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契學術小傳
發表時間：2023-12-18 10:59:06 作者：陳衛平 來源：《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小傳》（第二輯）2023年9月第1版
馮 契 學 術 小 傳
馮契，原名馮寶麟，浙江諸暨人。中國共產黨黨員。當代中國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曾任華東師范大學政治教育系主任、哲學系名譽主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哲學學會會長、上海中西哲學與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現為上海中西哲學與文化比較研究會）主席；上海市政協委員；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他的學術道路是：憑借中國傳統哲學智慧而進行現代哲學創造，使當代中國哲學發揚民族特色而在世界哲學舞臺上熠熠生輝。
中國近代經歷了空前的民族災難和巨大的社會變革，“中國向何處去”成了時代中心問題。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主要是如何革命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主要是如何建設的問題。馮契求道哲學的歷程始終與這樣的時代精神緊密相連。
1915年11月4日，馮契出生于浙江省諸暨縣金王鄉（今諸暨市東和鄉）施高塢村的農民家庭。后來，已入學清華大學的馮契在《清華副刊》上發表散文《我的故鄉》說，自己的故鄉是出西施的地方。古越大地更哺育了不少著名哲學家：從王充到陳亮、葉適，從王陽明到黃宗羲，從章太炎到王國維。馮契也從這里的農家子弟成長為哲學家。他后來改名為“契”（契，通“鍥”，取“鍥而不舍，金石可鏤”意），以名寓志，其人生就是終身鍥而不舍地求道哲學。1928年，馮契考入浙江省立杭州初級中學（今杭州第四中學），成績優異，為校長賞識，一直資助其直至高中畢業。1931年，馮契考入浙江省立杭州高級中學（今浙江省杭州高級中學），數學成績尤為優異，老師準其免修。1935年參加高考，先后被南開大學數學系和清華大學哲學系錄取，最后決定進清華大學哲學系。他后來回憶說：“當時的考慮是：要救國，就要有理論，最根本的理論是哲學，我對數學、科學、文學、哲學都愛好，學哲學大概是最能滿足我廣泛的興趣。”[1]進入清華，馮契很快被老師們“另眼有加”。美籍華人、著名史學家何炳棣在回憶文章中，曾為當年修讀馮友蘭的課程成績獲得第二名而自豪，但又補充說，第一名是馮契。[2]著名史學家趙儷生曾是馮契的同窗，在他的印象中，馮契“在大學一二年級時就不聲不吭地啃大本大本的西文版康德和斯賓諾莎的著作。很快，他就被老師們器重。馮友蘭先生講中國哲學史課，每講到自認為淋漓盡興的時候，總是向班上說：‘密密密斯忒兒馮馮馮寶麟，你你有什么意見？’引得我們一教室的人既新奇又嫉妒，整個講堂七八十個人，你的眼睛里就只瞧得上一個馮寶麟，那么我們大家伙只有‘叨陪末座’了。從中也可以看出，馮兄的脫穎欲出，已經被老有城府的馮老先生覺察到了”。[3]對于馮契的求道哲學而言，清華是“聞道”之地。
然而，“問道”并非兩耳不聞窗外事。1935年入學后不久，馮契就積極參加呼吁全民族抗日救亡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兩次大游行。隨后加入“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沿平漢鐵路線南下宣傳抗日。1936年，在反抗軍警搜查清華園的“二二九”事件中，與一些同學遭到毒打和傳訊，“被打得最厲害的是在搶救蔣南翔斗爭中最勇敢的民先隊員馮寶麟”。[4]蔣南翔為當時清華地下黨領導人，“民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簡稱。
在清華讀書期間，馮契以“提曼”“艾提曼”“洛丹”等筆名發表小說、詩歌、散文多篇。1936年5月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北方部，成為“左聯”清華園小組成員，該小組的清華學生還有王瑤、韋君宜、趙儷生等。馮契用文學宣傳改變黑暗現實和抗日救亡的思想，如1936年發表的散文《我愛北平》這樣寫道：“現在我更愛北平了。因為他是受辱的武士，落難的英雄。敵人的飛機和暮鴉，在他的頭頂翱翔，他報之以粗豪而凄愴的呼聲——學生和勞動大眾的呼聲。”[5]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隨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馮契結束了清華的求學生涯，走向抗戰前線，“受辱的武士”奮起洗刷民族的恥辱。
