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公是中華文化的奠基者。他的思想言論主要記錄在《周書》諸誥中。他對儒家、道家都產生影響。他被尊為“元圣”，對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儒家宗師產生重大的影響。周公一生平亂、封建、制禮作樂，他在政治論（修身說、君臣關系說、理想政治說、革命說、民本說）、禮意比禮儀重要說、家庭倫理說、天命觀、人性觀等方面對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大學》及《中庸》等在不同面向、不同層次產生影響，對塑造儒家學說、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特征具有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周公；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儒家
一、研究回顧
一提起修齊治平，就讓人想起《孟子》《大學》的相關句子。1修齊治平一直是歷代儒家的重要內容，對中國文化產生極重要的影響。周公旦被稱為“元圣”，他的思想對儒家宗師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產生重大影響。筆者查中國知網相關論文，學者研究修齊治平的成果比較豐碩，而研究周公對孔孟及其他儒家的影響則極少；學者的研究或從幾方面或從單一方面論述周公對儒家的影響（主要是對孔子的影響，對其他的影響的論著則幾乎沒有）。現簡述于下。
有的學者從幾方面論述周公對孔儒的影響，如謝謙指出孔子對周公思想的繼承：周公制禮作樂政治化，孔子則予以倫理化；周公重視貴族文化教育，孔子則培養理想人格。2馮建科、商國君都指出周公有順天應時的變革思想，安撫教化、公而忘私的精神，3后者還指出周公有史鑒思想、憂患思想等。4譚紹江從倫理政治特質、民本政治理念論述對周公與孔子的看法。5
有的學者從單方面論述周公對孔子或儒家思想的影響，如沈長云指出，孔子繼承周公“德”“禮”思想，進而提出仁說。6黃瑞英從天命觀角度指出孔子繼承、發展周公天命思想。7王兵從孝的角度指出周公的孝道觀以上天為指歸，孔子則強調個人行孝的自覺性。8筆者則從德的內涵演變論述周公與商代、春秋、孔子對德的看法。9
其他學者雖未直接論述周公對儒家的影響，但能讓讀者從側面了解《尚書》、周初思想對儒家產生的影響。因與本文主題沒有直接的關系，不贅述。10下文分別就周公思想對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儒家的影響展開論述，希望拙文能填補學界這方面研究的不足。又，《周書》“八誥”等是記載周公言行的第一手史料。學者認為這幾篇文章反映周公的思想。11本文有關周公言論以《周書》為主。
二、周公對孔子的影響
周公被公認是“元圣”，對儒家尤其是孔孟等產生重要影響。孔子把周公當作他的典范，他一生希望能行周公之道，恢復周禮；稱贊周公德才兼備，多才多藝；忠公體國，不謀私利；重視賢才，重用老臣宗親。12至于周公對孔子在各方面產生怎樣的影響，學界未見全面論述。下文就周公政治思想、理想政治論、倫理思想、禮樂思想、人性論、天命思想等方面對孔子的影響加以闡論。
（一）周公政治思想對孔子的影響
周公的政治思想很豐富，他的明德慎罰說、君主修德說、以身作則說、招徠四方說、要求官員盡心說，對孔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１.周公“明德慎罰”說對孔子的影響
“明德慎罰”是周公政治思想的重要內容，《康誥》篇記周公告誡康叔說：“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13歷代學者對“明德慎罰”有不同解釋。14周公的原意是君主要兼采取懷柔與強制懲治措施，文武并用。15周公這一思想對孔子產生了影響。
春秋時期，德、刑是當政者常常討論的兩種措施。孔子也不例外。他對德、禮、政、刑也提出看法：“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16首先，“道”“德”與“政”“刑”對文，即“德”與“刑”相對。這是孔子繼承春秋德、刑并對之說。其次，孔子把“德”的內涵轉化了，周公所說的德指懷柔的惠民政策、措施，孔子此句所說的德則指德行，是內在于心的“得”。朱子解云：“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17若“德”為禮之本，則此“德”為仁。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18仁是禮樂之本。可證此“德”亦為仁德。可見，孔子繼承發展了周公德、罰說，把外在的治民措施轉化為內在的仁心。
２.周公君主修德說對孔子的影響
周公重視德，他所說的德的內涵有繼承商代的，也有開啟后世的，起著承前啟后之作用。19周公強調君主要修養道德，以德教民、化民，以符合“元德”（主要以“天—王—民”的關系為重）的標準。20《酒誥》記周公對康叔說：“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21于省吾先生對“經德秉哲”的解釋是：從前殷先王為了懼怕上天和小民的力量，所以恒久保持他們的德行，執守他們的恭敬。22可見周公告誡君主要重視小民，提高德行。周公指出君主要虛懷若谷，接受百姓批評。他以史為鑒，舉殷太宗、中宗、高宗、周文王為這方面的表率：“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23這四位賢君有個共同點，就是重視民意：如果有小民怨罵他們，他們不僅不生氣，反而更警惕德行，知錯能改。這也是君主的胸襟、勇氣的表現。可見，周公賦“德”予德行義，強調君主修身進德，對小民負責，對孔子及后世產生重要影響。
孔子強調君主、統治階層修德的言論比比皆是，如：“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八佾》）24“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25“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顏淵》）等。26孔子繼承、發展周公君主修身說，進而要求士、普通百姓也要修身進德，期當士、善人、君子、仁者。27周公所說的君主指貴族階層，而孔子則指普通百姓、士人。
３.周公強調君主以身作則、上行下效說對孔子的影響
周公重視君主發揮“元德”的作用，君主一言一行對臣民產生很大影響。《梓材》記周公告康叔：“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奸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28只要君主能謹慎而勤勞民事，臣下就效法他；如果君主寬宥、任用傷壞他人的罪犯，那么，臣下對間諜、惡霸、殺人犯、私刑犯就枉法縱放，因為他們效法君主。《召誥》記周公說：“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29周王的地位最高，他的一舉一動都是小民效法學習的對象。若周王行為世范，則周王德行產生良好影響；反之則是壞影響。可見，君主對臣民的心性、行為有很大影響。30
