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宋代經筵制度的完善，為經筵官通過講學活動中的經典詮釋與互動交流，促進君臣在思想意識與價值理念上達成共識，影響帝王及政治提供了契機。通過對《孟子》在經筵進講過程的全面梳理，可知帝王出臺系列“尊孟”“升孟”措施的背后，離不開其對孟子思想的理解與認同。而經筵《孟子》講讀，則是帝王與士大夫合力形成，推動孟子升格運動完成的關鍵環節，這與經筵設立的目的、經筵官的職責與經筵講學的特點密切相關，促進了《孟子》的官學化與社會化。
關鍵詞： 經筵官；帝王；經筵進講；孟子升格運動
孟子升格運動作為宋代儒學復興及“四書”新理學經典體系建構過程中的重要事件，徐洪興、周淑萍、郭畑等學者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認為其興起、發展不僅與《孟子》思想內涵及時代需求等密切相關，而且得益于士大夫與帝王的合力推動。[①]然而對于這種合力形成背后的內在動因則少有學者涉及，更沒有學者注意到《孟子》經筵進講與帝王“尊孟”“升孟”之間的內在聯系。經筵作為專門的帝王經史教育之地，為經筵官通過講學活動中的經典詮釋與互動交流，促進君臣在思想意識與價值理念上達成共識，影響帝王及政治提供了契機。[②]通過對《孟子》在經筵進講過程的全面梳理，可以發現，帝王出臺系列“尊孟”“升孟”措施的背后，離不開其對孟子思想的理解與認同。而經筵《孟子》講讀，則是帝王與士大夫合力形成，推動孟子升格運動完成的關鍵環節。
宋代出于秩序重建及儒學復興的需要，孟子的思想資源被重新認識與挖掘，在士大夫們的推動下，掀起了一股“尊孟”思潮，并在神宗時獲得了回應與支持。哲宗時《孟子》開始在經筵進講，各項“尊孟”措施相續出臺，《孟子》逐漸普及化、社會化。
1.真宗至神宗之“尊孟”與孟子地位的提升
由唐代楊綰、韓愈、皮日休開其端的孟子升格運動，在宋初雖有柳開等續其緒，但影響并不大。真宗時，《孟子》開始進入帝王的視野。大中祥符五年（1012），真宗“詔國子監校勘《孟子》，直講馬龜符、馮元，說書吳易直同校勘”，孫奭等負責編撰《孟子音義》，同年書成，送國子監“鏤板”。[③]從而為研讀《孟子》提供了標準版本。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真宗又將新印的《孟子》賜輔臣，[④]開帝王重視《孟子》之端緒。仁宗時隨著慶歷新政的浪潮迭起，在范仲淹、歐陽修、孫復、石介等推崇下， 孟子升格運動被重新喚起。嘉祐八年（1063），仁宗從夏國之請，“以國子監所印《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賜夏國”。[⑤]從中可見《孟子》社會影響力的逐漸提升，以至夏國等外邦也有耳聞，并請賜書。
在程顥、程頤、張載、王安石等學派領袖的推動下，孟子升格運動獲得了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進入了勃興期。并隨著新學代表人物王安石入侍經筵、位至宰執，《孟子》地位提升進入了實質性階段。熙寧四年（1071），神宗從王安石之議，改革科舉，“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⑥]《孟子》與《論語》并為兼經，成為科舉科目。熙寧五年（1072）規定科舉考試“試法分四場，除第三、第四場策論如舊，其第一場試本經五道，第二場《論語》、《孟子》各三道試。”[⑦]元豐二年（1079），又詔“宗室大將軍以下愿試者，本經及《論語》、《孟子》大義共六道，論一首”。[⑧]使得《孟子》成為下至士子，上至宗室的必讀、必考科目，無疑促進了《孟子》的普及與地位提升。元豐六年（1083）神宗詔封孟子為鄒國公。[⑨]元豐七年（1083），詔“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軻配食文宣王，設位于兗國公之次”，[⑩]孟子配食孔廟，與顏回同爵，一躍成為“亞圣之次”。雖然其間司馬光、蘇軾、晃說之等人“非孟”聲不斷，但在王安石、陸長愈、林希等士大夫們的推動與神宗的支持下，孟子升格運動蓬勃發展。[11]從真宗至神宗，孟子升格運動是由士大夫首先發動，并伴隨著政治改革運動而終獲帝王支持。
2.哲宗朝《孟子》經筵進講與徽宗之尊孟
