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劉邦近酒徒而遠儒生，愛飲酒卻不喜章法。英雄之飲中的酒天馬行空、決斷排難而無往不克。漢初飲酒無尊卑禮數(shù)，完全隨順己意，往往導(dǎo)致秩序紊亂。武帝依據(jù)《六經(jīng)》展開“禮教”，將飲酒納入繁冗的禮儀之中。以禮飲酒，不僅細致規(guī)定了酒、酒器的規(guī)模、位置、價值，對于飲酒者也進行角色化規(guī)范。飲酒被程式化，時間被拉長，節(jié)律被把控，酒對人的直接作用被弱化。通過將酒禮賦予道德化、宇宙論的諸種規(guī)定，飲酒禮逐漸深入人心而成為漢人的風尚。“禮”中之“酒”和樂、寧靜、清明、節(jié)制、莊重。以禮飲酒雖然可以使人免除酒禍，但繁復(fù)的禮教一定程度又抑制了人的自然欲望。當權(quán)者自然欲望之伸張與權(quán)力之結(jié)合不斷突破禮教的束縛，使禮教空洞化。禮與酒的長期對抗，以失敗告終，酒精神再次得到伸張。禮對酒失去管制效力，以強制性為特征的“法”再次接管控制酒的重任。然而，人們對酒的欲望日益高漲，名法治酒亦難能持久。在沖決禮、法約束之后，盡管酒以狂野、任性、傲蕩示人，但中國酒精神卻漸近自覺。
關(guān)鍵詞：漢代、禮、酒、飲酒
周公制禮作樂，飲酒被納入禮樂中而得以文明化。春秋以來，禮崩樂壞，飲酒漸失約束。諸子百家各以其道救世，對酒的看法也迥異。如孔子堅持恢復(fù)周禮，以禮飲酒。莊子反對以禮飲酒，認為飲酒一方面直接愉悅身心，另一方面，飲而醉可得“神全”，修道者正可由此入道1。商鞅為貫徹“墾令”而以“法”強制抬高酒價，間接抑制官民飲酒2。大秦一統(tǒng)列國，將酒事納入《秦律》（《秦律·田律》規(guī)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嗇夫、部佐謹禁御之，有不令者有罪”）。飲酒等歡事受嚴令轄制，萬民久苦而不堪。陳涉起事大澤，天下響應(yīng)。楚漢滅秦，酒精神3遂得以解放。
一
在家天下的王朝中，開國之君的際遇往往會成為王朝的個性化標志。漢高祖劉邦帶著一身酒氣出場，預(yù)示著整個大漢王朝對酒的新態(tài)度。所謂：
“愛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shù)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高祖被酒，夜行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愿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shù)里，醉，因臥。”（《史記·高祖本紀》）
本性愛酒，以酒結(jié)交豪杰，醉斬白蛇，等等，構(gòu)成了帝國原初的人格化形象與神圣記憶。繼承此良好的飲酒基因，進行文化裝飾并在理論上為飲酒辯護，這成了帝王后繼者的歷史責任。
酒性至熱，飲酒會使人躁動不已，而不斷突破理智、規(guī)矩等確定的邊界。為維持既定秩序，先秦儒者采用兩個辦法對付酒：“禮”與“德”。劉邦以馬上得天下，開疆拓土、除舊迎新都需要以不斷突破為其實質(zhì)的酒精神。因此，他頗瞧不上以《詩》《書》為業(yè)、循規(guī)蹈矩的儒生4。《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記載：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fù)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非儒人也。’”
劉邦不喜“儒生”，“酒徒”則被視為同類，酈食其深知劉邦所好。“酒徒非儒”，這個觀念表明了酒與禮（德）之間的對立。劉邦去世之后，呂后、文景用“黃老”治世，熱忱經(jīng)營天下的儒生依然靠邊站。
高祖好酒，跟隨其舉事的文臣武將大都愛飲。比如，樊噲鐘酒奮怒解厄鴻門宴，曹參為相時日夜歡飲，不遜武夫。《史記》載：
“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fù)飲之，醉而后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后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yīng)和。”（《史記•曹相國世家》）
曹參一遵蕭何約束，他要做的就是日夜飲酒。不僅自己飲，他還帶著從吏一起飲。他們飲酒并無禮儀規(guī)矩，夜以繼日，想醉就醉。飲酒而歌呼表明他們的飲酒無尊卑禮數(shù)，完全隨順己意。
據(jù)實而論，漢初國家財政雖不寬裕，但上層卻不乏宴飲。不過，即使皇族內(nèi)部飲酒，也無規(guī)章可循。常見的是，以酒場當戰(zhàn)場。據(jù)《漢書》記載，劉邦之孫朱虛侯劉章，任俠善飲酒。
“嘗入待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yè)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漢書·高五王傳·齊悼惠王》）
此后諸呂皆忌憚朱虛侯，眾大臣皆依朱虛侯。最終，在朱虛侯協(xié)助下，鏟除了呂氏而使劉姓天下得以延續(xù)。“以軍法行酒”可以看作是“馬上得天下”觀念之延續(xù)。酒場即戰(zhàn)場，一如高祖的英雄之飲，豪邁、充滿舍我其誰的氣概。酒所顯示的是天馬行空、決斷排難而無往不克的英雄氣。不過，宴飲時“以軍法行酒”真正的因為是，當時知禮之儒者被邊緣化，酒禮不得立。
釀酒需要耗費糧食，由于糧食供給緊張5，漢代對三人以上群飲明令禁止，《漢律》規(guī)定：“三人以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對于獨酌、二人對飲不禁止。當然，這兩種情況在當時并不普遍。按照學(xué)界通行看法，漢代人普遍過小家庭生活，夫妻子女的五口之家最為普遍6。偶爾會有司馬相如、卓文君這樣夫妻型家庭。總體上看，漢代人的個性并未覺醒，個人沉浸在小家庭中。個體專屬的獨酌、對飲沒有生發(fā)的土壤7。
二
經(jīng)過幾十年休養(yǎng)生息，漢帝國逐漸富裕起來。糧食富足，釀酒也隨之興盛。漢武帝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政府推行“酒榷”制度：政府嚴格限制民間私釀自賣酒類，由政府獨專其利。思想文化層面，陸賈所說的“逆取順守，文武并用，長久之術(shù)”得到理解與實施。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jīng)。”（《漢書·武帝紀贊》）依據(jù)《六經(jīng)》而展開“禮教”——以禮為教。對飲酒，也不再放縱，而是以“禮”嚴加約束。
