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張世英美學哲學學術獎”頒獎儀式）

我最早知道張世英先生的名字，是在“文革”中的1973年，當年秋天一期紅旗雜志上登有張世英先生的一篇文章，文章的具體內容我忘記了，好像是作為讀者來信，其中有一句話，說“我是搞哲學史的”。不知道為什么，這句話給我印象很深。其實，那時我的專業是地質，與哲學沒有關系，與哲學史更沒有半分關系，可是這句話就莫名其妙地清楚埋進了我的腦海中。后來，我真的走進了哲學史的行當，一發不可收拾，追根溯源，張世英先生的這句話，好像命中注定地給了我某種導引。

1978年我如愿考取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專業研究生。在準備考試時，中國哲學史方面我用的是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簡編》；歐洲哲學史方面我用的是商務印書館1977年出版的北大編寫組的《歐洲哲學史》，是比較厚的一本；但我也買了一本比較薄的《歐洲哲學史簡編》，是汪子嵩、張世英、任華編著，與厚的一本對照閱讀，這加深了我對張世英先生的印象。秋天入學，我先到陳葆華老師家聊聊學校和系里情況，她是我母親的表妹，50年代初進入北大歷史系學習，畢業后分在哲學系工作。她跟我說了北大的一些情況，其中特別說到，有些老先生，像周一良、張世英其實跟“梁效”沒有什么關系，應該早予解脫。按理說，在北大，這兩位先生要和馮友蘭先生比不算是“老先生”，就和張岱年先生比也還不算“老先生”，但陳葆華老師這么一說，反映了哲學系老師對張世英先生的看法，也提高了張世英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1979年秋天，我選定了朱熹作為研究生論文的對象。我記得這一年冬天，有一天吃完晚飯，我按在系里查到的地址，去張世英先生家請教。那時張世英先生住中關園平房，我去時他們全家還在吃飯。想來在北大，學生到老師家來請教問題這種情形也屬常見，所以張師母和其他人都沒有任何反應，照常吃飯。我主要請問張世英先生，朱熹的哲學和西方哲學史上哪個哲學家較為接近。我們那時知道張世英先生是黑格爾專家，以為張世英先生會說朱熹與黑格爾哲學接近，沒想到張世英先生說，朱熹的哲學還是跟柏拉圖接近，而不是跟黑格爾接近。這就給了我一個定論，一個方向性的指示。因為那時報紙上就有用黑格爾的精神哲學比較朱熹理學的文章，經張世英先生這么一說，我寫論文就不會再往黑格爾那邊去花費力氣了。

2001年與張世英先生在友誼賓館

大約是1980年春季學期，張世英先生給哲學系學生作講座，題目我已經忘記了，但重點我記得很清楚，講黑格爾哲學中純概念和自然界的關系，是邏輯上在先，不是時間上在先。而這正是我們在處理朱熹哲學理氣觀中要面對的關鍵問題。與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不同，也與當時其他院校所講的不同，1977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當時的中國哲學史教材，雖然是以1972年在文革中寫文本為基礎，但對朱熹哲學的分析，是沿用馮友蘭先生三十年代《中國哲學史》的講法，認為朱熹哲學中的理在氣先，不是時間上在先，而是邏輯上在先。而經張世英先生這么一講，我們也就清楚理解了所謂“邏輯在先”理論分析的由來。張世英先生的講座，很有條理，也非常清楚，我當時感到他是我們北大哲學系講課最有水平的老師之一。

1981年我研究生畢業留校，應該說，在后來的十幾年中，我沒有再跟張世英先生有多少直接接觸。1995年春天我曾在《東方》雜志上寫了一篇文章《九十年代步履維艱的國學研究》，對當時文化界對“國學”的種種質疑，給予了較為全面的回應。結果有一天在系里開會，忘記是什么會，張世英先生見到我，對我說，“你的文章是批評某某某的。”他指的就是《東方》上的這篇文章。我大為吃驚，首先，我沒想到張世英先生會關注這份新的思想文化刊物（后來知道張世英先生的學生參與這個刊物的編輯）；其次，更沒有想到他認為我的此篇文章是批評某先生的。我的文章對多方面意見作了回應，其中也隱含了對某先生說法的辨析，但并非專對某先生的批評。雖然如此，張世英先生的這一解讀，卻也使我深感這老先生眼光的獨到，和理解的智慧。而且，我覺得張世英先生對我說出他的這種理解，也不是對我文章的批評，所以我只是笑笑，未細加解釋。1998年，張世英先生的《北窗囈語》出版，在北大開座談會，我記得張岱年先生、人民出版社的薛德震社長也都來參加，我也被邀參加。我不知道我為何被邀請，我只記得我在會上的發言中說了我對張世英先生的印象：“張先生是很有智慧的人”。我相信，這句話給張世英先生留下了印象，此后張世英先生見到我，總是親切地跟我打招呼。接下來幾年里，我記得有一次在中國文化書院每年的例行祝壽會上也見過他，可能是他八十歲的那年，還一起照了照片。

