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 || 郭齊勇主編大型《中國哲學通史》（學術版）陸續出版
發表時間：2021-06-26 18:18:50 作者： 來源：
江蘇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了《中國哲學通史》（學術版）的先秦卷、秦漢卷、宋元卷、古代科學哲學卷。這四部著作扎實厚重，裝幀精美，令人賞心悅目，愛不釋手。這套叢書中的魏晉南北朝卷、隋唐卷、明代卷、清代卷、現代卷、少數民族哲學卷等六部著作將陸續出版。
此套叢書的撰稿人都是中國哲學史的專家，主編為郭齊勇教授。自2006年啟動以來，經過作者們十多年的撰寫、切磋、打磨、修改，又經過責任編輯們數年的嚴格把關，終于在十五年之后得以出版。這是目前我國最完備、最系統、最詳實的一部中國哲學通史，是精專之作。
總策劃、江蘇人民出版社前總編府建明編審及他領導的編輯團隊為本叢書的出版付出很大，貢獻尤多。
在經典詮釋的現代氛圍中，本叢書作者以健康的文化心態，正確的哲學史觀與方法論原則來自覺架構、梳理并創造性地解讀、撰著了學術性強、高品質的、完整的《中國哲學通史》。本書增加了近百年來各種《中國哲學史》未曾寫過而實際上在歷史上起了很大作用并真正有歷史影響的哲學家，又增加了少數民族哲學與古代科學技術哲學的內容，深度建構、闡發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較為完備的哲學思維發展史，體現了中國人的哲學智慧、超越境界、身心修煉、言說論辯的特色及其與歐洲、印度等哲學智慧的不同。本書吸收、借鑒并超越了海外漢學家（或中國學家）與本土前輩中國哲學史專家的已有成果。
一、問題意識與方法論的自覺。主編郭齊勇教授在第一卷前的兩萬多字的《導論》中論述了中國哲學的問題、分期、特質與研究方法論等。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貫穿全書。
二、內容豐富，通貫百家，著力梳理了歷史上不同流派、著名哲學家的主要典籍與范疇系統，并予以建構。
三、重視重釋老材料，發現新材料，并以新觀念與新的詮釋方式作新解讀，突顯理論創新，可謂新老材料、新方法、新觀點統合出的新成果。
四、言說與體驗的統一。強調邏輯、理論系統的建構，又對哲學史上諸家的生命、生活有平情的理解，設身處地，轉換時空，把生活與哲學打成一片，減少現代人對往哲的隔膜。
作者們自覺哲學史與思想史的區別，借鑒思想史的方法，補哲學史之不足，真正重視對當時的觀念世界與社會生活世界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及其生活場景，同時又重在哲學提煉，因為畢竟是哲學史而不是思想史、學術史。作者們自覺哲學史的范圍與對象問題，強調史料的重要性，尤其重視對史料作哲學的分析。
作者們堅持兩個繼承：一方面，繼承胡適、馮友蘭以其各自的哲學史著作而為這門學科的建立所做的奠基性工作。另一方面，也在更高的層面上辯證地繼承1949年以來有關哲學史的工作，如張岱年、任繼愈、馮契、孫叔平、蕭萐父、李錦全、湯一介、李澤厚、陳來等等，幾代專家們的耕耘，值得我們借鑒。
黑格爾在其《哲學史講演錄》中說，思想是自己發現自己、自己認識自己的歷史，思想的發展有不受外在控制的內在邏輯關系。哲學史既然是對哲學發展的歷史描述，就應該重視一些系統性的思想，尤其是那些對歷史流派進行系統反思的思想，這是我們寫作的重點。
中國哲學發展到今天，已經到了對它進行反思的時候了。我們現在的知識背景已經與以往不同，相應地，人們對中國哲學的看法也有不同。我們在回應西方的同時，注意展開與西方的對話，因為人類會面臨一些共同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處理，反映到我們的哲學史的重新創作的過程中。作者們找到一些比較重要的哲學問題或范疇，并將之作為貫穿全書始終的主線，這是本書的一個亮點。
在方法上，我們采用解釋學的方式與追問的方式。解釋學的方式是我們同情地理解前人的思想，置身歷史情境中去理解；追問的方式是我們的價值觀念要在其中有所體現，之所以追問，是因為這些問題對我們有意義。
寫哲學史面臨著內在矛盾：一方面，哲學史創作應該注意釐清哲學自身發展的歷史脈絡，追求文本的真實意義；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沒有一個自己的評價系統，就不可能架構起哲學史，而只會陷入到史料之中。作者們謹慎處理這對矛盾，力求做到既體現出我們研究的深度，又尊重哲學史的客觀發展進程。