酒味甘辛，飲之怡人。飲酒帶來感官享樂，然其副作用亦明顯：突破秩序、亂性紛爭。圣王制禮作樂正基于此。“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禮記8·禮運》）“飲”是飲酒，飲水——玄酒——也屬于飲酒；“食”是進食。這里把飲酒當作人之“大欲”。可見，漢人已經(jīng)認識并承認飲酒是人的基本需要。但是，人欲在心，不可測度。只能用“禮”來約束其“行”，以此匡正其心之“欲”。由此，才會把飲酒當作“禮”重點應(yīng)付的對象。
“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禮記·樂記》）
《樂記》直接提出了“酒禍”問題。“酒禮”如何能讓飲酒“不生禍”？首先，飲酒的目的被確定為“合歡”，即將人與人之間的融洽關(guān)系作為飲酒之旨趣。酒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尤其是酒對人的作用——感官快樂被自覺掩蓋。為此，酒禮在酒與飲酒者之間設(shè)置了繁冗縟節(jié)——“百拜”。每一次依照禮飲酒，飲酒都被百拜之禮拆、拉長，飲酒時空被延擱，最大化降低了酒對人的作用。這樣，飲酒以禮終而不得醉，口腹耳目之欲被抑制，由此得人道之正。“禮”對于個人來說，首先是節(jié)制欲望，即讓感官心智既得到適當?shù)臐M足，又不至于放縱出亂。對于人群來說，禮則能夠“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禮記·曲禮上》）。誠敬態(tài)度，規(guī)整儀容，尊親成德，維護并安定群體秩序，這也是酒禮的基本功能。
飲酒涉及所有的禮儀。具體說，一方面，酒參與諸禮的展開、完成，諸禮對飲酒皆有規(guī)定；另一方面，針對有故飲酒也有專門的飲酒禮，如對“鄉(xiāng)飲酒”專門制定“鄉(xiāng)飲酒禮”。
在漢代觀念中，酒為天之美祿。天子日常享用這天之美祿，是很正常的事情。“天子玉藻，……五飲，上水、漿、酒、醴、酏。卒食，玄端而居。”（《禮記·玉藻》） “飲”是飲料。天子享用的五種飲料中，“水”是“玄酒”，“漿”是濃湯，“醴”“酏”都是是甜酒。所以，“五飲”以酒為主。酒性味甘辛，至熱，故可以養(yǎng)陽氣。
“凡飲，養(yǎng)陽氣也；凡食，養(yǎng)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yǎng)陽氣也，故有樂；食，養(yǎng)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禮記·郊特牲》）
“禘”“嘗”為帝王、諸侯參與的大祭。在“禘”“嘗”之祭中，必有“飲”與“食”。“飲”“食”非唯滿足口腹之欲，實則為人踐行陰陽之義的具體方式。就此說，飲酒是人參與陰陽交感、大化流行的最直接、最感性的方式。飲酒養(yǎng)陽氣，這與音樂是一致的，由此可以理解，酒與禮樂沖突中，酒卻可以與樂結(jié)盟而共同對抗禮。飲酒被賦予陰陽之義，這一方面為遠古時代以酒敬神提供了理論的基礎(chǔ)，也賦予了人類日常飲食行為以神圣義。
不過，對天子、國君而言，他們有更多飲酒的條件與機會。為了節(jié)制他們，禮特別規(guī)定了“君”與地位卑賤的“野人”飲用酒的差別。“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禮記·玉藻》）隆重的禮儀上都上玄酒與酒，“玄酒”即“水”。按照《禮記》的說法，水為酒之本，為酒的古初之態(tài)，故尊于醴酒。所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禮記·禮器》）“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禮記·郊特牲》）天子、君飲酒時都要備玄酒，“野人”在只有酒而無“玄酒”，這樣就可以從酒的種類差異標明飲酒者身份的差異。年終大祭則讓下層民眾放開喝，這可能就是蠟祭舉國狂歡。但就在舉國狂歡時，大夫與士飲酒也不能像下層民眾一樣隨意9。
更講究的是，天子在不同時節(jié)，所飲用的酒也有差異。比如《禮記·月令》載，孟夏之月“天子飲酎，用禮樂。”鄭玄注：“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群臣以禮樂飲之于朝，正尊卑也。”“酎”是兩次或多次重釀的醇酒。孟夏之月飲此酒，以正尊卑。關(guān)于“酎”，后世也有類似記載：“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醖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醖，一名醇酎。”（葛洪：《西京雜記》卷一《八月飲酎》）不同的是，這里說的“飲酎”是在八月宗廟之祭時飲用，與太牢相配。當然，在祭宗廟之禮中，為了表示禮儀隆重，會把“酒”改成典雅的名字。如“酒曰清酌。”（《禮記·曲禮下》）在祭祀宗廟事稱“酒”為“清酌”，純粹為了表達敬意10。
宗廟之祭，不僅“酒”有尊稱，飲酒之器也有尊卑之分。酒器尊卑之區(qū)分依照的是“以小為貴”原則，如“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nèi)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禮記、禮器》）飲酒之器貴賤不等：爵最小最尊，散最大最賤，觶小于角，前者尊后者賤。盛酒之器也有小大貴賤：瓦甒最小最尊，壺大于瓦甒，不及瓦甒尊貴，缶最大最賤，被放在門外。
臣下陪國君飲酒，需要嚴格依據(jù)禮的規(guī)定進行。“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后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禮記·玉藻》）臣下要先拜謝，再接受。然后先祭后飲。每飲一次，容色也隨之變化：一爵莊重誠摯，二爵溫和恭敬，三爵歡欣謙遜。臣下飲酒，量不過三爵。
