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復興已為大潮。這一波儒學的復興在兩個外來文明進入、并峙的情狀下有著中華傳統復興之意義。儒學的形態將會是中華文明精神本性之表現。曾亦此書可追溯到他的博士論文，反映了這波儒學復興過程中的一段歷史。當時曾亦撰寫博士論文時，頗與時代思潮相關，反映了大陸學界受到以牟宗三等學者為代表的當代新儒學影響以及走出這種影響的思想過程。學者們先是關注于宋明理學，隨后轉向經學，接著又遇到了中國是否有哲學之質疑。對于當代這段思想經歷，我的解讀如下：

   近年來略嫌夸張的“政治儒學”與“心性儒學”之爭，其實是從理學視域朝著經學視域的轉向。生存困境引發心靈回歸傳統的趨向，恰好遭遇到當代新儒學，吸引了學界熱烈的關注和研究。然而，困惑未能圓滿解決，儒學研究本身也自然而然地引發追根溯源的沖動。思想碰撞顯示思考逐層深入和問題日漸清晰。我認為，宋明理學研究熱注定是個過渡階段，而傳統思想的關注焦點將最終轉向經學。經學研究才是探究中華文明真諦的途徑，而曾亦是儒學復興潮中最早注重經學的學者之一。

   如果說，作為古典學的“國學”，意指研究古籍的學科，那么，“儒學”意指的是體現當下中華民族精神的活學問。“國學”研究不排除做成表現現實的民族生命價值之可能，而“儒學”單從名稱上看就直接顯現了生命活力。數年前，復旦大學在申辦上海儒學院時，主管領導主張名稱采取“國學”一詞，我則堅持用“儒學”二字定名，正是出于這樣的理解。就是說，經學可以按單純研究古籍的路子來做，也可以按表達當代思想、精神的路子來做，即做成“儒學”。

   長久以來，西方的人文主義強勢影響了我國當代思想，同樣影響著儒學研究。譬如，學界稱孔子富于人文精神，當作很高的贊辭，卻看不到這贊揚中包含著曲解和貶低。毫無疑問，人文主義曾發揮過積極的影響，不過，其被人們忽視的消極影響現在越來越明顯。其最嚴重的后果，則是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中國國民以為自己沒有信仰，正是人文主義讓中國人淡化了對上天的敬畏。那些大談“終極關懷”的學者，僅僅止于個人的道德圓滿，而忽略了其前提——天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如此，所謂“終極關懷”，將不終極矣。受這種思潮的影響，中國人不知道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也就是說，忘記了大部分祖宗；余下還沒忘記的，也未見得被尊崇。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有待接續與康復，而經學研究正是基礎性的工作。

   五經或六經，記述的正是先王之教。雖然典籍殘缺不全，而經歷代儒者整理闡發，王道大體具在，頗便于后人學習。我們現在從事經典的學習研究，要特別下功夫的就是破除自身的眼光局限。上述人文主義的不良影響，正是要破除的一個重要屏障。如果經學研究忽視了先王之道的宗教維度，所描繪的古代中國社會將是一個不完整的圖景。

   目前通用的“宗教”一詞，是個西方思想體系中的用語。按照這種解釋而來的概念，古代中國的道教、佛教是宗教，而匯合政治、軍事、宗教為一體的國家制度反而被排除在宗教維度之外，不被看作是宗教。于是得出一個失實的圖景：中國社會自有道教、佛教之后，才有所謂宗教，而之前是一個無國家宗教的社會。雖然“宗教”是個外來概念，既然今天用來作為研究用的工具概念，若擴大對象域則包含了整個中國社會，我們只須加以調整和發展，提升到更高階，就能透徹、全面、準確地講述古代中國社會之真相。換言之，古代中國一直是一個宗教社會和宗教國家。道教則是起自民間，出于對抗國教而創建的新宗教，對此，我產不妨類比基督教對抗猶太教的歷史過程。我認為，當代經學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在西方宗教概念進入范式體系的前提下，闡明先王之道的宗教維度，并全面描繪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宗教細節。

