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子》與《易》道之間的具體聯系相當復雜。認為《老子》受到了《周易》思想的影響者，基本上是從宏觀的義理比較而言的，歸根結底無法從《老子》中找到內證。同樣，學界認為《老子》受到了《歸藏易》影響的觀點也是經不起推敲的。道教對于《老子》與《周易》關系的記載并非事實描述，基本上屬于宗教信仰、宗教情感支配之下的偽說、虛托而已，亦是不足取信的。《老子》與《周易》之間或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若要從《老子》書中找到其受《周易》影響的確鑿證據則無疑是困難的。
關鍵詞：《老子》；《周易》；《歸藏易》；道教
學界一般將《周易》視為中國哲學與文化的重要源頭。因此，如果籠統地指出道家思想與《易》道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相信學界基本上不會有人否認。如有學者指出：“‘易’統貫儒家、道家。《周易》被歷史上儒、道兩家所共尊，又為當代儒、道兩派所共“搶”，是有一定道理的。從‘易’的三階段看，《易經》是先秦儒家（孔孟）、先秦道家（老莊）的思想導源；《易傳》是先秦儒家、道家（以及陰陽家、兵家、法家、墨家）的匯通總結；秦漢以后“易學”是當時儒家、道家以及儒教、道教的依托和代表。”1不過，一旦涉及到《老子》與《易》道之間的具體聯系，問題并不簡單，甚至相當復雜。因此，對于二者之間的關系，我們有必要做一些梳理。
在《易》《老》關系問題上，歷史上有不少學者傾向于《老子》受到了《周易》思想的影響。比如，漢代揚雄雖然批評老子“搥提仁義，絕滅禮學”，但其卻在《太玄賦》中說：“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意思是說，《周易》之損、益二卦與《老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五十八章）關于禍福相互轉化的辯證思想是一致的。班固則以《周易》之謙卦溝通道家，認為道家思想合乎謙卦之義，即：“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于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漢書·藝文志》）由此推之，班氏或許也認為道家思想受到了《周易》的影響。然老子是道家學派的創立者與道家思想的立基者，故其中自然是包括《老子》在內的。我們甚至可以推斷，其對道家“秉要執本”“清虛自守”“卑弱自持”思想的概括主要就是以《老子》思想為原型的。魏晉時期，裴頠批評老子虛無之說，但其在《崇有論》中亦說：“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于《易》之損、謙、艮、節之旨。”可知，除了上述損、謙之外，裴氏又把《老子》思想與《周易》的艮卦與節卦作了會通。不僅世俗學者，甚至佛教學者也主張《老》《易》相通。比如，釋道安從易學儒家說的立場出發，指出：“然老氏之旨，本救澆浪，虛柔善下修身可矣……既扶《易》之一謙，更是儒之一派。”2可見，歷史上窺見《老》《易》義理相通者并不罕見。及至北宋時期，理學家邵雍也斷言老子是非常熟諳《易》道的，即：“老子，知《易》之體者也。”3張行成《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釋曰：“老子知陰而不知陽，得《易》之體而已，不如孟軻得《易》之用。老子言‘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專氣致柔’，孟子‘知言集義’‘養浩然之氣’，各以《易》而反于身者也。”4不過我們認為，諸如此類肯認《老子》與《周易》之間存在著思想繼承關系的觀點基本上是從宏觀的義理比較而言的，其歸根結底無法從《老子》中找到確切的受到《周易》影響的內證。換言之，依據這些材料并不能夯實《周易》《老子》之間影響與被影響的關系。
實際上，這樣的問題并非僅僅出現在《易》《老》關系上。比如，邵雍在《觀物外篇》論孟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為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5據此，邵雍認為孟子知《易》、善用《易》，《孟子》中有“易道存焉”。然而正如邵氏所言，“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在《孟子》七篇中根本見不到其引《易》論《易》之言。因此，我們認為邵雍既出此言，或許是出于對《孟子》的偏愛，或許是出于溝通《孟子》與《周易》的學術需要。如果從實證的角度，其觀點難以證實《孟子》中有受《周易》影響的印跡。同理，我們如果要從《老子》中找到確鑿的受《易》影響的證據，也是相當困難的。
