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隴其的獨尊朱子論 ——兼談其對東林以及蕺山、夏峰等學派的評定
發表時間：2021-07-12 10:47:52 作者：張天杰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1年第3期
內容摘要：陸隴其是清初程朱理學一系的代表人物，其學術主旨即“尊朱辟王”。與對其有影響的張履祥、呂留良、能賜履等學者相比，陸隴其明辨道統，形成了更為完整而獨特的“獨尊朱子”論。一則辨析為何朱子之學即孔子之學、尊朱子即尊孔子，一則辨析為何顧憲成、高攀龍與黃宗羲、孫奇逢等調停朱、王之不可取，正是因為他的深辟與嚴辨從而在“由王返朱”思潮，也即朱子學再度意識形態化過程中發揮了較大的“衛道”之功。
關鍵詞：陸隴其；清初儒學；獨尊朱子；由王返朱；東林學派
自宋以降，程朱、陸王之爭時隱時現，成為宋、元、明、清儒學史的一條主線。晚明的東林、蕺山兩大學派都有一定程度的“由王返朱"，然尚不徹底。梁啟超說：“從順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約三四十年間，完全是前明遺老支配學界。他們所努力者，對于王學實行革命。"“王學反動，其第一步則返于程朱。[1]推尊朱子的運動，到了清初則逐漸形成大趨勢，由民間發軔，再與官方互動而制度化、意識形態化，康熙五十一年(1712)，將朱子從祀孔廟的地位加以升格，則可以看作“獨尊朱子"的標志性事件：“宋儒朱子配享孔廟，本在東廡先賢之列，今應遵旨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2]
對于地位尊崇的清初朱子學，學界卻一直比較冷漠，陳榮捷先生早已有注意：“大多史家，均以程朱學派為欽定正統，而不以此派有其重要性。"[3]錢穆與馮友蘭置此段程朱學派于不顧，梁啟超僅提及少數程朱派儒者，還有張君肋、蔣維喬以及日本的森本竹城之等等，都是因為理學被樸學所取代而認為此一階段僅為過渡期，故幾無討論之價值。因此，陳先生還指出：“諸學者中，從無一人視程朱運動有何積極之貢獻。此實一嚴重之疏失，不僅曲解程朱學派之真象，亦曲解十七世紀一般中國思想之真象。"事實上，十七世紀的程朱學派自有其獨立之價值，在儒學發展史上承上啟下的意義也值得作進一步的探析，而其中的最關鍵一環，朱子學何以成為獨尊，就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陸隴其(1630-1693)，原名龍其，字稼書，謚清獻，浙江平湖人，曾任嘉定知縣、靈壽知縣、四川道御史。他是清初的理學名臣，在康熙朝被稱為“本朝理學儒臣第一"[4]，到了雍正朝又成為第一個從祀孔廟的本朝學者。作為一個中下層官員，之所受到清廷的諸多禮遇，就是因為在“衛道"上的突出貢獻，特別是通過著作的刊行與學術論辯等，將民間學者的“尊朱辟王"思想加以發展并傳播于官方學者之間，從而推動了朱子學的“獨尊"。所以說，以陸隴其為研究中心來看清初學者的“獨尊朱子"論，則對于研究十七世紀的儒學史有著重要的意義。[5]
一
清初朱子學獨尊地位的確立，當是民間與官方共同推動，或者說是他們共同所愿，雖然其目的有異有同，其異一在反思明亡，一在重建官方意識形態；其同則在端正風俗、人心，整頓社會秩序。后來成為官方學者的陸隴其對于朱子的推崇，究其思想之來源則是受到民間的、前明之遺民學者張履祥(1611-1674)、呂留良(1629-1683)的影響。就“獨尊”朱子而言，關于為何“獨尊”、如何“獨尊”等問題，則陸比張、呂二人論述更加具體、詳實。
陸隴其認為朱子之學即孔子之學，尊朱子即尊孔子。為什么是朱子？在闡明朱子在儒學史上的重要性之時，他有兩個重要論斷：其一，在孔子與朱子之間，還有北宋諸儒作為中介，而朱子則是集諸儒之大成；其二，朱子之所以當獨尊，則是因為其“所述諸經之傳注”，“去今未遠，遺文具在”：
《六經》未作，道在天地；《六經》既作，道在《六經》。自堯、舜以來，眾圣人互相闡發，至孔子而大備。……然漢儒多求詳于器數，而闊略于義理，圣人之遺言雖賴之以傳，而圣人之精微亦由之而湮。歷唐及宋，至廉、洛、關、閩諸儒出，即器數而得義理，由漢儒而上迵洙泗。
自堯、舜而后，群圣輩出，集群圣之大成者，孔子也。自秦、漢而后，諸儒輩出，集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朱子之學，即孔子之學。[6]
從孔子到朱子這一道統傳承的邏輯，在陸隴其那里有著非常詳盡的論述，特別是作為中間一環的北宋諸子，他也給予了特別的重視：