再一說，就是我轉到清華國學院以后了。與在北大一樣，張先生凡有活動，總會叫我參加。我覺得，張先生和我之間有一種忘年的相知和信任。2013年12月我在北大受邀參加張世英先生新書發布會，并作了發言。我已經記不得我發言的具體內容了，我只記得，我到會場跟張世英先生見面握手，他笑著對我說“你現在是國學大師了！” 2016年5月我受邀在北大中關新園參加張世英先生九十壽辰慶祝會，我進門后在大廳見到張世英先生，他握著我的手，一直把我拉到會場，我在會上也作了發言。2017年12月26日北京大學教育基金會舉辦“張世英美學哲學學術獎”首屆頒獎儀式，我領取了首屆張世英哲學學術獎，郝平校長、張世英先生都參加了儀式。

我在儀式上發表了獲獎感言如下：

尊敬的張世英先生、郝平書記、葉朗先生，

尊敬的張世英美學哲學學術獎勵基金學術委員會、北京大學教育基金會，

各位女士們、先生們，各位學者，各位朋友：

在北京大學設立的張世英美學哲學學術獎，是我國第一個涵蓋哲學全領域的學術獎，在此以前，我國還沒有一個全國性的專業的哲學獎項，這與哲學學科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所占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稱。

北京大學哲學系是中國最早的大學哲學系，百年來中國哲學的發展歷史也表明，北京大學哲學系是現代中國大學最重要的哲學系，因此現代中國學術的第一個哲學獎，也是迄今為止當代中國最重要的哲學獎在北京大學設立，是理所當然的，具有代表性的標識意義。

張世英先生是我國西方哲學研究的領軍人物，在德國古典哲學、中西比較哲學諸領域具有卓越的理論造詣和學術貢獻，張先生在經歷了數十年風雨歷程之后于晚年確立了自己的哲學體系，值得大力表彰。他的學術追求和成就真正體現了北大哲學系的精神傳統，以他的名字命名這一重要的哲學獎項，對于北大哲學系珍視和發揚自己的傳統，對于全國哲學領域的哲學史研究與哲學理論發展，具有重要的引領意義。

我個人在70年代末研究生時代即曾受教于張世英先生，90年代以來我多次參加過張世英先生著作的發布會，在理論和思想上受到張先生學術的恩惠，也始終保持著對張先生的高度智慧的特別尊重。特別是，我自己的哲學寫作，也是在吸取了張世英先生等現代哲學家的思想基礎上所開展的。因此，有幸獲得首屆張世英美學哲學獎，對我個人而言，是感到非常榮幸和親切的。

為此，我要向設立這個獎項的北京大學、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中國泛海公益基金會，對獎項評委會及各位評委給予我個人這一厚愛，表達我個人深切的感恩和致謝！

2017年12月在北京大學

我在感言中說，獲得此獎，“對我個人而言，是感到非常榮幸和親切的”。這是我真實的感情，多年以來，張世英先生對我總是十分親切的，我覺得“親切”二字最能形容張世英先生和我的關系。我相信，對張世英先生而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首屆哲學獎頒發給我，他的內心也是欣慰的。

2018年2月在張世英先生家

2014年，我在三聯書店出版了《仁學本體論》，書的扉頁是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題寫的書名，我請饒先生題名時他年高97歲。2018年我在三聯書店出版了《儒學美德論》，出版前我想到了書名的題寫，當年張世英先生也是97歲，于是我就想請張世英先生為我的新書題寫書名，來沾沾百歲哲學家的福氣。我給張世英先生的公子張曉崧寫了微信，寄了饒公題名的照片，說：“這是我上本書請饒宗頤先生題寫的書名，下本定名為新原德，講倫理學的，請張先生沒事時為我題寫。”他回信“好的，放心。”過了半個月，他把張先生寫好的書名照片用微信發給我：“新原德  張世英題”。又過了兩周，2018年2月1日我攜內人去張世英先生家拜訪，去取他為我的新書題寫的書名。作為西南聯大的老學生，張世英先生問我，“你的書名是學馮友蘭的書名？”我說是，他說：“在西南聯大，我最佩服的就是馮友蘭。”他說，馮友蘭講課既清楚，又合理，他的《中國哲學史》是理論性最強的。我們與張世英先生愉快地談了一個多小時，才告辭。

《儒學美德論》2019年秋出版后，我就想把書親自送給張世英先生，由于當年十月我出訪愛沙尼亞塔林、俄羅斯圣彼得堡、莫斯科、新西伯利亞等地、十二月又出訪卡塔爾、科威特、阿聯酋等國，中間參加中國哲學史學會年會、國際儒聯第六屆大會等，活動安排太密集，我就想等過年再去看望張先生。沒想到，過年前新冠肺炎開始流行，老年人屬高危群體，一時間也不敢去看望他，更沒想到他老先生在夏天剛過就走了。

2016年我在張世英先生祝壽會上說過，同為湖北人的余敦康先生在他80歲祝壽會上曾不無憤懣地追問，為什么我不是一個哲學家？不少與余先生同時代的哲學學者，往往都把這歸因為時代和環境，歸因于政治、文化的時代環境限制。張世英先生比余先生大將近十歲，經歷過的困難時代更多，卻在晚年完成了自己的哲學體系，即萬有相通和美在自由的哲學。這個例子最有力地證明，大家經歷的時代環境是一樣的，能夠成為哲學家，具有哲學的智慧畢竟是最重要的。

張世英先生是1950年代以來真正代表了北大哲學精神和傳統的哲學家，他的哲學家的一生值得我們永遠追念。

2020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