“禮”依時而遷，飲酒禮需要根據(jù)時節(jié)等條件變遷而調(diào)整。比如，環(huán)境或哀或樂，相應(yīng)的禮節(jié)也要調(diào)整。“行吊之日不飲酒食肉焉。”（《禮記·檀弓下》）吊葬期間，以哀為主，飲酒屬于樂，故不能飲酒。這些禮儀對各階層的人來說都有責任維護，國君更應(yīng)該嚴格遵從。“杜蕢揚觶”典故，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diào)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diào)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diào)何也？”曰：“調(diào)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禮記·檀弓下》）
杜蕢身份是宰夫，地位卑賤。他能熟悉“子卯不樂”這個遠古流傳下來的典故，并不惜以下犯上，捍衛(wèi)飲酒禮，這說明當時飲酒禮已經(jīng)很普及，宰夫都能熟悉飲酒之禁忌。以飲酒勸諫，也說明杜蕢等下層民眾已經(jīng)信服，且普遍接受飲酒禮。
三
上層可以日常飲酒，下層飲酒皆需要有其“故”。比如：婚、喪、祭祀等家庭重要事情發(fā)生時可以飲酒。在不同的場合下，飲酒禮的規(guī)定也有差異。
在漢人觀念中，婚姻的目的在事宗廟、繼后世。因此，婚姻涉及的不唯兩人，而是兩個家庭，甚至兩個家族。所謂“合二姓之好”（《禮記·昏義》）是也。婚前男女不得見面，相互不知其名。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主導(dǎo)下，經(jīng)歷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等程序，方可舉行婚禮。婚禮過程中，要祭天、告祖，以酒食招待親朋好友。婚禮為大喜，賓客飲酒為祝賀，為合歡。
新婚夫婦在婚禮期間要共食合飲，所謂“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禮記·昏義》）新媳婦進門，與女婿“共牢而食，合巹而酳”，表達“合體同尊卑”之義。“合巹而酳”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交杯酒”。飲酒讓原本不相識的男女迅速消除陌生感，而相互親近。
第二天早晨，新媳婦要拜見公婆，公婆將醴酒賜給兒媳婦。兒媳婦要用醴酒祭飲食之神（“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第三天早晨，公婆先后獻酒給兒媳婦，兒媳回敬公婆（“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這就完成了“成婦禮”。以后，媳婦侍奉公婆，每天要早起恭敬地進上美食與酒醴（《禮記·內(nèi)則》：“柔色以溫之，饘酏、酒醴、……唯所欲。”）
飲酒合歡11，喪禮以哀為主，故不得飲酒。在服喪期間，原則上不能飲酒。病人、七十歲以上的老人例外。如：
“居喪之禮，……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fù)初。……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于內(nèi)。”（《禮記·曲禮上》）
“喪有疾，食肉飲酒。”（《禮記·檀弓上》）
“酒者，所以養(yǎng)老也，所以養(yǎng)病也。”（《禮記·射義》）
漢人認為，酒為百藥之長。（《漢書·食貨志》）飲酒不僅可以治病，還是養(yǎng)身佳物。病人養(yǎng)病期間，飲酒治病、養(yǎng)身，這是允許的。但病愈之后就要停止飲酒，保持悲哀心境。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居家服喪期間，為保持健康以及對老人的尊重，也可以食肉飲酒。
死后一周年祭——練后，兒女們可以吃蔬菜水果。二周年祭——祥后，兒女們可以食肉喝酒。喝酒要先喝醴酒（《禮記·喪大記》：“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停殯期滿三月埋葬后，服齊衰的親屬可以食肉飲酒。即使可以食肉喝酒，也不能與他人一起同飲同樂（《喪大記》：“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等等12。
酒是好物，對逝去者同于生者。比如，把酒作為隨葬品。“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禮記·雜記上》）隨葬的醴酒要用稻米釀的醴酒，盛在甒里，放在棺槨之間。近年來，考古挖掘了不少漢代墓葬，多有醴酒出土13。由此可見，禮對酒的規(guī)定不僅適用于生者，也同樣考慮到了死者。
祭祀是漢人生活中極其重要的事情。祭祀之禮離不開酒，對于如何飲酒、飲何種酒也有詳盡的規(guī)定。
為降上神、先祖，祭祀時總把人間最好的祭品獻上，被認為是“天之美祿”的酒是各種祭祀必備之物。條件允許時，各種酒都要獻上。所謂“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以降上神與其先祖。”（《禮記·禮運》）酒有厚薄，酒味越薄，出現(xiàn)越古，放置的位置越尊貴。水沒有酒味，但被認為是酒之本，其地位最尊貴，被放在最尊的室內(nèi)，甜酒其次，白色糟渣很多的酒再次，渣子少、酒色清的酒被放在最低賤的堂下。實際上，通過把最好的酒擺在最低賤的位置，也表明制禮者在潛意識中害怕酒、拒斥酒。祭祀獻酒依照先尊后卑順序進行，即先獻上最尊貴的玄酒，再獻上次一等的醴醆。
“酒”是“飲”之一種，在漢代文本中，二者有時會做出區(qū)分。如祭祖時會獻上“飲”與“酒”。“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以酏為醴。黍酏、漿、水、醷、濫。酒：清、白。”（《禮記·內(nèi)則》）祭祖時進獻的“飲品”與“酒”有區(qū)分，但“飲”中含醴酒，含“玄酒”。故廣義的“飲”包含一切的酒。
祭祀中，每個人都有其位置，也都會依照相應(yīng)的位置飲酒。比如，對象征神靈的人（“尸”）之飲酒有具體的規(guī)定。“酌尸之仆，如君之仆。其在車，則左執(zhí)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禮記·少儀》）“尸人”飲禮同于駕車的人。當其在車，則右手舉爵，先滴灑祭車，然后干杯。未成年人則是坐著祭，站著喝酒。