周公此一說法影響孔子。孔子屢屢強調統治者要以身作則。他回答季康子有關為政的問題，直率而嚴厲地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顏淵》）31“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32“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尹焞解釋說君主“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于殺乎？”33
４.周公君主修德以招徠四方說對孔子的影響
周公指出，君主修德可以招徠四方。《梓材》記周公之言說：“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34這段是說周先王發揮他們的大德行來收服人心，結果不少兄弟方國君主來了，既奉上他們的貢品，他們的人民也來勞作。不少邦國、百姓自動歸附，是因為被周先王的偉大德行所感召。可見，君主修身進德可以招徠四方邦國、百姓，無疑提高君主的影響力、國力。
孔子受周公影響，強調“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季氏》）35“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子路》）36孔子告訴當時在楚國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又有文韜武略的葉公37說：“近者說，遠者來。”（《子路》）38孔子主張以君主仁德感召、教化夷狄，反對使用武力，強調和平相處。39
５.周公要求官員盡心政事說對孔子的影響
以上論述周公對君主道德修養的看法。他除了重視君主道德修養，也重視官員，認為官員的好壞對整個政治有重要的影響。
周公要求官員了解百姓生活疾苦，善體下情。《無逸》記周公告誡成王：“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40做君主一開始就不該貪圖安逸，要先去知道小民耕種和收獲的艱難，才能享受安逸的生活，因為他已明白小民們的疾苦。雖然這是周公對成王說的，但用諸臣下，也很合適：周公要求官員關心民瘼，愛民如子。
另外，周公要求官員盡心盡責。《康誥》記周公對康叔說：“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41他要求康叔奮勉于職務，提高自己的德業，努力治理好被安排在衛國的殷商遺民。只有這樣，“汝乃以殷民世享”，42才能和殷民世世代代享有衛國國祚，衛國才能長治久安。周公這樣的要求，其實是要求官員忠于職守。
孔子受到周公影響，提出忠、敬兩個觀念，強調臣下要盡心政事。他說：“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為政》），43“臣事君以忠”（《八佾》），44“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顏淵》）45所謂的忠、敬，依朱子的解釋，忠指盡己，敬指“主一無適”。46孔子不僅把忠敬應用于政治上，還應用于教育上，所以孔門還以“文、行、忠、信”（《述而》）為四教。所謂“行、忠、信”，即孔子把忠信融會于日常生活中。這是孔子對周公忠敬思想的進一步發展與落實。
（二）周公理想政治論對孔子的影響
理想政治論是政治思想的一部分。為了突出這方面，本文把它從政治思想中抽離出來。每個人、每個學派、每位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有自己的理想，周公也不例外。《梓材》記他的話說：“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47他認為政府的目的是長期關注養育人民、安定人民的問題，他們最高的目標是期望沒有地方用得著刑法。
用不著刑法，即無刑無訟，是周公的理想政治，也是孔子的理想政治之一。孔子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顏淵》）48孔子的理想社會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49孔子重視名、禮的理想政治來源于周公。
（三）周公家庭倫理思想對孔子的影響
周公重視家庭倫理、孝道。《周書》有三段文字記載周公對家庭倫理、孝道的闡述。《酒誥》說：“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50這是周公給衛國臣民的命令，要求兒子專心務農或經商，用賺來的東西，備上豐盛的筵席，孝養父母，父母必然高興，合家一起歡樂喝酒。同篇又記周公對官員說：“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51官員必須進獻于自己的父兄，然后自己才能吃喝。《康誥》記周公對康叔說：“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52不孝不友是“元惡大憝”，罪大惡極；若父、子、兄、弟不盡其責（父不愛其子，弟不敬其兄，兄不同情弟的痛苦），則刑無赦。
由上可見，周公對孝道的看法是：在物質生活上，兒子要奉養父母；要先讓父兄吃飽，自己才吃，做到孝、弟；在家庭角色上，父子各有其責，要盡力做好—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非單純要求一方盡責。這是天倫之道。周公強調父子兄弟的和睦關系；孝、友不僅是天倫關系，而且是文王所定的。強調懲處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之罪，是周人刑罰的特點，它與殷代單純強調嚴刑峻法、也與殷代無所謂不孝、不慈、不友之罪有別。
孔子繼承了周公孝道觀。他指出兒子固然先讓父母飲食，奉養他們，但更重要的是心，由心里關愛父母、關心他們的身體健康（“父母唯其疾之憂”），尊敬父母，否則與犬馬無別；要常常保持愉悅的神色（“色難”），且事事依禮而行（“無違”）（引文俱見《為政》）。53孔子更明確更多地強調內在的心。孝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后儒對此加以繼承、發揚。不贅。
（四）周公天命觀對孔子的影響
周公把天命與君主治政、政權長久、百姓民情緊密地聯系起來。周公熟悉夏商史，根據歷史總結出天命不可盡信，他說：“惟命不于常”54“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55從政權興替來說，天命不會長久掌握在一家一姓之中，這是天命無常的表現，是天命的一個特點。
