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能夠在70多歲提筆寫這部書，是緣于我的兩位學術友人。一位是我的學術同仁洪軍教授，另一位是我的學術諍友周貴華教授。

20世紀80至90年代，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教研室工作。教研室的老前輩石峻（1916—1999）教授以他高遠的學術見識，認為“中國哲學在韓國和日本的傳播及發展是將來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于是，石公（我們對石峻先生的尊稱）對我說：“你是教研室最年輕的，去學習學習日文，把研究重點放到日本哲學方面。”按照石公的教導，我一方面努力學習日文，另一方面把朱謙之先生撰寫的《日本哲學史》《日本朱子學》《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等有關書籍復?。ó敃r買不到這些書），認真學習。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決定給碩士班開設“東方哲學”課程。當時，石公給學生講授“印度哲學”，我給學生講授“日本哲學”。經過幾年的艱辛磨礪：學習授課、請教，在中哲室方立天教授、張立文教授等前輩老師的教導、幫助下，1992年我的第三部學術著作——《圣人與武士：中日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比較》出版問世。在這部書中我以“忠”“理”“氣”“知行”“道”“性”“人”七個中日哲學范疇為“綱”，對中日哲學進行了全方位的比較研究，并對中日文化模式進行了比較分析。今天看起來，這部書雖有隔靴搔癢之弊，但它確實是我國學術界關于中國哲學在日本的傳播、發展及比較研究的較早的一部學術著作。

1993年6月至1994年6月，我在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部做了一年的客座研究員。這一年的學習與研究，我不僅對日本政治思想史有了進一步了解，而且認識到了要深入了解日本哲學，就必須對韓國哲學有所了解。于是，1994年回國后，我又在韓國大使館的韓國文化院舉辦的韓國語學習班學習韓文。在學習韓文的同時也努力學習、研究韓國哲學，并于2009年出版了關于韓國儒學的《韓國儒學史》。

1995年9月，我從中國人民大學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東方哲學研究室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主要側重于韓國哲學研究。

因韓國哲學之緣，我認識了洪軍教授。從人品來說，我認識的洪軍教授是一位謙謙君子，在榮譽、評職稱方面他總是讓人于先；從學品來看，我了解的洪軍博士是一位優秀的學者，不僅精通韓文和日文，而且學風嚴謹，成果豐碩。為此，我很喜歡與他談論學問。

大約是在2015年，有次我在與洪軍教授談論韓國哲學時，他突然對我說：“李老師，您那本《圣人與武士：中日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比較》，我以前讀過，現在很難買到了。能否和出版社說說再版一次。”聽了他的話，我感到挺意外。自1992年那本書出版之后，我又出版了十多部著作，那本書印象不很深刻了。但也許是機緣，繼洪軍教授提出再版《圣人與武士：中日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比較》后，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主任郭連友教授打電話給我，讓我去給他們中心的博士班、碩士班學生講授日本哲學，并提出以《圣人與武士：中日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比較》作為基本教材。繼而，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王青教授又提出將《圣人與武士：中日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比較》作為她博士生的學習教材，只是苦于買不到書。

聽了他們的言談后，我從書柜中取出那本《圣人與武士：中日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比較》又認真地看了幾遍，心想：如果只想簡單地再版，不合適。在21世紀的今天，許多在日本攻讀日本歷史、日本文化、日本思想史的博士相繼回國并帶回了新的資料和新的學術觀點，我應該認真學習和研究，進而將這些資料和觀點充實到今后的著作中。而且，在21世紀的當下中國學術界對韓國哲學，尤其是韓國儒學的研究正當方興未艾之際。所以，我應該寫一部關于中國、韓國、日本三國儒學研究的專著。大方向已定，但以什么為突破口呢？即這部書的“綱目”是什么？這又成為我冥思苦想的一個問題。替我為這個問題找到答案的人，就是周貴華教授。

周貴華教授大學學的是理工科，在邏輯思維方面比我們這些學文科的人更加嚴謹、細密。而且，周教授的批判思維較強，我們在一起談論學術問題時，爭論總是多于首肯。但每一次爭論后，我總感到頗有啟示和收獲。記得有一次周貴華教授很誠懇地對我說：“李老師，你研究中韓日儒學三十年了。最后應該寫一部書提綱挈領地將中國、韓國、日本儒學的基本特點，從理論高度總結出來。”他的這番話，對我來說如醍醐灌頂。于是，我將中國、韓國、日本儒學的基本特征作為本書的主題。