1937年12月，馮契在山西臨汾等地參加“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工作。在山西抗戰前線，他讀到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半個多世紀后，他仍記憶猶新：“這本書當時給前線戰士帶來的興奮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沒有親身經歷、體驗過的人是難以想象出來的。”“這本書以其理論力量一下子征服了我們。”“使我們豁然開朗，解除了困惑。”“記得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完全被吸引住，一口氣讀完了，后來又反復地讀。《論持久戰》特別使我感受到理論的威力，它以理論的徹底性和嚴密性來說服人，完整地體現了辯證思維的邏輯進程。”“他的著作中所包含的哲學即對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和辯證邏輯的闡發使我覺得很親切，也使我感到真正要搞哲學，就應該沿著辯證唯物論的路子前進。”[6]如果說王陽明有“龍場悟道”，那么，馮契則是“戰場悟道”。
1938年春，馮契來到延安，7月進入魯迅藝術學院學習，成為文學系首批學員。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他這樣回憶當時聆聽毛澤東講課的情形：“1938年我在延安聽過他的哲學課。上千的青年學員在抗大的操場上聽他講辯證唯物論。大家席地而坐，全神貫注，秩序井然。毛澤東同志講課，不但邏輯力量足以掌握全體學員，而且時時穿插一些風趣的話，引起全場大笑。所以聽他的課，既是受教育，也是一種享受。他那批評‘老子天下第一’的口吻，我至今記憶猶新。我也清楚地記得，他舉‘叫花子耍蛇’為例，說哪怕是像蛇那樣可怕的對象，只要摸著了它的‘脾氣’（這是他使用的詞），就能控制它，利用它，而不會害怕它了；也就是說，自由是對必然性的認識和客觀世界的改造。像這樣娓娓動聽地對青年講哲學，確能使人永遠銘記在心，使理論在人心中長久地起作用。”[7]
1938年12月，馮契與“魯藝”的同學到八路軍第一二〇師實習，跟隨部隊轉戰華北。帶隊教員是何其芳、沙汀。馮契在師部從事宣傳工作，寫出詩集《北征》。艾思奇將其推薦給上海的讀書生活出版社，因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租界淪陷，未能出版。不過，當時延安《文藝戰線》（周揚主編）上曾發表過馮契的詩作《老太婆許寶英》，歌頌一位來自河南的老太婆，拋棄了原來“金耳環，銀手鐲”“多壽多福”的生活，在延安投身于抗戰事業，反映了中國婦女的覺醒：過去中國女人，“猶如羊欄里的羊群”，而“現在中國的女人站起來了！站起來了，驟然地長高，小羊變成母牛般強壯”。[8]一起轉戰華北的部隊戰友，馮契在50多年后仍未能忘懷：“在1939年初，我隨第一二〇師的一個團從晉察冀到冀中，同行的是一個名叫雷錫學的青年同志，他喜歡文學，但當時是部隊的政治工作干部。兩人在行軍時同行，晚上睡在一張床上。”一起談論過瞿秋白《多余的話》，“在過平漢路的時候，我和他分手了。而沒有想到，他不久就在一次戰斗中英勇犧牲了。我為此曾寫過一篇文章紀念他，發表在部隊的報紙上，記得在這篇文章中，我還特別寫了兩人關于《多余的話》的議論”，認為“瞿秋白是個非常真實的人”。[9]這隱含著他以后的“智慧說”需要回答的問題：何謂理想人格及如何培養理想人格。1939年6月，馮契返歸延安“魯藝”。
1939年9月，馮契告別延安，11月到達昆明西南聯大復學。1941年7月本科畢業，入清華文科研究所，受業于金岳霖、馮友蘭、湯用彤等。他后來有多篇文章回憶受教于三位老師的情景：“金先生重視對理論作邏輯分析，通過示范給我嚴格的思維訓練，要求我提出的每個論點都經過嚴密論證。”“湯先生注意依據翔實的資料來獲得貫通的理論，善于啟發，鼓勵我自由思考，去探求玄遠的哲理境界。”[10]馮先生“‘新理學’的真正貢獻在于它將邏輯分析方法運用于中國哲學，使得蘊藏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理性精神得到了發揚”。[11]跟從金岳霖做研究生，馮契讀了他的《知識論》手稿和《論道》，“真正感受到自己有一個哲學問題非要解決不可”，這就是知識與智慧的關系問題。對此進行探討的初步成果，是他1944年寫成的研究生畢業論文《智慧》（發表于1947年的《哲學評論》）。由此，馮契“給自己規定了一個哲學任務，就是要根據實踐唯物主義辯證法來闡明由無知到知，由知識到智慧的辯證運動”。[12]如其所概括的，《智慧》是實現這個任務的“起點”，而晚年的“智慧說三篇”“仿佛又在向這個出發點復歸”。[13]這就是從“明道”走向“達道”。如此50來年的鍥而不舍是時代問題通過其個人感受而具體化的反映。馮契認為，“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課題，要求回答中國文化、民族精神向何處去，這就必須在哲學領域解決20世紀以來，在西方和中國存在并發展著的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實證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對立。這樣才能“使中國哲學既發揚中國的民族特色，又能夠會通中西，使它成為世界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14]讓中國在哲學上、精神上站立起來。“智慧說”以解決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實證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對立為主旨，向世界交出了中國哲學家的答卷。
