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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以義起：傳統禮學的義理探詢》

前言

文|吳飛

本書中收錄的，是我十余年來一些禮學研究的習作。我對禮學的關注，是從2007年開始的，經過數年對喪服制度的研讀，首先寫了《從喪服制度看“差序格局”》一文，刊于《開放時代》(2011年第1期)，是從社會理論角度解讀喪服禮制的開端，但只是一些初級的想法，很多問題尚無法深入，又找不到門徑。2011年，我發現了張聞遠先生的《喪服鄭氏學》，頓時有撥云霧見青天之感。其后一邊考究張先生生平與學問，一邊跟隨他追溯古代禮學，尤其是喪服學的淵源，漸漸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十多年下來，嘗試寫了不少文章，從中挑選出十八篇還有些價值的，輯為此書。

清末民初學者張錫恭（號聞遠）的手跡

2011年春季，為了能對禮學問題有一個直觀感受，我根據《喪服鄭氏學》中的線索，全面梳理了《通典》中關于王昌前母服的爭論，寫成《王昌前母服議》一文，在我召集的“婚與喪”禮學研討會上宣讀，后收入會議論文集《婚與喪》(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此文雖為嘗試之作，但其故事性和復雜性，為我進入禮學問題打開了一個非常好的入口。而每隔一二年組織朋友們召開或大或小的禮學會議，亦由此開端，后來于2014年正式成立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希望能對推動禮學研究有所貢獻。

（唐）杜佑撰《通典》

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武英殿校刊本

2012年，我又因初步點校《喪服鄭氏學》第一卷而遇到“婦人不杖”的爭論，復又由此爭論入手，全面梳理辨析喪禮用杖之禮意，而成《論“婦人不杖”》一文，提交彭林先生召集的禮學研討會，那是清華大學禮學研究中心的第一次會議，也是我嘗試研究《喪服經傳》的開端。蒙彭林先生不棄，此文后收入其主編的《禮樂中國》（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版）。

對于禮學這樣一門相當復雜瑣碎的專門之學，我的研究方式是從學術爭論入手。在浩如煙海的禮學著作中，學術爭論就是一把鑰匙，可為我們這些極度缺乏經學訓練的后輩找到治學門徑。我與學生們長期關注的一個大的爭議，就是明代大禮議?！度糇优c降等》和《祭及高祖》二文皆由大禮議而作，前者涉及濮議與大禮議爭論的核心問題為人后之禮，刊于《能仁學報》第15期；后者則關乎大禮議與宋明之后祭禮改革的關系，刊于《中國哲學史》（2012年第4期）。

我與周飛舟兄帶學生讀《喪服》的時候，恰也是喬秀巖、葉純芳二先生在北大帶學生做禮學研究的時候，當時他們剛剛發現楊復重修的《儀禮經傳通解》之《祭禮》部分。頗受益于他們對朱子禮學的研究，《祭及高祖》也是這一交往的成果。小文《說辟領》亦是辨析朱子禮學的一個副產品，刊于《中國經學》（第13輯）。

通過對《喪服》的深入研讀，我對禮學的一些基本問題有了體會，但也深感這種過于專門的學問，進去是有可能出不來的。如果完全深入到對喪服瑣碎問題的辨析，在當今學術界，很容易變成自說自話，而無法與他人對話。進入禮學，本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文明，豈能越做越窄？因而，一方面需要熟悉禮學的細節，另一方面不可忘記研讀禮學的初衷，即從更宏觀的角度理解禮學的意義。于是，由喪服學出發，我注意從幾個方面拓展自己的思考：第一，我試圖從更全面的視角看經學體系中的禮學問題，因而除了三《禮》本身，必須旁及他經；第二，我試圖從蔚為大觀的清代學術做一個更總體的思想性理解；第三，不斷回到最初研究禮學時所關注的社會理論問題。其后的許多思考，大多與這三個方面有關?！妒ト藷o父》一文（刊于《經學研究》，2013年秋季號），即是因社會理論的興趣而審視現代中國學術中從母系社會角度解讀上古神話，并結合詩經學與禮學的一篇成果。

《張聞遠先生學述》一文，是經虞萬里老師鼓勵，梳理聞遠先生生平學術的一篇文章，刊于《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12輯，而由先生上溯，試圖窺見清人禮學之思想面貌，便有研究黃氏父子（刊于《南菁書院與近世學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版）與程瑤田（刊于《徽學》第15輯）的兩篇文章。我一直以為，清人學術絕非僅為考據饾饤之學，其表面的樸學背后，應有相當大的理論關懷。戴震、凌廷堪、段玉裁、阮元、焦循等概莫能外，而程瑤田是一個比較方便的入手點，他的《通藝錄》中諸多考據著作名重一時，而其宗法、喪服二書之理論關懷，乃在于《論學小記》與《論學外篇》中對心性之學的重審，故由程氏之學，頗可窺見乾嘉義理學之一斑。晚清黃氏父子，也有同樣特點，無論在心性之學還是禮學上均有相當深入的研究，且兩個方面都有密切的內在關聯，其思想總體究竟為何，應做一總體討論。相較而言，張聞遠先生為清代禮學之殿軍，其喪服學足稱經典，而其論性理學之文字卻頗寥寥，然而讀其《日記》，卻知先生家學出自桐城派，終生服膺程朱，每日以四書為日課。故張先生亦為晚清漢宋兼采之成果。