檢討《老子》與易道的關系，無法避開《老子》與《歸藏易》之間的聯系。學界皆知“三易”之說，即《連山》《歸藏》和《周易》。不少學者主張，老子受到了《歸藏易》的影響。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二者思想的某些相似性。他們把二者聯系起來的邏輯一般是這樣的：以“道”為核心的《老子》思想有“貴陰尚柔”的特征——《老子》被認為受到了母系社會習俗及女性（生殖）崇拜的影響——《歸藏易》以坤卦為首，而坤卦又被認為指喻陰性、母性、柔順——《老子》思想受到了《歸藏易》的影響。以陳鼓應先生為例，他曾指出：“《老子》中‘陰’字一見，‘雌’字二見，‘牝’字五見，‘靜’字九見，‘母’字五見。陰、雌、牝、靜、母等字于《老子》中之習見并處于矛盾對立中的主導地位，這很有可能與老子對《易》的哲學思考有關，具體說，很可能老子所習的《易》乃是以“坤乾”為序次的《歸藏易》……老子的研習《歸藏易》，老子對《易》的哲學思考與提升，在總體上奠定了以后《易》學的基本精神，范疇了后來《易傳》的大致規模和建構。”7對于學者們溝通《老子》與《歸藏易》的觀點，在此暫不評論。為了弄清《歸藏易》的來歷，我們有必要先對“三易”做一梳理。
關于“三易”的記載，學界多追溯至《周禮》。《周禮·春官宗伯·大卜》載：“（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筮人》則曰：“（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兇。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后卜。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8對于“三易”，歷代不少學者皆有論及。如東漢桓譚《新論·正經》曰：“《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連山》藏于蘭臺，《歸藏》藏于太卜。”9按照學界一般的說法，《連山》為夏代之易，《歸藏》為殷商之易，《周易》為周代文王所演伏羲之易；《連山》以艮卦為首，《歸藏》以坤卦為首，《周易》以乾卦為首。不過，歷代學者對“三易”多有爭議，觀點并不統一。如孔穎達《周易正義》卷首第三“論三代《易》名”曰：“案《周禮·大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犧。《歸藏》，黃帝。’鄭玄《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玄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云，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鄭玄雖有此釋，更無所據之文。先儒因此遂為文質之義，皆煩而無用，今所不取。”11可見，《周易正義》并未完全信從鄭玄的“三易”之釋，二者觀點并不相同。
事實上，歷代對“三易”的爭議還有不少。試看清代易學家焦循《易圖略》論《連山》《歸藏》的一段話：
說《易》者，必言《河圖》《洛書》《連山》《歸藏》，《河圖》、《洛書》經前儒駁正，無復遺說。惟《連山》《歸藏》，言人人殊，大率多以《連山》為伏羲，而夏因之，《歸藏》為黃帝，而殷因之。又謂《連山》以艮為首，《歸藏》以坤為首，婦不可以先夫，則坤不可為首也；子不可以先父，則艮不可為首也。伏羲作八卦，重六十四卦，其首皆以乾坤，故曰乾坤定矣，何得又首艮？神農、黃帝繼伏羲以治天下，尊卑長幼，何容變紊？其序首艮、首坤之說，殊足疑焉。以余推之，《連山》者，當如干令升之說，即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是也。艮位東北，坤位西南，《彖》辭及之四時首春，春始于寅，當東北艮位，艮成終亦成始，故曰《連山》。首艮非六十四卦之序，以艮為首也。《歸藏》當如近世徐敬可之說，即子復、丑臨、寅泰、卯大壯、辰夬、巳乾、午姤、未遯、申否、酉觀、戌剝、亥坤為十二辟卦是也。始于子而實受氣于亥，坤初生為復，至二為臨，至三為泰，至四為大壯，至五為夬，至上為乾。乾初生為姤，至二二為遯，至三為否，至四為觀，至五為剝，至上仍為坤，故曰《歸藏》。