我們的《中國哲學通史》力求做好材料的甄別，如實地表述，同情地理解，中肯的評價。在如實地表述和同情地理解的基礎上，對于對象予以評價，體現我們這部哲學史對于前人的發展和超越。我們的評價力求中肯，要言不煩，點到為止。
這部通史肯定有不盡人意處，錯誤與缺失在所難免，請讀者們不吝指正。
附錄：大型十卷本《中國哲學通史》（學術版）各卷簡介
先秦哲學是中國哲學最重要的源頭。先秦時期是中華人文價值理性的奠基期，中國哲學的創立期。本卷討論以下問題、學派、思想家或著作：殷商時期的宗教與政治，西周的天命論與禮樂文明，春秋時期的哲學思想，孔子、老子、墨子、孫子、子思、孟子、莊子，名辯思潮與惠子、公孫龍子，后期墨家，《易經》與《易傳》，管子與稷下學宮諸家，《禮記》、郭店與上博楚簡及荀子代表的戰國時期儒家，法家傳統與商鞅、韓非子的哲學，戰國陰陽家等，并由此討論中國哲學的突破，先秦哲學的問題、發展、特色。先秦諸子的本體論、宇宙生成論、道德形上學、社會政治哲學、人生論、知識論與邏輯學都非常發達，本卷努力揭示其特色與精神價值，展示中國哲學的活力與魅力。
孔子與儒家繼承三代大傳統的天、帝、上帝、天命、天道的終極信仰，以禮樂文明為背景，以“天人性命”問題為樞紐，創立了“仁”學系統。與之并行的是老子與道家。道家繼承上古與春秋思想家有關“天”的叩問以及彌淪無涯的“氣”的傳統與相對相關的“陰陽”觀念，形成連續性、整體性的宇宙觀及宇宙生成論。他們創立了“道”學系統。墨子與老子、孔子一樣，反思文明源頭，思考天人性命問題以及文化制度對于人的限制問題。儒家之有孟子與荀子，猶如道家之有莊子。法家商韓之學從道家轉出而成一家之言，名辯思潮與陰陽家等更是自成一格。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易傳》的天地人三材系統，其宇宙生命、氣化流行、繼善成性、德業雙修論，是儒道思想的大綜合。
《中國哲學史》秦漢卷包括秦朝和兩漢的哲學。秦朝的哲學主要是法家思想，商鞅、韓非、李斯和秦始皇是形成秦國、秦朝法家思想的關系人物，從秦國到秦朝，法家的思想也在不斷發展和變化。這一發展和變化既導致了秦國統一天下，建立了強大的中央集權制政府，又最終導致了秦朝的迅速瓦解和滅亡。同時，隨著秦國的日益強大和統一的日趨臨近，以呂不韋為代表的一派統治集團也在努力尋求一種綜合和融貫諸家思想的新哲學來指導天下統一后的新朝代的統治，這包括新王朝合法性的論證和如何維護和治理天下。
秦朝的迅速滅亡為漢代特別是漢初哲學和思想的發展提供了反思的前提和動力。西漢的哲學是圍繞王朝的合法性以及政體和治道展開的。漢得水德還是土德，再或者是得火德？這是整個西漢圍繞漢朝的合法性根源而一直在爭論的問題。而這一問題進而影響到具體政治制度和禮樂制度的設計。與此同時，經學家也在利用三統說對于漢朝的合法性作論證，及對其歷史存在本質進行刻畫。西漢的哲學從初期崇尚黃老思想到中期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建立儒家的意識形態，這既是歷史的選擇，也是諸家競爭的結果。從西漢中期到西漢末季，哲學形態經歷了從經學化的哲學到讖緯化的哲學的巨大轉變。同時，黃老哲學在西漢中后期仍然在發展，天道觀（宇宙論）獲得了突破，醫學哲學理論達到了高峰。陸賈、賈誼、董仲舒、劉安、司馬談父子、劉向父子、嚴遵和揚雄，黃老哲學、易學哲學、醫學哲學和宇宙論哲學都是西漢哲學的重要論述對象。
東漢哲學一方面是西漢哲學的繼續和批判，另一方面它發生了宗教性的轉向。桓譚深化了形神問題的討論，王充建立了自己的批判哲學，特別是以“自然”概念為基礎建立了所謂自然哲學，而張衡完善了渾天說及其理論表述。《白虎通》總結了漢代經學和儒學的成就，是漢代儒家理論和國家意識形態最為系統、完善而簡明的表述。東漢后期的哲學以易學哲學和道教哲學為代表。易學哲學的象數化及象數的繁瑣化，這為《周易》經學的未來解釋提供了反思的理由，于是王弼批判漢代易學的方法論，開創了易學的義理之學。在漢末，以漢代元氣論的哲學發展成就為基礎，綜合神仙、方術、民間信仰等內容，形成了所謂道教哲學。此外了，王符、崔寔、仲長統、徐干等人推進了政治哲學的發展，而荀悅推進了儒家人性論的發展。