神宗去世后，年幼的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等“舊黨”，全面廢除“新政”，《孟子》升格運動遭遇了短暫挫折。元祐元年（1086）司馬光奏請改革科舉，立《論語》為“九經”之一，而以《孟子》“止為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12]主張將孟子由“兼經”貶為“諸子”，且不列入科舉必考科目。司馬光去世之后，元祐二年（1087），三省奏請“考試進士分為四場，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論語》或《孟子》義一道”。[13]以《孟子》入選考之列。
之后，隨著《孟子》在經筵進講及哲宗對《孟子》的研習，《孟子》再次回到科舉必考科目。元祐四年（1089），司馬康上書哲宗：“《孟子》書最醇正，陳王道明白。詔進講，講官為節解十四卷。”[14]請以《孟子》進講，并編寫《孟子節解》作為經筵教材。范祖禹進劄子曰：“臣等準入內供奉官徐湜傳宣奉圣旨，令講讀官編修《孟子節解》一十四卷進呈，臣司馬康、吳安詩、范祖禹、趙彥若、范百祿”。[15]元祐六年（1091），哲宗詔侍講吳安詩、侍讀馮京赴經筵，“講官講《孟子》不為管、晏事”，并令中書、密院、執政等侍聽。[16]經筵官們對《孟子》的講解與推崇，加深了哲宗對《孟子》思想的理解與認同。其以一國之尊研習《孟子》，無疑對天下人讀孟、尊孟具有引領作用。在此背景下，元祐七年（1092），哲宗詔“秘閣試制科論題，于《九經》兼正史、《孟子》、《揚子》、《荀子》、《國語》并注內出，其正義內毋得出題。”[17]要求科舉考試從《孟子》中出題，可見經筵進讀對哲宗產生的影響。哲宗親政后，將表彰孟子視為紹續神宗未競之業的重要內容。紹圣元年（1094）詔：“進士罷試詩賦，專治經術，各專大經一、中經一，愿專二大經者聽。第一場試大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 第二場試中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18]紹圣二年（1095），從國子司業龔原之請，命取王安石之子“王雱所撰《論語》、《孟子義》”，下國子監“雕印頒行”。[19] 元符元年（1098），從太學錄鄧珫之議：“選官刊正《五經》、《論語》、《孟子》音義，詔《三經新義》與舊音不同者，令本經講官編纂音義”[20]，表彰“新學”與孟子。可見，至哲宗時《孟子》開始與“五經”“九經”、《論語》并列成為科舉考試及世人研習書目，而官方對《孟子》等經典詮釋著作的選擇、刊正與編撰，實則體現了官方以何種“學術”指導“政治”之動向。
宋徽宗時，大力推動《孟子》的社會化與普及化。大觀三年（1109），提舉黔南路學事戴安仁言：“今欲乞立勸沮之法，分為上、中、下三等。上等為能誦《孝經》、《論語》、《孟子》及一經略通義理者，特與推恩。中等為能誦《孝經》、《論語》、《孟子》者，與賜帛及給冠帶。下等為能誦《孝經》、《論語》或《孟子》者，給與紙筆硯墨之費。” [21]請求依據對《孟子》等經典的背誦及理解程度，將學子分為上中下三等，獲得了徽宗支持。政和四年（1114），徽宗詔從國子監狀：“檢承小學令，諸學并分上、中、下三等,能通經為文者，為上；日誦本經二百字、《論語》或《孟子》一百字以上，為中；若本經一百字,《論語》或《孟子》五十字者，為下。”[22]提倡并鼓勵小學生研習《孟子》等儒家經典。重和元年（1118）徽宗又詔“自今學道之士，許入州縣學教養；所習經以《黃帝內經》、《道徳經》為大經，《莊子》、《列子》為小經外，兼通儒書，俾合為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其在學中選人，增置士名，分入官品。” [23]將《孟子》列為“小經”，即使是“學道之士”也必須研習。經過徽宗的推動，《孟子》成為下至小學上至帝王，乃至學道之士，都必須學習的經典，大大推動了其社會化。但總體而言，此時孟子還未能完全取代顏回“亞圣”的地位，[24]其地位的鞏固與最終確立，有待南宋諸帝的支持與表彰。
南宋隨著經筵《孟子》進講次數的增多，帝王對孟子的認同不斷加深，不僅從政治與政策上“尊孟”，而且借助皇權對“非孟”之士予以打擊。尤其是高宗時形成了“以孔孟為師”的圣訓，為其后帝王所遵從，孟子地位進一步穩固。
1.《孟子》經筵進讀與高宗以孔孟為師
高宗曾自言“幼習《孟子》書，至成誦在口”，[25]從小便十分喜愛《孟子》。在南宋政權還未完全穩固之時，高宗即于建炎元年（1127）詔“以侍從四員充講讀官”。[26]十二月，置講讀官，并“取《孟子》論治道之語，書之坐右。”[27]紹興元年（1131），除程俱為中書舍人兼侍講，講《孟子》。[28]紹興五年（1135）開講筵，以“孫近、唐懌仍講《論語》、《孟子》。”[29]紹興七年（1137），高宗以崇政殿說書召尹焞侍講經筵，“首解《論語》以進，繼解《孟子》，甫及終篇而卒”。[30]紹興八年（1138），高宗命“侍講吳表臣講《孟子》[31]，拉開了歷時八年之久經筵講《孟子》的序幕。其間，中書舍人王鉌曾于紹興十年（1140）“進講《孟子》”。[32]紹興十六年(1146)，經筵《孟子》進講終篇，高宗“特遣中使賜講官段拂鞍馬、牙笏、金硯、水瓶、筆墨等。越三日，賜講讀官御筵于皇城司，遣中使宣勅，第賜香茶”。[33]可見高宗對經筵講《孟子》的重視。