天命有另一特點，是天命系于民心，這可從歷史中發見。周公說：“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56天命不可盡信，天的威嚴不可料知，可是人民的安靜動亂是容易看出來的。天命表現在民情上。君主只有重視民情而施政，政權才能長治久安。周文王能接受天命，是因為他體諒、愛護百姓，“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57“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于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58他常常想著怎樣安保小民，把恩惠施給鰥寡；從早到晚不斷工作，勤于政事，沒有空閑工夫吃飯，所以，他能和睦萬民，得到上天眷顧而賜予天命。文王是君主學習的典范。因此，君主必須做好“天—王—民”（“元德”內涵）三者的事：君主既修身施政，又要敬天，由敬天而尊重民情，由此產生關心、重視民，這就產生仁民愛物之心。這樣，君主就得到上天眷顧，天命就歸于此君，政權亦無傾覆之虞。59從這點來看，天命是有常的，可以掌握的。
可見，周公心目中的天、上帝是掌握人間政治秩序的最終決定者。周公對天、帝充滿敬畏之情，如《大誥》記周公說：“天明畏，弼我丕丕基”，60句意天命可畏，應該敬畏天而輔成我周的偉大的基業。
孔子繼承了周公的天命觀。他敬畏天命，說君子有三畏，其中第一是“畏天命”（《季氏》）。61另，孔子對天的看法有這幾個：一是認為天是有意志的，如“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八佾》）62“富貴在天”（《顏淵》）的“天”是有意志的，掌握人間禍福。一是天是自然，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陽貨》）63的天。一是孔子修養德行的最高者：“知我者其天乎？”（《憲問》）64一是人類文化（道）的創造者、守護者，如“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八佾》）“天生德于予”（《述而》）65的“天”，是道統的最終擁有者，也可以說是人間秩序的主宰者，這與周公所說的天的內涵基本相同。可見，孔子對天的看法有繼承周公的，也有新見，大都傾向于文化道德方面。66
（五）周公“儀不及物”的禮樂思想對孔子的影響
周公、孔子都重視禮樂。據傳統說法，周公創制禮樂，孔子則闡發禮樂背后的精神—仁。下面就“儀不及物”方面論述周公禮樂思想對孔子的影響。
周公攝政稱王第七年，東都洛邑建成，周公請成王來洛邑舉行元祀。《洛誥》記周公對成王說：“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67這是周公告訴成王統御諸侯之道，要成王察識諸侯享獻是否誠心，如果享獻多儀節，而其儀節之意不及所奉獻的幣物，那只能說是不享。諸侯若對享禮不誠心，下民就會效法，也不享敬君主，這樣，凡事會僭忒慢易，無所不至。顏師古注《漢書·郊祀志》對此的注解，符合周公的原意：“言祭享之道，唯以絜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為神所享也。”68可見，周公本段所說包含兩層意思：
１.周公重視禮儀之意甚于禮物，對孔子產生很大影響。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69“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陽貨》）70“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衛靈公》）孔子甚至指出君子之所以成為君子，是當以“義”為本質，所謂義，朱子解為“制事之本”，好比樹木的樹干，71禮、遜、信都是為了實踐、完成它，義比禮更重要。
２.周公認為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這對孔子政治思想也有影響。孔子也極其重視君主的道德修養，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子路》）72“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73
（六）周公人性論對孔子的影響
周公沒有直接提出人性論、心論，但從《周書》相關記載的言論可見他有自己的心、性之見。74周公在《召誥》說：“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兇？命歷年？知今我初服。”75這段話的意思是：成王現在初受天命，像生養孩子一樣，他的善或不善沒有不從他幼年決定的。只要他肯努力向善，上天必然賜給他圣智的性格。現在上天已把圣智、吉或兇、年數長短賜給他了吧？這是成王在初受天命時必須去好好爭取的。
這段話包含幾層意思：一是一個人性善或不善從他幼年就決定了。可見，周公強調幼童時期對人性發展的關鍵作用。76二是周公強調后天努力的重要性。只要他肯努力向善，上天必然賜給他圣智的性格。努力向善是因，上天賜給圣智的性格是果。這也可見周公對后天教育及人為努力的肯定。三是周公認為圣智、吉兇、歷數長短是上天賜予的，易言之，人的智力（內在的）、命運、壽命（政權久暫）（后兩者是外在的）操之于上天。乍看來，周公偏向宿命論，但周公強調成王在初受天命時必須去好好爭取。易言之，周公又認為，智力、命運、壽命三者雖然操之于天，但人若盡一己之力，就能從天那里轉而操之在己。可見周公還是強調后天努力、學習的重要性。
周公對人性論比較含蓄、強調后天努力學習對孔子產生很大影響。孔子對人性的看法也比較含蓄，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77沒直接提出善、惡說，而強調后天學習。孔子重視學習，人皆知之，此不贅。錢穆認為，孔子認為外在的是命遇，命限制了人的種種可能，但只要盡一己之心，盡人可能，則是仁。78這樣，周公已提出與仁相同看法，只是他針對成王而言，且沒有明確提出“仁”概念。因此，周公與孔子仁說是一脈相承的。
以上所論，可見周公的明德慎罰思想、理想政治論、孝道思想、重禮意多于禮儀的看法、人性論、天命思想等方面對孔子產生很大影響。
三、周公對孟子的影響
周公對孔子產生影響，孔子對孟子也產生很大影響。孟子曾說“乃所愿，則學孔子也”。（《公孫丑上》）79孔子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人物，對其影響最大。當然，周公也影響孟子。下文從革命論、“天—王—民”論、理想政治論、修齊治論、人性論幾方面來論周公對孟子的影響。
（一）周公革命論對孟子的影響
孟子提出革命論可說是孟子學乃至儒學史上一個極重要的政治思想觀念。追源溯本，周公在《多士》提出革命論：“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向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至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在今后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80
這段大意是：上帝是不讓人放縱享受的，然而夏桀卻不理這一法則，恣意尋樂，雖然上帝布下災異的譴告，但他仍不理會，以為天命在他的身上，反而更加狂蕩，為所欲為。天帝毅然廢掉起初的命令，降下滅夏的責罰，命令成湯革掉夏的統治。從成湯直到帝乙的殷王都勉勵德行、謹慎祭祀，可是到商紂，他完全不明天道，不想念先王為國勤勞的故事，狂蕩放肆。上帝就降下了滅商的命令。可見上帝不幫助行為惡劣的人，那些大大小小的國家喪亡，都是君主不遵從天意而受罰的。可見，周公認為若君主的行為、措施完全違背天帝，罔顧民情，為天帝所棄，則可起而革命。當然，周公認為此革命必須是奉天帝之命的，而且由方國領導的。