在西南聯大，馮契參加了學校地下黨領導的學生組織“群社”，積極投身抗日救亡和爭民主、反獨裁的斗爭，做了大量的宣傳、聯絡工作，介紹進步同學到中學任教，在中學組織讀書會并代購進步書籍，到少數民族地區宣傳抗日民主、籌建武裝革命根據地等。馮契說：這是“義不容辭”的，雖然自己讀書的時間少了，“我不以為這是犧牲，參加一些革命工作，多和革命同志交往，使我能接觸實際，比較能把握時代的脈搏，這對于從事哲學探索的人是必要的”。[15]
結束研究生學業后，1944年8月至1946年6月，馮契受聘國立云南大學文史系講師，由此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教師生涯。1946年8月到上海，先后任教于同濟大學、上海紡織工學院、大夏大學等。從1946年起至上海解放，馮契常為《時與文》《展望》等雜志撰文，用思想的力量鼓舞人們尤其是知識分子，為迎接新中國而奮進。如《知識分子的彷徨》指出：徘徊在岔路口的知識分子，其實只有進或退兩個相反的方向，“退，則撿起中西的腐朽傳統，扮起虛偽的面孔。進，則繼承革命的遺產，惟真理是從”。[16]馮契還積極投入中共外圍組織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簡稱“大教聯”）的活動，團結高校教師迎接上海解放。1951年，受聘為華東師范大學教授，直至去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馮契求道之心日堅，盡管遭受到一些曲折磨難，但他仍堅定信念。1956年，他因一篇文章受到批判和處分。但他還是在1957年出版了著作《怎樣認識世界》（中國青年出版社），這是實現原定“哲學任務”從“起點”到“復歸”的中間站。趁到北京開會之便，馮契請金岳霖當面談他對這本著作的意見，兩人“就如何研究和發展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問題，作了長時間的討論，直至深夜”。[17]這本著作受到毛澤東關注，他要求秘書“找四、五、六、七本送給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閱讀”。[18]“文革” 十年浩劫，馮契幾次被“抄家”，數百萬字的手稿從此下落不明。他說：對此起初“確實感到十分沮喪，心情黯然”，后來意識到，“只要保持心靈的自由思考，還是有條件使自己的探索繼續下去。這樣，我終于比較平靜下來了，而且經過心靈的自由思考，經過系統的反思，我覺得自己對祖國的前途、社會主義的前景，都還是有信心的。對實踐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哲學理論，我經過思考，仍然作了肯定的選擇”。[19]這樣的堅定信念和無悔選擇，激勵馮契在浩劫之后，盡管已過花甲之年，依然煥發出創造的活力，在最后近20年里，貢獻出了原創性的哲學成果：以“智慧說三篇”（《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邏輯思維的辯證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為核心的哲學體系和以“哲學史兩種”（《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為代表的中國哲學研究論著。馮友蘭1985年寫信祝賀馮契出版《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賀信說：“以一己之力完成如此鴻篇巨制，在近年實屬罕見。”馮契在“文革”后看望金岳霖，向他表示還要圍繞知識和智慧的關系繼續深入研究，寫出幾種著作，金岳霖“連聲說：‘好！好！你寫出來！現在像你這樣多年來一直專心搞哲學問題研究的人不多’”。[20]這樣的“罕見”和“不多”，說出了馮契求道50多年的不易和精彩。
[1] 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馮契文集》（增訂版）第一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頁。
[2] 參見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6 頁。
[3] 趙儷生：《記王瑤和馮契》，《趙儷生高昭一夫婦回憶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186頁。
[4] 清華大學中共黨史教研組：《一二·九運動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頁。
[5] 馮契：《智慧的探索·補編續》，《馮契文集》（增訂版）第十一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頁。
[6] 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馮契文集》（增訂版）第一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1 頁。