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猶文、武、周公損益二代之制，以成一王之法也。孔子傷夏、殷之禮不足征，蓋惜文、武、周公損益之妙，不得見于后世耳。今孔子之道雖垂于《六經》，而其所以損益群圣者，后世亦不能知其詳。獨朱子去今未遠，遺文具在。其所述諸經之傳注，既足以明道于天下，而其損益之妙，又往往見于《文集》《語類》之中，學者其可不寶而傳焉。[7]
他還說：“非周、程、張、邵，則洙泗之學不明，非朱子則周、程、張、邵之學不明……尊朱子，即所以尊周、程、張，邵，即所以尊孔子。[8]孔子集文、武、周公等群圣之大成，朱子則集北宋濂、洛、關、閩等諸儒之大成，故推尊朱子就等于推尊周、程、張、邵諸儒，也就等于推尊孔子。進而言之，因為漢儒“詳于器數”而“略于義理”，故僅僅傳下了圣人之遺言的《六經》，圣人之道的精微卻被湮滅，后世難以通曉孔子損益的文、武、周公、三代之制的詳細節目；然而經過了周、程、張、邵諸儒對孔子洙泗之學的發明，再經過朱子，則圣人之言的精微得以彰顯，于是乎“明道于天下”了。而且朱子還留下了詳細的“諸經傳注”以及《文集》與《語類》，他是如何評判、抉擇周、程、張、邵之學，也即其中的“損益之妙”也可得而知之，“去今未遠”的朱子遺文則為后世學者明道、傳道提供了方便。
在闡明了為什么必須“獨尊”朱子之后，還要闡明如何“獨尊”朱子。陸隴其指出，當于學術混淆弊病滋生的明清之際，唯有“獨尊”朱子(紫陽)，“今日起敝扶衰，惟在力尊紫陽”[9]，這種“獨尊”的意識，在清初諸儒之中表現最為突出，而且也是論證最為詳實的。他說：
嘗以為近世學術之弊，起于不能謹守考亭，故救弊之法無他，亦惟有力尊考亭耳。……夫朱子之學，孔孟之門戶也。學孔孟而不由朱子，是入室而不由戶也。[10]
今之學者，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后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淳。陽明之學不熄，則朱子之學不尊。[11]
所謂“近世”當指中晚明以來，因為陽明之學的興盛，以至于學者們不能謹守朱子（考亭）之學，于是弊病叢生。故而想要“起弊扶衰”則必須“罷黜陽明，獨尊朱子”，使得“是非明而學術一”，于是人心可以端正、風俗可以淳樸。也就是說，朱子之學是通往孔、盂圣人之學的唯一孔道，故陽明、朱子二學，在陸隴其那里已經勢同水火，不可并存了。進一步又說：
今之論學者無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者為正學，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學。漢儒不云乎，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之學者，亦當絕其道，勿使并進，朱子之學尊，而孔子之道明，學者庶乎知所從矣。[12]
既然“朱子之子即孔子之學”，“朱子之學尊，而孔子之道明”，那么學者也就必須“宗朱子”，“宗朱子”才是“正學”。陸隴其還提出效仿漢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代“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如今則“非朱子之說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
值得注意的是，陸隴其還有更為嚴苛的主張，以及更為具體的“獨尊朱子”的措施，他說：
漢之世，當尊孔子，而今之世，當尊朱子。……尊朱子，而非朱子之說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四書》《五經》之注，固學者所當奉以為式，不敢稍叛矣；而凡《太極圖》《通書》《東西銘》《皇極經世》諸書，為朱子所表章者，皆列于學宮，俾學者肆而習之。而又選敦厚有道術者，為之師表。使之惟誦其言，且法其行。如是則天下曉然知宋儒之學，為天下之正學，為洙泗之真傳。[13]
一方面，陸隴其要講明如何以朱子之是非為是非，一是確立新的經典，朱子注釋的《四書》《五經》必當奉為經典，朱子表彰的北宋諸子之書也當奉為經典；一是遴選“敦厚而有道術者”作為老師，也就是說能夠篤實講明并實踐朱子之學者方才可以作為學宮之師。另一方面，還要禁絕似是而非之學，不但要將“不宗朱子之學者”“絕其道”，還要將“尊朱子，而非朱子之說者”也“絕其道”，也就是說表面上表示尊崇朱子之學，而實際并非真正從事朱子之學者，也都要將之禁絕。他接著還說：“向之嘉、隆以來之學，得罪于圣教，得罪于國家，有君國子民蒞官臨政之志者，當擯而絕之，不可稍有入焉者也。”也就是說“擯而絕之”的，主要就是指陽明后學，其次則是諸如下文所論及的東林、蕺山、夏峰等明清之際著名的理學學派了。
