣人，百世之師也。”東漢趙岐注：“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謂圣人。”按孟子定義，墨子是圣人。
墨子沒有做過官，墨子推薦弟子到各諸侯國做官。孔、墨都不親自耕地，是專職的學派領袖，兼私人辦學的教育家。孔子輕視勞動者，墨子重視勞動者。墨子親身勞動，熟悉木工等手工業技巧，制造木鳶、車轄與守城器械。《墨經》系統記載古代手工業技術理論。
墨子在很多方面比孔子高明，孔、墨都是圣人，孔子是統治者的圣人，墨子是勞動者的圣人，墨家是勞動者的學派，墨學是勞動者的學說。墨家學派成員，來自勞動階層，代表勞動者利益，表達勞動者心聲。《孟子·盡心上》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滕文公下》說：“墨翟之言盈天下。”“墨氏兼愛。”《貴義》說：“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魯問》說：“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
墨子木工技藝高超，與當時名匠魯班不相上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說：“墨子為木鳶。”弟子說：“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木制老鷹，能使它飛到天上，是早期的航空模型，是實現人類用機械飛天夢想的試驗。
墨子精通制造大車的技術。名家在戰國中期的代表人魏國宰相惠施說：“墨子大巧，巧為輗。”輗是車轅與駕轅的衡木相銜接的銷子。《魯問》載，魯班用竹木片制成會飛的喜鵲，“自以為至巧”，墨子說：“子之為鵲也，不如翟之為車轄，須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六千斤）之重。”車轄是安在車軸末端，用來防止車輪脫落的擋木。
《公輸》載墨子說：“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御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備城門》11篇記載，墨子全面協理城防工程與軍事器械的制造使用。《節用中》說：“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鞼匏，陶冶梓匠。”
《墨子》載有制革、制陶、冶金、織布、縫紉、刺繡、制鞋、造鎧甲、土石建筑等多種手工業門類。墨子熟悉當時各種手工業技術，特別是木工技巧，把手工業技術提升為科學知識，建立系統學說。
墨子自稱“賤人”，實是“學而能”者。《貴義》說：墨子到楚國，與楚國大臣對話時自稱“賤人”，因為勞動者沒有當官，不是貴族。墨子時刻不忘“農與工肆之人”之事，把自己的學說比作糧食、草藥。墨家學術，反映手工業勞動者的利益，代表勞動者發聲。《呂氏春秋·愛類》載，墨子見楚王說：“臣，北方之鄙人也。”“鄙人”即俗人、小人、卑賤的人，與貴族區隔。墨子來自民間，自創學說，影響深遠。
《荀子·王霸》比較墨儒學說的社會基礎，認為“墨子之說”是“役夫之道”，儒家學說是“君子之道”“圣王之道”。“役夫”即勞動者，供人役使，干粗活，故“役夫之道”就是服務于勞動者的道理。而儒家學說，是君子、帝王、圣王之道，是服務于貴族的道理。
《莊子·天下》說：墨子“好學而博”。墨子勤奮好學，提倡“學而能”“學而知”，依靠學習，獲取廣博的知識技能。《尚賢》說：“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不是“學而能”，靠出身門第，“既富且貴”，讓他們治理國家，必然導致混亂。
墨子苦讀博覽好深思，周游列國車帶書。《貴義》說：墨子到衛國，車上“載書甚多”。弦唐子問：“帶這么多書，干什么？”墨子答：“過去周公旦，早上要讀一百篇書，晚上還要接見七十個讀書人，與他們座談，所以知道的多，能輔佐天子，成績卓著。他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沒有磨滅。我上沒有君主治理國家的事情，下沒有農民耕種土地的勞作，我怎么能不讀書？”墨子學習周公，把讀書看作職業本分。
（二）學儒反儒成顯學
《韓非子·顯學》：“世之顯學，儒墨也。”戰國時期，儒學、墨學同稱“顯學”，即最為顯赫著名的學派。漢代學者“儒墨”并提，“孔墨”對舉。漢代以后官方重視儒學，漢武帝采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由此成為中國文化的正統、主流、巨流、明流與顯流，而墨學則被儒學打壓，成為異端、支流、細流、暗流與潛流，儒墨興亡路兩岐。
墨子最初學儒，后來發現儒學缺點，轉而批判儒學，自立學派，墨家成為先秦唯一可與儒家分庭抗禮的學派。秦漢儒墨、孔墨并提，漢后儒學獨尊，墨學淪為“冷門絕學”。魯國是古代傳播傳統文化與儒學的中心。魯國開國君主為周公旦之子伯禽，一向尊重周禮。《左傳·昭公二年》說：“周禮盡在魯矣。”《呂氏春秋·當染》說，周王派禮官史角去魯國傳授周朝的禮儀制度，魯君把史角留在魯國，史角后代在魯國傳播周禮，墨子跟史角的后代學習周禮。