還有一些對更具體場合飲酒的規(guī)定。比如，宴席中，酒漿要放在飲者右側(cè)，所謂“凡進食之禮，……酒漿處右”（《禮記·曲禮上》）。更具體地說：“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禮記·少儀》）在鄉(xiāng)飲酒禮中，賓客的飲器要放在自己坐席左側(cè)，祭酒后一飲而盡。次賓、觀禮的賓客酒具放在坐席右邊。觀酒具位置可知飲者的身份。對于飲酒與吃菜的先后秩序也有規(guī)定，如“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壺者面其鼻。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禮記·少儀》）禮儀中尊貴的菜——“折俎”上來時，喝酒的人不能坐，撤去后可坐。喝酒前，不能吃菜肴。陪長者飲酒，少者不得先飲。“侍飲于長者，酒進則起，拜受于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禮記·曲禮上》）長者如何飲，少者相應(yīng)隨之動。長者沒喝干，少者不敢喝。飲酒本質(zhì)被規(guī)定為“行禮”，因此，“行禮者”不得因酒而改易。所謂“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禮記·曲禮上》）“不變貌”即保持其儀容之一慣性，其間彈性很大。對飲酒量不作具體的規(guī)定，其由飲酒者個人掌控，這可以看作是孔子“無量，不急亂”原則的繼承。
以禮飲酒，飲酒被儀式化。飲酒只是完整禮儀的一個環(huán)節(jié)，盡管不可或缺，但是，飲酒的實質(zhì)已經(jīng)被轉(zhuǎn)換成個人品行的具體表現(xiàn)方式，變成了公共場合之個人表演。飲酒者關(guān)注的是自身飲酒行為是否恰當，是否在成禮中完成了自己的職責。飲酒行為中酒與人的直接關(guān)系被阻隔，酒對人的意味被竭力淡化。
四
酒不僅參與百禮，助益百禮完成。漢人還有鄉(xiāng)飲酒之俗，為此也專門制定了鄉(xiāng)飲酒禮。孔穎達認為，鄉(xiāng)飲酒包含“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蠟祭飲酒。”（孔穎達《禮記正義》）從頻率說，“鄉(xiāng)則三年一飲，射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鄉(xiāng)飲酒屬于鄉(xiāng)州黨公共事務(wù)，隆重、具有象征意義，但飲酒的頻率并不高。
鄉(xiāng)飲酒禮目的是規(guī)范鄉(xiāng)飲酒，以求“免酒禍”。為實現(xiàn)這個目標，就要消除爭斗意識——“遠于斗辯”，而消除斗辯意識的前提是培養(yǎng)尊讓挈敬精神。
“鄉(xiāng)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斗辨矣，不斗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于人禍也，故圣人制之以道鄉(xiāng)人、士、君子。”（《禮記·鄉(xiāng)飲酒義》）
酒禮開始，主人在庠門外迎賓，需要行“三揖”“三讓”“盥洗揚觶”之禮。“三揖”“三讓”“盥洗揚觶”的目的是表達、培養(yǎng)挈敬精神。“三揖”“三讓”“盥洗揚觶”等禮節(jié)繁冗，時空跨度大。飲酒行為本身只具有象征意義，或者說，被禮儀淡化。
招待賓客，要準備兩個酒樽。一樽是稱為“玄酒”的水，它比酒更古老，更尊貴；另一樽是飲用的酒。兩樽放在賓主之間，賓主共同享用。飲酒時有菜肴，也備有清潔用的洗具。為了能招待好客人，鄉(xiāng)飲酒禮中除了主、賓之外，還會設(shè)置“介”（副賓）、“僎”（主陪）。漢人對此設(shè)置給出了相應(yīng)的說法：“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禮記·鄉(xiāng)飲酒義》）可以看出，鄉(xiāng)飲酒禮中的人都有自己的“角色”。這些“角色”依照天地、陰陽、三光、四時觀念設(shè)置。對于“角色”，其視聽言動有詳盡的規(guī)定，比如“三揖三讓”。進入各自的“角色”，飲者一方面被提升至天地間崇高的位置；另一方面，真實具體的存在被虛化。對于賓主介僎的所坐的位置，他們同樣給予了道德-宇宙論的說明。
“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shù)，曰圣；圣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于身也。”（《禮記·鄉(xiāng)飲酒義》）
從道德化了的天人一體觀念出發(fā)，漢人賦予方位以道德特性，以配不同角色的飲酒者。天地有嚴凝之氣、溫厚之氣，前者即天地的尊嚴氣、義氣，后者為天地的盛德氣、仁氣。賓主的座位所在依照此精神安排，“仁義接”被規(guī)定為鄉(xiāng)飲酒禮的精神原則，“敬”是主導(dǎo)飲酒的精神態(tài)度，飲酒只是踐行“敬”“禮”的具體方式，也是培養(yǎng)美德的具體方式，其最終目標指向飲酒者之“成德”。
正賓首先要祭飲食神，再祭酒，以表達自己敬意。祭酒后抿一口酒，成就獻酒禮。之后，移到席末，以表明，設(shè)席的目的不是為了飲食，而是為了行禮。所謂“祭薦、祭酒，敬禮也。……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于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后財之義也。先禮而后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禮記·鄉(xiāng)飲酒義》）正賓干杯時來到西階飲盡杯中酒，這也有深意，即表明，設(shè)席的目的不是為了飲食，而是先禮后財。這樣做，可以引導(dǎo)人民敬讓而不爭。可以說，飲酒是行禮的具體方式，也是教化的手段。隨著飲酒一步步象征化、觀念化，酒對人的刺激作用逐步淡化。
在鄉(xiāng)飲酒禮中，飲酒者不僅有賓主介僎之位置差異，齒序也構(gòu)成了飲酒的重要原則。年齡不同，待遇有差異。
“鄉(xiāng)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yǎng)老也。民知尊長養(yǎng)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yǎng)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xiāng)射，教之鄉(xiāng)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禮記·鄉(xiāng)飲酒義》）