為了進一步闡明朱、王二學之“不可凋停”，以及朱學與王學其根本性的不同，陸隴其又提出必須明辨學術之源與流，也即明辨“立教之弊”與“末學之弊”。他說：
至論正、嘉風俗之壞，非姚江之過，學姚江者之過。此今日調停朱、王者，大抵如此立論，然仆則以為不可調停者。風俗之壞，實始姚江，非盡其徒之咎也。若徒歸獄龍溪輩，而謂與姚江無干，則非惟不足以服龍溪，且將使天下學者，不見姚江之失，復從而學之，其害可勝道耶？大抵學術之弊，有自末流生者，有從立教之初起者。如學考亭不得，則流于腐，此自末流生者也。若姚江，則立教之初已誕矣，何待學之不得，而后流于誕？此不可同日而論也。[14]
當時就有人認為，正德、嘉靖時期風俗的敗壞，以及王學的種種流弊，不是陽明本人的過失，而是學陽明的那些后學諸如王畿等人的過失。陸隴其認為不可將王學的流弊都歸之于王畿，就應該追究到王陽明本人。故在對當時“調停朱、王”者加以再批判之時，提出要去區分學術的源與流，也即“立教之初起者”與“末流生者”。再以此來看朱學與王學，那么朱學即使有弊病，也是因為后學不得其法，故為“末流生者”；而王學則是“立教之初”就有弊病，不必等到王門后學。所以說朱、王二學“不可同日而論”。對此問題，陸隴其在《學術辨》中則說得更為清楚：
失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源清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為教，則其源先已病矣。是豈可徒咎末學哉！[15]
陸隴其于是強調，必須區分“立教之弊”與“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則如水的源頭清澈而其末流則渾濁，程朱之學就是如此；立教之弊則如水的源頭渾濁，那么末流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清澈了，陽明之學就是如此。
陸隴其通過源與流的分辨，使得朱、王之“是非”更加明顯了，他的這些分辨，就是為了反對明清之際諸如東林之顧、高以及黃宗羲、孫奇逢等對陽明心學持有回護態度或持有朱、王調停態度的學者。最后，陸隴其留下的學術之正途只有一條了，也即“獨尊”朱子學而已，無論王陽明本人或是王門的諸后學，乃至顧、高與黃、孫都當“深辟”，即便他們也“尊朱子”且是“君子”，也當“嚴辨”。
二
在陸隴其看來，明清之際尚有兩類回護王陽明之學術者：“今之回護姚江者有二：一則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語，此不過欲寬姚江，其病猶小；一則以姚江之意解程、朱之語，此則直欲誣程、朱，其罪大。”[16]也就是說，諸如劉宗周等屬于王學一系的學者，往往用程、朱之意思來解釋王陽明的語錄，以朱學修正王學，其影響主要在王學內部，故“罪小”；至于東林學派的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則標明“宗朱”，屬于程、朱一系的學者，然而對王學雖有批判但不徹底，甚至也有暗用王學的某些思想來解讀程、朱語錄的，這就是在混亂程、朱，誣陷程、朱，故“罪大”。他還說：“必使考亭、姚江如黑臼之不同，勿有所調停其間，則大指可得，而世道其庶幾矣。”[17]朱學與王學，如“黑臼之不同”，如“調停其間”則即便其“大指可得”，也對于“世道”意義不大，所以說陸隴其在清初倡導朱子學“獨尊”，并未在“尊程朱黜陽明”議題上止步，而是進一步發展到了對“回護姚江”“調停其間”的批判。
在兩種回護、調停之中，陸隴其最為擔心的是宗朱而又不夠徹底，表面看似朱學，而實際仍舊未曾越出王學范圍的東林之學。他對東林顧、高學術的得失，也即“陽尊而陰篡”的問題作了全面的辨析，下面則分四點來加以說明。
首先，就晚明學術而言，陸隴其認為東林學派最為近于“學術之正”，顧、高二人使得天下學者重新關注于程朱之學，且痛陳陽明之學的弊病，學風為之一變，這些功績不可不加以肯定：“涇陽、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之邪說诐行為之稍變。然至于本源之際，所謂陽尊而陰篡之者，猶未能盡絕之也。”[18]顧、高二人起來振作學風，雖說批判王學亦可謂“深切著明”，“扶植綱常之念，真可與日月爭光”[19]。但還是不夠徹底，特別是在“本源”上頭依舊有著“陽尊而陰篡”，故不能算作真正的程朱之學。