隨著經筵進講的深入，高宗對《孟子》喜愛與認同的加深，他不惜借助皇權對“非孟”人士進行排斥與打擊。如晁說之對太子先學《孟子》而后《論語》，“設科以《孟子》配六經”等提出非議后，[34]高宗不滿地說：“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其致仕。[35]而對鄭厚，高宗將其詆孟之作《藝圃折衷》“詔建州毀板，其已傳播者皆焚之”，令其“自今不得差充試官及堂除”。[36]力度不可謂不大。同時，高宗還確立了“以孔孟為師”的原則，以平息各派紛爭。紹興六年（1136）陳公輔請禁程學，主張士人讀書當“參考眾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為朝廷所用，防止黨爭。高宗下旨布告中外：“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37]這一“圣訓”成為南宋一朝諸帝遵循的“祖宗家法”。如紹興二十六年（1156），葉謙亨請開學禁說：“程、王之學，時有所長，皆有所短，取其合于孔孟者，去其不合于孔孟者，皆可以為學矣，又何拘乎？”高宗宣諭曰：“趙鼎主程頤，秦檜尚王安石，誠為偏曲，卿所言極是。”[38]在慶元黨禁時，“以孔孟為師”的圣訓依然是道學與反道學人士靈活運用的理論武器。[39]紹興十三年（1143），高宗詔曰：“第一場大經義三道，《論語》、《孟子》義各一道；第二場以詩賦；第三場以子史論并時策一道。永為定式。”[40]確定了《孟子》在科舉中永久性地位。同年，高宗將自己所書寫的《孟子》諸經“刊石于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41]這些“尊孟”措施背后，折射的是經筵《孟子》進講對高宗的影響，以及高宗對孟子思想與價值的認識與理解。高宗成為南宋諸帝尊孟、崇孟的典范，進一步提升了孟子的地位。
2.孝宗至理宗時孟子升格運動的完成
高宗之后的帝王們也十分重視對《孟子》的研習。如孝宗曾請魏杞為皇太子“講授《孟子》”，[42]并在經筵贊揚“孟子之言最切近（孔子）。”[43]寧宗做太子時也曾研讀過《孟子》，登基后更是詔經筵官兩讀兩講孟子。“《孟子》一書，自紹熙五年（1194）八月十七日，詔讀潛邸所講之章，至今年（嘉泰元年，即公元1201年）十一月三日講徹”，[44]共計歷時七年。寧宗是繼高宗之后，在經筵學習《孟子》時間最長的帝王。嘉定五年（1212），寧宗詔從國子司業劉爚之請“以朱熹《論語》、《孟子集注》立學”。[45]寶慶三年（1227），理宗表彰朱熹：“朕每觀朱熹《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圣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46]在士大夫所著《孟子》中，寧宗與理宗最終選擇了朱熹的《孟子集注》作為士子們學習的欽定版本,程朱理學也逐漸成為了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理宗曾親撰《道統十三贊》，稱孟子為“亞圣之賢”，而顏回則變成了“步趨圣師”，[47]其中措辭的微妙變化，透露出了南宋之時孟子取代顏子而成為“亞圣”的信息。其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開始以《論語》《孟子》同入經類，曰：“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降所可同日而語。今國家設科,《語》《孟》并列于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里，故今合為一類。”[48] 從中見《孟子》“經書”地位在南宋的穩固，且成為“四書”之一，至此孟子升格運動基本完成。至順元年（1330），元文宗封顏回為兗國復圣公，孟子為鄒國亞圣公，[49]從此孟子“亞圣”的地位完全確立。
如果說從真宗至神宗時孟子升格運動的勃興是由士大夫首先發動而獲得了帝王的支持，那么哲宗時經筵進講《孟子》則開啟了帝王研習之先河，不僅為天下讀書人學習《孟子》做出了表率，而且加深了帝王對《孟子》思想內涵的認識與理解。高宗時確立了以孔孟為師的“圣訓”，為孝宗、寧宗、理宗等諸帝謹守，從而促進了孟子地位的穩固與升格運動的基本完成。