《淮南子·主術訓》說：“孔墨皆修先圣之術，通六藝之論。”六藝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基本內容。初級的六藝，指禮、樂、射（射箭，軍事科目）、御（駕車，軍事科目）、書（書法文字）、數（數學計算）。高深的六藝，指禮、樂、書（《書經》）、詩（《詩經》）、易（《易經》）、《春秋》（歷史書）。墨子常引《詩經》《書經》和周、燕、宋、齊等國《春秋》，自稱遍讀百國《春秋》，熟悉傳統文化典籍。
《淮南子·要略》說：“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煩瑣不易實行），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孔子推崇周公周道，墨子效法夏禹，批判儒學，節用節葬，艱苦樸素。
《魯問》說：“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辭。”墨子這種業務，也是孔子的專長，是一般儒者的業務。孔墨學說，基礎相同，推崇方面，結果不同。儒墨同根同源，枝脈流向不同。儒墨從同一基點出發，分道揚鑣路不同。
儒墨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共同基礎上，呈現思想學說的多樣性，代表著不同社群利益。《易·系辭下》說：“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說，諸子百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以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恰當揭示出墨學產生的機制原理，辯證哲學，影響深遠。
（三）《墨經》元典價連城
明正統十年（1445年）所刊《道藏》，收《墨子》五十三篇，其中《經上》到《小取》六篇，通稱《墨經》（又稱《墨辯》《辯經》）。《莊子·天下》說：“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廣義《墨經》，包括《大取》《小取》。晉魯勝注《墨經》四篇，稱《墨辯》《辯經》，指狹義《墨經》。狹義《墨經》，從自然本身解釋自然，是徹底的無神論，屬于當時世界頂級的科學知識，展現墨學發展史上的輝煌進展。
胡適說：“這四篇著作（指狹義《墨經》）成為一組，里面有邏輯學、心理學、經濟學以及政治學和語法規則、數學、力學、光學等方面的理論。”“這四篇著作是現在僅存的古代中國科學成就的證據。”“它們完全沒有超自然的、甚至迷信的色彩。”“毫無疑問，這些作品是一個科學時代的產物。”在專講科學的意義上，可以將《墨經》定性定位為“真正有價值的唯一著作”。［1］（P52，57，77）
胡適說：“《墨子》的《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從魯勝以后，幾乎無人研究。”“到了今日，這幾篇二千年沒人過問的書，竟成了中國古代的第一部奇書了！”“《墨辯》六篇，乃是中國古代第一奇書。”［2］（P223，31）
《墨經》專講科學知識，在當時世界獨一無二。《經上》是各門科學范疇的定義、劃分與簡單命題，共100條。胡適說：“《經上》篇全是界說（定義），文體和近世幾何學里的界說相像。”《經說上》是對《經上》的解釋說明。《經下》是邏輯與科學的定理與論證，共83條。胡適說：“《經下》篇全是許多‘定理’，文體極像幾何學里的‘定理’。”《經下》《經說下》并列，是濃縮論證展開的語構，前者提示論證的關鍵，后者展開論證。
《墨經》所講科學知識，按現代知識系統，內容可分兩層：第一層為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兩大類；第二層中，哲學社會科學分為世界觀、認識論、邏輯學、方法論、科技哲學、歷史觀、經濟學、政治學、倫理學、教育學、語言文學、藝術美學、軍事學等13個小類，自然科學分為光學、力學、簡單機械學、數學與物理學等5個小類。合計共18個小類。
在先秦諸子中，墨家最重視生產經驗、應用技術的理論總結與科學研究。墨家由手工業工匠上升為學者，有條件把當時的手工業生產經驗與應用技術上升到科學理論的高度。因此，墨家的科學智慧，以實踐經驗為基礎，以邏輯論證為手段，是實踐性與理論性的統一，是技術經驗與科學理論的結合。
墨家在生產中注意觀察并開展實驗，如小孔成像實驗、光學投影實驗、罌聽聲學實驗、引力實驗等。墨家從世代相傳的手工技巧中探明原因，總結規律，提煉光學、力學、簡單機械學、數學與物理學知識，成為中國科技史的光輝內容。墨家主張從有利于人民生產生活的目的出發，利用法則，制造器械。例如，從桔槔、轆轤、車梯等簡單機械中總結杠桿、斜面原理，設計制造各種實用器械，減輕勞動，提高效率。