其次，在《學術辨》之中，陸隴其曾圍繞“本源地”問題，將顧、高之學與王學、朱學作了細致的比較：
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為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既偏重于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于過不及。是故以理為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為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為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而目，然后有以為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于本源地仍不能出其范圍。[20]
顧、高雖然已經指出了王學的兩大弊病“知覺之非性”與“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但還是因為在工夫論上是“靜坐為主”，于是其所重者依舊在知覺。陸隴其還指出，即使顧、高也強調“事物之理”的重要性，且認為“吾性所固有”也需要去窮究，然而就是因為偏重于“靜”，所以他們的格致“事物之理”做不到精微，或過或不及。王陽明之學，講的是“心即理”“心外無理”，其弊病在于“認心為性”而高、顧之學，則講的是“理為內”，理在“吾性”，還是以心籠罩理，也即以靜坐的方式在心上做工夫，所以陸隴其認為東林之學并不是程朱正學。當然靜坐之法，在程、朱那里也曾講到，然而只是要學者注意“動靜交養”，至于顧、高所講的靜坐，諸如高攀龍《困學記》所說的“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還是在走陽明學者的老路，甚至近于禪宗的路子。陸隴其還說：
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為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為盡心然后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為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為之變易。[21]
在他看來，高攀龍講“一貫”則作為入門之學，講“盡心”則作為“知性”的功夫，講格物則強調“知本”等等，都與其“靜坐為主”的修養工夫相關，其實還是偏向于內在證悟本體，而對致知窮理、存心養性等偏向于外在的踐履工夫則不夠重視，甚至變易得似是而非了。也就是說，高攀龍以靜坐求得性體之證，乃是在心上求，故近于“心即理”，故于程、朱之“即物窮理”有“大異”，“又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亦大異于程、朱矣。”[22]所以說難免重蹈陽明學的覆轍。陸隴其也有直接指出高攀龍的“主靜”與佛家的坐禪相近：
蓋《樂記》之人生而靜，《太極圖》之主靜，皆是指敬而言，無事之時，其心收斂不他適而已。非欲人謝卻事物，專求之寂滅，如佛家之坐禪一般也。高景逸不知此，乃專力于靜，甚至坐必七日，名為涵養大本，而不覺入于釋氏之寂滅，亦異乎朱子所謂靜矣。此用力于靜者，所不可不知也。[23]
陸隴其認為《樂記》與《太極圖》說的主靜，其實都是指“敬”，也即收斂人心不使其放逸，并非“謝卻人事，專求寂滅”，與佛家說的“坐禪”完全不是一回事。然而高攀龍治學所講主靜，所謂“坐必七日”的“涵養大本”之方法，則與佛家坐禪的講求“寂滅”比較接近，也就與朱子的“動靜交養”“敬該動靜”則比較遠了。所以，陸隴其認為高攀龍與陸九淵、王陽明、劉宗周都是“收拾精神一路功夫”[24]，而高攀龍講求的“主靜”之學則“大體本于”羅洪先(1504-1564，念庵)，因而難免近于佛禪外道。
再次，針對高攀龍對王學得失的辨析，陸隴其也作了詳盡的辨析，指出其對王學的認識有誤以及“辟王”的不徹底性：
