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余姚黃氏是明末清初浙東學派的代表,黃宗炎的易學受其兄黃宗羲影響頗深,然而亦有青出于藍之處,即在于對易學的闡釋,以及一以貫之的六書釋《易》方法的建構與創新。黃宗炎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字訓詁的傳統,也對明代易學和清代考據學、辨偽學產生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六書學；解經學；易學；黃宗炎
基金資助：2019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浙東學派黃宗羲、黃宗炎易學文獻整理與思想研究》（項目批準號：19BZX061）的階段性成果。
浙江余姚黃宗羲是明末清初浙東學派的核心人物，其弟黃宗炎亦為浙東易學之代表。黃宗羲易學究極象數，撰著《易學象數論》傳世，而黃宗炎則專研義理、辯駁圖書，所著《周易象辭》《周易尋門余論》《圖書辯惑》三書皆收入四庫全書，二人易學各有所重、相互補充，堪為浙東易學雙璧。黃宗炎擅詩文、能繪畫、研醫術，雖學專多門，但歸本于易學，而其對《周易》經傳釋讀與掘微之基本方法在于六書學；依據六書學及相關文字之學，黃宗炎形成了一以貫之、風格鮮明的解《易》方法，可謂清代通文字以詁經的探索者。黃氏曾有六書學著作《六書會通》,惜已失傳。筆者就目前所集黃氏詩文遺篇1,及所錄具體釋《易》文辭，窺顯其文字觀點與六書學概要，進而觀其解經之核心理念。
一、文字與《易》同源
黃宗炎是具有追及根源的問題意識和積極建構方法體系的易學家。他對語言文字與經書文本的解讀有比較鮮明的刨根問底習慣，在前人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問題，并立足經典回應現實。這便體現在他解讀《周易》時對文字起源的思考上。
中國古代神話傳說與經典系統對文字的起源的重要解釋是“倉頡造字”和“伏羲造字”。《易傳》提出了“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的說法，并且有其他較早文獻支持，如《尚書序》云：“八卦之經，謂之八索”,有些學者由此提出了從結繩記事到書契符號(卦爻)的次第產生說。到了東漢許慎作《說文解字敘》,總結出了古代文字演變的歷史系統，他說：“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他提出的“伏羲—神農—倉頡”三階段，顯然突出了伏羲在文字創造歷史上的首要地位，黃宗炎進一步闡述道：
伏羲欲以文字教天下、傳后世，創為奇偶之畫，使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象之在兩間者，煥然移于方冊之上，正所謂文字也。后圣師其大意，變成斜正縱橫之狀，而文字日增，是卦畫者文字之根原，文字者卦畫之支流也。八卦者，六書之指事、象形；六十四卦者，六書之聲意、轉借也。(《圖學辨惑》)
黃宗炎認識到文字的產生有著由簡到繁、從源頭到支系的逐步系統化過程，繼承了古代諸多文獻對漢字表意特點的思考，但尤為矚意許慎將八卦符號與文字起源聯系的觀點，力圖廓清文字的源流、卦畫體系與文字系統的關系。當然，對文字起源于伏羲的強調，可以說是黃氏在諸多解釋中更為維護“圣人創造與傳承”的古代認識習慣，即把文字創始、六書形成、圣人作《易》三者緊密關聯，將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作為儒學次第，尤其易學一體相傳的重要脈絡，其云：“吾夫子學《易》,韋絕窮思，極其擬議，必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推原上古，探所由來，漸及中古，考其窮變，一一著明，昭然旦晝。獨近摛糟粕，遺向上根原而不顧，尚得為至圣否?”(《圖學辨惑》)