依照禮節(jié)，五十歲的人要站著，隨時聽候差遣。六十歲的人才可以坐著喝。這樣做是為了明尊長。按照漢人的邏輯，明尊長明養(yǎng)老，才能使民樹立起孝悌之德。孝悌之德的培養(yǎng)不是通過說教，它就在鄉(xiāng)飲酒禮中確立。換言之，鄉(xiāng)飲酒禮承載著通往王道踐行的重要使命。主人親自迎接正賓、副賓，其余眾賓自來。對待不同賓客禮數(shù)有別，以此顯示各自身份貴賤。從門外入內(nèi)，三揖三讓，賓主拜答。酌酒獻給正賓，正賓回敬主人。對副賓也有揖讓、獻酬，禮節(jié)有所減省。眾賓坐祭立飲，禮節(jié)更減。以此顯示禮節(jié)隆重到減省之義。消解了酒對人的直接作用，拒絕醉后失序，飲者身份上的不平等在酒席上得到貫徹與充分的反應(yīng)。
在漢人觀念中，飲酒養(yǎng)陽氣，聲音樂也屬于陽。因此，飲酒時總會有樂。“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 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禮記·鄉(xiāng)飲酒義》）從功能看，飲酒與樂也都可以使人群和樂。鄉(xiāng)飲酒時，樂工每次演奏完三個曲子，主人都要獻酒給他們。全部演奏完畢，樂工退場。氣氛被調(diào)動起來，為防飲酒興奮失禮，席中會制定一人做司正。這樣做是為了達到飲酒和樂而不流于放肆的效果。
正賓用酒酬謝主人，主人酬謝副賓，副賓酬謝眾賓中年最長者。每個人都酬謝到，包括酬謝為酒席洗杯的賓客。參禮的人每個人都能喝上酒，大家皆大歡喜。酬謝酒禮之后，賓主歡飲，沒有量的限制。但是，時間需要把控，作為“朝不廢朝，莫不廢夕”也（《禮記·鄉(xiāng)飲酒義》。賓客離開，主人拜送，鄉(xiāng)飲酒禮就結(jié)束了。和樂而不亂，就算行禮成功。
以禮飲酒，其目標清晰，那就是：“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禮記·鄉(xiāng)飲酒義》）飲酒能夠達到“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精神效果。這表明，飲酒不僅能夠“正身”，而且可以移風易俗，安定天下。鄉(xiāng)飲酒禮模擬-象征著天人一體的完整世界。其中有天地，有日月，有三光，也有政教。依照天地、日月、三光秩序飲酒，政教有序，民德有成。依此秩序展開，飲酒不再是個體生命與酒的直接對壘，而被牢牢地嵌入天地-政教編織成的綱常之中。
“鄉(xiāng)飲酒”屬于“有故群飲。酒被納入各種禮儀之中，被形式化、被規(guī)定、被納入社會秩序，其沖動性、破壞性被抑制。飲酒被規(guī)定為外在尊卑秩序與內(nèi)在德性的具體體現(xiàn)，成為它們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在禮教中飲酒，個人在禮中被轉(zhuǎn)換成具體的“角色”。依照被賦予的“角色”飲酒，個體的身體與精神不再按照自身與酒交接，飲者的身體與精神都不再重要。當“賓”“主”“介”“僎”等“角色”被進一步納入“天地”“日月”“三光”“四時”等宇宙秩序之中，飲酒成為人倫世界的宏大事件，更加遠離了個性與真身。飲酒觀念化，甚至形上化，其積極方面可以實現(xiàn)“遠酒禍”目標，其副作用是：在酒與人之間設(shè)置了太多中介，而使飲酒空洞化。
按照“禮”的規(guī)定，人們在節(jié)日祭祀及特殊事件如婚喪嫁娶等發(fā)生時方可飲酒。換言之，人們不能自主飲酒。酒歸屬于虛虛實實的神明、天地、家族、鄉(xiāng)黨等不飲者，飲酒的意義關(guān)聯(lián)著不飲者，而真正飲酒的那個人是誰、酒味如何等問題并不重要。
五
在諸禮主導(dǎo)下，飲酒遠離“酒禍”，酒的美好品性紛紛呈現(xiàn)出來。《漢書》對此有精煉的概括：“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yǎng)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yǎng)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漢書·食貨志》）不管在身體的頤養(yǎng)、扶衰養(yǎng)疾，還是精神方面享祀祈福、百禮之會，酒都發(fā)揮著積極的作用。“天之美祿”是對酒的無上贊美。人們通常把飲酒帶來狂亂等過錯歸諸酒，在對酒普遍好感風氣下，對酒的評價也被顛覆。如：
司隸蓋次公宴許伯第，曰：“無多酌我，我則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漢書·蓋寬饒傳》）
“禮”中的“酒”隨知禮、行禮者而呈現(xiàn)出和樂、寧靜、清明、節(jié)制、莊重等美行，這個印象被確定下來后，酒事中的問題似乎都不再與酒相干。人飲酒而發(fā)狂，原因不在酒即在人。魏侯將“狂”歸之于人（蓋次公），這顯然在為酒的道德品格辯護。考慮到酒禮主導(dǎo)下時代飲酒狀況，這個評價尤其彰顯出人們對酒的善意。
《西京雜記》載有西漢鄒陽的《酒賦》，學(xué)界雖然認為不大可靠，但是，其中一些觀念卻與西漢禮教盛行后的觀念相合。比如：“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圣明，濁者頑騃。……庶民以為歡，君子以為禮。”這里所顯示的對酒的認識，以及君子、庶民等不同飲酒者對待酒的態(tài)度的差異，與《禮記》所記載的相當一致。目前可以確定將“酒”作為主題進行謳歌贊美的是揚雄。曹丕說揚雄曾撰有《酒賦》，可惜已經(jīng)失傳。我們能夠看到的是他寫的《酒箴》：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于纆徽。一旦叀礙，為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fù)借酤。常為國器，讬于屬車。出入兩宮，經(jīng)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14
《漢書·揚雄傳》載揚雄性嗜酒，家貧而酒不常得。一些人慕其學(xué)問，載酒肴從其學(xué)。出于對酒的偏愛，揚雄不僅為酒辯護（“酒何過”），而且對酒具（鴟夷）羨慕不已。在他看來，腹中盡日盛酒是鴟夷比裝水之瓶的最大功用，也是人最幸福的事情。不僅如此，因為能盡日盛酒，所以鴟夷常為國器，隨時出入王侯之家，為國家做事。這豈不是儒士之夢寐以求的事情！
揚雄對“鴟夷”的贊美大抵是對禮教（包括禮器）的贊美。但是，在禮教繁冗形式宰制下，人的自然機能也逐漸有不能承受之重。有人就因為禮教管制太嚴苛而拋開禮儀、以酒宣泄。比如，周澤，掌管宗廟禮儀。職責所在，使他“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后漢書·儒林傳下·周澤》）其生活完全“儀式化”，為調(diào)節(jié)重復(fù)而單調(diào)的生命節(jié)奏，他選擇了“一日不齋醉如泥。”（此句為《漢宮儀》所補）禮教對生命機能的壓制使他不得不暫時撇開禮教而以酒宣泄。