孟子主張革命。他反駁梁惠王“臣弒其君”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梁惠王下》）81他在《離婁上》更明確指出：“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82孟子明確指出桀、紂失去政權是因為失去民心。暴君失民心，則臣下皆可群起而革命。孟子革命論繼承周公，周公認為革命的前提是君主完全違背天意，革命是奉天帝之命的。孟子進而把天命與民心緊密連接起來，突出民心的重要性，進而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83的主張。
（二）周公“天—王—民”關系論對孟子的影響
周公提出“元德”說，認為“天—王—民”處于三角互動關系：三者關系極其密切，天意體現在民情上。處于天、民之中的君主修身、施政必須敬天，由敬天而尊重民情，關心、重視民，產生仁民愛物之心。這樣，君主就得到上天眷顧，政權可長治久安。84周公在“八誥”里反復強調這一點。
周公重視民心、民情。他指出天意體現在民情，《康誥》說：“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85天威不可測知，它反映在民心上，民的安靜、動亂很容易看出來，則天意也很容易窺見。他稱贊文王能“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所以，“帝休。天乃大命文王”。86文王敬畏普通小民及有聲望的人，因此上聞于天帝，天帝就授天命予文王，則天命系之于“民”。周公如此重視民情，也是他從總結歷史經驗中認識到民所顯示的力量。
另外，周公提出明德慎罰、勉善則興、反之則亡說對孟子產生重要的影響。《多方》記周公對殷遺官員說：“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87成湯取得多方眾士的支持以取代夏后，作了人民的君主。他謹刑，勉民從善；他用刑于有罪的人，也使民知懼而勉于從善。從他傳到中宗祖乙，都明德慎罰，使民從善。但商代最后的君主紂王不能明德慎刑，不能使民從善，最后滅亡。王樵《尚書日記》評這段話之意：“對以上三節看，先王以仁而興，紂以不仁而亡。”88可見，周公雖然沒有明確提出仁這一名詞、概念，但實則蘊含仁愛、德教之意（上文論周公對孔子的影響已提過）。
孟子把周公這一思想繼承發揚。孟子說：“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離婁上》）89
又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離婁上》）90
孟子把政權存亡的關鍵因素歸之于統治者是否推行仁政：推行仁政則得民心，得天下，反之則失民心、失天下。所謂仁政，是君主先解決民生問題，然后推行道德文化教育，這樣就可以一統天下。所以，仁政也是王道，是與霸道相對且比霸道優越的政治說，也是孔子庶之、富之、教之（《子路》）的政治論：孔子主張先增加人口，然后使他們富有，最后教育他們，提高他們的道德修養。可以說，孔子的政治論里有仁政內涵，只是沒有明確提出仁政而已。
（三）周公理想政治論對孟子的影響
周公理想政治論其中兩點影響孟子，一是國家存在以民為先說，一是周德覆蓋天下說。下面就此兩方面加以論述。
首先是周公認為國家存在的目的是以民為先。《康誥》說：“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91這是周公告訴康叔之言，說衛國殷民被周人統治，若人民的境況獲得改善時，周人還要學習殷代圣王那種安民治民的統治方法，而且希望運用得和他們一樣，何況現在人民的境況未獲得改善呢。可見，周公把殷代先王當作政治人物的典范，且他的理想政治是：國家存在的目的是使人民的境況改善；若不改善，則國家存在就沒有意義！“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的句意就是如果人民感到無所從善，環境又不能使之向善，那么，這個國家有什么政治可言呢！周公強調國家是以民為先之意溢于言表。
周公這一看法，影響了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的看法。
周公以殷先王為典范，提出學習殷王、“紹聞殷德”“敷求殷先王”，“用保乂民”，這是周公命令康叔在衛國統治殷民的綱領。學習先王，即“因”，批判地接受，進而因時因地推行相應的措施。這一“因”應之術，不僅影響黃老學，92而且影響孟子。孟子也主張“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離婁上》）93孟子提出因循先王之政，先王已經建立各種制度，后王加以因循善用就不錯了。
其次是周公提出希望周德覆蓋天下說。
《君奭》記周公告訴召公說：“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94周公說他與召公真誠團結合作，所以，周家才有今天美好的局面；希望他倆能成就文王之功，以文王勛業廣覆天下，使所有人民對周德法度莫不遵從。周公言下之意是繼承文王之功，使周朝、周人的德教（政治勢力、政治影響）能覆蓋天下，即天下為周之天下。
周公這種說法蘊含一統天下之說，孟子主張解決百姓生存問題，進而教化他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公孫丑上》），95以王道統一天下，天下“定于一”（《梁惠王上》），能建立一個統一四海的中央王朝。這一思想深受周公影響。
（四）周公修身、齊家、治國論對孟子（兼及《大學》）的影響
周公對殷遺提出修、齊、治之方。《多方》記他對殷外服官員說：“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96周公的意思是：殷外服官員之間有自己造成不和的，就應和好起來；外服官員家庭有不親睦的，就要和好起來。如果外服官員勤于職事，就能把居邑治理得很好。可見，周公這番話從官員的修身、齊家、治邑（國）說來，很明顯是修、齊、治說的雛形。蔡沈《書經集傳》的注解也從身至家：“和其身，睦其家，而后能協于其邑……爾邑克明，始為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97
孟子、《大學》把這一關系說得更加明確：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離婁上》）《大學》提出三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98
（五）周公人性論對孟子的影響
周公對心性有自己的看法，對人性善或惡的看法比較含蓄，上文已簡述。周公重視家庭倫理，從重視家庭關系可見他有主張性善的傾向。他在《康誥》篇說：“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99他強調家庭成員必須遵從文王所定下的家庭倫理規則：父當愛子，子當敬重、服事父；弟當恭敬兄，兄當友愛弟。家庭倫理是“天顯”的，父子兄弟應互相愛護是“天惟與我民彝”。若否，若縱容這些罪行而不判罪刑，那么，上天給周人的常理常法就受到嚴重破壞，“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100必須按照文王的刑法嚴厲處罰這些罪不可赦之人。家庭是國家、社會最小的培養情、理、禮的單位。周公特別重視家庭，強調每個人要盡自己的責任，從這點來看，周公應是性善論者，他認為父子兄弟應互相愛護是“應然”之事。