余嘗聞高子景逸之言曰：“姚江天挺豪杰，妙悟良知，一洗支離，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昭昭矣。始也掃見聞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于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念而廢行，于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斯言似乎深知陽明之病者，然余不能無疑焉。既曰非孔子之教，又可謂孔子之學乎？學與教有二道乎？陽明之所謂良知，即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是佛、老之糟柏也，非孟子之良知也，何妙悟之有？支離之弊，正由見聞未廣、善惡未明耳。掃見聞、掃善惡以冼之，支離愈甚矣，功安在乎？徒見其流之弊，而未察其源之謬。比之龍溪、海門之徒，抉陽明之诐者，雖若有間，而圣人之道終未明也。[25]
高攀龍肯定王陽明“良知”之學，認為“一洗支離，其功甚偉”，他反對王陽明也有兩點：不講聞見之知只講明心，最終導致“任心而廢學”，也就是說輕視了讀書明理，也就難有實悟；講求“無善無惡”，最終導致“任空念而廢行”，輕視了名節忠義，也就難有實修。高攀龍還有為王學辯護的一面，他將孔子之學與孔子之教區分開來，說王學屬于孔子之學，其學術還是正確的；但不符合孔子之教，其教人之法則有弊病。陸隴其則是一貫的嚴苛，他的辨析則可以分為四點：第一，認為學與教不可區分為二；第二，進一步分析，指出王陽明所說的良知講求“無善無惡”，所以不是盂子所說的良知，所以“良知”之學談不上什么“妙悟”，反而是佛、老之學的糟粕；第三，所謂的學術“支離”，陸王一系學者常常說朱學重聞見之學故而支離，陸隴其恰恰相反，認為正是聞見不廣、善惡不明，所以才會支離，所以王陽明的學說只會導致更加支離，而何來“一洗支離”之功？第四，高攀龍未能順其流之弊而探其源之謬，所以高攀龍之學雖然與王畿(1498-1583，龍溪）、周汝登(1547-1629，海門）之類不同，但還是不能真正有助于圣人之道的講明。
最后，陸隴其曾在與友人的書信之中，專門指出高攀龍之學與朱子之學的不同之處：
而考其用力所在，質之紫陽，亦有不能無疑者。姑取高子書中數端言之，其《困學記》所謂“旅舍小樓，見六合皆心”者，朱子有此光景乎？其《行狀》所謂“焚香兀坐，坐必七日”者，朱子有此功夫乎？其《遺疏》所謂“君恩未報，愿結來生”者，朱子有此等語乎？
又，朱子自云“平生精力，盡于《大學》”，而“格致”一章，則其教人起手之所在也。“良知”之冢，所最不滿于朱子者在此，景逸既尊朱子，而亦以《古本》為是，以不分經、傳為是，以格物為知本，此何謂也？
又，陽明“無善無不善”之說，淵源告子，不知性之甚者也。景逸既深知其非矣，卻又云：“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夫性與教，若是其二乎？既足亂教，而謂不足亂性，又何為也？此皆大綱所在，而相左如此，學者將何所取舍乎？[26]
此段文字論述較為完備，其一，指出高攀龍之學諸如“旅舍小樓，見六合皆心”“焚香兀坐，坐必七日”，就修養工夫來說是以靜坐為主，與王門后學中的某些學者類似，也與佛家的坐禪類似；而“君恩未報，愿結來生”則明顯帶有佛教的輪回思想，難怪劉宗周也對此有所批評而辨正了。[27]其二，高攀龍既然標榜朱子，而朱子《四書》學用的是《大學》改本，且強調“格致”一章為“教人起手之所在”，王陽明最不滿朱子也就此處，故而主張用《大學》古本，淡化“格致”一章，也就是說《大學》的改本、古本之爭是朱、王異同的標志，然而高攀龍“既尊朱子，而亦以古本為是”等等，則體現了在朱、王學術選擇上的矛盾。其三，高攀龍“不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的說法，與上文將“孔子之學”與“孔子之教”區分其實是一貫的思路，在陸隴其看來，在辨析“無善無惡”說的時候，像高攀龍這樣僅僅指出在“教法”上存在的問題還是不夠的，要從“性學”的根本處入手，將“無善無惡”列為告子一系的異端，從而徹底驅逐出估學的“道統”。
因此，陸隴其對東林學派的顧憲成、高攀龍的評價就是雖然在“由王返朱”之路上有功，但學術都不純正，非“朱學之正脈＂，也“未能脫姚江之藩籬＂[28]，他還說：
景逸、涇陽，病痛無多，其于陽明，雖毅然辟之，不少假借，然究其實，則有未能盡脫其藩籬者。其所深惡于陽明者，無善無惡一語，而究其所謂善，仍不出虛寂一途。言有言無，名異實同。[29]
顧憲成與高攀龍辟王不夠徹底，留下了“不少假借＂，即便是他們被后人評價最高的“無善無惡＂之辨，也即保存于顧、高文集的二人與管志道的著名論辯書信，在陸隴其看來仍就不出“虛寂一途＂，也就是說顧、高反對“無善無惡＂捉摸本體，然而他們自己的治學還有講求虛無、寂滅之類近于禪學的一面，似乎也不過“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三