這種對文字起源的認識直接影響到他對《周易》的解讀，形成一整套層層遞推、逐步演繹的討論系統，最后凝練為具有方法論意義的結論。如解《乾》卦道：
天字稍穹，其體無有增損。下一畫，凡人以上皆天也；中一畫，日月星辰所系之天也；上一畫，寥廓而不可極之天也。但可名之為天，未可命之為乾，必以天錯天，六畫皆奇，始得謂之乾也。已經摩蕩而來，又從二體而合，上覆臨乎下，下承載乎上，上下皆健，升降不息，則其氣普遍圓滿，無所不到；前倡率而開來，后接續而繼往，前后皆健，周旋莫間，則其力悠遠久長，無時不行。(《周易象辭》卷一)
從天的字形來看，即為三個拱形半弧形構成，分別象征天的三個不同層次，但這只是象形之模擬，不能稱為乾，必須以天錯天，構成六畫之卦，方能稱為乾。上覆下載，上下皆剛健，升降不息而無所不至，有繼往開來之象。表明黃氏更重視從卦畫、字形上推闡發掘經典文辭之意蘊，并盡可能熨貼二者，求取字形、卦畫、卦義三者圓融之解。宗炎進一步說：
自此以往，裁成輔相之功，盡歸于人，其蒼蒼者反退處而無權。故元、亨、利、貞，以天道該人事；六爻系辭，以人事法天行。言其暫，則上、下二天遷轉如晝夜，呼吸如寒暑；言其久，則上、下二天相代如治亂、相隔如古今；言其分，則一畫為一開辟之運數；言其合，則六畫為一刻之神明。(同上)
從乾卦剛健不息，即可看到乾卦所表示的是裁成輔相，體現天的價值源頭和人作為最終目的之意義，概括起來就是，乾的元、亨、利、貞四德。圣人所作的六爻、系辭也從人事的角度來闡發天道，法天之行，天人交互，其暫、久、合、分都代表天道、人事的運數變化，“而其樞機之運，主宰之神，則又非形氣所可測度者，故以四德發其理，以六爻呈其象，以萬物資始窺其端”(同上)。他還從與乾有密切關系的幾個卦來分析卦辭與卦象在人事上所具有的意義：
自重本卦，外錯為泰，天交于地，萬物亨通之象；錯為大壯，雷行天上，長子代父之象；錯為小畜，風行天上，風高云散之象；錯為需，云上于天，田疇待雨之象；錯為大有，火在天上，普天共照之象；錯為大畜，天在山中，歲時邁往之象；錯為夬，天上有澤，物極必返之象，此與他卦相錯之大略也。其位西北，指其高也，其時秋冬之交，為其氣嚴肅，天色光明也，三奇天也，天生圣人，繼天而出治，是又一天也，故辭象皆兼天人。(同上)
這段話從重卦出發，得出一系列具有一定意義相連和符號相關的其他幾卦，卦辭之意與卦象可謂融為一體，乾卦由上、下三奇畫組成，乃是重天之象，有健而又健之意，寓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因而可以說乾卦之象與辭即昭示出天道之循環變化，也深刻全面地概括人事變化與特點，換句話說即“辭象皆兼天人”,這是黃氏解《易》的核心觀念。
所謂“辭象皆兼天人”,首先是說《周易》的“辭”與“象”在形成上就是前后相貫的，可以追溯至文字起源；而“既有卦爻辭象，便有《十翼》以發明之”,前后圣人一以相貫。故而先天之學與河洛之學往往強調“不必彖、爻、辭、象便能達圣人之堂奧”之說遭到宗炎嚴辭批評，認為即使象孔子這樣的圣人還必須要觀彖辭，方能思過半，而“今將盡掩六十四彖辭，一觀圖即知存亡吉兇，不亦高出夫子?”(《周易尋門余論》卷上)