孟子受周公此說影響，主張敬愛父兄是人的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盡心上》）101良知良能是人性善的一個表現。可見，孟子提倡性善說，受到周公影響。
另外，周公強調后天環境對人性的影響。他看到權力對人性產生腐蝕作用：從歷史發展角度看，夏、商最后一個君主因受權力腐蝕而使政權滅亡，官員為了迎合君主、百姓，往往沒有自立之心，可見，環境對人性有影響。周公有見于此，認為教育、教化、建立制度很重要。102先秦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等都認為環境對人性很有影響，孔子說“習相遠”，墨子《所染》篇說明“染”對人性、國家、士都有重要的影響。孟子認為人性本來為善，舉“牛山之木嘗美”為譬，說明牛山上的樹木本來茂盛，被牛羊放牧后，變成光禿禿的，“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103（《告子上》）事實上，人性本善，只是被后天環境影響了人性來來面貌。他也重視教育，“謹庠序之教”（《梁惠王上》）“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告子下》）“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教得民心。”（《盡心上》）104
綜上所論，周公的革命論、理想政治論、“天—王—民”的元德論、修齊治論、人性論都對孟子產生影響。
四、周公對其他儒家的影響
周公一些思想觀念對孔孟以外的其他儒家也產生影響。以下主要論述周公對荀子、《中庸》、董仲舒的影響。
（一）周公人性論對荀子的影響
荀子是戰國中晚期三晉人士。三晉與秦相鄰，學者多認為兩地都比較功利，不過，秦在歷史發展中深受周文化影響，105三晉原為姬姓封建侯國所在，也繼承周文化。荀子作為儒學大師，博學卓識，地域思想文化不能框限他。他及其后學對周公極其尊崇，認為周公曾踐履天子之位，平亂、封建，然后致政成王。周公北面為臣，是德才兼備的大忠之臣，時時以德教化成王。荀子稱頌周公是位圣人。106荀子如此推崇周公，可見他深受周公影響。
學界認為荀子主張人性惡。周公雖然沒有直接提出人性論，但從《周書》諸誥中可見周公對人性論的看法比較含蓄，認為人性既有向善的可能，也有為惡的傾向。他的人性向善傾向說影響孟子，人性可能導惡說則影響荀子。107
周公諳于歷史，從歷史眼光看夏商興亡，認為權力對人性產生腐蝕作用，人性未必能善始善終：“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108夏、商早期君主能遵行天道，克盡厥職，因此受到上天保護，但他們的后代不遵天道，不盡職盡力，導致政權覆亡。可見，從歷史的角度看，人若不好好警惕、處理權力，往往受不了權力腐蝕，把人性惡（如惰性）的一面表現出來。把外在的誘惑之物（權力）與人性的純潔性、道德性相比，后者顯得很脆弱。
另外，周公認為君主有私欲，斷獄未必公正，則君主和普通百姓一樣，其人性未必是善的。周公告訴康叔：“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109他要康叔到衛國統治殷民，要根據殷代法律判決罪行，該判刑的就判刑，應殺掉的就殺掉，告誡康叔切勿憑個人好惡斷案。康叔作為衛國開國君主，應是聰明英毅，肩負著治理好殷庶的使命。周公仍然告誡他勿以己意斷獄，以免出現冤錯案件，要他用殷代“義刑義殺”。可見，周公還是認為人性未必是善的，人心未能公正，因此，建立制度很重要。
由此，周公從歷史、權力等方面說明人性有向惡的可能。荀子《性惡》篇則從人的情緒、欲望來說明性惡。《性惡》篇說：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110
荀子認為人天生有好利、疾惡、耳目之欲等情緒、欲望，并指出如果“順是”，才會導致“爭奪生而辭讓亡”“殘賊生而忠信亡”“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這幾種現象出現。這里有兩個步驟，一是有默認價值判斷：好利、疾惡、耳目之欲是負面價值的，荀子說“性者，本始材樸也”（《禮論》），111似乎說好利、疾惡、耳目之欲是沒有好壞的價值判斷；二是從行動上看，如果“順是”，對這些人性放縱，就會導致正面價值、儒家傳統價值、構建社會文化倫理價值的辭讓、忠信、禮義文理滅亡。禮義文理是荀子提倡的，它應涵蓋個人、家國、社會等方面。當然，從這幾種負面情緒、欲望到禮義文理滅亡，中間應有很多步驟、因素，而非一蹴而就。因此，荀子未免夸大了這些負面情緒、欲望的作用及影響。
那么，如何管控這些負面情緒、欲望，才不使禮義文理滅亡呢？荀子認為人性可以變化，“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儒效》）；反對“縱情性”，因為“不足以合文通治”（《非十二子》）；強調后天學習，要“師法”，重視后天環境，“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縱情性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儒效》）；要“偽”，所謂“偽者，文理隆盛也”（《禮論》），就是要根據禮義之統加以學習，“性偽合，然后圣人之名一”、“性偽合而天下治”（《禮論》），112針對先天人性、施以后天禮義文理之治，就可成為圣人。
（二）周公繼承發揚文王之德業說對《中庸》的影響
周公屢屢強調要繼承、發揚周文王的德業，如《大誥》說：“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113說他好像站在岸邊準備渡過很深的大河的人，必須把運用大龜占卜的方法開展起來，把文王接受天命的往事發揚起來，才不喪失先王所建的大功。同篇又說：“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114有一批有力量的殷人貴族輔助周人，使周人可以完成文王和武王的大功勛。《洛誥》說：“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115周公希望召公勉力輔佐他，以稱舉召公的顯德，并與他一起弘揚文王武王之光烈。《君奭》說：“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116周公所說的意思與上文所引《洛誥》的話基本相同，要繼承和發揚文王的圣德，這是無窮憂勤的事。
周公屢屢提到繼承文王、先人的德業，對《中庸》產生影響。《中庸》應是子思的作品，反映他的思想。117該篇有段話這樣說：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118
這段褒揚周公“成文武之德”、為“達孝”，概括周公在建立家庭倫理、弘揚孝道、建立禮制方面起著重要的貢獻。子思對周公為孝子的看法影響了《孝經》。《孝經·圣治章》說：“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于后稷而以配天。此圣人之德，亡以加于孝也。”119稱贊周公善述先人之志，尊嚴其父，祭祀后稷且配天，提高文王的地位。說這段話的平當還稱贊周公是圣人。
