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天 著
ISBN: 9787108049332 定價: 88.00元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是古人重要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態。國家祭祀不僅是理解中國古代歷史及宗教傳統的重要視角，也與政治權力及思想文化的變遷密切相關。
本書對秦漢時期的國家祭祀展開了綜合全面的研究，勾勒出統一王朝國家祭祀范式“形成期”的演變進程。秦初“禋祀萬靈”，始皇帝整合戰國傳統、首創統一王朝國家祭祀框架。漢承秦制，經文帝、武帝、宣帝等多次變革重構，西漢王朝通過祭祀建立了“漢家制度”。王莽創制了“元始儀”，改變了原國家祭祀神祠分散而廣布的形態，強調南郊的唯一神圣性，從而使國家的行政中心與祭祀中心得以統一，由此開啟了中國兩千余年的“南郊祭祀時代”。
作者對秦漢各階段國家祭祀的具體制度，如祠畤位置、祭祀對象、祭祀方式等進行了細致入微的舉證與考辨。其研究關注祭祀活動的地理特征、詮釋了國家祭祀的空間涵義，同時綜合中央地方權力關系、政治地理格局、儒學思想發展等因素，呈現國家祭祀變革與中國“大一統”歷史進程之間千絲萬縷的關聯。
【作者簡介】
田天，1984年生于山東青島，先后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城市與環境學院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現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先秦秦漢歷史、思想史和出土文獻的研究。在《歷史研究》《文物》《文史》等刊物上發表論文二十余篇。
一、“天地之祠五徙焉”：成、哀年間郊祀改革的興起與反復
【緒 論】
身處祭祀活動漸已遠離日常的時代，藉由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回溯古代祭祀，難免隔膜。隔膜最甚之處或在于，并非不能理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涵義，卻很難真正對祭祀在古代世界中的核心地位感同身受。對于倚恃科學技術遠過于神靈精怪的現代人而言，這無可避免，也無需刻意改變。
本書的研究對象，是秦與西漢的國家祭祀，首先有必要對此作一界定。秦與西漢的國家祭祀，由分布于全國的神祠組成。戰國時代的秦國即有廣立神祠的傳統。至戰國末年，秦的畤、廟、祠以雍為中心，遍布關中地區。秦統一后，原六國山川祭祀及齊地八主祠也被納入中央祠官的管轄范圍。西漢承秦舊制，這種以分布廣泛的神祠為主體的祭祀形態，直到西漢末年郊祀制度改革時，才真正被改變。
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于天子之祝官。
這段話概括了秦代神祠的層次。除了由地方民眾自奉的“郡縣遠方神祠”，余者都在太祝的管轄下。《史記·封禪書》言西漢初年之山川祭祀形勢，亦曰：“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可見，“領于天子祝官”，即在中央祠官的管轄范圍中，可作為界定秦漢“國家祭祀”的重要標準。
秦及西漢的神祠，祭祀對象數量繁多、種類豐富，地理分布格外廣泛，大異于后代在首都南郊施行的郊祀。其祭祀對象，不宜也無法用禮書或南郊郊祀的框架規范。要理解秦漢國家祭祀，就必須深入時人的看法與分類。對本書的主題最重要的兩種文獻，分別是《史記·封禪書》與《漢書·郊祀志》。《封禪書》記事至漢武帝朝中后期而止，《郊祀志》的記載下限至于西漢末年。作為最直接、也最詳盡的兩種材料，它們對祭祀對象的選汰，也有助于認識當時國家祭祀范圍。
簡言之，本書所論的秦與西漢的“國家祭祀”是指：受中央祠官直接管轄的神祠祭祀。