其次，宗炎認為辭、象二者是都是圣人參悟天地之造化而留下的寶貴財富，蘊藏天地至理，只要潛心研究，即可見其窮神知化之理，無論智愚賢不肖，俱可持可效，循道而行。外之則治國平天下，致斯世于雍熙；內之則窮神知化，盡性以至于命。通過“辭象兼天人”之說，可見黃氏深深把握了《周易》文本與卦爻符號兩種話語體系，并試圖將二者綜合并上升到天人一體的理論。無論文字還是卦畫都不單單是某種特定的符號、記號，文字也不光是表音和表意的結合，可能是中國文化對文字起源與歷史的特殊理解，也是一種固有的文字學傳統，將小學長期作為經學之輔助、納入經學之范圍或許也可以說明這一點。
黃氏的文字與《易》同源之見，意在為文辭、經意與解經實踐尋求圓通之法，六書學便是其中的方法或橋梁。
二、六書學基本觀點
六書之說，由來已久，《周禮》即有“六書”之言，而其內容一般以許慎的說法為主。許慎總結說：“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偽，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說文解字序》)許慎之六書也即一般所認為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種古代造字的方法，圍繞它們形成中國傳統的六書學理論。
據全祖望言，宗炎曾作《六書會通》提出自己對語言文字及其發展歷史的認識，并再三致意其關于六書和文字的觀點，批評揚雄等人在文字分析、辨釋上所犯的錯誤。遺憾的是，此書已不見于世，全氏等人亦未能見。不過，在宗炎易著中有多處論及六書并廣泛用于解讀經文，反映他對古代字體、字形、字義均有比較深入之研究，有較為全面、成熟的理論認識。《與友山講六書，彼有執贄受業之語，因作八十韻示之》2一詩亦為顯證。該詩以凝練的語言表達他對六書學及其歷史的看法。鑒于其一向不為學者所識，故在此完整呈現并稍加剖析。他說：
六書古小學，諸藝廁其一。古文改篆籀，大概尚茂密。每于事形借，反嫌太簡率。乃從聲音注，駢贅重疊出。咄哉斯高敝，師心非纂述。西秦俗習專，同文義盡黜。獨使小篆行，蒼史散慶霱。征調濫往還，獄訟繁法律。吏苦點畫拘，創隸省刀筆。將此文字原，蕩然不可詰。
造字之說上古即已有之。六書的概念最早應始見于《周禮·地官·保氏》,后經劉向、許慎等完善，小學與六書成為古代文化教育、技藝學習的基本內容。宗炎又言，古代文字向篆字、籀文轉變，還基本能完整保存其形貌，并借聲音之注以補指事、形聲、假借簡率之失。秦國以小篆為全國統一文字，使豐富的文字之義盡遭廢黜；為使用方便，繼小篆之后，又發展為隸書。在此期間，文字經過了多次的形態變化，原初狀態發生很大改變，因而宗炎認為文字之原“蕩然不可詰”。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政治原因和文化政策，如“漢祖昧考文，蕭相俗吏騭，僅爾循名位，古道未遑悉。總括歷代遺，因革貴專壹。”一方面是學術自身傳承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即使公認的學問大家也有比較大的缺陷，宗炎認為“揚雄識奇字，立論已失實。書契貴日用，惟常始親昵。奇者士縮三，常者十踰七。所識亦幾何，望望成荼桎”;而許慎在文字方面雖成績卓著，卻也沒有避免漢代繁瑣學風及時代所限，他說“未央集諸儒，辨難參得失。獨留許叔重，巍然裝緗帙。《說文解字》中，雅俗半相匹。所收不盈萬，尚覺多喧唧”;不過，總的來說，宗炎看到漢代師法傳承的正面作用和注疏訓詁的實際效果，客觀地評價漢代學術，認為“特以有師承，訓詁實萬鎰。艱澀味雋永，深奧體樸質”。
不過自此而后文字發展與研究問題頗多，黃氏通過評述歷史上諸多文字學大家表達自己對六書學歷史與理論的思考。他說：