宋代經筵官通過對《孟子》的詮釋與講解，深化了帝王們對孟子思想與價值的認同和理解，從而使得君臣“尊孟”意識與合力的形成。同時這種發自內心對孟子的認可，則又成為了帝王尊崇、維護孟子的內在意識與動因。可以說，經筵進講是孟子升格運動發展與完成的關鍵環節，這與經筵設立的目的、經筵官的職責與經筵講學的特點密切相關。
1.經筵設立的目的：“學”以求“治”。經筵之設，本就是在宋代以文治國政策下，帝王“無不典學”的產物，[50]寄寓了他們崇儒重道，學以求治的理想。太平興國八年（983），太宗出于“聽政之暇，日閱經史，求人以備顧問”的需要，[51]任命了宋代第一位侍讀呂文仲。真宗時又置侍講、侍讀學士以質問經義、“召對詢訪”。[52]仁宗“日御經筵”，“于是崇政殿始置說書，天章閣始制侍讀，中丞始預講席，宰相始預勸講，舊相始入經筵以觀講，史官始入經筵以侍立。而經筵之上，文物憲度始大備矣。”[53]經筵制度至此基本完備，既為帝王學以求治提供了制度與組織保障，又為士大夫以學術介入政治提供了有效平臺。仁宗在位四十多年，其任命的經筵官有姓名考者就多達70余人。[54]神宗元豐時，允許“侍講官于進讀書內或有所見，許讀畢具劄子奏陳”，[55]進一步拓展了經筵的政治功能，使之成為與“內朝”、“外朝”并重的政治空間。[56]經筵往往成為士大夫們爭奪發言權以影響時局的重要場域。如熙寧變法時，為確保改革的順利推行，了解神宗的動向，王安石將自己的姻親及學生王雱、沈季長、呂惠卿、陸佃等引入經筵。南宋后期權相輩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每除言路，必預經筵。朝廷動息，臺諫常與之相表里焉”[57]。宰執通過操縱參預經筵人選來控制言論導向，并進而影響帝王的價值理念與政治決策。[58]
2.經筵官的職責：成君德立圣治。宋人認為帝王“今日之學與不學，系天下他日之治亂”；[59]“經者所以載道，而道者適治之路也”[60]。要實現三代之治的理想，重構政治社會秩序，就必須以正確的“學問”指導“政治”，引君于道。經筵制度的定型，則給了經筵官們通過經筵講學，借助經典詮釋影響帝王與政治的機會。[61]由于“學與政非二物，顧所學者爾。學帝王仁義之術，則為德政；學霸者刑名之術，則為刑政。”[62] 要確保儒家王道理想與治道的實現，就必須以仁義之道教化帝王，成就君德圣治，致君堯舜，也即程頤所謂“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則經筵。”[63]君德成就乃是經筵官最重要的職責，所以朱熹在經筵不愿“碌碌隨群，解釋文義”，[64]而是希望通過講學以正君心立綱紀，[65]引君“躋之堯舜之盛”[66]，“仰裨圣治萬分之一”。[67]同時經筵官作為帝王師，“非天下第一流不在茲選”。[68]入侍經筵，往往被認為是士大夫得君行道最重要的機會，備受世人矚目，并受到士大夫群體的支持。如張栻在任侍講時，常與朱熹有書信往來，討論如何感悟君心，革新政局。張栻向孝宗進言的內容，呂祖謙也曾參與討論。[69]因而經筵經義的詮釋與闡發，往往代表了士大夫群體的集體意識。此外，經筵官們多為某個學派的領袖或代表人物，如程頤、司馬光、王安石、蘇軾、楊時、胡安國、張栻、朱熹、真德秀等，在學界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因而《孟子》在經筵的進講，無論是帝王，還是經筵官，均會對天下人讀孟、尊孟起到示范與帶動作用。
3.經筵講學的特點：義理解經，關切時政。[70]帝王學以求治的政治訴求，決定了經筵官在講學時，不能僅限于字詞章句等知識傳授，而是要“發明正理，開啟上心”[71]，以經典中所蘊含的修齊治平之道啟沃君心[72]，以經義勸誡帝王、針貶時政，“有為”而發。如紹熙五年（1194），陳傅良任中書舍人兼侍讀，利用為宋寧宗講《孟子》之際，[73]通過“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的經文詮釋，[74]凸顯尊君父之義，強調“人所以相群而不亂者，以其有君父也。有君在，則上下、尊卑、貴賤之分定；有父在，則長幼、嫡庶、親疏之分定，定則不亂矣。茍無君父，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茍有爭心，不奪不饜，是人心與禽獸無擇也。”[75]警醒寧宗汲取光宗不敬孝宗，以至失去皇位的經驗教訓，當恪守君臣父子之倫而為天下之典范。同時，在經筵講學中，經筵官與帝王之間存在著有問有答，相互切磋交流的互動機制。如英宗在經筵“未嘗發言有所詢問”，司馬光即“乞賜詰問”。[76]真德秀在經筵講讀之際，也多次請求理宗，凡“有切于身心，關于政治者，時發玉音質問所疑，俾臣等得悉心以對。如有未諭，即乞再三詰難，必圣心洞然無疑而后已。”[77]經筵講學因其有固定的時間與場域，使得帝王與士大夫可以就學術與政治等問題進行比較充分的交流與探討，有利于君臣在思想觀念、價值理想與治國理念等方面達成共識，進而影響其政治選擇與決策。《孟子》在經筵的進講，無疑加深了帝王對孟子的認同與理解，從而“尊孟”、“升孟”。
