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經史與理想政治——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王莽問題”
發表時間：2022-11-02 19:54:08 作者：周展安 來源：《開放時代》2020年第5期
［內容提要］本文著眼于中國現代思想史上重新評價王莽新政的現象，特別選擇蒙文通、呂思勉、錢穆在不同經史脈絡中對王莽的重構進行研究。對于蒙文通，王莽是秦漢今文經學思想的實踐者；對于呂思勉，王莽是先秦以來批判思想與古文經改制思想的實踐者；對于錢穆，王莽是“齊學”和“魯學”匯合之變法禪賢思想的實踐者。在這三位經史學家筆下，傳統經史的理想性、中國史自身的活力、革命與古典經史之間的關系等問題都匯集在“王莽”這個符號上。本文將這些問題概括為“王莽問題”，由此分別梳理三位經史學家圍繞“王莽”所鋪展的知識脈絡，挖掘這些知識脈絡各自的思想和政治內涵，進而展現中國現代思想家對于古典經史激進重構的苦心孤詣，以及將古典經史與理想政治相勾連的可能與限度，為當代歷史條件下重新思考“文明與革命”這一課題提供鏡鑒。
［關鍵詞］古典經史 理想政治 王莽問題
一、引言
中國的20世紀是革命的世紀。但這革命并不是和過去的歷史截然劃開一條鴻溝，而是伴隨著對中國歷史的重新整理和評估而展開的。革命的過程也是中國歷史上諸多被壓抑的要素復歸的過程。在晚清以來的改革乃至革命的潮流中，今文經學的復興，諸子學尤其是墨學的復興，佛學尤其是唯識學的復興，法家的復興等，發揮了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以后對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歷史傳統的研究，人民公社建立過程中對大同思想和五斗米道的重視，“文革”后期“評法批儒”運動的展開，毛澤東通過古典詩詞對其革命的思與行的抒發等，都顯示了“傳統”的復雜面向及其與中國革命之間的深隱關聯。
在對傳統的激進重構中，眾多歷史人物展現出新的面貌。有的人物被多種思想派別爭相拉扯，比如孔子，從晚清今古文經學之爭開始，到熊十力的《讀經示要》，再到毛澤東的《讀〈封建論〉呈郭老》，孔子時而被塑造為改革派，時而被塑造為革命派，時而被塑造為保守派；有的人物被轉換了評價的坐標，比如戴震，在梁啟超和胡適筆下，素來被視為考證學大師的戴震轉而以“科學精神”和“情感哲學”而著稱；1有的人物被從塵封的歷史中掘起，比如王充，相比于在清代長期被湮沒和貶低，從宋恕的《六字課齋津談》2和章太炎《訄書·學變》中的表彰，到20世紀70年代“戰斗的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家”3的徽號，均顯示出對王充的評價在20世紀經歷了一個再發現和持續上升的過程；有的人物從傳統文教的標桿位置跌落而面目盡失，比如韓愈，從嚴復的《辟韓》到章士釗的《柳文指要》，韓愈皆被指認為君主制的象征；還有的人物則是由正史論述中的異端或者亂臣賊子變成現代政治的思想資源，乃至成為理想政治的化身，在這一脈絡中，最有代表性的，或當為代漢自立新朝的王莽。
自東漢以降，歷代正史論述一律從“盜”“竊”“弒”等角度將王莽建立新朝視為“篡位”。《漢書》以遠超《高祖本紀》和《武帝本紀》的篇幅詳細記錄了王莽跌宕的一生，文末“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盜之禍”4的論斷，可以說貫穿了從東漢至清代的所有正史論述。沒有“正王之命”，卻欲行正王之事，這種有違天命和正統的舉動不僅遭到官修正史的譴責，也為一般讀書人所不齒。清朝人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連寫四篇札記以表曝王莽的僭逆之行，其中《王莽自殺子孫》一篇更表現出王莽乃是一心腸冷酷之人，所謂“其意但貪帝王之尊，并無骨肉之愛”。5于是，王莽在不忠不義之外，更兼以不仁。