南唐產二徐，變易許谷率。破碎七襄錦，文木施髤漆。遺書千年后，遭茲豎儒叱。野王作玉篇，自謂收羅畢。增許二十倍，爛漫無統帥。愈覺掛漏多，鉤吻雜崖蜜。不思簡御眾，徒夸窮蟣虱。夾漈列大端，構廈甫礎躓。永嘉怒氣號，求故每侵軼。楊氏博不精，采搜頗洋溢。伯琦尋徑竇，彼猶草出茁。說理遺名物，莊渠趨安佚。邯鄲步宋儒，止可云清潏。明齋廣師門，頗操截穎铚。每喜事改竄，反古成錮疾。吾里趙古則，絕世登屼嵂。聲音文字通，神駿瓊超越。考證千卷富，濟民類秔秫。惜乎甫脫稿，竟使毀宣室。(所著文字通，取入中秘書，家無副本。)鄉人生也晚，莫能窺甲乙。
南唐“二徐”即是徐鉉、徐鍇兄弟二人。徐鉉(916-991)字鼎臣，歷官五代吳校書郎、南唐知制誥、翰林學士、吏部尚書，后隨李煜歸宋，官至散騎常侍，世稱“徐騎省”,曾受詔與句中正等校定《說文解字》。徐鍇(920-974)字鼐臣，又字楚金，精通文字學，仕于南唐，秘書省校書郎起家，后主李煜時，遷集賢殿學士，終內史舍人，今僅存《說文解字系傳》《說文解字韻譜》。二徐校訂《說文》,以《唐韻》為依據為《說文》之字加注反切，并對當時文字作了整理，成績頗多，也存在較多缺陷；顧野王(519-581)字希馮，為黃門侍郎兼太學博士，所撰《玉篇》是中國古代一部按漢字形體分部編排的字書，長處在于增加了文字收錄數量，缺點是無檢字目錄難以查驗、注解繁瑣、字詞古今混同沒有考查細分等，故而宗炎批評頗多；永嘉學派，因其代表人物多為浙江永嘉人而名之，又稱“事功學派”“功利學派”,是南宋時期在浙東永嘉(今溫州)地區形成的、提倡事功之學的一個儒家學派，南宋浙東學派中的一個重要分支。永嘉學派提倡事功之學，反對虛談性命，曾與理學派、心學派鼎足而立，黃宗炎認為該派在學問上仍有援軼為實、不事考索之病，其解經即著力尋找客觀通達之法；所謂“楊氏博不精，采搜頗洋溢”,楊氏可能是元代著有《六書統》《書學正韻》的楊桓(1234-1299),桓為兗州人，字武子，學博研精，精通古文字，著有《六書統》《書學正韻》等書。伯琦即周伯琦(1298-1369),饒州(今江西鄱陽)人，字伯溫，號玉雪坡真逸、堅白居士，博學多聞，工文章，尤以篆隸真草擅名當時，著有《六書正訛》《說文字源》及詩文稿若干卷。莊渠即指魏校，字子才，號莊渠，私淑胡居仁主敬之學，弘治十八年進士，累遷國子監祭酒等職；莊氏貫通諸儒之說，著《大學指歸》《周禮沿革傳》《六書精蘊》《春秋經世》《經世策》《官職會通》《莊渠遺書》等，是以宗炎稱其“說理遺名物”之長；“吾里趙古則”指的是明代余姚學者趙古則，學述六書之旨，精義入神，得于圖像言意之外，嘗言讀書必貴識字，故曰：“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著《六書本義》。通過對自漢代許慎至明代趙古則在文字學方面學問得失的研究，結合歷代儒家經典的解釋問題，宗炎得出結論：“小學荒不講，汲古乏綆繘。六書別不詳，窮經殊足咥”。
古代文字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轉變，給文字學研究帶來諸多困難，文字研究與六書之學的發展在宗炎看來不甚樂觀，給經書的理解帶來障礙。他從易學研究方面，總結文字解《易》的心得——從大小篆通達古文辭之奧義。宗炎論曰：