首坤由坤而乾，故又曰坤乾，非六十四卦之序，以坤為首也。伏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乾坤為首而序六十四卦，無可移者也。取八卦以屬八方，即以屬四時，又取十二卦以屬十二月，以為消息，于重卦、序卦之外別一取義。以始艮終艮而目之為《連山》，以始坤終坤而目之為《歸藏》，與五運六氣之說相為表里，后世讖緯、術數之家多本之。余嘗思其義，伏羲之卦，明人道者也。《連山》《歸藏》明術數者也。鄭康成云：“殷陰陽之書，存者有《歸藏》。”謂之陰陽之書，則陰陽五行家言也，大幽、堪輿之屬，托諸神農、黃帝，《連山》《歸藏》蓋即其類。其始本不與設卦觀象之意相混淆而自為用，夏，殷以來，術士之說行，而伏羲之卦象漸失其本。殷人尚鬼，蓋更有甚者，其季世之人第知六十四卦為占驗災祥之用，而不知其為天道人倫之學，故文王專取伏羲之卦而系以辭，指之曰元、亨、利、貞，曰吉、兇、悔、吝、厲、無咎，而陰陽術數之叢雜，一概屏之。周公制官，以《連山》《歸藏》存諸太卜，示卜筮之占可參用之而已。孔子贊《易》，直本伏羲以及神農、黃帝、堯、舜，而夏、商絕不言之，且曰：“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然則《連山》《歸藏》傳于夏、殷，原非禹、湯之制作，蓋其時伏羲之教明而未晦，雖有《連山》《歸藏》而自別行，故禹、湯無容闡明之。殷季《易》道晦，而術數之說惑人，故文王屏《連山》《歸藏》而系辭，猶孔子屏辛廖卜、楚邱卜、徒父、史蘇等之說而作《十翼》。伏羲之卦晦于殷季，而文王闡明之。文王之《易》晦于春秋，而孔子贊翼之。圣道明，邪說黜，故《易》直為羲、文、周、孔四圣人之書也。《連山》《歸藏》何得而并之？或曰何為邪說？曰季平子逐君，史墨對趙簡子稱君臣無常位，而引大壯雷乘乾為天之道，意以震指臣，乾指君，為臣可乘君之證，當時假經義以文其邪說如此。孔子修《春秋》，書公在乾侯以明正季氏之罪，贊《易》以定上下為萬世君臣之法。孟子于殷末及春秋均云邪說暴行有作，則文王與孔子所以黜邪說同，故凡《左傳》諸說《易》，皆不得漫引以為《易》義，而《連山》《歸藏》可知矣。然則周公存之太卜者，何也？曰以《易》教論，則術數在所屏，以術數論，則《連山》《歸藏》實為陰陽五行之正宗。執方位十二辟卦以說《易》，《易》之外道也，舍方位十二辟卦以為術數，又術數之外道也。12
在這段話中，焦循提出了幾個頗值得關注的觀點：其一，如果《連山》以艮卦為首，《歸藏》以坤卦為首，則不符合伏羲、神農、黃帝諸圣所立的尊卑長幼之序。其二，以方位與十二辟卦之理，說明《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并非是卦序意義上的以艮卦、坤卦為首卦。其三，《連山》之作非伏羲，《歸藏》之作非黃帝，皆為后世偽托之作。其四，《連山》《歸藏》本不屬《易》教，實乃陰陽五行之術數學，周公將其存諸太卜，只不過卜筮參用而已。其五，《易》為天道人倫之學，本為伏羲所作，其后文王、周公、孔子為明圣道、興正教而屏異端邪說，故相繼闡明之、贊翼之。其六，凡《左傳》諸說《易》，皆不得漫引以為《易》義，實為《連山》《歸藏》之邪說。對于焦循的這些觀點，我們在此并不想一一做出評判。不過據其所論可知，對于人們無法見到真面目的《連山》《歸藏》，歷代學者的認識并不統一。正如上文焦循所言，“《連山》《歸藏》，言人人殊”。既然如此，這就意味著討論《老子》與《歸藏易》關系的基礎就是不穩固、不可靠的。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在《老子》中找到多少受《歸藏易》影響的所謂“內證”，都是經不起推敲的，不足以夯實二者之間前后影響、承繼的關系。
再者，有學者從尚黑、尚忠信、尚慈、尚儉、尚水、尚愚樸乃至重天道、重母權等方面進行論證，認為老子思想與“三代”文化中的夏文化之間存在著淵源和承繼關系，并為學界不少學者所肯定。換言之，這個結論基本上認為《老子》思想屬于夏文化的范疇。然如上文所述，學界不少人認為《老子》思想淵源于《歸藏易》，而《歸藏易》一般被認為屬于殷商之易，即屬于殷商文化的范疇。這樣一來，如果將這兩種觀點加以比較，則《老子》之學究竟屬于夏文化還是殷商文化的范疇就成為一個無法定論的問題。當然，也許會有人試圖彌合這兩種觀點之間的矛盾，進而認為夏、商、周“三代”文化相因，《歸藏易》受到了夏文化的影響，但這勢必又會導致因為強調連續性而無法突出個性，即夏、商文化各自的特點不明、二者之間的界限不清等諸多問題。一句話，論證《老子》與《歸藏易》之間的因承關系的確是棘手的、無法確證的。
老子是道教的教祖神，被道教尊稱為“太上老君”“元始天尊”，是道教的“三清”尊神之一。道教經典中充滿了對老子的神化記載，其中自然也包括老子與《易》的關系。對此，我們也需要加以辨析與檢討。