禮教與自然欲望之間的平衡總是短暫的，以禮飲酒雖然可以使人免除酒禍，但繁復(fù)的禮教一定程度又抑制了人的自然欲望。酒欲之伸張、反抗亦在情理之中。不過，當權(quán)者自然欲望之伸張卻是危險的。自然欲望與權(quán)力結(jié)合往往會威脅，甚至突破禮教的束縛。這是哀帝、平帝以來的讖緯中有諸多反映。首先，他們把高祖的經(jīng)歷繼續(xù)神化，如：“高皇帝母曰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美。性好用酒，嘗從王媼、武負貰酒，飲醉止臥，媼、負見其身常有神怪。每留飲醉，酒售數(shù)倍。后行澤中，手斬大蛇，一嫗當?shù)蓝蓿疲?lsquo;赤帝子殺吾子。’”（王充《論衡·吉驗篇》）王充雖“疾虛妄”，但對神化高祖的舉動亦不敢造次，將此視為“吉驗”。《史記》中高祖“愛酒及色”，“色”漸為士人所禁忌，“愛酒”則為世人津津樂道。于是，到了王充這里，劉邦性好惟有“酒”了。醉后身有“神怪”是天命在身的標志，“醉斬白蛇”成為實現(xiàn)天命交接偉大創(chuàng)舉。這些都曲折反映了制造神話的時代人們對酒的普遍鐘愛。不僅如此，儒家的圣賢也被刻畫為酒場英雄。如“文王飲酒千鐘，孔子百觚。”（參見《論衡·語增篇》）這種有悖常識的量的夸張透露的恰恰是大漢當權(quán)者對酒的無止境渴望15。當虛妄被當真，基于日常生活的禮教自然被怠慢、被冷落。
當然，突破維護權(quán)力的禮教必然會反噬當權(quán)者自身。更為常見的是，當權(quán)者陽奉禮教，陰從私欲，沉湎于酒而使禮教空洞化。東漢后期，外戚與宦官權(quán)力爭斗皆指向欲望之放縱。“孝靈之末，朝政墮廢，群官百司，并湎于酒，貴戚尤甚，斗酒至千錢。中常侍張讓子奉為太醫(yī)令，與人飲酒，輒掣引衣裳，發(fā)露形體，以為戲樂也。”（曹丕：《典論》）16據(jù)說，孟佗以中原難得的菖蒲酒一斛遺宦官張讓，即拜涼州刺史17。“百司湎酒”意味著有權(quán)階層的集體縱酒。其結(jié)果不僅是這里所說酒價暴漲，酒成為硬通貨。更加難堪的是自上而下地戲樂禮教。禮教尊嚴不再，逐漸有名無實，淪為虛設(shè)。
漢末諸雄董卓、呂布、袁紹、袁術(shù)、曹操、劉表、孫權(quán)等人大都嗜飲。曹操愛飲，且能釀酒，還曾向漢獻帝進獻過家鄉(xiāng)的“九醞酒法”（曹操《上九醞酒法奏》）。劉表、袁紹一南一北，飲有奇法。據(jù)曹丕記載：“荊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并好酒，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勝，仲受六勝，季受五勝。又設(shè)大針于杖端，客有醉酒寢地者。輒以劖刺之，驗其醉醒。是酷于趙敬侯以筒灌人也。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zhèn)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松嘗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于無知。云以避一時之暑。二方化之，故南荊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飲。”（曹丕《典論?酒誨》18）“三雅”聽起來儒雅，但自制酒器，卻為狂歡。客醉酒，以劖刺之，兇殘之性昭然。袁紹以避暑之名晝夜酣飲，自不以禮為然。孫權(quán)醉后使人以水灑群臣。（《三國志·吳書·張昭傳》）歡宴之末，自起行酒，欲劍殺伏地裝醉的大臣（虞翻）。（《三國志·吳書·虞翻傳》）凡此等等都表明，漢末諸雄恣肆歡謔僅形似抗秦英雄。以殘賊之性劫奪國柄，飲則時時辱人、殺人，酒盡顯狂野、任性、傲蕩、暴戾之氣。經(jīng)與禮的長期對抗而最終突圍，不過，酒的形象卻并不崇高。
六
禮對酒失去管制效力，以強制性為特征的“法”再次接管控制酒的重任。漢末，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酒禁雖出于糧食緊張，更深層的原因則涉及到對酒的二重態(tài)度：一方面，人們對酒之妙用耳熟能詳，對酒的欲望日益高漲，當權(quán)者亦不掩飾對酒的鐘愛；另一方面，禮喪失約束酒的效力后，放任必然導(dǎo)向無序與墮落，需要尋求管控酒的新力量。曹氏集團的名士謀臣以文學(xué)的形式將此二重態(tài)度呈現(xiàn)出來，其中最典型的是王粲與曹植。二人都作有“酒賦”，明確將“酒”主題化，同時呈現(xiàn)酒的二重作用。
“帝女儀狄，旨酒是獻。宓芬享祀，人神式宴。辯其五齊，節(jié)其三事。醍沈盎泛，清濁各異。章文德于廟堂，協(xié)武義于三軍。致子弟之孝養(yǎng)，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歡好，贊交往之主賓。既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賊功業(yè)而敗事，毀名行以取誣。遺大恥于載籍，滿簡帛而見書。孰不飲而羅茲，罔非酒而惟事。昔在公旦，極茲話言。濡首屢舞，談易作難。大禹所忌，文王是艱。”（王粲《酒賦》）19
“嘉儀氏之造思，亮茲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曜，征嘉號于天辰。……穆生以醴而辭楚，侯嬴感爵而輕身。……宜城醪醴，蒼梧縹清。或秋藏冬發(fā)，或春醞夏成，或云拂潮涌，或素蟻浮萍。爾乃王孫公子，游俠翱翔，將承歡以接意，會凌云之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于是飲者并醉，縱橫喧嘩。或揚袂起舞，或扣劍清歌；或嚬噈辭觴，或奮爵橫飛；或嘆驪駒既駕，或稱朝露未晞。于斯時也，質(zhì)者或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賤，窶者忘貧。……于是矯俗先生聞之而嘆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荒婬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觴酌，流情縱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曹植《酒賦》20）