順應帝王學以求治需要產生的經筵制度，不僅為帝王在固定的時間與地點學習經史提供了制度與組織保障，而且為經筵官借助經典詮釋，以學術影響政治，感格君心，得君行道提供了平臺。[78]帝王在經筵對《孟子》的研習，無疑會對天下士子起到示范與引領作用；而經筵官對《孟子》的經義詮釋，則加深了帝王對孟子思想與價值的認同，有利于君臣之間“尊孟”共識的形成，進而促進了《孟子》的官學化與社會化。可以說，經筵進講是推動孟子升格運動發展與完成的關鍵環節。肇始于唐而成于宋的孟子升格運動，在帝王的大力支持與士大夫們共同推動下，至南宋末年基本完成。孟子開始配享孔廟，成為“亞圣”，得以“孔孟”并稱；《孟子》其書由“子”入“經”，成為“四書”之一。其尊道統辟異端、言性善揚王道等思想也成為歷代王朝及知識分子們治國理政、建構學術思想與文化體系的珍貴寶藏，深深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政治建構、文化心理與生活方式。
[①] 徐洪興：《唐宋間的孟子升格運動》，《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5期；周淑萍：《宋代孟子升格運動中的四種關鍵力量》，《史學理論研究》2006 年第 4期；郭畑：《唐宋孟子詮釋之演進與孟子升格運動》2016年第5期；武勇：《宋型文化背景下的宋代孟子升格運動》，《現代哲學》2016年第2期；宋冬梅：《儒家道統中的孟子升格與孔孟之道》，《中國文化論衡》2017年第2期。
[②] 王琦：《學術與政治的互動——以真德秀與徐元杰經筵講讀為例》，《湖南大學學報》2021年第1期。
[③] 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崇儒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817頁。
[④]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82，中華書局，2004年，第1862頁。
[⑤]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98，第4802頁。
[⑥] 陳邦瞻：《學校科舉之制》，《宋史紀事本末》卷38，中華書局，2015年，第372頁。
[⑦]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34,第5677頁。
[⑧]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96，第7198頁。
[⑨]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40，第8186頁。
[⑩]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45，第8291頁。
[11] 徐洪興：《唐宋間的孟子升格運動》，《中國社會科學》1993 年第 5 期。
[12]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71，第8976頁。
[13]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07，第9899頁
[14] 王應麟：《元祐紹興講孟子》，《玉海》卷2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5] 朱彝尊：《司馬氏等孟子節解》，《經義考》卷233，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6]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55，第10901頁。
[17]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73，第11284頁。
[18] 劉琳等：《宋會要輯稿•選舉三》，第5314頁。
[19] 劉琳等：《宋會要輯稿•崇儒五》，第2851頁。
[20]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03，第11981頁。