[7] 馮契：《智慧的探索·補編續》，《馮契文集》（增訂版）第十一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05—506頁。
[8] 馮契：《智慧的探索·補編續》，《馮契文集》（增訂版）第十一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頁。
[9] 馮契：《哲學講演錄·哲學通信》，《馮契文集》（增訂版）第十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 324—325頁。
[10] 馮契：《智慧的探索》，《馮契文集》（增訂版）第八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86頁。
[11] 馮契：《智慧的探索》，《馮契文集》（增訂版）第八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74頁。
[12] 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馮契文集》（增訂版）第一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7—16頁。
[13] 馮契：《智慧的探索》，《馮契文集》（增訂版）第八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600頁。
[14] 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馮契文集》（增訂版）第一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頁。
[15] 馮契：《智慧的探索》，《馮契文集》（增訂版）第八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601頁。
[16] 馮契：《智慧的探索·補編》，《馮契文集》（增訂版）第九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頁。
[17] 馮契：《智慧的探索》，《馮契文集》（增訂版）第八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52頁。
[18]毛澤東：《致林克》，《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3頁。
[19] 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馮契文集》（增訂版）第一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0頁。
[20] 馮契：《智慧的探索》，《馮契文集》（增訂版）第八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14頁。
馮契的主要學術成就，如上所說是以“智慧說三篇”和“哲學史兩種”為代表的。按照他所說的“哲學是哲學史的總結，哲學史是哲學的展開”，[1]這兩大成果是有著內在聯系、相互貫通的整體。馮契說，自己“始終相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正確性，不過認為應該創造性地對待它”，就是說，“只有像小雞一樣破殼而出，才真正吸取了雞蛋的營養”。[2]對于中西哲學，他也是入乎其內出乎其外。在論文《智慧》的準備時期，他給“自己開了兩個書單子：西方從古希臘到維也納學派，中國從先秦到‘五四’，按歷史順序選讀各家主要著作，有的精讀，有的略讀”。[3]但并不由此“以為西方哲學史從蘇格拉底到馬克思，中國哲學史從孔子、老子到毛澤東，有那么多的天才，創造了那么多博大精深的哲學體系，后人還能有什么創造呢？”[4]馮契的學術成果體現了會通中、西、馬的原創精神。
《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和《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系統研究了先秦到1949年的中國哲學史，共100多萬字。以個人完成中國哲學通史，迄今尚未有第二人。馮契力求“達到用哲學家的眼光研究哲學史，借鑒哲學史來進行哲學創作的較高境界”，[5]其哲學史研究和哲學創作正體現了這樣的境界。不過，他以為“智慧學說，即關于性和天道的認識，是最富于民族傳統特色的，是民族哲學傳統中最根深蒂固的東西”。[6]因此，馮契在20世紀80年代首先出版了哲學史兩種：《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上、中、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83—1985年出版，《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