在古代中國國家祭祀的發展歷程中，南郊郊祀占據了絕對主導地位。自東漢直至清末，最高祭祀在首都南郊進行，皇帝親祭天地、禮敬百神。南郊郊祀制度確立后，其內部雖有不斷調整，但基礎理論與整體框架未再發生重大變革。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自秦始皇統一六國，至西漢末年平帝元始年間，國家祭祀的結構始終處于劇烈的震蕩中。這一時段，始于統一王朝的國家祭祀之形成，止于南郊郊祀制度的最終確立，可稱為“前南郊郊祀時代”。
所謂“前南郊郊祀時代”又可分為兩段，第一段是戰國時代來源各異的祭祀對象走向統一王朝國家祭祀，第二段為帝國自神祠祭祀轉變為南郊郊祀。這兩個階段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國家祭祀關鍵的過渡期，上承先秦余緒，下啟延續千年的南郊郊祀歷史。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整合了來源不同的祭祀對象，建立起首個中央集權的郡縣制統一國家的國家祭祀體系。這一體系的基本框架與制度，為劉邦所繼承。及至文帝朝，國家祭祀的變革始見端倪。隨著新垣平事敗，文帝對祭祀的關注陡然冷卻，但他所作的努力，仍應視為西漢祭祀改革的發端。到了漢武帝時代，祭祀活動進入全盛期。武帝的祭祀改革，是他變更秦制、另立漢家法式諸舉措中的一部分。這一經秦始皇創立、漢武帝豐富的國家祭祀制度，在西漢中后期的禮制復古運動中受到質疑。匡衡首先發難，得到了一批主張復古的儒生的支持，祭祀制度再次進入大變動的時期。自成帝朝初年開始的三十余年間，原最高國家祭祀幾經廢立。最終，在平帝元始五年，王莽提出了一套完備的南郊郊祀實施方案，即學界習稱的“元始儀”。元始儀的成立，確立了南郊郊祀制度的地位。秦以來神祠祭祀為主體、空間分布廣泛的國家祭祀制度，至此終結。上述變遷中的細節，將在后文逐一呈現。現在，僅需對這一時段中幾個大的變革作一概括。
“前南郊郊祀時代”，是統一王朝的國家祭祀自初創至定型的歷程。在這段歷程中，“郊”/“郊禮”的概念、首都的功能、皇帝的祭祀方式，以及國家祭祀的傳統都發生了轉變。
首先是“郊”/“郊禮”概念的變遷。后代習稱的“郊祀制度”，一般指儒家經典設計的南郊郊祀制度。據甘懷真總結，這一制度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幾點：一、皇帝以天子身份主祭；二、祭祀設在天子所在的京城之郊；三、被祭祀對象主要是“天”；四、郊祀禮中的圜丘祭天之禮，特色是萬神殿。以這幾條標準衡量，西漢末年元始儀的成立，是中國古代國家祭祀發展的轉折點。元始儀及其后的國家祭祀制度，無疑可稱為“南郊郊祀”。而元始儀之前國家祭祀應如何理解，學者有不同看法：或以元始儀為分界點，將前后的國家祭祀分別稱為“大郊祀”與“小郊祀”；也有學者認為，郊祀理論源于西漢初年以來的儒家經說，此前的國家祭祀談不上“郊祀”；還有學者雖將元始儀之前的國家祭祀稱為郊祀，但卻形容其為“巫術的”。這些看法都注意到古代中國早期國家祭祀的變革，以及其中元始儀的關鍵作用。要厘清元始儀之前國家祭祀的性質與定名，首先需對“郊”的用法略作梳理。
經學家每談及“郊祀”，往往追至西周制度，更有溯及夏、商者。文獻不足征，西周時代是否有郊禮，及其如何進行，只能暫且置而不論。文獻中可考者，一類為《左傳》中所載春秋魯國郊禮，魯于周歷春正月在國都之郊舉行祭祀儀式。另一類為先秦禮書中記載的郊祀制度，其中頗多構擬，彼此相異。禮書中記載的制度，也頗不能與《左傳》所載魯國的郊祀制度對應。
秦與西漢，無論至上神的身份如何變遷，在官方文件與時人言論中，往往稱最高祭祀為“郊”。如秦漢皇帝祭祀雍諸畤，《封禪書》稱之曰“郊見上帝”或“郊見雍五畤”；文帝祭渭陽五帝廟，史載“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自武帝元鼎五年立甘泉泰畤后，西漢皇帝于泰畤祭太一神，史籍一律記為“郊泰畤”。當時人所稱之“郊”，從祭祀對象、理論來源與祭祀儀式等方面看，與元始儀以來的南郊郊祀全不相同，與《左傳》或先秦禮書中記載的“郊”也并非一事。元始儀前后的最高國家祭祀，古書皆稱為“郊”，其理論、結構與內涵卻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今人習稱的“郊”與“郊祀”，往往基于西漢中后期以來不斷強化的儒學語境。要理解秦與西漢中前期之“郊”，必須跳出這一語境。