[21] 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崇儒二》，第2769頁。
[22] 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崇儒二》，第2774頁。
[23] 畢沅：《續資治通鑒》卷93，中華書局，1957年，第2401頁。
[24] 趙宇：《儒家“亞圣”名號變遷考：關于宋元政治與理學道統論之互動研究》，《歷史研究》2017年第4期。
[25]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7，中華書局，1988年，第354頁。
[26]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1，第247頁。
[27] 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鑒》卷1，中華書局，2014年，第12頁。
[28] 程瑀：《宋左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新安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致仕贈左通奉大夫程公行狀》，《新安文獻志》卷94，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程俱《北山集》卷29《進講》，今存《孟子》《論語》經筵講義。
[29] 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鑒》卷4，第81-82頁。
[30] 朱彝尊：《尹氏孟子解》，《經義考》卷234，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1]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1，第1960頁。
[32] 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職官六》，第3194頁。
[33] 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崇儒七》，第2888頁。
[34] 《右晁以道奏審皇太子讀孟子》，邵博：《聞見后錄》卷13，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5] 羅大經：《鶴林玉露》卷7，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6]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49，第2394頁。
[37] 李心傳：《陳公輔諭伊川之學禍亂天下乞屏絕》，《道命錄》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5-26頁。
[38] 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選舉四》，第5332—5333頁。
[39] 關于南宋時期各學派與黨派之間運用“以孔孟為師”的圣訓進行斗爭的事例，可參看趙宇：《儒家“亞圣”名號變遷考：關于宋元政治與理學道統論之互動研究》，《歷史研究》2017年第4期。
[40] 畢沅：《續資治通鑒》卷139，中華書局，1957年，第3229頁。
[41]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50，第2416頁。
[42] 畢沅：《續資治通鑒》卷139，第3712頁。
[43] 畢沅：《續資治通鑒》卷145，第3888-3889頁。
[44] 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崇儒七》，第2898-2899頁。
[45] 畢沅：《續資治通鑒》卷159，第4316頁。
[46] 畢沅：《續資治通鑒》卷164，第4458頁。
[47] 宋理宗：《御制御書道統十三贊并序》，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11，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8] 朱彝尊：《孟子》，《經義考》卷231，文淵閣四庫全書。