在兩種回護、調停之中，陸隴其批評之另一方面，也就是“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語＂，也就是如劉宗周之類學術主旨原本就偏向王學、又以朱學修正王學的學者。陸隴其考察了清初學界之后指出，當時持調停態度的主要有夏峰學派的開創者孫奇逢(1584-1675，征君、鍾元）與蕺山學派的傳人黃宗羲(1610-1695，梨洲、太沖）二人，他說：
閱孫征君年譜，嘆近年來南方有一黃梨洲，北方有一孫鍾元，皆是君子，然天下學者被他教得不清楚。[30]
黃宗羲、孫奇逢二人，在道德踐履上都做得不錯，所以說他們都是君子，而且門人眾多，一南一北影響都很大，但在學術上卻主張調和于朱、王之間，所以說“天下學者被他教得不清楚＂，于是陸隴其只得多加批評了。關于黃宗羲，他說：
黃太沖《學案序》述有明一代之儒者，可謂有功，而議論不無偏僻。蓋以蕺山一家之言，而斷諸儒之同異，自然如此。……若蕺山先生者，以為興起之師則可，以為成德之師則不可，而太沖尊之太過，所以多費周旋。[31]
黃宗羲(太沖）是劉宗周的傳人，故而陸隴其說他尊師太過，因為以劉宗周一家的學術史觀編撰《明儒學案》，臧否有明一代學人，雖然有功但是議論卻難免有所偏僻之處。此處所謂“偏僻＂具體指什么沒有明說，據理推測則當是因為整部《明儒學案》本以王學的發展為中心，且對王陽明以及多數王門后學都有較高的評價，只對泰州王門等少數有所批評。劉宗周及其蕺山學派還是屬于王學一系，劉宗周雖然對王學有所辯難，但還是未脫離王學，只能說以朱學來加以調和而已。陸隴其認為從學術上說，劉宗周只能稱為興起之師，對王門后學流弊的救治遠遠沒有完成，所以還不能稱為“成德之師＂。此處所謂“周旋＂，就是在說黃宗羲因為尊崇其師劉宗周，故而調停于朱、王二系之間。另外在陸隴其的日記之中，還有以朱學批評黃宗羲的記載：
太沖《與姜定庵書》云：＂致知之知，乃澄然未發之體，……吾之所致者，在澄然之體，由澄然而發見，發見者，無所容吾致也。”噫！如此說，則朱子＂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如何解乎？[32]
黃宗羲對于致知的解釋也偏向王學，故而講求捉摸未發之體，這也是陸隴其所不能認同的，因為朱子講致知重在已發，在已發之中辨明其理。關于孫奇逢，陸隴其稱贊其人品值高，堪稱“一代偉人＂，但為學則“不虛心、不細心＂[33]。正好孫奇逢也著有學術史的著作《理學宗傳》，與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一樣該書對王學有所回護，其書主張程、朱、陸、王皆收，且象山、陽明后學也有附上，故陸隴其對此書大為不滿。
他說：
容城孫奇逢《理學宗傳》一書，混朱、陸、陽明而一之，蓋未知考正晚年定論也。但慈湖、龍溪、近溪、海門則列在末卷《補遺》之中，蓋亦知其非矣。[34]
在《理學宗傳》卷二十六《王龍溪畿》之中，孫奇逢說：“龍溪獨持四無之說，于是龍溪之言滿天下，后傳龍溪之學者流弊滋甚，因是遂疵陽明之學。嗟乎!豈陽明之過哉？亦由于傳陽明者之過耳”[35]也就是說，孫奇逢認為王畿“四無”說有過錯，然而其過錯在于傳承王學的王畿，而不在于創立王學的王陽明。將王陽明與王門后學加以區分，持有這種態度的人極多，然而陸隴其卻認為這種態度就是調停朱、王，故而極力反對：
大抵昔之為王學者，樂其病；今之為王學者，掩其病。
姚江一派學術，日異而月不同。正、嘉之際其詞诐，嘉、隆之際其詞淫，萬歷以后其詞邪，至今日其辭遁。[36]
在他看來，晚明之時從事王學的直接表現為喜好王學的那些弊端，到了清初之時從事王學的不敢明目張膽，則表現為掩飾王學的弊端，所謂“今日其詞遁”，也就是指調停、回護之類。
此外，需要補充的還有兩點。一是陸隴其還將陸世儀(1611-1672，桴亭）歸入東林一路，由此來提出批評：“桴亭極尊程、朱，而亦不敢深辟象山、陽明，蓋亦梁谿之派也。”[37]另一是關于“主靜”以及心性之辨，陸隴其曾將高攀龍與劉宗周一并討論：
大約自羅整庵痛言象山、陽明之后，如高景逸、劉念臺，皆不敢復指心為性。但心性之辨雖明，亦不過謂心為氣，而性為理，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即心云爾。其欲專守失心，以籠罩失理則一也，特陽明則視理在心外，高、劉則視理在心內，高則以靜坐為主，劉則以慎獨為主。而謂無動無靜，高則似周子主靜之說，劉則似程子定性之說，及朱子中和初說，而皆失其真。[38]