本卷主要涵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哲學歷程。受梁啟超“時代思潮”理論的啟發，本卷主張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整個哲學發展進程視作一個完整的“時代思潮”。作為“時代思潮”，自然有其緣起、初顯、高潮、延展、平復、余韻等一系列階段，同時不乏主流、旁支等復雜系統的演進。玄學無疑是這一“時代思潮”的主流；正因為如此，學術界通常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哲學歷程化約為“魏晉玄學”。玄學的主流地位，一方面表現為自漢末至東晉時期不斷有偉大的玄學家涌現，推動著玄學持續走向更深更廣的領域，產生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理論成果，代表了這個時代思想文化的最強音；另一方面還體現在玄學的影響力逐漸輻射開來，不僅深刻地塑造著這一時期的精神氣質與社會風尚，而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本時期的佛教、道教以及儒學。
就橫向的線索而言，魏晉南北朝時期哲學的主要形態有三種，即：作為時代思潮主流的玄學、作為旁支的玄學化的佛教，和同樣作為旁支的玄學化的儒學。三者有主有次，相互影響、彼此競爭，共同推動了魏晉玄學思潮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漫延。因此，本卷在整體結構上包括以下三篇：“《易》《老》《莊》會通的玄學”、“佛學之玄化與佛教哲學之傳譯”、“玄化的儒家哲學與儒家經典之梳理”。
就縱向的線索而言，無論主流、抑或旁支，在時代思潮的涌動下，均展現出各自的緣起、初顯、高潮、延展、平復、余韻等不同發展階段。所以，本卷通過對三者的動態思想過程的描述，揭示“魏晉玄學”這一時代思潮在不同階段的轉進及其特質。
本書系統闡述隋唐時期中國哲學史的諸多面向。該書分別以儒、釋、道三家為基本綱宗，根據內容的需要，以人物或主題為中心，就隋唐時期的儒釋道三家哲學思想進行全面闡述。隋唐儒家哲學思想創造相對薄弱，而該書分別以顏之推、王通、韓愈與李翱的作品思想為中心，分析了隋唐儒學如何會通佛、道來開展心性之學，以及重建儒家的道統。隋唐佛教在哲學思想的組織與創作方面形成了隋唐哲學史上最為燦爛的一頁。隋唐佛教思想的創立，可以看做是在延續與解決六朝佛教思想中的遺留問題，而又融合了新的經教，并有系統地統合而成的思想宗派。本卷以三論、天臺、華嚴、法相唯識等宗派哲學思潮為主，分別闡明各家學說重要的哲學觀念與思想特色。對于最具有中國特色的禪宗哲學，也從不同以往研究的視角與問題意識，作出了新的闡發。如對于頓漸、游戲三昧等思想問題的研究都別出新義，在哲學史論述方面有新的突破。中國道教的思想至隋唐可謂枝繁葉茂，恢廓宏通。這一時期解老注莊之學輩出，形成了唐代新的老學和新的莊學。本卷闡明了隋唐五代的道教經歷的由自然物理及其宇宙本體的關心轉向對生命現象及其本體論的轉向，也就是外丹道教向內丹道教的轉變。同時，也對隋唐道教的“重玄”學進行了新的哲學討論。書中分別對成玄英、李榮的重玄哲學、王玄覽的《玄珠錄》、司馬承禎的道性論與修養論、吳筠的道治論與神仙學、杜光庭與羅隱的道教思想，乃至唐玄宗的道教重玄思想等都作了系統的介紹與辨析。
宋、元時期，中國的社會歷史文化曾經得到長足的進步與發展。社會歷史文化的進步，使得宋、元哲學特別是兩宋哲學在中國哲學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形成了一個波峰。宋、元哲學，不論其學術追求還是其理論建構，都是以復興與拓展儒學的形式完成的。這種復興與拓展，既涵括哲學家們對儒學自身發展的歷史總結，又涵括哲學家們對佛學、道家、道教理論的批判、借鑒與吸納。北宋道學的興起，即是這種以融會儒、佛、道之學為特征的宋、元哲學成型的標志。因此。本卷考論宋、元哲學，既注意把握宋元哲學演生發展的時代條件、思想趣向、學術淵源與理論追求，也注意清理宋、元哲學演生發展的歷史脈絡與邏輯線索；既注意以中國哲學的傳統概念、范疇來概括宋、元哲學的思想內容與理論系統，也注意從本體、功夫，或發展、知識、價值的角度辨析宋、元哲學的理論得失。在這種考論與辨析中，作者既注意借鑒已有的宋、元哲學研究成果，尤其是“五四”以來宋、元哲學的研究成果，又注意突顯自己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宋、元哲學經典的考論詮釋，以及自己與對宋、元哲學理論價值的理解評斷。鑒于本書的學術版性質，作者在對宋、元哲學的考察論析中，對于宋、元哲學指稱的流變、派別的區劃，以及各家思想源流的解析、歷史地位的評斷之類在學術界尚存歧異的問題也不取回避態度，而是盡可能地闡釋自己的理解；以求對讀者深入地了解宋、元哲學的歷史發展，能夠有所啟發，有所幫助。