酒為人神共享，可以致子弟之存養(yǎng)，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歡好。簡言之，酒對于護持人倫為必要之物，于個人則裨益于解憂、成仁。不過，過度飲酒又會賊功業(yè)、毀名行，敗事取誣，遺恥罹事，被視為婬荒之源。基于前者，“對酒當歌，……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就是美談。基于后者，不僅需要以禮制酒，強制性的刑法成為必要。誠然，漢室傾頹，禮教崩壞，單以“禮”的力量已經(jīng)不足以安民濟世。曹氏以強制性的“名法”治理酒事亦是正常的邏輯21。然而，舍禮取法，有違于酒性人情，于一時權(quán)宜之計尚可，于長治久安則行不通。對于曹氏酒禁，作為孔子后裔的孔融頻書爭之，其中多侮慢之辭。孔融難曰：
“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燿，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圣。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yǎng)，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非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于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于楚。由是觀之，酒何負于治者哉！”22
“以”有根據(jù)之義。“非酒莫以”是說，祭帝禋宗、和神定人、濟萬國等家國天下的要事都靠酒來完成。于個人則可助成德、成功，于政有功而無過，古往今來大量事例都可證明飲酒之有用性。孔融舉了大量例子表達酒對人的重要性，其中不乏夸張與荒謬。比如“天垂酒星之翟，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等無稽的比附，以及已被王充證明為虛妄的“堯千鍾、孔百觚”等。曹操同樣列舉大量飲酒導(dǎo)致失身亡國的例子反駁。在再次上書曹操時，孔融改變了舉例證明的策略，將政之成敗與酒本身的價值進行了分割。
“昨承訓(xùn)答。陳二代之禍，及眾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xué)；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為戒也。”23
孔融承認有以酒亡國的例子，但酒的價值卻不會因亡國而被移易。正如歷史上曾出現(xiàn)過踐行普遍價值亡國卻不會否定普遍價值一樣，以酒亡國，令也不當斷飲酒。他論證的思路近似于魏侯，即通過人（“亡國”）與酒的自身價值相剝離來為酒辯護。按照這里的邏輯，酒具有獨立自足的價值，即使政為之亡也不能絲毫減損其價值。在《禮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表述中，飲酒還僅僅被當作人的基本欲望。孔融在此將飲酒與仁義、謙讓、文學(xué)、婚姻一道當作人生的基本價值，這可看作是對《禮運》的發(fā)揮與推進。如果說“非酒莫以”所表述的還僅僅是飲酒的外在價值——有用性，那么，“令不當斷飲酒”已經(jīng)觸及到了酒的內(nèi)在價值——價值自足。從飲酒的有用性（外在價值）到酒價值的自足性（內(nèi)在價值），通過與曹操的論爭，孔融對酒的認識不斷深化。對酒內(nèi)在價值的自覺領(lǐng)會，標志著漢末對酒認識的新高度。
在當權(quán)者欲望與外在名法合力打擊下，禮對酒的約束持續(xù)弱化。擺脫禮法之后，“禮”中之“酒”的和樂、寧靜、清明、節(jié)制、莊重氣不復(fù)存在，而隨飲者狂野、任性、傲蕩、充滿暴戾之氣。無故飲酒，盡情享受酒，想醉就醉，酒對個體身心之意味，等等，這些社會現(xiàn)象大量坦露于世，成為時代問題，也由此成為這個時代的思想問題。思想邏輯的進一步展開就是：名教與自然的對立，名教威嚴掃地，“自然”被神圣化，人的欲望與酒都從名教的束縛下解放。不斷增強的對酒的欲望與對酒內(nèi)在價值的領(lǐng)會相結(jié)合，“酒”“醉”逐漸成為時代的主題，中國酒精神也逐步取得自覺形態(tài)。
注釋：
作者簡介：貢華南，華東師范大學(xué)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哲學(xué)系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
研究方向：中國哲學(xué)
1.莊子反對以禮飲酒，認為，以禮飲酒恰恰會以亂告終。所謂“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大至則多奇樂。”（《莊子·人間世》）放開禮，讓酒直接與身心交接，如此方可得飲酒之妙——歡樂。酒醉不僅可見人之真性，還可得“神全”——身心相親而彌合分裂。“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莊子·漁父》）在此基礎(chǔ)上，莊子亦以酒論道：“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jié)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忤物而不懾。彼得全于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于天乎？”（《莊子·達生》）飲酒而得神全，此較身體的歡樂更值得追求。
2.“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賈少，農(nóng)不能喜酣奭，大臣不為荒飽。商賈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奭，則農(nóng)不慢。”（《商君書·墾令篇》）商鞅的邏輯是，飲酒的愉悅（酣奭）會影響農(nóng)民勞作的積極性，也會影響大臣的工作效率。重稅抑制商賈則可以在源頭上解決這些問題。
3.酒有自身的性味，人有各自的性情。人與酒相遇，既實現(xiàn)了酒的性味，也推動著人的性情的釋放、完成。人性與酒之性味融合為一既實現(xiàn)了具體的飲酒精神，也賦予了酒以精神特質(zhì)，生成了酒精神的真實形態(tài)。因此，飲酒精神與酒精神雖可以區(qū)分，但不可分割。在特定歷史時期，飲酒精神直接表現(xiàn)著酒精神。二者高度一致，飲酒精神往往被認作是酒精神。酒精神表現(xiàn)于具體歷史時段的飲酒精神中，各個時段飲酒精神共同構(gòu)成了酒精神的完整形態(tài)。