只有在進入20世紀之后，對王莽的評價才逐步改觀。首開其端的是1906年馮自由發表在《民報》第4號上的《錄中國日報民生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一文。馮自由將民生主義追溯至三代井田之制，而以王莽為三代井田制之踐行者。他高度評價王莽，認為“王莽乃于二千年前具有釋奴之偉識，其賢于林肯遠矣”。6 1907年，劉師培也在《天義》上連續發表《中國古代貧富之制》《西漢社會主義學發達考》等文章，肯定王莽的“王田”制度，認為王莽立法，“亦欲均地權而尊人權，收國中之利，以分配全國之民”。7雖然劉師培此時立足于無政府主義思想，對“政府”“國有”等均持批判態度，但他對王莽立法中包含的平等精神給予了積極評價。再往后，需要提及的是1922年胡適的《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個社會主義者》。如其標題所示，在胡適筆下，王莽乃是受了一千九百年冤枉的“社會主義者”。王莽的“五均之制”“六莞之制”都是秉持“均眾庶，抑并兼”的精神而設立的“國家社會主義”政策。1928年，胡適發表《再論王莽》一文，追溯王莽新法的歷史脈絡，認為王莽改革田制和廢除奴婢雖然在理論上襲自董仲舒，但“方法則比他更徹底”。8顧頡剛也積極肯定王莽的歷史功績。在1941年為《漢書·王莽傳》英譯本所做的序言中，其論王莽為“以大魄力開創新制度，平階級，厚民生，裕國計，此實中國政治史上最可紀念之人杰”。9他在齊魯大學指導的研究生孔玉芳也曾發表《王莽變法的背景》一文，從西漢的思想趨勢、西漢的社會狀況等歷史背景來認識王莽的變法，稱贊王莽“有高遠的理想，有堅決的信仰，有偉大的魄力”。10至此，王莽的形象可謂實現了逆轉。
上述對于王莽的重新評價的確呈現了一副嶄新的王莽面相。但是，它們或者是偶一為之，附帶論及，或者是就事論事，將王莽孤立對待。閱讀這些評價，后來者固然會獲得對王莽的積極認識，但未必會同時獲得對王莽所從出的歷史的積極認識。和這些評價相比，現代史上另有一種思想脈絡，同樣致力于積極重構歷史上的王莽形象，但同時它又將王莽置于中國長時段的歷史當中，在一個整體的古典經史世界中來把握王莽，乃至將王莽視為中國歷史發展的樞紐，作為中國古典經史世界的結晶來認識。因此，這一脈絡對王莽的推重同時也就是對長時段的中國史和中國古典經史文教系統的推重。對王莽的激進重構，也同時意味著對中國古典經史世界的激進重構，乃至對整個中國史的激進重構。正是這個脈絡，將現代史上對于王莽的重新評價提升為一個包含更多思想和政治內涵的“王莽問題”。
這種在長時段的歷史脈動中、在古典經史系統中重構王莽的脈絡，依本文管見，主要體現在蒙文通、呂思勉、錢穆等人的著作中。11這些經史學家對于王莽的評價不盡一致，但在將王莽視為中國史之樞紐、中國古典經史系統之結晶這一點上是共同的。對于蒙文通，王莽是秦漢今文經學思想的實踐者，而秦漢今文經學思想乃“超絕于諸子”，也因此“新室傾覆，學者乃嗒焉喪其所主”；12對于呂思勉，王莽是先秦以來志士仁人的批判思想與古文經改制思想的實踐者，因此“王莽一個人的失敗，實在是先秦以來談社會主義和政策的人公共的失敗”，王莽而后，“無人敢作根本改革之想”；13對于錢穆，王莽是“齊學”和“魯學”匯合之變法禪賢思想的實踐者，與其老師呂思勉一樣，他也認為“王莽個人的失敗，是中國史演進過程中的一個大失敗”。