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中國科學技術史》說：“完全信賴人類理性的墨家，明確地奠定了在亞洲可以成為自然科學的基本概念的東西。”“更重要的是這樣一個廣泛的事實：即它勾畫出了堪稱之為科學方法的一整套理論。”［3］（P201）
李約瑟《墨經中的科學思想》說：“后期墨家奮力于實驗科學所可依據之思想體系之建立。”“墨家關于‘規范思維’的論辯，可與當代科學的模型的邏輯討論正在進展的見解，具有強烈的類似。”《墨經》的科學定義，“具有奇特的現代氣味”，“這確已由現代科學的哲學家為之重新發現與發展了”。［4］（P206，231~234）
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說：“先秦惟子墨子頗治科學，而漢以后則絕跡。”“墨子，科學家也，實利家也，其所言名（邏輯學）、數（數學）、質（物理學）、力（力學）諸理，多合于近世科學。其論證，則多用歸納法。”“中國墨學中絕，故以后科學不發展。”［5］（P583）［6］（P107）［7］（P24，25，109）［8］（P43）
梁啟超（1873~1929）說：“在吾國古籍中，欲求與今世所謂科學精神相懸契者，《墨經》而已矣，《墨經》而已矣。”［9］（P187）胡適（1891~1962）說：墨家“實有科學的精神”，“試看《墨辯》所記各種科學的議論，可以想見這種科學的方法應用”，“墨家論知識，注重經驗，注重推論。看《墨辯》中論光學和力學的諸條，可見墨家學者真能做許多實地試驗。這是真正科學的精神”。［2］（P226）“這四篇著作（《墨經》）是現在僅存的古代中國科學成就的證據。”［1］（P77）
錢臨照（1906~1999）說：“《墨經》是兩千年前充滿科學知識的典籍，把數百條記載自然現象和思想的定義定律文字編輯一起，在先秦著作中唯此而已，不是憑空虛文，是由觀察實驗得來。”［10］（P97~102）
二、墨家科學精神的要領
（一）巧傳求故
《經上》說：“巧傳則求其故。”墨家要求，對于世代相傳的手工業技術，探求其原故，把握其聯系，不僅要“知其然”，確定事實、結果，還要“知其所以然”，深刻認識原因、本質與規律。
墨子倡“明法”，即明確法則，知道規律。“法”，即標準，方法、法則與規律。《法儀》：“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平以水。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
《經說上》：“法取同，觀巧傳。”《經上》：“法，所若而然也。循，所然也。說，所以明也。”《經說上》：“意、規、圓三也，俱可以為法。然也者，民若法也。”“方法”一詞，希臘文原意是“沿著道路”，與《墨經》“所若而然”異曲同工。“所若而然”，即有效方法，符合對象的實際，通過實踐，產生預期結果，達到預期目的，把“非我之物”轉變為“為我之物”，把“非人工自然”轉變為“人工自然”，創造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
狹義《墨經》183條，5700余字，無一字句談神論鬼。《墨經》重視感性認識，認為“過物貌之”，接觸事物是認識的基礎。更重視理性認識，認為“以其知論物”，用認識能力分析事物，取得深切著明的科學知識，是認識的更高階段。
墨家為表示“理性認識”的特點，專造特殊文字：知下加心。“知”，包括理性認知。在此含義下，“知”改用《墨經》獨特新造字“〖XC造字001.eps;P〗”。《經上》定義說：“〖XC造字001.eps;P〗，明也。”《經說上》解釋說：“〖XC造字001.eps;P〗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即理性認知，把握本質，清楚明白。理性認知，用認知器官，分析整理事物，認知深切著明。如用心觀察，看清事物。〖XC造字001.eps;P〗，是《墨經》自創字，結構是“知”下加“心”，表示用心思維，清楚認知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形成理性認知。〖XC造字001.eps;P〗，通“知”，特指理性認知，清楚明白，知道認識；又叫“明知”，即明白知道。“明”是《墨經》對人類認知活動范疇定義中的關鍵詞，種差，本質屬性，特有屬性。《經說上》解釋用詞中的“明”，指看明白。
理性認識要通過心智思維。古人認為心是思維器官。《孟子·告子上》說：“心之官則思。”清代王清任（1768~1831）通過觀察、解剖，在所著《醫林改錯》第2卷說：“靈機記性不在心，在腦。”孟子說“心之官則思”，應改為“腦之官則思”。腦是思維器官，通過大腦思考之后的認識，即是理性認識。
（二）求真務實
《墨子》屢次談及桔槔機等器械利用杠桿原理提升重物。用桔槔機提重物，本端負重，標端不翹（下降，省力），因為標端的重力距勝過本端與重物合力距。
儒家視勞動為小人之事，不屑一為。韓愈《師說》：“百工之人，君子不齒。”儒家說“學而優則仕”，學習優秀者，做官，不做農工。《禮記·王制》：“奇技奇器以疑眾，殺。”使用奇異的技巧器物迷惑眾人，是要殺頭的。儒家否定排斥以魯班為代表的手工業技藝，甚至用“殺”，即以暴力鎮壓的手段壓制“奇特怪異”的科技思想，以儒學為主流的封建意識形態長期統治中國，嚴重遲滯束縛了中國科技的發展。