《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的《緒論》擯棄長期禁錮人們頭腦的日丹諾夫的哲學史定義，提出哲學史的新定義：“根源于人類社會實踐、主要圍繞著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而展開的認識的辯證運動。”還論述了中西哲學的特點：在邏輯學和自然觀上，中國較早發展了“一陰一陽之謂道”的辯證邏輯和以氣一元論為基礎的辯證法自然觀，而西方則較早發展了形式邏輯和原子論；在考察人的自由的問題上，中國傳統倫理學注重自覺原則，而在美學上較早提出了言志說和意境理論，西方人則高揚自愿原則和較早提出模仿說及典型性格理論。
先秦哲學圍繞“天人”“名實”之辯展開，構成了中國哲學發展的第一個大“圓圈”：孔子尊重人的理性，但導致先驗論，墨子注重經驗而與孔子對立，老子以“反者道之動”的辯證法超越孔、墨，但走向唯心論。爾后，《管子》用直觀唯物論克服《老子》的唯心論，是唯物論的唯理論，孟子發展孔子的思想，是唯心論的唯理論，他們和早期法家是獨斷論，《莊子》用相對主義予以反對，惠施和公孫龍則是相對主義和絕對主義的對立，后期墨家進而建立了形式邏輯體系，荀子對“天人”“名實”之辯做了比較正確的總結，達到了樸素唯物論和樸素辯證法的統一。此后，韓非強調斗爭，《呂氏春秋》則注重統一，《易傳》有豐富的辯證法，同時是漢代神學唯心論的先河。
秦漢至清代哲學是中國哲學螺旋形發展的第二個大圓圈。漢代哲學論爭中心是“或使”“莫為”之爭和“形神”之辯。董仲舒是神學目的論的“或使”說，《淮南子》是機械論的“或使”說，王充以“氣自變”的觀點，批判天人感應論，反對了各種“或使”說，發展了“莫為”說。魏晉哲學以“有無（動靜）”之辯為中心。王弼的“貴無”說和裴頠的“崇有”論是各自強調一面，向秀、郭象《莊子注》試圖以“有而無之”綜合“貴無”說和“崇有”論，有相對主義傾向；僧肇由此發展出“非有非無”，是更極端的相對主義，范縝則以玄學體用不二的原理提出了“形質神用”，對“形神”之辯做了較好總結。隋唐因佛教盛行，“心物”之辯成為論爭中心，各宗派都主張“心外無物”，但各自夸大“心”的某個側面：天臺宗強調內省，法相宗突出經驗，華嚴宗側重理性，禪宗提出“不立文字，直指本心”，掃除煩瑣教義。同時“力命”之爭作為“天人”之辯的側面得到考察，禪宗和道教李筌夸大主觀意志的作用，柳宗元、劉禹錫闡述了天人辯證關系，對“力命”之爭做了批判總結。兩宋到明清之際，哲學論爭中心是“理氣（道器）”之辯和“心物（知行）”之辯。張載以氣一元論總結了魏晉以來的“有無（動靜）”之辯，并開啟了“理氣（道器）”之辯。程朱理學講“理在氣先”“知先行后”，是先驗論；陳亮、葉適事功學派主張“理在事中”，注重“行”，有經驗論傾向；陸王心學的“心即理”“知行合一”也是先驗論，但不同于程朱，突出主觀能動性。后來王夫之對“理氣（道器）”之辯和“心物（知行）”之辯作了批判總結，體現了樸素唯物論和樸素辯證法的統一。而黃宗羲和顧炎武對宋明理學的反省，分別具有唯心辯證法和直觀唯物論的色彩；戴震對理學的批判具有直觀唯物論和形而上學傾向，預示著類似西方機械唯物主義階段的近代哲學即將來臨。
中國近代（1840—1949年）哲學發展歷程是中國哲學史的第三個大圓圈。中國近代哲學革命在“古今中西”之爭制約下，主要圍繞歷史觀、認識論、邏輯和方法論及人的自由和理想問題展開，既受到西方近現代哲學的影響，又是中國傳統哲學在近代的轉化和發展。傳統的“理氣（道器）”之辯在近代首先演變為歷史觀問題，從龔自珍、魏源到鄭觀應等，都以“道器”范疇來表達變易史觀，由此發展到用進化論來闡釋歷史演變，再進一步發展為唯物史觀及一般的辯證發展觀。近代哲學的認識論，依然以“心物（知行）”之辯為中心，魏源首先提出了有近代氣息的知行學說，康有為、嚴復、梁啟超強調開民智為先，章太炎、孫中山在與改良派的爭論中，表現出對知行關系的辯證認識。在這個過程中，歷史觀和認識論在“心物”之辯上逐步結合起來，成為中國近代哲學的主線，由毛澤東用馬克思主義的“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做了總結。傳統的“名實”之辯在近代主要是邏輯學和方法論的問題，“天人”之辯在近代主要是討論人的自由和理想問題，這兩方面的論爭，中國近代哲學未能做出系統總結，由此留下了進一步發展中國近代哲學革命的任務。
“智慧說三篇”構建了馮契“智慧說”哲學體系 。他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化理論為方法，化理論為德性”，認為理論聯系實際可以從兩方面著手：運用理論作為思想方法，貫徹于自己的活動；運用理論來培養自己的德性，提高思想覺悟。“智慧說三篇”正是按照這樣的原則建構的。《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是講“理論”，即廣義認識論的理論，而《邏輯思維的辯證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則是講“方法”和“德性”，即廣義認識論的理論轉化為認識世界的方法和培養德性的途徑。所以，這三本著作各具相對獨立性，又互相聯系成一個整體，《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是其主干，而《邏輯思維的辯證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是其兩翼。