高攀龍與劉宗周(念臺）都不敢直接“指心為性”，認為“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即心”，但還是像王陽明一樣，守著“心以籠罩夫理”與“理在心內”等觀點，高攀龍的“靜坐”等學說近似周敦頤；劉宗周的“慎獨”等學說則近似程顥《定性書》、朱子“中和初說”，這些在陸隴其看來則都不是朱子集大成之后的定論，所以高、劉之學“皆失其真”，不是正學。
四
“由王返朱”本是彌漫于清初的時代風氣，在民間學者那里發端，而在官方則又將之意識形態化了。陸隴其之所以提出“獨尊朱子”且“辟王”特別嚴苛，乃是受到了張履祥、呂留良這兩位民間學者的直接影響，也與熊賜履等官方學者的影響，以及康熙帝對朱子的推崇有一定的關系，他自己也說：“今天子敦崇正學，程、朱之說復行于世。”[39]若一定要說，通過陸隴其的努力，將民間學者的“尊朱辟王”思想“收編”而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也不為過，然而他畢竟還是出于學術選擇的自覺。
至于是否如當時有些學者所指摘的，亦出于“門戶之見”，方才顯得過于嚴苛，則似乎也不可簡單論定。陸隴其的后學張履(1792-1851）為其日記作序時說：“公確守程、朱，其貶斥陽明及論梁谿、蕺山之偏，或頗以為過，然理之至當，不容有二。是非同異之界，辨之必明，而持之必力，乃公衛道之志，則然非有門戶之見存也。”[40]張履為陸隴其辯護，認為至當之理必然只有一種，就必須在“是非同異之界”明辨之，可說“衛道之心”然不可說“門戶之見”。后人還有評價說：“程、朱之統，自明薛敬軒、胡敬齋后，惟陸隴其能得其正宗。”[41]“有宋之朱子，即有今之陸先生也，與先生同時諸儒，以及后之繼起者，間多不及先生之純。”[42]這些身后定論，則恐怕是陸隴其所最希望得到的了。
梁啟超曾說陸隴其“不惟攻擊陸王，乃至高景逸、顧涇陽學風介在朱王之間者，也不肯饒恕”[43]，確實在清初學術史上，陸隴其就是以“衛道”而著稱的學者。從其時代來看，則對顧、高與黃、孫等明清之際學者的深辟與嚴辨，維護學術的純正性也是有必要的，從而將朱子學更多地引向道德踐履一途，則也是有意義的。到了雍正朝，陸隴其成為清代本朝第一個從祀孔廟的儒者，也是因為其《學術辨》等著作之中的“獨尊朱子”論，對于朱子學的繁榮起到的推波助瀾作用。
[1]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二章、第九章，《梁啟超全集》第十二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26、397頁。
[2] 《圣祖仁皇帝實錄》卷二四九，《清實錄》，中華書局，1985年，第466-467頁。
[3] 陳榮捷：《（性理精義〉與十七世紀之程朱學派》，載《朱學論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49-272頁。
[4] 吳光酉：《陸稼書先生年譜》卷首，《陸隴其全集》第十三冊，中華書局，2020年，第1頁。
[5] 關于陸隴其的學術淵源，參見拙作《從張履祥、呂留良到陸隴其———清初“尊朱辟王思潮中一條主線》，《中國哲學史》2010年第2期。學界相關研究值得注意的有陳來：《陸隴其的實學思想》，載陳鼓應等主編：《明清實學思潮史》(下卷)，齊魯書社，1990年；林國標：《清初朱子學研究》第五章第一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對于陸隴其的“獨尊朱子”論相關研究停留在指出其“尊朱”的宗旨，而對“尊朱”的思想來源、具體特點等問題都還語焉不詳。
[6] 陸隴其：《經學》，《三魚堂外集》卷四，《陸隴其全集》第二冊，第461-463頁。
[7] 陸隴其：《松陽鈔存》卷下，《陸隴其全集》第十冊，第328頁。
[8] 陸隴其：《道統》，《三魚堂外集》卷四，《陸隴其全集》第二冊，第466頁。
[9] 陸隴其：《答秦定叟書又》，《三魚堂文集》卷五，《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136頁。
[10] 陸隴其：《答嘉善李子喬書》，《三魚堂文集》卷五，《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111-113頁。
[11] 陸隴其：《上湯潛庵先生書》，《三魚堂文集》卷五，《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115頁。
[12] 陸隴其：《經學》，《三魚堂外集》卷四，《陸隴其全集》第二冊，第464頁。
[13] 陸隴其：《道統》，《三魚堂外集》卷四，《陸隴其全集》第二冊，第466頁。