宋明理學是中國傳統哲學發展的高峰，但在宋明之間，又存在著“得君行道”與“覺民行道”的不同追求。之所以會形成這一差別，主要是由宋明兩代不同的政治生態造成的。宋代皇室尊士，前越漢唐，后逾明清，因而宋代士人也就形成了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表現在理論上，這就成為朱子的天理本體論體系；明代皇權則一直將士人作為防范與打壓的對象，因而從肩負“道統之傳”的曹端起，就特從古冊中翻出古人公案，并將理學引向“造化之理”的方向，繼起的薛瑄則終生檢點于言行之間；待到吳與弼、陳獻章，則只能以林下講學的方式另拓生存空間。明儒的這一格局，也就表現為在總體繼承朱子學基礎上的兩種不同的內在化走向：聚焦于朱子理氣關系的一系，通過對理先氣后的反復辨析，最后形成理之內在于氣的氣學，并通過羅欽順、王廷相與吳廷翰的繼起探討，將天理演變為天地萬物的生存演化之理，這就形成了一種認識論的走向；而聚焦于朱子格物致知的一系，則通過不斷地探討“吾此心與此理”的“湊泊吻合處”，因而又形成了以主體性著稱的心學，但由于其主體精神不得不受挫于明代的政治生態，最后則只能通過“本心即理”的方式走出一條“自覺覺他”的“覺民行道”之路。由此之后，又經過陽明后學之浙中、泰州與江右學派的相互批評與繼起糾偏，從而將儒家心性之學推向高峰。至于東林學派之朱王互救其失、劉宗周之總評明代學術，則又構成了心學與氣學的一種歷史性總結。
清代哲學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清初、清中葉與鴉片戰爭前后三個階段，其中清中葉時期的哲學，即學術史上所說的乾嘉時代的哲學為清代哲學的典型形態。而清初與鴉片戰爭前后的哲學，均屬于清代哲學的過渡階段。
本書認為，清初哲學在哲學性質上屬于“后理學時代”的哲學，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人的哲學思想，基本上是以宋明哲學的批判者的姿態出現的，他們的哲學命題、范疇概念主要都來自于宋明理學，但往往是以反命題的形式出現的，有些范疇、概念的具體規定與內涵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后理學時代”最重要的三位哲學家都是氣一元論的哲學家。
本書認為，乾嘉時代的哲學以道論為其形上學，以“人文實證主義”為其方法論，經學家戴震與史學家章學誠是該時代哲學的兩面旗幟。戴震開創了中國古典哲學的語言學轉向，章學誠開創了歷史文化哲學學派。“后戴震時代”的哲學主要在鍛造哲學思考的語文學（Phiology）工具，在哲學思考的規模與深度方面反而有所弱化。章學誠的哲學在當世沒有多大的影響，但對龔自珍及近現代歷史哲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本書認為，龔自珍是清代哲學轉折的關鍵人物，他既是乾嘉哲學的終結者，也是新哲學的開創者。他的“農宗”哲學思想，實際上是中國古典的樸素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魏源是近代中國初期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位思想家，他不只是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命題，其實也較為全面地提出了向西方學習的系統主張。
本卷所涉時段上起晚清改良維新之際，下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論述了這一時段最能代表時代精神或哲學成就最高的近三十位哲學思想家，諸如王韜、鄭觀應、嚴復、康有為、譚嗣同、孫中山、章太炎、王國維、李大釗、陳獨秀、李達、艾思奇、毛澤東、胡適、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馮友蘭、賀麟、張東蓀、金岳霖、洪謙、張岱年、李石岑、方東美、朱謙之等，表現了這些哲學思想家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下，對于強勢的現代西方文化和式微的中國傳統文化所作的深沉思考、慎重取舍和精心建構，以及采取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馬克思主義等不同立場的哲學思想家之間具有深遠啟迪意義的思想論爭，由此凸顯了這一時段哲學思想承上啟下的歷史地位，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歷程，為當代哲學的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在一定程度上揭橥了中國文化思想的應然走向。