《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 的主旨，是闡述基于實踐的認識過程的辯證法，特別是如何通過“轉識成智”的飛躍，獲得關于性與天道的認識。馮契從哲學史研究中，把認識論主要問題概括為四個：感覺能否給予客觀實在？理論思維能否把握普遍有效的規律性知識？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具體真理（首先是世界統一原理和發展原理）？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養？并且闡明了西方哲學的傳統是主要討論前兩個問題，中國傳統哲學主要討論后兩個問題。他指出以往受西方實證主義影響，把認識論局限在前兩個問題，從這樣的狹義認識論出發，就會認為中國傳統哲學很少討論認識論，從而貶低甚至否認中國哲學。有鑒于此，他把立足于上述四個問題的認識論稱為廣義認識論。這是對中國哲學傳統的“接著講”，即會通中、西、馬的“接著講”。該著作對上述四個問題做了系統考察，闡明了從無知到知，從知識到智慧的認識過程辯證法；從主體和客體的關系來說，這樣的認識過程是：自在之物的本然界轉化為知識經驗領域的事實界，進而走向運用邏輯思維把握事物各種聯系的可能界，把合乎人的需要的可能性化為現實，便是創造了價值，即作為人化自然的價值界。如此的過程，從客體來說，是自在之物不斷化為為我之物，進入為人所知的領域；而從主體來說，是精神由自在走向自為，使得自然稟賦的天性逐漸發展為自由的德性。在這里，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不是割裂的，而是在實踐基礎上相互作用和相互促進，經過凝道而成德、顯性以弘道，達到轉識成智，造就自由的德性，體驗到相對中的絕對、有限中的無限。
《邏輯思維的辯證法》的主旨是講化理論為方法，說明認識的辯證法如何通過邏輯思維的范疇，轉化為方法論的一般原理。馮契以馬克思主義客觀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相統一的思想，吸取西方哲學概念、范疇學說，對于中國傳統哲學的辯證邏輯加以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構建了以“類”（包括一系列在“知其然”認識階段運用的范疇）、“故”（包括一系列在“求其所以然”認識階段運用的范疇）、“理”（包括一系列在“明其必然與當然”認識階段運用的范疇）作為秩序安排的辯證思維范疇體系。這樣的知類、求故、明理的范疇體系，揭示了人們的認識由現象到本質所必經的環節。馮契指出，以得自客觀現實和認識過程的辯證法之道，來還治客觀現實和認識過程本身，就是把理論化為方法。這主要有兩條基本要求：貫穿于邏輯范疇體系中的對立統一原理轉化為分析與綜合相結合，認識過程的辯證法的運用表現為理論和實際的統一。這用荀子的話來說，這兩條基本要求就是“辨合”和“符驗”，所謂“辨合”即分析與綜合相結合，而“符驗”則是理論要受實踐的檢驗。“辨合”和“符驗”不能分割，兩者的統一是唯物主義的辯證邏輯的全部方法論。進行“辨合”和“符驗”，需要運用“類”“故”“理”這些邏輯范疇，如《荀子·正名》所說：“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而辨奸，猶引繩以持曲直。”因此，辯證方法的基本要求與辯證邏輯范疇是一致的。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的主旨是講化理論為德性，主要涉及價值論問題，基本觀點是：人類的自由在于達到真、善、美的統一。馮契指出，認識的辯證法貫徹于價值論領域，表現為在使理想成為現實以創造真、善、美的活動中，培養了自由人格的德性。認識活動包括認知和評價，二者不能分割，但可以區分。簡單地說，認知是判斷真或假，評價則是判斷好或惡、利或害，這就是廣義的價值，好或利為正價值，而惡或害為負價值。在精神價值領域里，同人的精神力量知、意、情相聯系，則有真、善、美價值的創造，體現在科學、道德、藝術等文化成果中。真、善、美及功利等價值領域構成統一的價值體系，認識的辯證法貫穿于其中，最主要的是兩條：理想與現實的統一，天與人、性與道的統一；而勞動是兩者統一的橋梁。合理的價值體系的基本原則是：自然原則和人道原則的統一，人的本質力量亦即理性與非理性（情、意）的全面發展，自由個性和集體精神互相促進，達到個性解放和大同團結相統一。人類應在創造文化的同時培養平民化的自由人格，而不是以高不可攀的“圣人”為理想人格，其培養途徑是：實踐和教育相結合，世界觀、人生觀的培養和德育、智育、美育相統一，集體幫助和個人主觀努力相結合。
[1] 馮契：《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下），《馮契文集》（增訂版）第六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91頁。
[2] 馮契：《哲學講演錄·哲學通信》，《馮契文集》（增訂版）第十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66頁。
[3] 馮契：《智慧的探索》，《馮契文集》（增訂版）第八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94頁。
