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時值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探索與爭鳴》微信公眾號于2018年初，開辟“一個人的40年”專欄，揭示改革開放40年來一代學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心路歷程，描繪氣象萬千的當代中國，對過去中國以總結、對當下中國以啟示、對未來中國以期冀。專欄推出以來取得良好反響，不少學界人士應征投稿，本專欄將陸續推出以饗讀者。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已整整四十年。這四十年，不僅僅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四十年，也是銳意進取，成長蛻變的四十年。武漢大學哲學學院郭齊勇教授回顧自己在武漢大學的四十年，從師從哲學大家蕭萐父先生到成長為當今儒學研究的杰出學者，這位70歲還堅持在教學一線的教授至今筆耕不輟。“一個人的40年”專欄今天分享郭齊勇教授這四十年在武漢大學學習和教書的經歷。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我個人恰逢其時，隨著國家的發展，自己也成長了起來。四十年前，我的生命發生了重大轉折， 1978年10月，我以31歲的高齡進入武漢大學哲學系讀書。在此之前，我在湖北省化工廠當了八年的工人，在當工人之前，我在天門縣楊場公社當了一年半的知青。再往前推呢，我是武漢十四中高中66屆的畢業生。我這四十年，簡單的說，就是在武大讀書教書的四十年，我和武大、和哲學、和國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可以說，這四十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學習、研究和弘揚國學。
先談我的讀書和教書。我們這批78年進校的學生，年齡相差十幾歲，差不多是兩代人。我們如饑似渴的讀書，聽講座，泡圖書館。這一屆同學特別多樣化，以后不少同學都以自由思想、獨立人格為學習的宗旨。讀本科的時候，我和李明華、周民鋒同學等編過一個油印的習作集，叫《求索》，只出了三集后來就不讓出了。我自己也在校學生會的學習部當過副部長和部長，做一些組織講座之類的工作。
改革開放是什么意思呢？按照鄧小平的話說，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對外開放、對內搞活，和過去的教條主義束縛相脫離。當時有思想解放運動，武漢大學的老師們聘請了一些有改革精神的學者來，他們的觀點可以說是振聾發聵。當時我們因為長期受到文革的束縛，在各方面是比較左的，如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大多數是糟粕，沒有什么能在現代創造轉化的東西。我們當時最喜歡的課程是陳修齋與楊祖陶老師合上的西方哲學史，使用的教材是他們編寫的用低質黑紙印的《歐洲哲學史稿》。再就是蕭萐父，李德永、唐明邦老師合開的“中國哲學史”。
真正熱愛起中國哲學，緣于進武大以后聽蕭萐父先生、李德永先生、唐明邦先生講授“中國哲學史”。蕭先生講課不多，講起來常常脫離教材，旁征博引，放得很開。他對思想解放的渴求，對國事民瘼的關切，對人類、民族、人民之命運的反思，使我們深受感染。
我們修“中國古代哲學名著選讀”課，使用的是中哲史教研室編的數冊油印本《中國古代辯證法史資料》，我發現了其中因刻印帶來的問題，有的是版本、底本的問題，到圖書館遍查典籍，校對出百余條差誤，交給老師。這件事被蕭萐父先生知道了，他大為贊揚，曾在教研室會議上，在給研究生上課時表揚了我。不過，當時我只是一位本科生，并不知道蕭老師的褒獎，事過一年多后才知道的。
我提前半年畢業，考上本校1981級碩士研究生。1982年2月至1984年12月攻讀哲學系中國哲學碩士學位，正式成為蕭萐父教授、李德永教授、唐明邦教授的入室弟子。這三年對我走上學問之路是最為關鍵的時期。老師們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言傳身教，循循善誘，使我們受到基本的思想的訓練與文獻等方面的訓練。