《老子》第十九章：“絕巧棄利。”根絕技巧，拋棄功利。《老子》第二十章：“絕學無憂。”不學習，沒憂愁。《老子》第五十七章：“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老百姓有銳利器械，國家就更加混亂；技巧發達，奇怪事情就紛紛生起。
《莊子·天地》記載：一老人“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挖地道到井中，用瓦罐背水澆菜，費力氣，效率低，一天澆一畦。“用力甚多，而見功寡。”有人說：“鑿木為機，后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溢湯。”砍鑿木頭，制成桔槔機，后重前輕，提水像抽水，像滾水漫溢。桔槔機用杠桿原理提水，用力少，效率高，一天澆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這位老人信奉道家學說，對此解釋說：“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認為運用機械，必定會做投機取巧之事。做投機取巧之事，必定會滋長投機取巧的心。“我”不是不知道有這種機械，“我”是恥于用這種機械。用這種機械，臉上無光，感到羞恥。由此可見，道家消極保守的科學技術觀也阻礙中國科技的發展。
墨家是“百工之人”中的知識分子，將技術提升為科學，與富有激情地探求自然奧秘的古希臘哲人德謨克利特酷似。古希臘自然哲學家德謨克利特，與墨子同時代，注重探究自然的原因，寫過許多關于天體、大地、聲音、植物、動物等原因的著作。他說：“寧愿找到一個因果的說明，而不愿獲得波斯的王位。”“只找到一個原因的解釋，也比成為波斯人的王還好。”求故勝當波斯王。［11］（P103）［12］（P1062）
亞里士多德說：“技術家較之經驗家更聰明；前者知其原因，后者則不知。憑經驗的，知事物之所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技術家則兼知其所以然之故。”“大匠師應更受尊敬，他們比之一般工匠知道得更深切，也更聰明。”“我們說他們較聰明，并不是因為他們敏于動作，而是因為他們具有理論，懂得原因。”“而理論部門的知識，比之生產部門，更應是較高的智慧。”［13］（P2，3）
墨子身兼經驗家、技術家、工匠、大匠師與理論家，而《墨經》作者們由工匠技術總結科學知識，是技術家兼科學家。《經下》《經說下》論證83條科學命題，從“影不徙”到“鑒團”等幾何光學8條，以及杠桿、滑輪、斜面原理等。采用實證方法，注重觀察、實驗，選取事實例證，通過典型事例，歸納科學原理。
三、墨家人文精神的要領
墨家的勞動生產觀、勞動人權觀、勞動本位觀、群眾智慧觀、人力能動觀、人民價值觀和兼愛平等觀等，與現代世界先進思想高度契合、聯通接軌，是振興中華、民族復興的銳利思想武器和強大精神動力，是新時代國家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重要元素與組成部分。［14］［15］
（一）勞動生產觀
《非樂上》說：“今人固與禽獸、麋鹿、飛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飛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爪，以為褲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雖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纴，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
人獸有別，“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非樂上》），勞動者得食，不勞動者不得食。人的本質在于勞動。人文精神的物質前提與第一要素是生產勞動。恩格斯說：“動物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單純地以自己的存在來使自然界改變；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這便是人同其他動物的最后的本質的區別，而造成這一區別的還是勞動。”［16］（P517）
墨子教育分三科：能談辯的談辯，能說書的說書，能從事的從事。“談辯”，指游說辯論，宣傳學說。“說書”，指閱讀討論古代經典。“從事”，即各種生產勞動。《墨經》知識分類的一種是“為知”，即自覺實踐的知識。
根據生長規律，種植農作物，養殖青蛙、鵪鶉，這是農牧業生產實踐的知識。“尚賢”，因為賢人重視生產。“非攻”，因為攻伐掠奪破壞生產。小國稻麥熟了，大國趁機攻打，把稻麥收走，把年輕男女用繩子捆束，帶回本國做奴隸。“節葬”，因為厚葬久喪破壞生產。“非樂”，因為大辦音樂歌舞破壞生產。“非儒”，因為儒家信命背本（農業生產）也破壞生產。