   其次，我們要破除的要點，就是哲學之片面性。

   哲學無疑是一門重要學科，已有重大成就，還將在中華文明的未來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然而，前些年關于“中國是否有哲學”的熱議，則透露出以外來的哲學視角解讀中國思想時的方枘圓鑿感。哲學家們通常帶著貶斥的口吻，認為中國人的上天信仰缺乏超越性。這樣一種評價，從哲學的角度來看是準確的，但我要加上一句話：用哲學評價則是片面的、不恰當的。這就是哲學本身的局限性。

   哲學是西方思想體系中的學科。其所建立的種種思想體系，皆有物質與形式之分裂和對立的基本性質，這最早是由亞里士多德奠定的。因而，神與自然界是分裂而對立的一對概念，構成了哲學默認的前提。中國思想則排除這種分裂，古人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中“形”兼有形、質之義。可見，這一命題不僅不割裂形式與質料，而且還確立了評價原則。就是說，西方思想將形式與質料二者分裂、對立起來，屬于“低級的”思路。（我們現在雖不必采納這種評價原則，但亦應承認西方那種“低級的”、“錯誤的”的思路畢竟產生了燦爛的文明果實。）

   西方人先是分裂神與自然界，然后才產生從自然界向神超越的問題。而在中國思想那里，上天從未曾分裂成神與自然界。上天的運行，無論晝夜或四時，既是“自然的”，又是“神性的”。我們現在所以困惑于天如何既有自然性，又兼具神性，那是因為我們的思想受到西方思想影響，是用西化了的概念體系來我們祖宗講的天；我們所以抱怨天的神性不足、不夠超越，是因為站在西方思想的角度，以為分裂和對立才是進步，才夠高明。

   因此，我主張經學研究既要入哲學，又要出哲學，并且還要看透基于哲學思維而不知不覺沾染的西方價值觀念。總而言之，現在應該克服哲學帶來的誤導，全面闡明中國人的信仰和中國社會的宗教之真相。

   以上略述的兩點，正是當前已然凸顯出來的重要障礙。目前，歷史任務已然向我們顯現出來，即儒學面臨著確立新范式的要求。這是一項龐大、繁難的工作在，而現在我們只是為未來的集大成者做清掃地基的工作而已。譬如，曾亦在此書中梳理了朱子、南軒及其他大儒關于心、性、情的討論，可謂條分縷析，極盡精妙，頗不遜于前人及時賢。現在我們則需更向前一步，即以現代儒學評定他們之是非。換句話說，我們應該通過研究先儒思想的過程中建立現代儒學。傳統心性研究中諸多復雜繁難而糾纏困擾的問題，須以現代儒學之快刀斬斷之。理學之大病在于，在“氣質之性”之外，別立所謂“天命之性”，于是性成二本矣。而在孔孟那里，天命于人者只是氣稟（氣之五行各有對應的德性），并無已成的仁義禮智，而仁義禮智須待存養擴充而后修得之。宋儒堅執性有二本，即氣質之性與天命之性（指生而稟賦有現成的仁義禮智），又派定此說源自孟子，于是衍出許多話頭、故事。表面上來看，思想史因此而精彩紛陳，若換個立場來看，則是亂成一團。所謂“人之初，性本善”，孟子只是說人生而有善端，尚待存心而加以養護擴充；孟子亦從未說人的本性中沒有惡之傾向，倒是確認人墮落為禽獸的距離“幾希”。
 

   諸如此類問題，皆應通過重新確立儒學研究的新范式，即基于對五經的精研來解決。曾亦是書在2007年出版時曾由我作序，至2019年以《湖湘學派研究》之名重加修訂再版，又邀我為新版作序。據我觀察，曾教授這十幾年一直走在儒學復興大潮的前列，無論轉向經學研究，還是在其研究中把住中國的天道以及古代國家宗教之究竟義，均居領先位置，氣象卓然。我期待曾亦能為儒學建立起現代新范式，故特記近年所思，以寄盼焉。

2020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