《南菁書院與近世學術》，吳飛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

對張聞遠先生喪服學的反復研讀，使我逐漸明了其學說的核心為《正尊降服篇》，對此篇之詳細解讀具于《點校重刊〈喪服鄭氏學〉序》（《喪服鄭氏學》書前，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年版），而其主要理論內容，亦納入本書《張聞遠先生學述》一文。《人道至文》（刊于《史林》2016年第3期）、《〈禮記·三年問〉與〈荀子·禮論〉關系再討論》（刊于《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20輯）的基本問題都來自對《正尊降服篇》的解讀?！秵史D考論》（以《五服圖與古代中國的親屬制度》之題刊于《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12期），是在讀了幾年喪服之后，對“差序格局”問題更進一步的思考。

《三年喪起源考論》（刊于《文史》2020年第3期）是對喪服理論中最重要的三年喪問題的歷史考證。此文之作呈現出我思考禮學問題的另一個面向，即我們不可能假裝自己是古人，完全無視現代社會科學的角度，而接受古人的一些學術信仰。清人尊鄭，實與鄭君有重大不同，今人仍可尊孔尊鄭、重解經義，但必須建立在現代學術的基礎上。一方面，我們需要客觀地看到，經學問題的產生有其歷史背景；另一方面，歷史性這一點并不能否認其思想意義。此篇論文曾與陳鴻森先生反復討論，非常感謝陳先生的幫助。

《〈禮運〉首章再考辨》（刊于《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19輯）之用意與《三年喪起源考論》相反相成，是對康有為以來對大同小康之解讀的全面批判與重審，意在回歸《禮運》之本義，并由此看禮學思想之下的歷史演進。為唐文明《彝倫攸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一書寫的序《大同抑或人倫》，則與之相呼應，是對康有為問題更直接的討論。

為孫慶偉《追跡三代》和《鼏宅禹跡》所寫的書評《從古史重建到經義新詮》（刊于《中國文化》，2018年秋季號）有平衡這兩方面的考慮。古史辨破除了古人的許多神話，考古學卻證明古史辨的很多懷疑是不必要的。考古學可以證明三代確為中華文明的起源，不過它無法證明堯舜禹是圣人。既是經義新詮，就不可能像古人那樣尊信六經。此篇書評確立了我對待經學的一個基本態度：六經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是三代文明精神的記錄與提升，而三代文明，在許多重要方面確立了中華文明的思維方式。新時代的經學，并非將六經中的每一部、每一句都當作顛撲不破的信條，而是通過解讀六經義理，詮釋出中華文明的基本精神。這一思路，與現代西方學者對待《圣經》的態度，亦頗類似。經學傳統中的兩個高峰，鄭學與朱學，便曾是經義思想之基本精神的兩個詮釋體系。為華喆《禮是鄭學》所寫的書評《今人如何讀鄭學？》（刊于《讀書》2019年第5期）則是借助了喬秀巖、華喆一系對鄭學的精彩解讀，來看鄭學的經義體系。

《禮以義起：傳統禮學的義理探詢》書影

以上略述了書中所收諸文的撰作緣起、思考所在，以及原刊之處。這些文章收入本書，并未按照寫作時間次序，而是根據所寫內容，分成四部分，重新排序。最先的五篇（《從古史重建到經義新詮》《今人如何讀鄭學？》《大同抑或人倫？》《〈禮運〉首章再考辨》《圣人無父》）意在重審現代學術的相關問題，嘗試解讀經學研究的現代意義。隨后五篇（《從喪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喪服圖考論》《三年喪起源考論》《人道至文》《〈禮記·三年問〉與〈荀子·禮論〉關系再討論》）是圍繞喪服之核心理論問題的討論，雖然角度不同，但對“差序格局”與尊尊親親關系的思考貫穿了所有五篇文章。再后面的四篇（《王昌前母服議》《若子與降等》《論“婦人不杖”》《說辟領》）則是對喪服學具體問題的討論，是親親尊尊原則在喪服制度細部的落實方式。最后四篇（《祭及高祖》《精義之學》《禮學即理學》《張聞遠先生學述》）則集中于由宋至清的禮學思想史，包含了對漢宋學術關系的思考。

“禮以義起”，是古人對禮學與禮制的精要概括，而作為本書的書名，則包括了三個方面的含義：作為歷史制度的禮與經學義理之間的關系、漢學與宋學之間的異同與兼采、現代學術中經義新詮的方式及其意義。三條線索相互交錯，雖千條萬緒，皆可歸結于性命之義。

本書的寫作，要感謝孔子研究院和凱風基金會的支持，感謝三聯書店鐘韻女史和苑琛先生的辛苦工作，感謝諸多老師、朋友、學生，特別感謝黃秋怡對書稿的全面校對。最后，感謝我的家人，特別是內子盧奕的全力支持，使艱難的學問之路，終有現實生活中的落腳之處。

《禮以義起：傳統禮學的義理探詢》書影

吳飛

乙丑歲末于仰昆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