（二）勞動人權觀
《尚賢中》說：“民生為甚欲。”百姓把生存看作是最大欲望，希望擁有生存這一最基本的人權，而關于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生存權的觀點即勞動人權觀。《非樂上》：“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非命下》：“必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
《尚賢中》：“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尚賢下》：“為賢之道，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此安生生。”“安生生”，即世代安生、生生不息。賢人治國，要幫助人民實現世代繁衍、生活安定的基本權利。
《兼愛下》：“萬民饑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這是現代社會福利、勞動保險思想的萌芽，是儒家大同說所要汲取的素材。《禮記·禮運》說：“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墨子在《辭過》中批判統治者奢侈縱欲，“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暴奪民衣食之財”。
（三）勞動本位觀
《辭過》：“民富國治。”人民富足，國家好治理。《史記·太史公自序》引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說，墨者“強本節用，不可廢也”，“強本節用，則人給（富裕充足）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尚賢上》：“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農與工肆之人”，是國家管理服務的對象、方向和目的，是國家的本位和基礎，是夏禹“民惟邦本”的古訓。
（四）群眾智慧觀
《尚同中》說：“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已視聽，使人之吻，助已言談，使人之心，助已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已動作。助之視聽者眾，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眾，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眾，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眾，即其舉事速成矣。”吸取眾人智慧，讓眾人幫助自己視聽、言談、思慮、動作，謀劃迅速完成，辦事迅速成功，是集中群眾智慧、群眾路線思想的發端。
（五）人力能動觀
《非命》說：“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以為其力也。”國家安危治亂，不期盼天命賜予，要依靠并充分發揮人民力量。上級當政者把政策改變調整好，人民就會迅速矯正不良風俗。
墨家主張充分發揮人的積極能動作用，批判儒家消極命定論。由暴王夏桀、商紂、周幽、厲王皆執有命，概括“命者暴王所作，懶人所述”，倡導“強力而為”的人力能動論。《公孟》說：持命定論的“儒之道足以喪天下”，儒家“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命有定數），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
《非儒》說：儒家“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智力不能為焉。群吏信之，則怠于分職。庶人信之，則怠于從事。吏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
儒家堅持有命論，長壽短命、貧窮富貴、安定危難、治理混亂，天命決定，不能改變。窮困通達、受賞遭罰、吉祥災禍，天命決定，人的智慧和力量無所作為。官吏相信，懈怠職守。平民相信，荒廢事業。官吏不理政事，社會混亂，農業生產耽誤，導致貧窮，而貧窮是混亂政治的根本。儒家把有命說作為教化道理，毒害天下。
儒家宣揚人的現實遭遇由命預先安排，非人力所能改變。墨家認為，儒家宣揚“命定論”，懈怠意志，放棄奮斗，安于貧窮，天下淪喪。墨家主張在認識世界的基礎上，運用自身力量，頑強奮斗，改變現狀，達至理想。
（六）人民價值觀
墨子提出檢驗言論真理標準的“三表法”，其一為“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觀其中百姓人民之利”。眼睛向下，到基層，考察百姓見聞，參考人民經驗，觀察言論是否符合“百姓人民”利益。