（三）周公對董仲舒的影響
１.周公天人感應、災異思想對董仲舒的影響
周公在《多士》篇說：“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向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至罰。”120這段大意是說，周公聽說上帝是不讓人放縱地享受的，然而夏桀卻不領會這一法則，恣意尋樂，那時上帝就在他的地區里布下了災異的譴告。
周公提出上帝、上天布下了災異的譴告這一看法，可謂是災異思想或天人感應思想的濫觴。天人感應或災異思想是這樣的：天、人同類相通，相互感應，天能干預人事，人亦能感應上天。天子或君主若違背了天意，不仁不義，天就會出現災異進行譴責和警告；但如果政通人和，天就會降下祥瑞以示鼓勵。因此，周公這種看法顯然有天人感應的意涵在。可以說，周公是中國天人感應思想的先驅。121他對董仲舒天人感應說產生了影響。
２.周公重視內心多于外物、禮意重于禮儀說對董仲舒的影響
上文說過，周公重視心，重視內在遠多于外在的形式的禮儀、物質。他在《洛誥》篇對成王說：“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122周公認為要識別諸侯之誠于享獻者與不誠于享獻者之分。周公重視內在之心甚于外在之物、禮。他這種觀念對董仲舒重質甚于重文的看法產生影響。
董仲舒主張志、質重于文。《春秋繁露·王道》篇列舉古者不盟及伯姬守禮至死等事，指出：“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123他強調“救文以質”，《玉杯》篇有一段較詳細說明這一看法：“《春秋》之論事，莫重于志……志為質，物為文。文著于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后其禮成……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后文，右志而左物。”124《竹林》篇也說：“禮者，庶于仁、文，質而成體者也。”125可見，董仲舒重視內心志趣、內在精神（志、質），而非外在形式（文）。只有先有志、質，文才有意義。他主張救文以質，主張郁郁周文要反之于質，《十指》篇說“承周文而反之質”是《春秋》十指之一，126在獻給武帝的《天人三策》中也提出“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127可見，董仲舒強調質可救文，是他的思想核心之一。
五、結論
周公是中華文化的奠基人。他的思想對后世儒、道兩家學說產生影響。雖然學界公認周公對儒家產生重要影響，并且稱譽他是“元圣”，但學者沒有全面論述周公對孔、孟、荀等儒家的影響，這在儒學史、中國思想學術史研究上不免有遺珠之憾。本文重點論述周公對孔、孟、荀、《學》《庸》、董的影響，希望彌補這方面的闕失。總概而言，周公對孔、孟、荀、《學》《庸》、董的影響，主要偏重在政治論（修身說、君臣關系說、理想政治說、革命說、民本說）、禮儀禮意論、家庭倫理說、天命觀、人性觀等方面，孔、孟、荀、《學》《庸》、董在這些方面進一步闡發，使儒家學說更系統化，并成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彰顯了中國特色，對后世及世界產生重要影響。周公豐富的思想內涵仍有待我們發掘、闡發，這對弘揚國學、發掘傳統文化思想有重要意義。
注釋：
1.《孟子·離婁上》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參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78頁）《大學》提出三綱（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參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3頁）。
2.參謝謙：《周公遺范與儒家禮樂文化的發展模式》，《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
3.參馮建科：《周公德治思想及其與儒家文化的淵源關系》，《寶雞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
4.參商國君：《簡論周公思想及其對先秦儒家的影響》，《武漢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
5.參譚紹江：《探尋早期儒家政治哲學的兩大主題從周公到孔子》，《常州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
6.參沈長云：《論孔子對周公“德”、“禮”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
7.參黃瑞英：《先秦“天命”觀的發展及其道德內涵—從周公到孔子》，《南京郵電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
8.參王兵：《從周公到孔子關于孝道內容的演繹》，《文學教育》2008年第3期。
9.參楊兆貴：《先秦“德”說視域下的周公“德”論》，《天中學刊》2020年第5期。
10.這些論文有：楊善群：《孔子為什么要恢復“周公之藉”》，《齊魯學刊》1984年第4期；游喚民：《孔子與〈尚書〉—孔子思想淵源之一》，《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
11.參杜勇：《周初八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8-91頁。
12.參楊兆貴：《儒家圣人對圣王的稱譽：論孔孟對周公的評論》，《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20年第1期。
13.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299頁。
14.參盛亞軍：《從〈康誥〉看周公“明德慎罰”思想》，《忻州師范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
15.參楊兆貴：《論周公對〈黃帝四經〉政治思想的影響》，《儒道研究》第５輯（2020）。
1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54頁。
17.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54頁。
18.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61頁。
19.參楊兆貴：《先秦“德”說視域下的周公“德”論》，《天中學刊》2020年第５期。
20.有關“天—王—民”的內涵，參楊兆貴：《先秦“德”說視域下的周公“德”論》，《天中學刊》2020年第５期。
21.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１４０３頁。