圍繞這一主題，我認真思考中韓日三國儒學的基本特點。其中，對我來說最困惑的就是關于中國儒學的基本特點。一是因為我主要側重于韓國和日本儒學的研究，對中國儒學研究關注較少，二是因為關于中國儒學研究的觀點多、著作豐，很難從中把握其要領。一天，山東大學副教授李海濤博士（他是一位優秀的青年學者）寄給我一本書。打開一看，是陳來教授的大作《新原仁——仁學本體論》。在這部書中，陳來教授從仁學視角出發，重新梳理了中國哲學史，溯源求本，究根明體，構建了一套中國仁學哲學體系。誠如陳來教授自己所言：“本書可謂‘新原仁’之書……在推究其根本，闡明其本體義。”我以為這部《新原仁——仁學本體論》可謂對中國儒學根本特點進行闡述的經典之作。為此，我將“以仁為體”作為中國儒學的本質特征。

關于日本儒學的基本特征，我認為是“實踐性”“經驗性”“實證”“實行”等，但又總覺得這些提法不夠本質，欠深度。又一次要感謝李海濤博士，也可能是冥冥中我們的師生因緣，他寄給我一篇論文。這篇論文的作者是東北師范大學副校長、日本東京大學博士韓東育教授。這篇論文的題目是《“化道為術”與日本哲學傳統》。其中的“化道為術”四個字似一道閃電在我眼前一亮，靈感立即產生。不過，在對日本儒學詳細解讀后，感到“化道為術”四個字還不能涵蓋整個日本儒學的根本特征。不久，我又讀到了吳震教授的力作《東亞儒學問題新探》（2018年出版）。其中，關于對日本古學派荻生徂徠思想的評價——“道的‘去形上化’”一語，使我再次確認日本儒學“尚形而下”的特性。進而，在反復思考、斟酌后，決定用“化體為用”作為日本儒學的基本特征。

由于我寫過《韓國儒學史》這部書，該書緒論中，我將韓國儒學的特性歸納為“重情”“重氣”“重實”三大特點。2009年《韓國儒學史》出版后，就這三個特點，有同意者，亦有持有疑問者，但大部分學者對此表現出了很大興趣。在考慮中韓學者的意見后，本書在此基礎上稍有調整。“四端七情”之辯貫穿整個韓國儒學史，而且這場論辯范圍之廣、內容之細、時間之久，在中日儒學史上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再有，韓國儒學史上出現的“實學”對韓國歷史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進作用。這在中日儒學史上也未出現過。故我將韓國儒學的本質特點歸結為“重情重實”。

我寫這部書的緣由除了從哲學理論上探求中國、韓國、日本儒學的基本特征之外，還由于作為一名21世紀新時代的儒學研究者應該努力思索中韓日儒學基本特征的時代價值。這也是中國儒學的傳統。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圣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心立命之用乎？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學焉。

這是馮友蘭先生《新原人》自序中的一段話。這段話表明了馮先生在中國抗日戰爭之時、民族存亡之際，之所以寫作《新原人》的心聲。

張立文教授之所以撰寫《和合學：21世紀文化戰略的構想》，是出于他認為21世紀人類社會面臨五大危機，而為了化解這五大危機，故創建了他的“和合學”。

牟鐘鑒教授作《新仁學構想——愛的追尋》，是由于他認為“新仁學”與當代社會的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公民道德、國民教育、生態文明具有密切關聯。

陳來教授創作《新原仁——仁學本體論》，其創作緣由，他在該書“緒言”中作了明晰的闡述。他在轉引馮友蘭先生《新原人》自序中的一段引文后說：“馮先生的這幾句話，寫于抗戰之中，今天的中國已經與七十年前大不同，已經挺胸走在民族復興的大路上，但馮先生的話，只要把‘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略改動為‘值元亨之會，當復興之時’，可以完全表達我們身處‘由元向亨’時代的心情。”