14由此可以說，在“王莽”這個點上，匯集了今文經學、古文經學、文化史、政治史、社會史等多條脈絡。對王莽的闡釋，同時也就是對中國古典經史思想和政治潛能的闡釋，是對中國史之內在脈動的闡釋。更重要的是，他們對王莽的論述，不只是將王莽作為重要的歷史人物來描繪，也不只是將“王莽”所連帶的古典經史作為已然逝去的歷史舊物來進行史學考辨，15而且是帶著強烈的現實感來認識王莽和“王莽”所擔負的古典經史的。其文形似懷古，其意實在求新。因此，在這三位經史學家筆下，關于王莽的歷史論述同時成為包含強烈現實關懷的思想論述和政治論述。這一現實關懷的具體內容，概括地說，就是中國古典經史和20世紀的最大課題即革命之間的關系問題，或者說文明與革命的關系問題。如果立足于古典經史，這一問題的表述將是：中國古典經史中是否包含著革命的潛能，是否包含著構想和推動一種理想政治的可能，甚至說，古典經史中是否包含著超越20世紀革命的潛能。如果從革命的角度來發問，則問題還包括：古典經史之革命潛能的限度何在，古典經史所構想和推動的理想政治的實際存在形態如何、前途如何，革命如何吸納古典經史的資源、如何接續中國史的脈動，等等。在這三位經史學家／思想家筆下，所有這些問題都匯集在“王莽”這個符號上。“王莽”可以說展現了中國歷史的臨界狀態。基于此，本文將這些問題概括為“王莽問題”。
本文將分別梳理三位經史學家／思想家圍繞“王莽”所鋪展的知識脈絡，挖掘這些知識脈絡各自的思想和政治內涵，同時辨析這些知識脈絡及其內涵的相互交匯與差異，進而展現中國現代思想家對于古典經史激進重構的苦心孤詣，以及將古典經史與理想政治相勾連的可能與限度，為當代歷史條件下重新思考“文明與革命”這一課題提供鏡鑒。
二、今文經與“王莽問題”
中國現代思想史上，在今文經的脈絡中把握“王莽問題”，即致力于抉發今文經學的革命潛能及其與理想政治的深刻關聯，并將王莽視為今文經思想之實踐者的代表性思路，出自蒙文通。
欲把握蒙文通對王莽的重構，需首先闡明其今文經學思想。
今文經學在近代中國的變革過程中扮演了光輝的辟路者的角色。一般而言，這主要可以追溯至劉逢祿為今文經學復興所做的努力。如梁啟超所說，正是從劉逢祿開始，“‘公羊學’與許鄭之學代興，間接引起思想界革命。蓋嘉道以降，常州學派幾天驕矣”。16劉逢祿的努力經龔自珍、魏源經世之學的過渡而以康有為總其成。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兩書接續劉逢祿對劉歆的辨偽和批評，對“六經”和孔子做了更為激進的解釋，造成“晚清思想界一大颶風”17，并由此在理論上引發了作為“新中國史開宗明義第一章”18的戊戌變法。但是，這條從常州學派到康有為的今文經學線索在蒙文通看來并非清代今文經學的全部內容，所謂“在漢之今文學惟一，而清代言今文則有二”。在從常州學派到康有為的脈絡之外，另有從福建學者陳壽祺、陳喬樅到陳立、皮錫瑞的脈絡。蒙文通對此兩條脈絡略有軒輊，但均不滿意：“近世二莊、劉、宋、龔、魏之徒，習而稱之，鮮所闡發，益滋人疑，是謂知空言而不知行實，蔽在言《春秋》而不能言《禮》。左海父子、卓人、鹿門，為能知禮制之略，而未能明制作之原，質僿無義趣，是謂知行實而不知空言，蔽在能言《禮》而忽于《春秋》。”19在他看來，能夠綜合以上兩派，將“禮制”與“禮制之原”做整體考察從而真正解明今文經學之樞極的則是其師廖平：“惟井研廖師，積劬于《春秋》，乃會心于禮制，以今古之分流，決于《王制》、《周官》之異同，一為從周，一為改制，百年談之而不得其宗者，至是適海適岱各有涂歸。”20有人認為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本于廖平的《今古學考》，而《孔子改制考》本之廖平的《知圣篇》，蒙文通則明確指出：“康氏之學實以龔、魏為依歸，而未窮廖師之柢蘊。”21