以東晉道士葛洪的《抱樸子內篇》為例。葛氏在其中論“老君真形”曰：“但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見，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秀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為床，金樓玉堂，白銀為階，五色云為衣，重疊之冠，鋒鋋之劍，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后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于《仙經》中也。見老君則年命延長，心如日月，無事不知也。”（《抱樸子內篇·雜應》）這里，葛洪對老君的形貌、服飾乃至儀仗等作了煞有其事的描述，其中“足有八卦”云云無疑使老君染上了濃厚的易學色彩。
隨著道教的發展，其對易學內容的吸收也愈加深入，而老子與《易》的關系也在其中發生著變化。比如，南宋謝守灝編《混元圣紀》卷三曰：“伏羲氏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理，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觀太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察太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道斯民以仁羲之教，老氏擬議伏羲，彌綸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與孔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圣人之極也，老子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歸，斯所謂至神者矣。”意思是說，老子通曉《易》道，他的思想與作《易》之“三圣”息息相通，所謂“與伏羲同其原”“與文王通其宗”“與孔子合其權”。毋庸諱言，這基本上是出于抬高老子地位或者溝通儒、道二教的需要而言的。如果說這種觀點尚可以勉強接受，那么《太上老君開天經》中的敘述就令人難以接受了。《太上老君開天經》約出于魏晉時期，該經構設、敘述天地開辟之前諸階段乃至天地開辟、人類產生、文明發展之歷程，而在各個階段老君始終存在，并在歷世下降進行傳經、教化。該經有云：“九宮之時，老君下為師，口吐《乾坤經》一部，結其九宮，識名天地，清氣為天，濁氣為地，從九宮已來，天是陽，地是陰，陽者剛強，遠視難睹，在天成象，日月星辰是也，在地成形，五岳四瀆是也，在人成生，心肝五臟是也，分別名之有異，總而名之是一也。九宮沒后，而有元皇……伏羲之時，老君下為師，號曰無化子，一名郁華子，教示伏羲，推舊法，演陰陽，正八方，定八卦，作《元陽經》以教。伏羲以前未有姓字，直有其名，爾時人民樸直，未有五谷，伏羲乃教以張羅網捕禽獸而食之，皆衣毛茹血，腥躁臭穢，男女無別，不相嫉妬，冬則穴處，夏則巢居。伏羲沒后，而有女媧，女媧而有神農……老君曰：秘化之初，吾體虛無，經歷無窮，千變萬化，先下為師，三皇已前為神化之本，吾后化三皇五帝為師，并及三王，皆勸令修善。”15顯然，其中所說的老君歷代降為帝王之師，乃至口吐《乾坤經》、教示伏羲定八卦云云，不過是道教出于對教祖神的崇拜而采取的神秘化、夸張化的說教而已。概括言之，道教對于老子與《周易》關系的記載并不是事實描述，基本上屬于宗教信仰、宗教情感支配之下的偽說、虛托而已，是不足取信的。
總之，在上述《老子》與《易》道關系的三種模式中，《老子》與《歸藏易》的關系因文獻不足而難以為繼，道教視域中的《老》《易》關系因關涉宗教信仰而不足為信，唯有《老子》與《周易》在義理上的相通或比較才是合乎情理且有繼續討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由此，擺在面前的問題是，《老子》書中找不到《易》的印跡，是否就可以斷定《老子》與《易》道沒有絲毫的關系，沒有受到《易》的影響呢？回答是否定的。拋開撲朔迷離的《連山》《歸藏》不論，《老子》與《周易》之間或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我們可以從老子的生平、身份等側面做一些合理的推測。據史料記載，老子是周朝史官，所謂“柱下史”“守藏史”“征藏史”，其職業身份一般被認為是國家圖書與檔案資料的管理者，故最有機會閱讀當時的各種文獻材料，而《易》書理應是包含在其中的。