吾當學易時，奇偶叩兇吉。得遇文字祖，子母鮮礙窒。苗裔大小篆，講求會通術。古則嗣瓣香，應非過淮橘。饑寒久纏帛，憂患復倉卒。口走四方，焉得握管日?豫游訪故人，同聲葉琴瑟。棲遲古剎下，晨霜瞻鳶鴪。支公飄然來，杖履咸靜謐。負連離紕紙，寒芒先凜冽。探手得詩篇，咀嚼領芳苾。若暍逢涼飆，如虺得參術。不嗤色相偏，樂與翰墨尼。鐘王真俗媚，旭素樹棘蒺。追玩彝鼎銘，鳥鷇窺罅栗。獨體生合體，縱橫陳舞佾。聽我矢口談，我亦忘沐櫛。公嘆絕學存，不繼寧勿恤。把茅具區濱，由來非遠蹙。先生卻屠酤，伊蒲聊取泌。起草終洗硯，去來三鴻鳦。書生固百千，冠蓋頤秩秩。未見好事者，援手施匡弼。翻從出世人，靈鼉奏蟋蟀。吾聞西方教，聲音破塵沕。文字滯跡象，障蔽增意必。支公乃愛此，氣求孚璅蛣。重來閱藏地，胡床陷當膝。萬物互短長，難可齊斧锧。知雨慚蟻蚓，知風愧鳩鷸。茍欲知力兼，齒角總坎嫉。向苦世網窄，觸處惟震栗。獻公以嚼飯，遙夜剔燔鱉。完我百年愿，差勝守圭蓽。證盟指誰氏?仲冬歲壬戌。
黃宗炎對于文字、六書解《易》的認識，體現其對《周易象辭》一書的著述，非為虛語。這種研究理路在歷史上也一直有所延續，如宋代王安石也在《熙寧字說》中說：“(文字)與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臨川文集》卷八十四)但縱觀古今儒家經典注疏，能把六書文字之學縝密運用如黃氏者，實為罕見。詩的最后還傳達出亂世學人對學問與人生的無奈與慨嘆，這種罹難的情緒始終貫穿在黃氏文字之間，既深重郁結，又蕩氣回腸。
宗炎不僅以六書論字之形，他還認識到了古今字聲、字音也是隨著歷史的變化而有所改變，必然會對該字的理解和注釋造成困難。于是，他認為這就要借助于與字義緊密相關的物象，提出其易學的最重要的“辭象”理論。黃宗炎之所以對《周易》經傳文辭的極端重視的原因，既受到交游文化圈的影響，也是出于自身的知識結構，同時也與其理論構建和批評對象有著緊密的聯系，即尋求固定、可靠的說理證據以正本清源，由小學通而文字通，最后達到對經義的準確理解、闡發經傳之思想。
三、明六書以通經
正確的解讀儒家經典、匯通儒門學問是黃宗炎畢生孜孜以求的目標。他有著對儒家思想的信仰與秉持，卻也沒有迂腐盲從，而是設法尋找可靠的方法途徑予以實現。從文字、六書學解釋儒家經典的理念與做法并非黃氏原創，許慎、鄭樵、趙古則等人皆已為之，然其將之普遍推廣于解釋《周易》的具體實踐確為獨創。
黃宗炎明確指出六書學在文字研究上的重要作用和價值，認為只有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對經書字句有精確的理解，進而對經典文意有全面深刻的把握。他說：“古者文字，不若后世之浩繁，入小學而習六書，以至精御至簡，故經傳之中，無往而不妙合。如窞之一字，夫子贊曰：‘習坎入坎’。漢注窞，則曰：‘坎中小坎’,豈不若合符節確有授受者哉?迨及晉唐，去圣漸遠，其道蕩然矣，鄭漁仲曰：‘六書明，六經如指掌’,其言大而非夸，惜乎荊卿未講于劍術也，吾于漁仲亦云。”(《周易象辭》卷九)他認為古代經學教育就是以六書之學為基礎，通過精確把握文字來理解經傳之言。宗炎認為這種方法往往能達到“無往而不妙合”的效果，但是沒有被后世很好繼承而逐漸廢棄不用。
宗炎對儒家歷史發展的批評、總結，指出魏晉以清談玄學、唐代佛老思想和宋代程朱理學大都脫離文字的本義，背離經書的精神，以致儒家大道駘蕩而無所歸宿。他說：
《易》為文字之祖，于六經之中尤宜先講六書。夫不知字義而讀他經，所失猶有二三，以之讀《易》,十不得其二三矣。然泥于古篆更多不可通曉之處，是又自增一重障蔽也，蟲書鳥跡翻改，數十人流傳數千季，其義多希微矣，使欲盡據金石而為，是正寧保鍾鼎之無真贗，型范之無良枯，鐫鑄之無剝蝕乎，反不若就小篆之近古而義可通者則取之，其繆誤而俚俗者則反古而辯證之，此中之因革損益，有百世可推者在也。羲皇六畫與文王卦名確乎一體，或取形象，或取畫象，或取上下二體交錯之象，其文字與卦畫儼然畫一，不容移易，學者于此得其會通，六爻無不迎刃矣。(《周易尋門余論》卷上)