蒙文通繼承了廖平以禮制為樞紐劃分今古文經的做法，特別發揮了廖平“孔學大要，在經史之分”22的思想，以“從周”之學為古文經學，又以古文經學為史學，以“改制”之學為今文經學，又以今文經學為哲學。但蒙文通還不止于此，他將研究的視角從廖平所重點依據的《春秋》《王制》《谷梁》等擴大到《齊詩》《京易》，伏生的《尚書》，戴氏的《禮》等，赫然提出“革命”之旨以為今文經學之核心：“茍不省禮家之新制已大異周人之舊規，獨張皇于‘三科’、‘九旨’，而昧忽于‘五際’、‘三期’，抗董、何之浮文，以概六藝之宏義，孤樹《公羊》，欲張赤幟，以召非常可怪之譏，是欲尊之，適以窒之，斯皆不解儒家‘革命’之旨”。23從而，上文所言之“改制”，也并非晚清康有為等人所從事之“改制”：“晚清之學，急于變法，故侈談《春秋》，張改制之說，而《公羊》之學顯于一世。然改制之義才比于五際之革政，而五際革命之說，未有能恢宏之者。”24“五際”之說出自《齊詩》。蒙文通推本《齊詩》，認為：“《齊詩》之義有‘五際’：‘卯酉之際為改政，午亥之際為革命。……卯，《天保》也；酉，《祁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者，牧野之事也。”25牧野之事即武王伐紂之事，以午亥之際為革命，即以武王伐紂為革命，從而呼應了孟子說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所以蒙文通又說：“《齊詩》言‘五際’、言‘四始’，以‘改制’、‘革命’為依歸，而原本于孟、荀，舍是則‘王魯’、‘素王’之說無所謂。”26
蒙文通既繼承了廖平以“禮制”區分今古文經學的做法，所以在闡明今文經學“革命”之旨之后，必然要論及體現此“革命”之旨的各種具體的典章制度，從而更詳細顯示今文經學“革命”的內涵。這些典章制度主要包括五個方面：其一是井田，其目的在于加強經濟上的平等；其二是辟雍，其目的是實現教育上的平等；其三是封禪，其目的是實現最高權力轉移問題上的平等；其四是巡狩，其目的是實現諸侯選賢制度上的平等；其五是明堂，其目的是實現官員乃至民眾參政議政上的平等。蒙文通指出，所有這些制度并非歷史上的陳跡，而是秦末漢初的儒家人物基于對周代和秦代歷史的總結所提出的理想政制。井田制并非《周官》所記錄之古代井田制度，而是“通國皆助，通國出兵出車，通國立學，而君子野人之割泯”27的新制度；辟雍制不是周代僅及于所謂“國子”的教育制度，而是打破貴庶之分，普及于全民的教育；封禪不是《禮記·禮運》里說的“禹、湯、文、武、周公、成王”等所奉行的“天下為家，大人世及以為禮”的既有制度，而是“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堯舜之“大道”；巡狩不是周代實際存在的以血緣宗親為基礎的分封制度，而是包含選賢和黜陟在內的新的制度設想；明堂也不僅僅是授課的教室，而且是包含政治權利平等開放意義的議政之所，所謂“明堂大學之制行，則貴族替而政歸平民無惑也”。28
以“革命”為主旨的今文經學固然和先秦諸子之學不無關聯，但并非先秦某家學說的翻版，而是漢代儒生如大小戴（戴德、戴圣）及伏生、韓嬰、陸賈、董仲舒等人左右采獲以相融會的結果。蒙文通就此提出“漢代新儒學”來概括：“經與傳記，輔車相依，是入漢而儒者于百家之學、六藝之文，棄駁而集其醇，益推致其說于精渺，持義已超絕于諸子，獨為漢代之新儒學，論且有優于孟、荀，詎先秦百氏所能抗行者哉？”29而“漢代新儒學”之所以能超越于諸子，除知識上的出入百氏以外，更由于漢代諸儒基于深刻的現實感而對前代政治和社會經驗所做的總結：“周之制為封建，而貴賤之辨嚴；秦之制獎兼并，而貧富之辨起。先漢經說者，固監于二代之敗，顯然反對其階級之政者也。商賈盛于周，君權極于秦。先漢經說者，固顯然擯抑商賈與君權者也。”30因此，今文經學也就取得了和先秦之學并立，乃至拔乎其上的地位：“周也，秦也，《春秋》‘一王大法’也，截然而為三；《春秋》師說者，一王之空言，《禮》家師說者，《春秋》之行實也，所謂‘《春秋》經世’、‘為漢制作’者，正以鑒于周、秦之敗，而別起‘素王’之制，為一代理想之法。”31