4.為人熟知的是劉邦罵陸賈：“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5.盡管漢初“文景”堅持休養(yǎng)生息方法恢復(fù)生產(chǎn)，但是當時普通農(nóng)夫的生活仍然窘迫。晁錯曾描述道：“今農(nóng)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yǎng)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fù)被水旱之災(zāi)，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晁錯：《論貴粟疏》）
6.岳慶平：《漢代家庭與家族》，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第3-11頁。
7.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私奔，曾在臨邛開過小酒肆，有過二人對酌的浪漫時光。但主導(dǎo)司馬相如觀念的卻是反對自身的“解酒罷獵”（《上林賦》）。這表明，“對飲”于他并非精神的自覺，而只是偶然的事件，甚至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
8.《禮記》不少篇章創(chuàng)作于戰(zhàn)國，但在漢武之后被自上而下地提倡、推行，漢人接受、認同，成為漢人思想觀念重要組成部分。
9.《禮記·雜記下》：子貢觀于蠟。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蠟，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蠟”是年終大祭，在“蠟”祭中，國君特許下層民眾放開飲酒（喝酒不喝水），釋放情志，以致于“國之人皆若狂”。此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10.在禮教之下，“稱呼”代表著“名分”。比如：“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于國君，曰‘備酒漿’。”（《禮記·曲禮下》）國君收納妻妾都要給予相應(yīng)的名分，名分即職分。飲酒是國君之日常，“備酒漿”是其妻妾的基本職分。
11.漢人對此有清晰表述，如“酒為歡伯，除憂來樂。”（焦延壽：《焦氏易林·坎之兌》）
12.《間傳》有類似表述：“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醢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干肉。”
13.比如長沙馬王堆漢墓、西安鳳鳴原漢墓等都發(fā)現(xiàn)了酒。近來，南昌西漢海昏侯墓葬中出土了青銅蒸餾器、提梁卣、耳杯、陶酒甕等大量與酒有關(guān)的文物。
14.《揚雄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54頁。
15.文王、孔子被認為是以德將酒，無德飲酒的典型則是同樣酒量驚人的紂王。時人傳言“紂沉湎於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為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引自《論衡·語增篇》）對此，王充以常識證其不實：“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為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為長夜之飲。坐在深室之中，閉窗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室乎？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fù)還坐，則是煩苦相藉，不能甚樂。……臨池牛飲，則其啖肴不復(fù)用杯，亦宜就魚肉而虎食。則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
16.《曹丕集校注》，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60頁。
17.漢趙岐《三輔決錄》：“孟佗字伯郎。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賓客多苦不得見。孟佗盡以家財賂讓監(jiān)奴，因得見讓。……后以葡萄酒一斗遺讓，即拜為涼州刺史。”（引自《三國志·魏志·明帝紀》裴松之注引，其中，“佗”作“他”，《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92-93頁）
18.《曹丕集校注》，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60-261頁。《藝文類聚》記述稍異：“光祿劉松北鎮(zhèn)，而袁紹夜酣酒，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與松飲酒，至于無知，云以避一時之暑。”（（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86頁）
19.《建安七子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06-107頁。
20.《曹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149-150頁。
21.禁酒在當時頗流行，呂布、劉備諸雄亦時而推行。不過，他們并不像曹操那樣明確把“名法”作為治世之綱常，因此，遭遇的阻力也不大。《三國志》卷三十八《簡雍傳》載劉備禁酒。“時天旱禁酒，釀?wù)哂行蹋粲谌思宜鞯冕劸撸撜哂钆c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wù)咄Ｏ戎鞔笮Γ務(wù)摺?rdquo;將擁有釀具者與作酒者同罰，更像是鬧劇，而不是在貫徹刑令。
22.《建安七子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24頁。
23.《建安七子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