秦與西漢的“郊”之名，借自先秦經典與戰國以來流傳的禮書，將本朝行事納入經典話語體系，是古人的習慣；再者，時人并不認為當時的最高祭祀有悖禮制，而認為其由來有自，自應稱之為“郊”。從這一角度考慮，似不宜強行將“郊”之名從秦與西漢剔除。至于以“巫術”等詞形容秦漢國家祭祀，一來不夠確切完整，未能揭示秦漢國家祭祀的核心特征；二則似預設了價值判斷，容易導致誤解。
自秦統一至西漢元始五年，應看作“郊”的概念不斷變化、“郊禮”的儀式與內涵不斷變更的過程。對于元始儀之前的郊禮，不必另擬新名。本書在引述古書時一從原文，稱之為“郊”，一般敘述中則徑稱“最高國家祭祀”、雍五畤祭祀、泰畤—后土祠祭祀。為示區別，本書將元始儀及其后的郊禮稱為“南郊郊祀制度”。
再談首都功能與皇帝祭祀方式的轉變。秦與西漢的大部分時間，最高國家祭祀從未設于首都。咸陽城中并無神祠，長安僅未央宮與近郊設有零星神祠。此時，首都只是最高行政中心，不承擔祭祀中心的職能。皇帝必須在特定時間離都親祭，方始禮成。這說明，在秦與西漢，祭祀對象尚未失落其地理意義：只有神祇或神顯之所在，方具備神圣性。皇帝祭祀的方式是“往求”、而非“來致”諸神。因此，長距離巡祭是皇帝完成祭祀的必要手段。至于南郊郊祀制度成立，皇帝長居的國家政治中心——首都，被賦予了唯一的神圣性。皇帝無需遠行郡縣、親致祭祀，只需在南郊與天對話，便可完成祭祀上下神祇的任務，即所謂“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
最后，是國家祭祀傳統的轉變。秦人用本國國家祭祀的基本形式，搭建出帝國國家祭祀的框架，又吸收了東方山川、八主等關東地區的祭祀。此外，始皇還東行封禪、入海求仙。這些都不是秦人舊有的觀念，而是引自關東傳統。它們作為秦代國家祭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被西漢繼承。武帝時代，甘泉泰畤太一祭祀、泰山明堂等重要祭祀對象的設立，都帶有鮮明的東方文化印記。如果說在秦代，戰國的東方傳統進入國家祭祀并造成了一定影響，那么在西漢武帝朝，藉由鄒魯儒生和燕齊方士，東方文化與東方傳統大規模復歸，直接參與了最高國家祭祀的重塑。
在東方傳統深刻影響西漢國家祭祀的過程中，黃帝傳說的盛行十分突出。武帝所立的很多祭祀，如靈星祠、明年祠、東泰山等，都與黃帝傳說有關。國之重祭泰畤太一祭祀、泰山封禪等，也與黃帝有根深關聯。以至于縱觀《封禪書》《郊祀志》，會感到方士只要托名黃帝，其方必能得用。方士們渲染的黃帝傳說，自然多有夸飾，但大致應本于戰國時代的舊說。武帝自視甚高，自比于圣君，內則九州共貫、六合同風，外則重九譯、通殊俗。他唯一的焦慮，是無法征服死亡。前代圣君中唯一達到這一成就的，就是傳說中化去不死的黃帝。這是武帝朝許多祭祀設立的背景，理解黃帝對武帝的意義，方能理解這些祭祀的存在。
不過，無論是甘泉泰畤、泰山奉高明堂，還是其他神祠，在元始儀確立之后，都被冠以“不合古制”之名，驅逐出了國家祭祀的范疇。戰國時代多元的文化傳統也就此退出國家祭祀，取而代之的，是相對單純的理論來源與闡釋方式。
上文粗略地勾勒了秦漢國家祭祀演進的過程，接下來，還有必要對推動這一進程的主要角色略作介紹。在秦漢國家祭祀中有三支重要的力量：祠官、儒生與方士。
顧頡剛曾指出，儒生與方士為西漢中前期的兩個重要的群體，這一看法至今仍極具概括性和解釋力。就秦漢國家祭祀而言，本書還想特別指出“祠官”作為一個群體的存在。在《封禪書》《郊祀志》中，常常與方士并列而稱的并非儒生，而是祠官。如《封禪書》有：“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又曰：“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等。這是因為，祠官與方士，是秦漢國家祭祀活動中影響最為持續的存在。方士提出新的祭祀對象，祠官則是具體儀式的設計者與周期性祭祀的實施者。方士常作為個人施加影響，持論與所獻之方彼此差異很大。祠官則難以區分個體差異，他們的編制穩定，職事的相似度較高。在國家祭祀中，祠官不以個人身份發揮力量，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正作為禮儀的代表，擁有制度運行的沉默的力量。在秦與西漢國家祭祀的運行中，祠官與方士更像是咬合的齒輪，推動著大空間范圍內祭祀活動的運轉。史籍不約而同地將祠官與方士并列，其原因在此。