比如，陳鼓應先生指出：“春秋以前，《周易》為歷代史官所掌管，這由《左傳》的記載可為明證。老子是史官，故而通曉《易經》。”這就是說，老子是有機會閱讀《周易》并汲取其思想營養的。而在古代，一般認為巫、史合一不分，史官兼具巫的功能，而巫能溝通天地鬼神，掌握祭祀、占卜之職，《周易》作為重要的占筮工具自然會為老子這樣的史官所通曉、掌握。再者，巫與醫又密不可分，古代典籍中不僅有“巫醫”一詞，而且有不少對“巫醫”即通醫道、懂醫藥、能給人治病的巫的記載。然而，《易》理與醫理又相互貫通，后世有所謂“醫易同源”“醫易相通”之說。明代醫學家張介賓《類經附翼·醫易義》稱：
“賓嘗聞之孫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醫。每竊疑焉。以謂《易》之為書，在開物成務，知來藏往；而醫之為道，則調元贊化，起死回生。其義似殊，其用似異。且以醫有《內經》，何借于《易》？舍近求遠，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茅塞稍開，學到知羞，方克漸悟。乃知天地之道，以陰陽二氣而造化萬物；人生之理，以陰陽二氣而長養百骸。《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于《內經》，而變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陰陽也；醫易同原者，同此變化也。豈非醫易相通，理無二致，可以醫而不知《易》乎？”18概括言之，無論是從史官之職還是從其兼具的巫、醫之功能推斷，作為史官的老子之流掌握《周易》皆在情理之中。在《左傳》等典籍中多有史官論《易》或易筮的記載，這些記載即是史官明《易》的有力佐證。對于史官與《易》的關系，朱伯崑先生曾說：“關于《周易》的編纂，近人認為出于當時的史官之手，《周易》是經過多次整理而成的。史官在古代兼管占卜之事，據《左傳》所載，春秋時期從事占筮的人，有周史、史墨、史魚、史趙、史蘇、蔡墨等，他們都是周王朝和諸侯國的史官。《周易》這部典籍的編纂，出于西周的史官之手，也是可信的。”19可見，朱先生甚至認為史官是《周易》的編纂者。實際上，老子知《易》、明《易》還有一個合理的推測，那就是與其同時代的孔子熟悉《周易》。比如，《論語·述而》有“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20、《史記·孔子世家》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21等記載，都是學術界經常引用的材料。多年來，不少學者甚至逐漸深入挖掘出土簡帛文獻，如帛書《周易·要》所載“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吾求亓德而已，吾與史巫同涂而殊歸者也。君子德性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22云云，深入論證孔子的習《易》過程及其易學特點。可以想見，如果沒有孔子對易理的深入探究，沒有其對《周易》的整理與傳授，或許就不會有易學的后世發展與繁榮。行文至此，我們同樣可以想象，孔子與《易》的關系如此密切，而為孔子所崇敬并多次向其問學、接近典籍的史官老子若不知《易》、不明《易》，幾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乎情理的。
概括言之，我們主張老子理應是熟悉《周易》并汲取了它的營養的，《老子》中或許有《易》道的影響。但是，若要從《老子》書中找到其受《周易》影響的確鑿證據則無疑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對于學界有人所說的“整本《老子》，可說是無一處不從易學中來。讀者如先會得易學，再治老，當知我言不虛”23“老子是用《易經》坤卦和乾卦交互轉化變化而發為明體大用、內圣外王之學的人，是最知《易經》、最明《易經》大智大仁大勇者。全部《老子》，就是一本活用的《易經》。故不明《老子》者，是不知《易經》者，是不能探明老子至高無上之道者也”24之類的結論，筆者是難以接受的。當然，對于學者們試圖從《老子》中找到受《周易》影響的各種努力，包括專門的以《易》解《老》的著作，我們并不一概加以否定。因為，這些研究成果深化了我們對《老子》與《周易》關系的理解和認識，或許它們在某些方面真的觸及了二者之間的某種真實聯系。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