[14] 陸隴其：《答同年藏介子書》，《三魚堂文集》卷五，《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129頁。
[15] 陸隴其：《學術辨上》，《三魚堂文集》卷二，《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27頁。
[16] 陸隴其：《三魚堂剩言》卷八，《陸隴其全集》第十冊，第85頁。
[17] 陸隴其：《答秦定叟書又》，《三魚堂文集》卷五，《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137頁。
[18] 陸隴其：《學術辨上》，《三魚堂文集》卷二，《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26頁。
[19] 陸隴其：《答嘉善李子喬》，《三魚堂文集》卷五，《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112頁。
[20] 陸隴其：《學術辨中》，《三魚堂文集》卷二，《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29頁。
[21] 陸隴其：《學術辨中》，《三魚堂文集》卷二，《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29頁。
[22] 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七，《陸隴其全集》第十一冊，第241頁。
[23] 陸隴其：《答秦定叟》，《三魚堂文集》卷五，《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134頁。
[24] 陸隴其：《松陽鈔存》卷下，《陸隴其全集》第十冊，第310頁。
[25] 陸隴其：《王學質疑序》，《陸隴其全集》第二冊，第254-255頁。
[26] 陸隴其：《答嘉善李子喬》，《三魚堂文集》卷五，《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112頁。
[27] 劉宗周：《書高景逸先生帖后》，《劉宗周全集》第四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2-123頁。
[28] 陸隴其：《答嘉善李子喬》，《三魚堂文集》卷五，《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112頁。
[29] 陸隴其：《答徐健庵先生書》，《三魚堂文集》卷五，《陸隴其全集》第一冊，第122頁。
[30] 陸隴其：《三魚堂剩言》卷八，《陸隴其全集》第十冊，第83頁。
[31] 陸隴其：《三魚堂剩言》卷八，《陸隴其全集》第十冊，第80頁。
[32] 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六，《陸隴其全集》第十一冊，第218頁。
[33] 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九，《陸隴其全集》第十一冊，第310頁。
[34] 陸隴其：《三魚堂剩言》卷七，《陸隴其全集》第十冊，第70頁。
[35] 孫奇逢：《理學宗傳》卷二十六，《孫奇逢集》上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45頁。
[36] 陸隴其：《三魚堂剩言》卷八，《陸隴其全集》第十冊，第84、85頁。
[37] 陸隴其：《問學錄》卷四，《陸隴其全集》第十冊，第247頁。
[38] 陸隴其：《三魚堂剩言》卷七，《陸隴其全集》第十冊，第72頁。
[39] 陸隴其：《周永瞻先生四書斷序》，《三魚堂文集》卷八，《陸隴其全集》第二冊，第246頁。
[40] 張履：《三魚堂日記序》，《三魚堂日記》卷首，《陸隴其全集》第十一冊，第5頁。
[41] 章梫：《康熙政要》卷四《任賢》下，光緒刊本，第22頁。
[42] 唐鑒：《清學案小識》，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4頁。
[43] 梁啟超：《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九章，《梁啟超全集》第十二集，第4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