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馮友蘭新理學的意義 ——馮友蘭新理學研討會致辭
發表時間：2022-01-13 23:52:40 作者：黃玉順 來源：
研究馮友蘭新理學的意義
——馮友蘭新理學研討會致辭
黃玉順
按：本文原載《當代儒學》第20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版，第3?7頁。這是作者于2021年6月24日在“馮友蘭‘新理學’研討會”上的致辭。
我簡單講一下今天這個會議的意義問題。我想，我們可能很容易把它看成一件僅僅關乎我們這個“情理學派”[1]的事情，因為馮友蘭先生是我們的師爺、祖師爺。不能這么看問題，因為這樣就大大降低了馮先生的哲學思想的普遍意義。所以，我想講三點，即三組關鍵詞，以及三者之間的關系：第一組是關于“照著講”與“接著講”的問題；第二組與第一組的問題密切相關，我想講講關于“鄉下人”和“城里人”的問題；第三組，我再講講關于“情感”和“理性”的問題。最后我再補充一點其他的問題。
一
首先來看第一組關鍵詞，即關于“照著講”與“接著講”的問題。“照著講”與“接著講”這樣的話語，大家當然都很熟悉，但還值得進一步深入思考。我剛才講了，我們來研究馮先生的哲學與思想，并不僅僅是因為他是情理學派的開創者。我們都知道，現代“中國哲學”的基本范式，實際上就是馮友蘭先生開創的；而且對于這個范式，雖然有很多人不斷地提出反思或者異議，但到現在為止，都超越不了、擺脫不了。擺脫不了的原因，我們可以去探究，比如說，過去的所謂“反思”是不是有太過頭的地方？那么，為什么我們至今還是走不出這個范式呢？可能它里面還蘊含著一些更具普遍性的意義，是否定不了的，需要加以揭示。
我為什么要強調“照著講”與“接著講”這個話題呢？因為我們知道，最近這些年，在中國哲學界，特別是儒學界，出現了一股原教旨主義的思潮、復古主義的思潮。這是很危險的傾向。當然，按照馮先生的話語來說，這也可以說是一種“照著講”，但實質上是試圖把古代的東西照搬到今天來；或者反過來講，把今天的中國人拉回到古代去。這樣的“照著講”，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不能只是“照著講”，更需要“接著講”。
那么，怎樣接著講？我從兩個維度來談這個問題：
一個維度是：馮先生接著講的是什么？馮先生的哲學，大家都認為是接著程朱理學來講的。其實，在我看來，他不僅僅是接著程朱講的。讀馮先生的書，特別是他的《貞元六書》，就會發現，他絕不是簡單地接著程朱講的，而是接著整個的中國哲學傳統或者中國文化傳統來講的。這一點，可以專門地做一些深入的發掘，就是破除大家的一個陋見：馮先生就是照著程朱講的。事實遠遠不是這樣。從中國哲學的縱向脈絡來看，他不僅僅是接著程朱講的，因為程朱理學本身也不是憑空而來的東西，它本身也是“接著講”的，即是接著整個中國哲學傳統講的。這一點非常重要。
另一個維度是：馮先生接著講的實質意義何在？所謂“接著講”，就是要推進、要發展、要轉化，這里有一個時代轉化的問題。這個問題，我沒有時間展開談，只能點到為止：它就是我經常講的“現代性訴求的民族性表達”[2]。“照著講”主要是屬于“民族性表達”的問題；但是這個民族性表達有一個現代轉化的問題，也就是“現代性訴求”的問題，這才是“接著講”的時代本質。否則，就成了復古主義、原教旨主義。因此，我們特別要注意繼承和發揚馮先生的這個基本精神，就是：不僅要傳承中國的文化傳統、哲學傳統，而且要轉化、要發展、要推進；不是簡單地“照著講”，而要“接著講”。
二
第二點是關于“鄉下人”和“城里人”的問題。這是馮先生的一個很重要的說法，它跟剛才那個問題有密切的關系，就是說，所謂“接著講”，要轉化、要推進、要發展，是有一個大的時代背景的。馮先生明確地講，我們現在的問題，并不是或遠不僅僅一個“中西”關系的問題，而是“鄉下人”和“城里人”的關系問題；用今天的一般的話來講，它是“前現代”與“現代性”的關系問題。這也是我這些年反復強調的一個觀點。現在有很多學者，特別是儒家學者，他們把“古今之變”的問題處理成了“中西之異”的問題，即處理成了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問題，那是不對的。
關于這個問題，我們知道，馮先生有一個著名的說法，是用《詩經》里面的話來說的，就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3]。我們是“舊邦”，而且要繼承這個“舊邦”，用現在時髦的話來說，要“傳承”文化傳統，這就是“民族性表達”的問題；但是同時，這個“舊邦”需要“維新”。新在哪里？這就是“現代性訴求”的問題。
當然，馮先生當時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一個特殊時期的背景，那就是抗戰，所以，“維新”有一些特定時期的含義。但是，這個“時期”算不上“時代”，要超越、跳出這個時期來看“維新”問題。我們絕不能把馮先生講的“維新”、“舊邦新命”理解成民族主義的表達。絕不能這么去理解。“舊邦新命”的實質，說白了，就是“現代性訴求”的問題、現代轉化的問題；回到他那個話語，就是從“鄉下人”轉變為“城里人”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尤其需要注意糾偏，這些年我在很多文章里都在不斷地糾正這一點：“舊邦新命”不是“中西之際”的問題，而是“古今之變”的問題。