儒生作為一個特殊的存在，自秦初就出現在國家祭祀活動中。始皇封禪泰山之禮，雖然最后“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但最初亦曾“征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西漢，儒生也在封禪、五岳四瀆之立等重大祭祀中參與意見。不過，西漢中前期，儒生在國家祭祀中的影響力并未勝于方士。直到西漢中后期的禮制復古運動，他們才真正對國家祭祀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這一變化，與西漢中期禮學的發展有直接關系。而去儒家禮學徹底掌控國家祭祀之后，方士在國家祭祀中的身份才最終改變。
如何理解方士的身份，涉及對秦與西漢國家祭祀基本構成的理解。以儒家禮制作為衡量的標尺，秦皇漢武所立多為淫祀，方士更是“挾左道，懷詐偽”，皆為窺朝亂政之屬。這類看法，秉儒家祭典為正統，與西漢中后期的復古風潮關系密切。最常見的對古代祭祀與方士的評價，基本上來自于這種認識。在不否認這套話語之合理性的前提下，本書還希望強調，秦與西漢國家祭祀中方士的存在自有其合法性與合理性。
所謂合法性，指方士在國家祭祀中具有合法的身份。他們以方士待詔、尚方待詔、本草待詔等名目存在于國家祭祀系統中。進言一旦見用，便可主管神祠，甚至拜郎封侯，致大貴幸。西漢的封禪大典，以及幾個以“郊”為名的重大祭祀之建立與儀式設計，都與方士有直接關系。武帝使祠官從學于方士，祠官所用典禮直接襲自方士。這些做法在后代很難想象，在西漢中前期則是順理成章、無人質疑之事。
所謂合理性，與秦漢國家祭祀的主要特征有關。秦漢的國家形態上承先秦，君主本人與國家之間的界限模糊。國家祭祀的功用也具有相似的特征：既為國家致禮百神，也為君主個人禳禍求福。秦皇漢武的海上尋仙，武帝所設緱氏延壽城仙人祠、壽宮神君等祭祀，都是希求長生不死。國家祭祀活動中既然存在致神尋仙、祈年延壽的訴求，方士的存在也就具有了合理性。在南郊郊祀制度成立后，儒學經典定義與規范了國家祭祀。南郊郊祀不關心君主個人的禍福，方士與祈福禳禍之祭禱，在這一系統中沒有容身之處。方士在國家祭祀中的邊緣化與污名化，與國家祭祀的儒學化相生相伴。重新定位方士，有助于擺脫儒家話語帶來的成見，更準確地理解秦與西漢國家祭祀的性質。
秦與西漢兩朝兩百余年之間，國家祭祀在至上神、祭祀傳統、空間分布、祭祀理論來源等方面，始終處于劇烈的變動之中。這一過程的終點，就是南郊郊祀制度的成立。脫胎于秦與西漢的南郊郊祀制度，又深刻塑造了東漢以來人們對國家祭祀的認識。司馬遷寫作《封禪書》，欲“論次自古以來用事于鬼神者，具見其表里”。至《漢書·郊祀志》的班固“贊”，則只關心漢家正統。至于“方士祠官之變”，他贊同谷永的觀點：不可或以神怪、不可罔以非類、不可求報于無福之祠。這一表達，含蓄地否定了西漢早中期國家祭祀的合法性，也塑造了后人對秦漢國家祭祀的認識。循著《封禪書》到《郊祀志》書寫方式的變化，正可理解秦漢國家祭祀的演進及其影響。
【修訂版后記】
本次修訂對初版的表達做了不少調整，個別觀點略有補充。近年來，秦漢祭祀遺址的考古工作頗有進展，修訂版補充了這些新的發現。限于時間與原書的結構，小書出版后的新研究未及一一吸收。
考古發現使我注意到史籍中秦漢郊禮祭祀方式的變化，補寫了一條札記，附于書后。2021年寫作的《在縣道與郡國：論秦及西漢宗廟制度的演進》一文討論秦漢郡國廟的興與廢，似與本書主題呼應，也反映了我最新的認識，同附于附錄。
感謝三聯書店，給我修訂小書的機會。感謝所有讀者。感謝每一位陪伴、幫助與匡正我的師友，在智識與情感上，你們使我成為我自己。
小書出版后的幾年間，我常感到自己處在持續的劇烈變化中。關心的問題、處理材料的方式，甚至對世界和歷史的認識都是如此。不斷摸索、調整，甚至打碎從頭開始。重讀舊稿，這種感受尤為強烈，仿佛旅人在途中又瞥見出發時的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