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明發展的時代問題
發表時間：2021-12-01 11:53:09 作者：黃玉順 來源：國際儒聯《國際儒學》輯刊2021年第3期
【編者按】本文原載國際儒聯《國際儒學》輯刊2021年第3期，系黃玉順教授2021年4月13日在國際儒學聯合會、山東大學聯合舉辦的“后疫情時代的文化傳承創新與文明交流互鑒”座談會的發言。
摘要：雖然這次疫情對人類世界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的影響之廣度、深度在歷史上是罕見的，但它并不能改變“現代性”與“全球化”這一時代本質，討論儒家文明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必須以這一時代本質的判定為前提，故儒學之轉化與發展的目標，可以概括為“現代性訴求的民族性表達”。
關鍵詞：儒家文明；“后疫情時代”；時代本質；現代性；全球化
今天的座談會，主題是“后疫情時代的文化傳承創新與文明交流互鑒”。因此，我就緊扣會議的三個主題詞——“后疫情時代”、“文化傳承創新”和“文明交流互鑒”，談三點看法；而這三點，都圍繞一個中心問題，即“儒家文明發展的時代問題”。
一、“后疫情時代”：時代本質的判定問題
首先，“后疫情時代”這個概念，蘊涵著一個重大問題，那就是對“時代”的本質的認識與判斷：相對于“前疫情時代”，“后疫情時代”將會是怎樣一個時代？換言之，疫情之前與之后，是否可以截然劃分為兩個不同的時代？
無可否認，這次疫情對人類世界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的影響之廣度與深度是歷史上罕見的；但是，在我看來，它并不能改變人類社會在疫情之前既有的基本格局與基本走向；反過來說，疫情之后的基本格局與基本走向，其實在疫情之前業已形成，而疫情并不能使之發生根本改變。這一點，無論在國內方面，還是國際方面，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說明，限于時間，這里不予展開。
我的意思是，“后疫情時代”和“前疫情時代”其實同屬于一個更大的“時代”范疇。
那么，這是一個什么時代呢？眾所周知，自從1648年簽定《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人類進入了“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時代、即“國族”（nation）時代；直至今日，人類仍然處在這個時代之中。例如，所謂西方“發達國家”，其實仍然在“現代性”的“民族國家”范疇之內，即便像“歐盟”那樣的組織也并沒有超越這個范疇；而對于中國來說，“現代化”仍然是最大的目標，而梁啟超所發明的“中華民族”（Chinese Nation）這個概念其實也是一個現代性的“民族國家”概念。又如，當人們談論疫情所引起的“國際關系”的變化時，這里的“國際”恰恰意味著這種行為的主體仍然是“國”，也就是現代民族國家。
進一步說，“民族國家”這個人類社會的時代特征，其實只是這個時代的面相的一個側面；這個時代還有其他的面相，包括“核心價值觀”所列舉的一系列現代價值，諸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等。那么，所有這些面相的一個綜合概括，其實就是“現代”（modern times）概念；而其本質的抽象概括，那就是“現代性”（modernity）概念。目前看來，疫情并不能改變“現代性”與“全球化”這樣的最大的時代本質。
這里需要嚴格區分兩個不同的概念，即“現代性”和“現代化模式”：“現代性”（modernity）是單數的，是當今人類世界的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共性；而“現代化模式”（the modes of modernization）則是復數的，是不同民族國家的個性，這取決于不同民族國家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說的“生活的樣法”———“文化”。
顯然，我們討論儒家文化或儒家文明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必須以這樣的時代本質的判定作為前提。
二、“文化傳承創新”：縱向的歷時性問題
對于儒家文明來說，“傳承創新”包含著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傳承”；另一方面是“創新”，也就是“轉化”與“發展”。這兩個方面是缺一不可的。
且以西方文化的現代化來看，“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之所以稱為“復興”，就因為它包含著這樣兩個方面：一方面，現代化并不意味著反傳統、拋棄傳統，恰恰相反，是要繼承傳統，而對于西方來說，那就是所謂“二希傳統”———希臘哲學傳統與希伯萊宗教傳統；但另一方面，這種繼承也不是復古主義、原教旨主義的照搬，而是一種現代轉化，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馬丁·路德、約翰·加爾文、約翰·衛斯理等人的“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
同樣的道理，儒家文明的傳承創新亦當如此：一方面，中華民族的復興，邏輯地蘊涵著中華民族自己的“文藝復興”、文化復興，因此，決不能搞歷史虛無主義的“兩個全盤”———全盤反傳統、全盤西化，而必須首先繼承中華民族自己的優秀的文化傳統，包括儒家文明的傳統，這是現代“民族國家”這個概念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另一方面，儒家文明的當代發展，又決非“厚古薄今”的復古主義、原教旨主義，而是儒家文化、儒家文明的現代轉化。
這里還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這個提法，蘊涵著一個邏輯，即：“轉化”和“發展”的先后順序是不能顛倒的；換言之，沒有轉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發展，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具有時代價值的創新與創造。
那么，何謂“轉化”？所謂“轉化”，一言以蔽之，最基本的內涵就是“現代化”。在這個意義上，儒家文明的創造性轉化，就是儒家文明的現代化。
因此，何謂“創新”？何謂“發展”？“發展”并不是漫無目標的、或者稀奇古怪的標新立異的所謂“創新”，而是具有時代內涵的、體現時代價值的“現代轉化”。
這就是說，“現代轉化”乃是儒家文明“傳承創新”的基本內涵。
三、“文明交流互鑒”：橫向的共時性問題
“文明交流互鑒”，既是國際儒學聯合會的宗旨之一，也是山東大學牽頭的“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以及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的宗旨之一。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打造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這樣的文明交流互鑒的國際平臺。
所謂“文明交流互鑒”，對于我們來說，主要是儒家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這里的“其他文明”，毫無疑問，最重要的是西方現代文明。
那么，我們為什么要與其他文明、包括西方現代文明交流互鑒？當然是孔子所說的“為己之學”：首先是為了我們儒家文明自身的轉化與發展。這里，我想再次指出：歷史上，儒學的兩次重大復興，都是與“西學”密切相關的：
一次是“唐宋變革”之際的儒學復興，也就是宋明“新儒家”的興起，其所涉及的“西學”是所謂“西天取經”意義上的“西學”，也就是佛學。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沒有佛學的東傳，就沒有宋明新儒學，也就沒有儒學的第一次復興。
另一次就是李鴻章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的儒學復興，也就是20世紀以來的“現代新儒家”的興起，其所涉及的“西學”是容閎所說的“西學東漸”，亦即近代以來的西方學術。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沒有西學的東漸，就沒有現代新儒學，也就沒有儒學的第二次復興。
當然，必須指出：儒家文明與其他文明、包括西方現代文明的交流互鑒，不是要放棄、而是要堅持儒家文明的自我主體性；儒家文明的創新與發展，乃是這個主體的自我轉化與自我更新。然而同時也要指出，儒家文明的傳承創新、轉化與發展，不是“內卷”的，而是開放的；儒家文明的現代化路徑，應當就是張岱年先生所倡導的“綜合創造”。
最后，我想再次強調一個觀點：儒學之轉化與發展的目標，可以概括為“現代性訴求的民族性表達”：一方面，如果沒有“民族性表達”，那是“西化”，是喪失“中國性”；而另一方面，如果沒有“現代性訴求”，那是“原教旨主義”、復古主義。顯而易見，這兩種極端傾向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