宗炎寄意于六書，是他對經學研究方法的關注總結之結果，從其對鄭樵之言的認同即可看出。鄭樵(1104-1162)字漁仲，號溪西遺民，世稱夾滌先生，福建莆田人，南宋著名的歷史學家、語言學家、文獻學家。他在小學研究方面的代表著作有《爾雅注》《六書略》《七音略》等，是“第一個撇開《說文》系統，專用六書來研究一切文字，這是文字學上一個大進步。”3《六書略》包括六書圖、六書序、六書列字和總論四個部分，涉及到六書理論、子母理論、書畫同源理論等文字學理論，提出了獨具特色的六書學體系。不惟如此，鄭樵研究六書，還有更為重要的目的，他說：
經術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無傳。圣人之道，惟借六經。六經之作，惟務文言。文言之本，在于六書。六書不分，何以見義?經之有六書，猶弈之有二棋、博之有五木。弈之變無窮，不離二色；博之應無方，不離五物。(《六書略·序》)
鄭樵在這里從古代語言發展的脈絡和語言在表達意義及其功用的角度出發，特別強調了語言對于研究經學的重要作用，把六書看作是通經致用的唯一道路，黃宗炎深深贊同鄭樵對六書和經學之間關系的認識，說：“鄭漁仲曰：‘六書明，六經如指掌’,其言大而非夸，惜乎荊卿未講于劍術也，吾于漁仲亦云。”鄭樵作為一個學術思想全面的學者，他不僅在文字學上有所建樹，在經史之學亦有成績，并且一再以自己的文獻考證和文字學來批評朱熹的《詩集傳》,所以在精神氣質上，宗炎也與之相似，可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此外，不獨鄭樵對黃宗炎產生影響，宗炎嘗言：“小篆廢象形指事，如此之繆誤未易枚舉，仲輿留心字學，作讀通書，何亦有此失耶?愚故曰：‘不知六書者不可以觧經，實非虛語。”(《周易象辭》卷七)此處及詩中對趙古則等人的評述，說明文字學和六書理論在明代也有相當一部分學者繼承和運用，黃宗炎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十分有價值和對清代產生巨大影響的理論，是為清代漢學、考據學之先聲。
四、結語
黃宗炎以文字與《易》同源，對文字與經典予以統一，將二者視為圣人法天設教的產物；通過批評總結經學與小學的歷史，提出由六書明了字之音、形、義，并以此來理解經典之文辭，準確理解圣人作經之奧蘊，認為這是學者讀經書明經理的基礎和前提，也是獲得真正意蘊的根本保證；辭象合一的另一重點在于象，宗炎緊緊把握《易傳》對象的敘述和闡發，認為易象是圣人之意的集中表達，也是對客觀世界的真實反映，因此不知象則無以解《易》,知象即可明理，理在象中。由此可見，宗炎繼承和發揮了易象派的解《易》觀念和方法。
綜合而言，無論辭、象都是《周易》不可分離、緊密相連的兩個部分，它們的聯系不僅是文字起源、文本形式，更在于它們表達的對象是一致的，即天道與人事的統合。宗炎的辭象理論是明清之際具有自身特色的易學理論，如同方以智父子重視以“時”論《易》作《周易時論合編》一樣，代表了明末清初易學發展的新路向。當然，需要指出的是，黃宗炎對許慎、鄭樵的推崇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主流，而其獨特的六書釋《易》方法盡管獨特，卻也并非沒有缺陷，畢竟六書及大小篆等傳統文字學，對曲盡古老的中國文字而言并不全面，黃氏的某些看法也失之偏頗，清初顧炎武之后至清中期以音為訓的研究與應用大顯其道。
注釋:
1.參見胡士潁：《黃宗炎詩文著作考述》,《中國哲學史》2017年第4期。
2.全祖望:《續甬上耆舊詩》(中),杭州出版社,2003年,第200-201頁。
3.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