寫出一部名符其實的“中國哲學史”或“中國哲學”，一直是中國哲學界面對的問題和努力的方向。《中國哲學史》學術版的《中國少數民族哲學研究》卷即是為此做出的努力之一。本卷的基本訴求即是為了在“中國各民族內部的哲學關系”上寫出名符其實的“中國哲學”，也就是在“中國哲學”的通史性論述中反映中國各少數民族哲學的內容。本卷以“民族哲學研究與中國哲學的未來之路”為基本出發點，謀求用中國少數民族哲學開拓中國哲學史的未來之路，以形成涵蓋各民族哲學的中華民族哲學史新傳統。為此，本卷探討了“中國少數民族哲學的研究方法”，并強調了“全球性現代化視域的少數民族哲學自覺”，從而概觀“中國各少數民族哲學研究”，從中國少數民族哲學起源的類型、起源的歷史文化基礎、起源期的主要成果等方面分析了中國少數民族哲學起源的相關問題；從宇宙與人類起源的本體探索、個體與人類生存的終極關懷、自然生命與文化生命的終極選擇等方面闡明了中國少數民族哲學起源的思維內容；從哲學起源的漫長歷史過程、哲學與原始文化的接榫點、文化精神與哲學特質、歷史跳躍與哲學轉型方面論述了中國少數民族哲學起源的民族特色。以此為基礎，具體闡明了中國少數民族哲學的形成過程、中國少數民族哲學形成期的主要特征、中國少數民族哲學的思想淵源等。鑒于中國少數民族哲學的特殊性，特別論述了中國少數民族的宗教哲學，其中包括原始宗教及其哲學觀念、中國化的伊斯蘭教哲學、中國藏傳佛教哲學與因明哲學等。在此基礎上，特別闡明了中國少數民族的哲學文化選擇，并對壯族、土家族、傣族、彝族、苗族等民族哲學進行了具體探討。本卷還根據全球性現代化理論的哲學史方法論意義，闡明了中國少數民族哲學的近現代轉型，基本精神是探討全球變局中的中國少數民族近現代哲學，分析了中國少數民族近現代哲學的歷史進程，論述了中國少數民族近現代哲學的問題與思潮，并對中國少數民族近現代哲學轉型進行了個案分析，解剖了壯族、回族、滿族、白族等民族的近現代哲學轉型。
中國古代知識或科學向度與哲學的關系一直是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絕大部分著作對于哲學思考中所涉及的科學問題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對于知識或科學活動中的哲學認識或關心同樣也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這也正是本叢書的一個重要意義所在。本書所考察和探討的就是中國古代哲學與知識或科學的關系，這既包括知識或科學對哲學的影響，也包括哲學對知識或科學的影響，具體來說，它涉及到科學活動中的哲學內容，也涉及到哲學思考中的科學內容，還涉及到哲學與科學共同使用的觀念、概念以及思維、方法。當然，本書也涉及知識、理性與神秘主義的關系，這同樣是中國古代科學與哲學關系的一個重要特征。
中國古代科學是在原始三代到春秋戰國及秦漢這樣一個漫長的時間中建立起來的，與此同時，哲學與科學的關系也在其中展開。具體來說，本書將古代中國知識與觀念或哲學的關系分成六個時期，分別是：原始與三代、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與隋唐、宋元、明清。在此期間，涉及自然、知識或科學的觀念、概念與思想從無到有，然后蔚為大觀，其中僅概念就包括：類、象、數、陰陽、五行、氣、宜、因、地、時、天、天人、天象、天數、天道、道、中、和、象數、力命、故、理、窮理、格物、致知等等。不難看出，這些觀念或概念就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范疇，但事實上它們中的許多是在知識活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有理由說，離開了知識視角，一部中國哲學史就無法得到正確的理解和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