可惜，漢代今文經學家所構想的理想之法在西漢并未取得充分發展的機會。這見于轅固生以肯定湯武受命之說而遭到漢景帝制止，見于趙綰、王臧以上書討論恢復古明堂制而被下獄，見于眭孟上書提議漢昭帝禪讓而被處死，也見于董仲舒之變“革命”為“改制”，變“素王”為“王魯”，變“井田”為“限田”，正所謂“董生變其所學，以委曲于漢”，32但即便如此，董仲舒仍因言災異之事而險些被殺。因此，“迄于中葉，儒者于辟雍、封禪、巡狩之儀，皆幽冥而莫知其原，學困于章句而微言永絕”。33后來班固曾對此總結說：“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經設誼，依讬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強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34西漢今文經學家政治理想之落空，于此可窺一斑。
于是而有蒙文通對王莽新朝的高度評價。在蒙文通看來，在漢代未曾實現的政治理想乃一轉而實現于王莽新朝，王莽所實行之政策，正是西漢今文經學家所想望：“自儒者不得竟其用于漢，而王莽依之以改革。余嘗三復《莽傳》，而知居攝之政，其可得而言者，皆今文之師說。故博士之倫，亦發憤而頌仰之。逮莽以紛更致亂，新室傾覆，學者乃嗒焉喪其所主。”35所以，王莽建立新朝，絕不是歷代正史所批評的“篡位”之逆行，而是順應具有革新和革命思想的今文經學者的政治要求，順應民意的舉動：“卒之王莽代漢，一世士大夫翕然歸美，固自有故，殆數百年來，師師所口授而面命者，皆以抑于漢家不得伸，亦所以積怨而發憤者也。”36如果同時考慮到“漢代新儒學”正是周秦政治激發的結果，則亦可以說王莽新朝是基于高度自覺的危機意識主動承接既往歷史大勢的產物。
鑒于康有為等人將《周官》《左氏春秋》等古文經傳皆歸于王莽新室之創制，蒙文通特別發揮其師廖平關于“王莽劉歆，以《王制》通《周官》”37的說法，立足《王制》而致力于對《周官》和王莽新制之差異的辨析，并徑直以“平等”為衡準：“其甚者至以《周官》、《左氏》，凡諸古文經傳，皆作于新室，狂論一倡，舉世為靡，豈思周人之舊規，翻足以開王莽之新治耶？夫王莽之為社會改革，而《周官》為封建制度，宜在近世，夫人而知之，即平不平等之間，乖隔已遠，周與莽政，冰炭難諧，茍并為一談，則豈徒昧經，亦闇于史”。38蒙文通進而遍考《周官》中所載田制、兵制及學校諸端，認為“由兵制、田制知周代君子與小人之殊，由學校更見貴族與編民之別，此周世截然不平等之三階級，而其所以為封建社會者也”。39與之相對，在奉行今文經學的王莽新朝，則有針對漢代實際稅負過重而頒行的“王田”制和不得買賣奴婢的規定：“至王莽亦緣飾經義，厲行井田。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十稅五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余田與九族鄉黨。”40他甚至認為王莽針對工商業階層，目的在于“齊眾庶、抑兼并”的“五均”之制、“六筦”之令也應從今文經學之影響的角度來認識，從而說“此亦獻王推其說而王莽遂其事。