蕭老師才思敏捷，作為學科帶頭人，對哲學界各種討論及相關學術會議的新信息、動態都非常關注，如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即《巴黎手稿》)的討論，朱光潛先生對《巴黎手稿》、特別是對《費爾巴哈論綱》的重新翻譯及其價值，哲學史上“兩軍對戰式的對子結構”與“螺旋上升的圓圈結構”，中國哲學范疇與范疇史研究，關于唯心主義的評價，關于孔子、《中庸》和宋明理學的再評價，唐蘭、張政烺、馮友蘭、張岱年、島田虔次、馮契、王元化、李澤厚、龐樸、汪澍白等先生的新觀點，《未定稿》、《讀書》上有什么新文章，《中國社會科學》的創刊，《考古》、《文物》上介紹的新發現與新研究動向，馬王堆與銀雀山等出土文獻的研究成果等，包括如何使用工具書如《經籍纂詁》等，都提示給我們，啟發我們去關注、把握、理解、參與。他還把湯一介、龐樸、劉蔚華、陳俊民等先生請來給我們講課，打開我們的思路。
老師們對我們非常關心，耳提面命，手把手地教我們。蕭先生親自批解我們的習作，告訴我們如何修改完善，每每涉及文章架構、資料搜集、鑒別與理解等，特別細心、耐心。他指導我重點讀王夫之的《尚書引義》。他也放心地讓我們幾位碩士生整理他的關于明清之際早期啟蒙與王夫之哲學方面的講義、文稿等，這種整理也是一種學習。我記得我整理過他關于王夫之認識辯證法論文的初稿。他與唐先生帶學長與我們兩屆碩士生，帶著經他們修改了的我們的論文，出席了1982年在衡陽舉行的王船山學術討論會，讓我們參與討論，拜訪專家。我最初關于王船山的幾篇習作，都是經蕭先生悉心指導、認真修改、熱心推薦發表的。這即是80年代初我在蕭公主編的《王夫之辯證法思想引論》和在《中國哲學》、《江漢論壇》上發表的幾篇習作。這些事已經過去數十年了，老師幫我們修改文章的細節卻仍然歷歷在目，永遠也忘不了，而且已化為我今天帶學生的行為。
蕭老師指導我寫論文，重視前人成果的研究綜述。我通過廣泛搜集資料，又對研究前史、資料條分縷析，整理出來，作為研究的背景與基礎。我又通過對認識論、直覺論和唯識學的學習來詮釋熊氏認識論。通過撰寫碩士論文，特別通過三位老師對論文的點撥、指導、批評，我基本上掌握了做學術研究的步驟、方法、規范等要領，開始學會對文獻的解讀與詮釋，從事哲學學術研究。寫碩士論文，其實是學習做學問的實踐。
我的碩士論文變成專書，其中一章在《中國社會科學》中英文版分別發表，這在現在可能被視為天方夜譚。這一小書得到了張岱年、陳榮捷、島田虔次等先生的肯定與鼓勵。島田先生在其1987年于日本同朋舍出版的《熊十力與新儒家哲學》這一大著中，高度評價了我的熊十力研究，提到我與我的有關論文著作、或加以征引的，達十多處。
掐指一算，我在武漢大學本科碩士一起讀了6年，從84年12月開始留校任教，在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工作到今天，差不多是34年，算下來在武大已經待了整整40年。
1985年到1987年我當助教，1987年升任講師。1986年教育部批準了武大哲學系中國哲學專業的博士點，這是國務院的第三批博士點，蕭老師成為了博士生導師。我們很榮幸地考上了87屆的博士生，那時候我已經是講師了。1987年以后，我是邊讀書，邊教書，90年順利地通過博士生論文答辯，但由于種種原因延遲了兩年，1992年才獲得博士學位。
我的博士論文得到任繼愈、周輔成、馮契、石峻、朱伯崑、章開沅、湯一介、李錦全、方克立、涂又光、丁禎彥、吳熙釗等先生的指教和肯定。先生們以嚴格的學術性予以指點批評，在尖銳率直的評論中充滿了關愛與信任，使我永遠難以忘懷。論文被方克立、李錦全先生納入到他們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現代新儒學思潮研究”之中。聊以自慰的是，《熊十力思想研究》沒有辜負蕭老師的期望，于1995年獲國家教委首屆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這是我的光榮，更是導師的光榮。
我是1989年1月份升任的副教授，1993年3月升任的教授，同年被增列為博士生導師。我在學校當教書匠34年，我的生活無非就是讀書、教書。讀書是基礎，也是我的基本生活，我讀的主要是哲學、中西方哲學的經典，其中以中國的為主。蕭、李、唐三位老師待我們非常平易親切，在他們的提攜之下，我從助教、講師一步一步做到副教授、教授。蕭老師不僅學術根底扎實，而且思想活躍，他深深影響了我的一生。蕭老師已過世十年，但每當我遇到問題，都會想想如老師在時，他會怎樣處理這樣的事情。