22.于省吾：《雙劍誃尚書新證》，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９年，第１４２頁。
23.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542頁。
2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69頁。
2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92頁。
2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37頁。
27.參商聚德：《論孔子理想人格的層次與特點》，《河北大學學報》1990年第２期。
28.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422頁。
29.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422頁。
30.參楊兆貴：《周公心性論甄微》，《南都學壇》2016年第１期。
3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37頁。
3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44頁。
3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38頁。
34.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424頁。
3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70頁。
3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42頁。
37.李金金：《春秋時期的葉與葉公》，《成都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第９期。
38.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45頁。
39.有關孔子招徠四方的思想，參董強：《孔子民族觀與構建和諧民族關系》，《滿族研究》2011年第１期。
40.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530頁。
41.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353-1354頁。
42.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356頁。
4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58頁。
4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66頁。
4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32頁。
4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48－49頁。
47.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424頁。
48.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37頁。
49.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82頁。
50.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388頁。
51.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396頁。
52.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336頁。
53.以上引文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55-56頁。
54.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353頁。
55.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554頁。
56.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313頁。
57.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299-1300頁。
58.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538頁。
59.楊兆貴：《先秦“德”說視域下的周公“德”論》，《天中學刊》2020年第５期。
60.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274頁。
6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72頁。
6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65頁。
6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80頁。
64.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57頁。
6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68、98頁。
66..有關孔子的天命觀，參晁福林：《“時命”與“時中”：孔子天命觀的重要命題》，《清華大學學報》2008年第５期。
67.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468頁。
68.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262頁。
69.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61頁。
70.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78頁。
7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65頁。
7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42頁。
7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43頁。
74.楊兆貴：《周公心性論甄微》，《南都學壇》2016年第１期。
75.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442頁。