儒者抑富之說，影響于后來之政治，大率如此，而王莽所為，又一切無不本之經說也”。41蒙文通亦注意到漢代經濟政策對商賈之患和土地兼并之患的救正，乃至認為“自漢世帝王接受儒家之學說，于經濟政策殆全用之”。42但是，正如上述所引王莽詔令所顯示，漢代實際的經濟政策并未達到預期，“三十稅一”的政策只能落實為“十稅五”，而對工商之患的救正也需要由王莽“遂其事”。從而，王莽成為西漢今文經學家理想政治之真正實踐者，所謂“新室所述頌推行者，莫非儒家最高之理想，周秦漢新制事，若可大明”。43這些政策雖然因王莽新政是“紛更”而致亂，但影響深遠，以至于可以說“循是以往，重農抑商遂為中國歷史上根本之國策”，并且“自漢至清，亙二千年，經濟社會無大變化，豈非以均富思想之故歟！于是節制資本，亦遂為中國長期傳統之政策。而中國之歷史遂表現為一種獨具特色之歷史也”。44
蒙文通以“革命”“素王”之旨來把握今文經學并借以表彰王莽，目的不僅在于抉發歷史之隱覆，更是著眼當下，乃至著眼未來：“今學雖久蔀，若起其沉廢、假其末光，猶可以為建國之規、致治之術。”45他立足革命、民治、平等的角度來闡釋今文經學和王莽，顯示了其不同于一般復古論者的傾向，但他同樣自覺區別于同時代的疑古學派，認為“晚近疑古之論起，學人莫不知秦漢所陳三古之盛，皆非史跡，而未嘗思及其言三古必如是者，正有其哲學之究竟耶？！”46蒙文通因此就以一種“橫站”的姿態重新溝通了“民治”與“儒學”，也即溝通了“今古”。在其心血所凝之《儒學五論》中，他說：“斯則明先哲之緒，以拯萬方之饑溺，固儒者之所有事，而今其時也。是則所愿以此編擁篲前驅而俟乎來哲者也。若曰于漢學析今古之同異，于宋學明朱陸之是非，考馬班之得失，辨管韓莊墨之乖違，是區區者固儒者之所事兒非其義之至者也。”47也正因為有此探求“義之至者”的文明擔綱者的自覺意識，所以蒙文通才能將其對王莽的表彰深化為一個包含更多政治意蘊的“王莽問題”。
三、古文經與“王莽問題”
和蒙文通一樣將王莽新政歸于今文經學的人少，認為王莽新政乃是基于古文經學則是常見的成說。在這后一方面，康有為的看法頗有影響力。他在《新學偽經考》中將王莽之“篡漢”與劉歆之“篡孔”并舉，認為“篡漢則莽為君，歆為臣，莽善用歆；篡孔則歆為師，莽為弟，歆實善用莽，歆、莽交相為也”。48曾深受康有為影響，且同樣將王莽和古文經學歸于一處，卻一轉康氏對王莽的抨擊，積極高揚王莽的歷史地位，挖掘王莽所依托之古文經內部包含的理想性并由此上溯到“先秦志士仁人”變革思想的，或首推呂思勉。
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乃至整個中國現代史上，要論呂思勉對王莽的評價之高、之熱切，管見所及，無人出其右。在呂思勉看來，王莽不僅乃“一代之大革命家”49，而且是“社會革命家”50，王莽之改制甚至可與孔子之改制并立：“古代之學術，進化頗遲，托古改制，前惟孔子，后惟王莽與劉歆，其余皆不過謹守師說，遞相傳述”。51前人往往以王莽的折節恭儉、勤身博學為虛偽，但在呂思勉看來，所謂虛偽處正見出其“精神之誠摯”52；前人往往以王莽之殺子為寡恩，呂思勉則認為這正見出其“廓然大公”53。王莽新政最終以失敗而告結束，呂思勉并非無見于此。他看到新政整體上顯示了理想與實際脫節的問題，所謂“莽之病，在于偏重立法，而不計法所以行。雖亦欲行督責之術，而不知社會組織不變，黨類利害相違，弊端終將百出無已，斷非督責之術所能補救也”。54但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實際”并非全部是民情的“實際”，而更多是執行者或者說各級官吏的“實際”，所謂“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55因此，呂思勉雖意識到新政的失敗，但并未全然否定王莽的改革用意，他明確指出：“莽所行者為革命之事，其利害與官吏根本不能相容，故雖嚴于督責，而卒弗能勝也。”56他將王莽視為“開非常之原，立百年之計”的人物，將新政之敗置于社會情勢之中：“故莽之敗，究由所行之事，與社會情勢不合者居多，其身之失，薄乎云爾。”57