[4] 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馮契文集》（增訂版）第一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頁。
[5] 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馮契文集》（增訂版）第一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18頁。
[6] 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馮契文集》（增訂版）第一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頁。
馮契去世后，其主要論著編為《馮契文集》（1996—1998年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共10卷；2016年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增訂版，共11卷）。在2015年馮契百年誕辰之際，上海電視臺攝制了兩集紀錄片《馮契》，生動地展現了馮契的生平和思想、為人與為學，該片在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大師》欄目多次播放，在社會上產生較大反響。馮契的學術成就在海內外有著廣泛影響，以其為研究對象的國內著作有10余部，海外學者用英語、日語、法語等語言發表的論文有30多篇。2018年5月，上海市委宣傳部和華東師范大學共同在華東師范大學校園里建立的“馮契學術成就陳列室”正式開放。馮契的身后，可以說是文章譽四海，智慧傳薪火。他在瞻望21世紀中國哲學時說：“我們正面臨著世界性的百家爭鳴。海內外的中國哲學各學派，都將在國際范圍的百家爭鳴中接受考驗。”“現代人要憑借傳統來創造，而傳統也因為現代人的創新而煥發青春。當中國現代哲學發揚其民族特色而成為世界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時，中國傳統哲學在世界上的影響也將進一步擴大。”[1]馮契的學術成就正展示出這樣的前景。
[1] 馮契：《智慧的探索》，《馮契文集》（增訂版）第8卷，第613、6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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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馮契文集》（增訂版）第一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2.《邏輯思維的辯證法》，《馮契文集》（增訂版）第二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3.《人的自由和真善美》，《馮契文集》（增訂版）第三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4.《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上），《馮契文集》（增訂版）第四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5.《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中），《馮契文集》（增訂版）第五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6.《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下），《馮契文集》（增訂版）第六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7.《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馮契文集》（增訂版）第七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8.《智慧的探索》，《馮契文集》（增訂版）第八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9.《智慧的探索·補編》，《馮契文集》（增訂版）第九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10.《哲學講演錄·哲學通信》，《馮契文集》（增訂版）第十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11.《智慧的探索·補編續》，《馮契文集》（增訂版）第十一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原文載《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小傳》（第二輯）2023年9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