[49] 畢沅：《續資治通鑒》卷206，第5599-5600頁。
[50] 脫脫等：《文苑傳》，《宋史》卷439，中華書局，1985年，第12997頁。
[51] 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74-75頁。
[52] 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78-80頁。
[53] 呂中：《仁宗皇帝》，《宋大事記講義》卷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4] 姜鵬：《北宋經筵與宋學的興起》，第67-107頁。
[55] 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職官六》，第3193頁。
[56] 呂中：《宋大事記講義》，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56，第2529頁。
[57] 脫脫等：《職官志二》，《宋史》卷162，第3813頁
[58] 董文靜：《南宋臺諫“必預經筵”政治模式的形成———以董德元為線索的考察》，《浙江學刊》2012年第5期。
[59] 范祖禹：《上哲宗論學本于正心》，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7頁。
[60] 呂陶：《策問》，《凈德集》卷20，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1] 王琦：《論宋代經筵講義的興起》，《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2期。
[62] 王十朋：《經筵講義》，《梅溪后集》卷27，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3] 程頤：《論經筵第三劄子》，《二程集》，中華書局，2014年，第540頁。
[64] 朱熹：《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朱子全書》第2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79頁。
[65] 朱熹：《庚子應詔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朱子全書》第20冊，第580頁。
[66] 朱熹：《壬午應詔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朱子全書》第20冊，第571頁。
[67] 朱熹：《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朱子全書》第20冊，第679頁。
[68] 呂中：《仁宗皇帝》，《宋大事記講義》卷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9] 關于張栻在經筵進對的事跡及其與朱熹、呂祖謙的討論，可參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2011年，第442-451頁。
[70] 王琦：《論宋代經筵講義的興起》，《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2期。
[71] 徐鹿卿：《清正存稿•辛酉進講》卷4，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2] 王琦：《從章句之學到義理之學——以朱熹<大學章句>與<經筵講義>為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
[73] 脫脫等：《陳傅良傳》，《宋史》卷434，第12888頁。
[74] 方勇譯注：《孟子•滕文公下》，中華書局，2010年，第121頁。
[75] 陳傅良：《經筵孟子講義》，《止齋集》卷2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6] 范祖禹撰、陳曄校釋：《帝學校釋》，第139頁。
[77] 真德秀：《經筵講義》，《西山文集》卷1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8] 王琦、朱漢民：《論宋代儒家新帝學的興起》，《鵝湖月刊》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