不僅如此，在呂思勉看來，王莽的新政乃承接孔子改制而來，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改制，因此需要在西漢乃至孔子以來更長時段的歷史脈動中加以把握和評估。呂思勉認為孔子改制是基于春秋時期貴賤、貧富之階級劇烈對抗的歷史形勢而提出的舉措：“當此劇烈變動之時，而社會貧富之階級，乃日益顯著。孔子托古改制，特提出救濟之策，其救濟之策，則仿行古代社會之共產組織是也。讀《小戴記·禮運》篇孔子告子游之言，及《王制》篇，可見其略。”58但他又認為，孔子所提出的救濟方案，只能適應于各國分立之時，卻不能適應秦漢大一統的形勢。而西漢時期的儒者并不能基于對新社會的觀察，就孔子在《王制》等篇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加以改進，因此也只能托之于空言。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新的改革者王莽出現了：“西漢儒者，殆無一不以救濟社會貧富之不均為目的，然此本甚難之事。西漢儒者迄未有瑰偉絕特之大思想家，及大實行家，亦未有真得位乘時者，故武昭宣元之世，終徒托諸空言，迨哀平之際，而瑰偉絕特之王莽出焉，耳席可以實且之勢，故終至在中國歷史上，演出一部失敗的社會革命。”59換言之，孔子是在列國分立的情況下提出改制方案，西漢儒者的思考乃孔子方案之余緒；而王莽是在歷史上未有過的秦漢一統的情況下提出改制方案。和蒙文通類似，呂思勉也是將王莽放在西漢社會問題之解答者的位置上；但又和蒙文通不同，呂思勉并非將王莽視為西漢儒者同一思路的延續，而是在后者山重水復無路可走的情況下來把握王莽的改革舉措。這不僅更加凸顯了王莽的獨特地位，同時也提出了改制者所依據之原理性經典的差異問題，亦即“王莽與古文經學”的關系問題。
呂思勉通常以史學名世，即便論到其經學，也基本上是在今文經學的脈絡中來認識的。比如和他共同編著《古史辨》第七冊的童書業就稱他為“今文學的大師”60。但從整體來考察則可以發現，說呂思勉傾向今文經學不是入主出奴的門戶之見，而是從歷史的角度對今文經學所曾發揮的歷史作用有充分的認識和肯定。所謂“今文學大師”的稱呼強調的毋寧是他在今文經學的研究上致力甚遠，所得甚深，而不是指他對今文經學的墨守。“歷史之真事實”，亦即史學脈絡上的研究，才是呂思勉的真正用心：“今后學者之任務，則在就今文家言，判決其孰為古代之真事實，孰為孔子之所托，如此，則孔子之學說與古代之事實，皆可煥然大明，此則今之學者之任務也。”61而既然是以探求“歷史之真事實”為首要任務，則必然有對同樣作為歷史之一幕的古文經學做客觀的考察。
具體來說，呂思勉對古文經學的態度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認識。其一，古文經乃出于作偽，孔壁得書的事件實際是劉歆的偽造：“此事見于《漢書》者，惟《藝文志》及《楚元王傳》兩處耳，移讓太常博士固歆之言，即《志》亦本諸歆之《七略》者也，然則二者皆歆之言也，以如此大事而終前漢之世惟歆一人言之，他人曾不齒及，豈理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