我之所以要考察中國、韓國、日本三國儒學各自的特征，一方面是為了探求儒學哲學形態的多樣性以及這種多樣性形成的歷史、社會、文化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尋求作為貫穿中國、韓國、日本三國的儒學對于東亞社會的影響和作用。“以仁為體”的中國儒學、“重情重實”的韓國儒學、“化體為用”的日本儒學以三種相殊的哲學形態凸顯了三國儒學各自的基本特征，而具有這三種特征的儒學對中韓日各自社會的發展亦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仁學”可以視為中國儒學的基因。在這一基因的影響下，中華民族以仁義、禮信、博愛、智慧著稱于世。在歷史上，曾書寫過燦爛輝煌；在今天，仍然是民族復興的一種寶貴資源。韓國由于歷史上的“士禍”之亂，探求人性之根源——“性情”成為韓國儒學的義務。這種義務漸演為韓民族的一種“義理”精神，即在國家和民族面臨危難之際表現出的視死如歸的忠烈精神，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際表現出的為挺立民族脊梁的主體精神，在個人道德修養方面表現出的對真善美追求的仁義精神。16世紀末至19世紀中興起的韓國“實學”提倡經世致用、利用厚生、實事求是、開放對外貿易、促進工商業發展，使韓國社會由前近代邁向近代。日本民族的思維模式重形而下，化“道”為“術”、視“體”為“用”，由此重實踐、重實效、重事功成為日本的優勢。在這一優勢的主導下，日本成為亞洲最早的工業先進發達國家。

雖然中國、韓國、日本三國儒學表現出的哲學形態各異，但其基礎相同。在東亞儒學史上，中國儒學傳入韓國，經韓國又傳入日本；當中國儒學演變為韓國儒學和日本儒學后又反向流向中國，對中國儒學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可見，中韓日文化被儒學連接在一起，形成了中韓日儒學共同體。在未來，愿中韓日三國儒學共同體能夠排除干擾、沖破障礙、求同存異，一起向未來。此乃吾心之所系。

以上是我決定寫這部書的緣由以及我關于中國、韓國、日本儒學基礎特征的精要說明，這一精要說明構成了我的中韓日三國儒學觀的基本內容。

推薦語
中韓日儒學之源流及交涉。第一，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脈。中國儒學經多種渠道傳入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形成了韓國儒學和日本儒學。第二，由中國傳入的儒家文化與韓國和日本的本土文化、社風民俗相融合之后，便產生了與中國儒學不同的、獨具特色的儒學，這就是韓國儒學和日本儒學。第三，中國儒學是源，韓國儒學和日本儒學是流。第四，中國儒學、韓國儒學、日本儒學以其各自耀眼的特色，彰顯了東亞三國儒學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同時，它們又以其突出的共性而有別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和南亞的佛教文化，凸顯了東亞三國儒學的社會性和世俗性。作者積多年學術之功提出本書的核心觀點，中國儒學的基本特征是“以仁為體”；韓國儒學的基本特征是“重情重實”；日本儒學的基本特征是“化體為用”，由此成就中韓日儒學研究的力作。
 

《中韓日儒學實論》

李甦平 著

2023年3月

定價：120元

ISBN：9787522713878

本書的主旨內容是對中韓日儒學哲學本質的研究，由緒論、三章、附錄構成。緒論部分闡述了作者之所以撰寫這部書的因緣。正文三章對中韓日儒學哲學本質的特點以及這種特點對各自社會發展的影響和作用進行分析。其中第一章“以仁為體”的中國儒學揭示了“仁學”作為中國儒學“基因”的本根性和本體性及其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價值。第二章“重情重實”的韓國儒學指出了情（四端七情）和實（實學）凸顯了韓國儒學的哲學本質并對韓國社會的近代化起了導向作用。第三章“化體為用”的日本儒學剖析了尚形而下性為日本儒學的基本哲學形態及日本民族重實踐、重實效、重事功的品格。附錄部分詳敘了作者的學術生涯。

作者簡介
李甦平，1946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學術專業為中韓日哲學及中韓日儒學比較研究。代表性學術著作有《圣人與武士——中日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比較》《韓國儒學史》《三國儒學本論》《朱舜水》《石田梅巖》等22部。

李甦平著作推薦

《三國儒學本論》

李甦平 著

定價：105.00元

ISBN:78-7-5161-7573-6

內容簡介：《三國儒學本論》的主旨內容是對東亞儒學——中國儒學、韓國儒學、日本儒學的本質研究。本書由四部分內容構成。第一部分內容為“中國儒學”，主要分析了中國儒學思維的基本模式及價值。第二部分內容為“韓國儒學與中韓比較儒學”，重點探討了韓國儒學的基本特點及韓國儒學對中國儒學的發展。第三部分內容為“日本儒學與中日比較儒學”，著重辨析了中國儒學與日本儒學的同中之異和異中之同。第四部分內容為“中韓日比較儒學”，通過對中國儒學、韓國儒學、日本儒學的比較研究，凸顯了東亞儒學的本質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