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后期的朱熹哲學研究
陳來
在老蒙七十壽辰時舉辦的第一次的蒙培元哲學思想研討會上,主題和框架是“情感儒學”。這個“情感儒學”呢,我覺得有兩個方面:一個是這個概念和這個框架可以凸顯出我們的一種文化自覺,就是儒家文化的這種文化自覺,把老蒙的思想放在當代儒學發展的展開中來看,所以是有益的。但是另一方面,經過這些年走下來我覺得也有一定的限制,就是我們這些年叫“××儒學”,這種講法太多了。但其實,我們看像當代新儒家里面,唐君毅、牟宗三等,也沒有一定要用一個具體的××儒學來講,一般總稱為“當代新儒家”。當代新儒家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以深厚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為基礎來展開,提出其哲學的體系。而我們這幾年有一個現象就是,不少同志熱衷于提“××儒學”,但不是以深厚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為基礎的。所以這樣一來我覺得,像老蒙這樣的學術體系就不能僅僅從“情感儒學”去了解,這樣就割斷了他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貢獻。所以我想,雖然提各種各樣的儒學還是有意義的,但是我們在進入老蒙的哲學和學術思想世界的時候不能僅僅關注他的“情感儒學”。我看今天第一個發言人就不再用這個概念,他用“情感哲學”,也許這個更好。特別是今天發布《蒙培元文集》,所以我今天的這個發言主要是要強調要研究老蒙的學術貢獻總體,在講他的“情感儒學”的同時,還要跟他的整個中國哲學研究結合在一起,才能理解一個體系的厚度。當然,我今天講的是個案,主要是講他后期的以《朱熹哲學十論》為代表的朱子哲學研究。我主要講兩個大問題,先講第一個。
首先,從他晚年朱子哲學研究的總體特點來講,我把我自己作一個對照吧。我總是把自己定位為朱熹的專家,所以我最近十幾年來寫論文或是參加會議,我盡量使我的文章能夠體現出我作為朱熹專家的這樣一個身份、這樣一個面貌。但是這在無形中其實也可能有局限性。而我看老蒙這個書呢,他的特點不是這樣的。他是站在一個怎么來挖掘朱熹哲學里邊的那些普遍的價值和普遍的哲學觀念的角度,換句話說就是,更關注朱熹哲學里面哲學的普遍性,從而把朱熹哲學討論和現代哲學加以對接,這是他的問題意識,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可貴的。
第二個,就是從這個書里面可以看出來,他很強調生命哲學和生態哲學的立場來研究朱熹,這也是第一次我們開會的時候我跟玉順同志提的意見,要重視他的生命哲學、生態哲學的立場而不僅僅是從“情感儒學”來概括他的哲學貢獻,這在這本朱熹哲學的書中也有明白體現。從某一特定的哲學立場和角度去研究朱熹,這在我們國內以往的哲學史研究中較少。
第二個大問題呢,我是要講一下這個書的一些觀念的特色。這個變化就其總的問題意識和框架來看,就是這本書一開始他自己在自序里面講的,就是“我這本書是總結了這十個最重要的問題,可是這十個問題是過去朱熹研究中沒有提出過的,但是還是能夠代表朱熹哲學的基本內容和實質,因為以前沒有提出過,所以它的探討和論述是全新的,不同于過去研究朱熹哲學的框架”,當然也就不同于他自己前期研究朱熹哲學的框架和問題意識。所以這標志著他自己對朱熹哲學研究的重大的一個變化和提升,這個提升里面涉及到一些重要的哲學觀點,對國內朱熹哲學研究的發展是有重要意義的。
第一點就是它的一個基本的立足點,是確定在朱熹哲學里邊“天”或者“天理”不是超自然的觀念,不是超自然的實體,或者一句話,不是超自然的觀念實體或精神實體。這是他在本書確定要反對的觀念。而他反對的這個觀念是他以前朱熹哲學研究的基本觀念,是他八十年代初研究朱子哲學的一個觀念,那么現在他對這個觀念進行了反思和否定,也就帶來了他對朱子哲學理解的一種根本的變化。
第二點就是,認為朱熹哲學里面只有一個世界,沒有兩個世界,它第二章的題目就叫做《一個世界還是兩個世界》,那么以前寫朱熹哲學是沒有這么提的。當然這個問題也不是沒有由來,因為馮友蘭先生在三十年代的《中國哲學史》中講朱陸之辯的時候也特別提這個“一個世界還是兩個世界”的問題,但是老蒙在這個書里面把這個問題上升為對朱熹哲學世界觀的一個主要性質的把握,那么這樣“一個世界”的說法就包含了他要重新定義朱熹哲學體系的一點。就是他認為朱熹這個體系最重要的一個立場就是“本質即存在,存在即本質”。這個不僅是他以前沒有講過的,過去四十年我們研究朱熹哲學也沒有這樣提過,這是跟“一個世界”有關的。雖然是一個世界,但是有本質和存在兩個方面,本質即存在,存在即本質。在我的理解中,其實這個講法和熊十力的即體即用的體用論的提法有接近的地方。
第三點就是,講認識和存在的區別,就是確定認識不是存在,存在不是認識,認識的分析并不等于實存、存在的實存,那么這個應該也是跟馮友蘭先生晚年對理氣理事問題的反思有關。所以我想他的新的體系里邊從根本點來講有以上這三點,那么這三點都可以在他的幾個章的題目中見到。
第四點,就是他對牟宗三的回應,牟宗三把朱熹哲學看成是一個橫攝的體系,那么老蒙這個新書就對這個問題做了一個回應,說朱熹的體系應該是兩個方向,它不僅僅是橫向,而是既有縱向也有橫向。他把朱熹體系中縱向的部分描述為從明德到至善,然后把橫向的部分概括為從格物到致知,這樣他就從體系上來講不僅是對牟宗三的判斷提出了不同意見,而且給出了自己的一個整全的答案和分析,就是朱熹的體系既有縱向又有橫向。
第五點呢,就是他對朱熹的新的研究里面對“理”的概念也做了一些新的研究,他這個書主要還是從《四書章句集注》這個文獻來著眼。就“天理”的這個概念來講,他講了四條,首先是所以然與所當然,這個以前大家也講了,然后他特別講自然與本然之理,生理、生生不息之理。那么這些講自然、講生理當然是和我前面講的他從生命哲學這個新的觀照角度出發有關系。他還提出了一個新的觀念,這個觀念當然跟“情感哲學”也有關系,就是認為朱熹所講的這個理、這個理性是“具體理性”,不是抽象理性,不是康德的抽象的實踐理性,那么這個“具體”呢,就要聯系到他談論的理性和情感的關系,上次我也講了,所以這里可以看出他對理、理性的理解也從一個新的哲學的角度來看的。
總之,這本書體現了老蒙后期對朱熹研究的重要貢獻,值得大家進一步認識。由于時間關系,我就做這個簡單的發言,最后,我還是祝老蒙身體健康,能夠早日恢復!
(2021年12月25日在《蒙培元全集》出版發布會上的發言)
(錄音整理:黃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