三
第三點才是跟我們這個情理學派有直接關系的問題，那就是“情感”與“理性”的問題。我們知道，從現代哲學史來看，揭示情感與理性的關系、凸顯情感的重大意義，這主要是蒙培元先生“情感儒學”的貢獻；我也講過，實際上，在郭店楚簡《性自命出》正式出版之前，早在20世紀80年代，蒙先生就已經在講“情感哲學”了。[4] 但是，關注“情感”與“理性”這個問題，開啟者無疑是馮友蘭先生。在這個問題上，胡驕鍵的那篇文章，有一節專門探討這個問題，糾正了一些誤解、一些錯誤的看法。[5] 這很重要，還可以繼續做這個工作。
但是，我剛才就講過，這其實不僅僅是情理學派的問題，它的意義跟上面我談的兩點都有關，就是說，情感這個觀念的重新凸顯或復興，與整個中國社會的時代轉換之間是有對應關系的。這個問題，現在學界也已經看得比較清楚了，但是，諸位還可以進一步專題研討這個問題。簡單來說，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前軸心期、中國社會第一次大轉型之前的觀念，非常重視情感；然后，時代轉換之后，帝制時代的觀念，才是“性—情”的架構，僅僅把情感看作一種形而下的、“已發”的、需要去加以規范的東西，這就喪失了情感的本源性；然后才是伴隨著第二次社會大轉型的情感觀念的復興。這可以追溯到很遠，至少戴震就在講這個問題了，其實還可以追溯得更遠。[6]
我談這些問題，每一個點都是可以專題討論的問題。我想說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情感與理性的問題，或者說“情理”問題，它絕不僅僅是一個學派的問題，而是整個的“舊邦新命”、整個的中國哲學的大問題；在某種意義上，這是真正地重新回歸孔孟儒學、甚至孔孟之前的觀念，那就是“事情”與“情感”渾然不分的那么一種本源性的觀念。[7]
四
總的來講，今天來講我們研究馮先生新理學的意義，不是要去繼承他的某些具體的哲學結論，而是要學習他的基本方法，特別是他的那種基本精神和態度，最重要的就是這么三點：不是“照著講”，而是“接著講”；不是要做“鄉下人”，而是要做“城里人”；不是局限于情理學派所講的情感與理性的問題，而是縱觀情感觀念與整個中國哲學的兩次時代轉換之間的關系問題，以此啟示一種復歸與重建，即復歸于我們的本源性的生活情感，在這種大本大源上重建中國哲學。
最后我再補充一點。大家知道，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馮先生曾經犯了很大的錯誤。不僅如此，我想特別強調一下：馮先生的這個錯誤，與海德格爾所犯的那個錯誤，兩者的性質其實是一樣的。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重視、要正視，這有助于警醒我們自己。這個問題也涉及所謂“王者師”最終卻成為“王者奴”的問題。當然，海德格爾是至死不悟，死不認賬；而與海德格爾不同，馮先生在暮年復歸了自己獨立的思想，這也體現在《中國哲學史新編》里面，說明他通過反省以后，回歸了自己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也表明，馮先生的錯誤與他的“新理學”哲學思想之間并沒有內在關系，這也是馮先生與海德格爾根本不同的地方。
好吧，我就講這么多。
2021年6月24日
（錄音整理：黃杰）
注釋：
[1] 關于“情理學派”，參見胡驕鍵：《儒學現代轉型的情理進路——以馮友蘭、蒙培元、黃玉順為中心》，《學習與實踐》2019年第4期（另一更詳版本《現代中國哲學的情理學派》，《當代儒學》第16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版）；《生活儒學在現代中國哲學“情理學派”中的地位》，《當代儒學》第16輯，楊永明、郭萍主編，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2] 黃玉順：《當前儒學復興運動與現代新儒家——再評“文化保守主義”》，《學術界》2006年第5期，第116–119頁；《現代新儒學研究中的思想視域問題》，載《中國傳統哲學與現代化》，易小明主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0–67頁；《儒學復興的兩條路線及其超越——儒家當代主義的若干思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第192–201頁；《反應·對應·回應——現代儒家對“西學東漸”之態度》，《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第22–28頁。
[4] 黃玉順：《情感儒學：當代哲學家蒙培元的情感哲學》，《孔子研究》2020年第4期，第43–47頁。
[5] 胡驕鍵：《儒學現代轉型的情理進路——以馮友蘭、蒙培元、黃玉順為中心》，《學習與實踐》2019年第4期。
[6] 參見黃玉順：《論“重寫儒學史”與“儒學現代化版本”問題》，《現代哲學》2015年第3期，第97–103頁。
[7] 參見黃玉順：《儒家的情感觀念》，《江西社會科學》2014年第5期，第5–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