76.周公重視孩童在人生中的重要作用，對孟子強調“赤子之心”（《孟子·離婁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77.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75頁。
78.參錢穆：《中國思想史》，《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4冊，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第13頁。
79.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34頁。
80.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512-1513頁。
8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21頁。
8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80頁。
8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367頁。
84.參楊兆貴：《先秦“德”說視域下的周公“德”論》，《天中學刊》2020年第５期。
85.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313頁。
86.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299-1300頁。
87.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610頁。
88.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627頁。
89.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78頁。
90.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80頁。
91.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348頁。
92.楊兆貴：《論周公對〈黃帝四經〉政治思想的影響》，《儒道研究》2020年第５輯。
9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76頁。
94.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586頁。
9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37頁。
96.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638頁。
97.蔡沈：《書經集傳》，北京：中國書店，1994年，第175頁。
98.參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78、３頁。
99.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336頁。
100.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336頁。
10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353頁。
102.參楊兆貴、鄭若源：《論周公的教育思想》，《高教發展與評估》2019年第４期。
10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330頁。
104.分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04、345、348、353頁。
105.楊兆貴：《論班固“山西出將”說》，《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20年第１期。
106.楊兆貴、吳學忠：《論荀子及其后學對周公的論述》，《人文論壇》2016年第１輯。
107.楊兆貴：《周公心性論甄微》，《南都學壇》2016年第１期。
108.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438頁。
109.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331頁。
110.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34-435頁。
111.王先謙：《荀子集解》，第366頁。
112.以上引文分見王先謙：《荀子集解》，第143、144、91、66、144、366頁。
113.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265頁。
114.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266頁。
115.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468頁。
116.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586頁。
117.王鍔：《〈禮記〉成書考》，西北師范大學2004年博士學位論文，第38頁。
118.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6-27頁。
119.這段《孝經》引文見《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見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049頁。
120.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512頁。
121.有關先秦天人感應說源流發展，參劉琪：《漢代天人感應源流說》，《哈爾濱學院學報》2013年第２期。
122.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1468頁。
123.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123頁。
124.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25、27頁。
125.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55頁。
126.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145頁。
127.班固：《漢書》，第25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