《魯問》說：“所為功，利于人。”《經上》說：“功，利民也。”《貴義》說：墨子自稱學說是“賤人之所為”，將其比喻為糧食草藥。《荀子·王霸》說：“墨子之說”為“役夫之道”，而儒家學說為“君子之道”“圣王之道”。孔子看不起勞動者，《論語·子路》說，樊遲請學稼，請學為圃，孔子怒斥：“小人哉，樊須也！”
（七）兼愛平等觀
愛的整體性、普遍性、交互性和平等性等觀點，體現墨家理想和奮斗目標。“兼愛”，即盡愛、俱愛、周愛，不分民族、階級、階層、等級、親疏、住地、人己、主仆等差別，包括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切人，是最普遍、深刻的人文精神、人道主義。
“兼愛”有整體性。“兼”即整體，“兼愛”是遍愛人類整體。《經下》說：“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經說下》說：“人若不盈無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窮盡也，盡無窮無難。”世界無窮，人無窮，不妨礙“兼愛”。“兼愛”有周遍性。《小取》說：“愛人，待周愛人而后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失周愛：因謂不愛人矣。”《經上》說：“盡，莫不然也。”
不知人數不害“兼愛”。《經下》說：“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問者。”《經說下》說：“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若不知其數，而知愛之盡之也，無難。”《經下》說：“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兼愛”包含愛自己。《大取》說：“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于己。倫列之：己，人也；愛己，愛人也。”《大取》說：“愛眾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又相若。”“兼愛”及于過去、現在和未來。《大取》說：“愛上世與愛后世，一若今之世人也。”
“兼愛”有一貫性。《大取》說：“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兼愛”不容割裂。《大取》說：“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蛇。”愛人包含愛奴隸、臧獲。《小取》說：“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
愛人不分血緣親疏和地域遠近。《耕柱》談及巫馬子“別愛”論：“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于越人，愛魯人于鄒人，愛我鄉人于魯人，愛我家人于鄉人，愛我親人于我家人，愛我身于吾親。”
《孟子·滕文公下》說：“墨氏兼愛。”“墨者夷之愛無差等。”《孟子·告子下》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宋張栻《癸巳孟子說》解釋說：“摩其頂，以至于踵。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莊子·天下》說：“墨子泛愛兼利。”《尸子·廣澤》說：“墨子貴兼。”
儒家主張愛有差等性。《非儒》批判儒家的說法：“親親有殺，尊賢有等，親疏尊卑之異。”《荀子·天論》說：“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齊”，即平等。“畸”，即不平等。孫中山《三民主義》說：“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于墨子。”梁啟超《墨子學案》說：“墨學所標綱領，其實只從一個根本觀念出來，就是兼愛。”
綜上，勞動生產觀、勞動人權觀、勞動本位觀、群眾智慧觀、人力能動觀、人民價值觀和兼愛平等觀等七大觀點實屬墨家人文精神的要領，具有重要的理論、歷史與現實意義，值得細為品鑒、傳承弘揚。
注釋
①《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精華解析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8年版。編者誤標“墨子列傳”。司馬遷《史記》無《墨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末尾只附言墨子24字：“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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