40年了！我最想說的話和最大的感慨是：感恩武大、感恩老師、也感恩我的學生。因為如果沒有武大，沒有武大的老師和同學，也就沒有我。我出身小商家庭，當過知青和工人，是社會底層的勞動者，那時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么多的哲學智慧。要是說有什么最大的遺憾，是我自覺來日無多，有些書還沒有讀，所以要趕著去讀書。
中國傳統教育，用孔子的話來說是“為己之學”，用孟子的話來說是“從游”。所謂“從游”，就像小魚跟著大魚，我深有體會。我跟老師們一起生活，一起應對生活中的風波、人生的坎坷，也一起承擔時代的考驗。老師帶我們這些學生，到我們協助老師帶學生，再到后來我們自己單獨帶學生，一個重要的體會就是老師和學生一起成長。蕭老師帶我們的成功經驗中有一點特別有意思，他不僅把知識，為人為學，通過身教言教，傾其所有地傳授給我們，而且把他尊重的學界朋友也介紹給我們。那時候即使很窮，老師們還是會積極籌措資金，鼓勵我們去請教外地的老師，讓我們去游學。我就曾去北京大學拜訪了馮友蘭先生、張岱年先生、周輔成先生、朱伯崑先生、湯一介先生，去人民大學拜訪了石峻先生，到中國社科院拜訪了任繼愈先生，到上海華東師大拜訪了馮契先生，等等。
只要是有關的學術會議，老師都會爭取名額帶我們去參加，即使他不能去，也盡力介紹我們去參加。這些我們都繼承了下來，特別是訪問前賢。為了研究熊十力先生，在蕭老師的介紹下，我訪問了幾十位哲學界的前輩，包括張申府先生、梁漱溟先生，我都找到他們家里，他們都很平易近人。我們訪問他們的時候，他們比我現在的年歲還要高，他們都是在民國初年就很活躍的人物，都是時代老人了。上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期間，有很多西方哲學家訪華，都是他們邀請的，比如張申府先生，他是第一個研究羅素的中國人。所以我們能夠親近這樣一些前輩大家，都是老師提供的機會。那時候沒有電話，都是靠寫推薦信、介紹信。蕭老師也接待天南地北的老師們和他們的弟子到武漢訪學。這是老師培養我們的經驗，也是后來我們培養學生的經驗，就是要訪問前賢，直接的去面對這些前輩，去提問，對話，思考。
蕭公直接推動了學科點的對外開放，走出去與請進來。此中事跡不勝枚舉。杜維明先生曾推薦我到吳德耀先生主持的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去工作一年，得到蕭公的積極支持，后因故而未果。以后，應霍韜晦先生的邀請，我與蕭公一道出席了1988年冬在香港法住文化書院舉行的“唐君毅思想國際會議”，此次會議開始了海峽兩岸哲學界的互動。應國際中國哲學會與Robert Neville(南樂山)教授的邀請，我們師生二人一道于1995年夏出席了在美國波士頓大學舉行的第9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
第二個經驗是干中學，一方面老師們強調我們要死讀書下功夫，特別是原著經典，要一個字一個字地讀，一點都不能浮皮潦草。他們還鼓勵學生批評老師，像黃衛平同學寫文章批評蕭老師的觀點，蕭老師就在我們學生中表揚他，還把他的文章推薦出去發表。文科的老師就是要指導學生讀原著經典，啟發他們思考問題，鼓勵他們動手寫東西。
此外，蕭老師還組織了很多學術活動，讓我們在這些學術活動的組織工作中學習待人接物。很多大型的會議，就是蕭老師指導我們操辦的。蕭老師會事無巨細的寫紙條給我，前幾天我還看到他寫給我的短札，小郭怎樣怎樣，到了晚年，他就寫郭教授怎樣怎樣，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他寫了很多條子，怎么接待外賓與外地的老師，怎么辦學術活動，他都有很細的考慮，然后由我們去具體落實。
比如說1985年12月，我們在黃州舉辦了第一屆熊十力思想國際學術會議，同時辦中國文化講習班，那時候黃州還不是一個開放城市，很不方便。怎么去邀請國內外學者，邀請了以后怎么接待，怎么組織學生去接。杜維明與成中英教授到現在還記得他們第一次過長江擺渡，汽車開到江邊，還要上船擺渡，這樣才能過到黃州去。這些活動雖是我們操辦，但幕后都是老師們聯系好，寫很多信札邀請學者。老師們以此鍛煉我們的才干，鍛煉我們的組織能力、辦事能力。做人做事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在具體的辦事中，學會怎么與人相處共事，怎么組織協調。
我們之間也有一些齟齬，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一年我年輕氣盛，因為和老師有不同意見，對老師有所埋怨，老師很寬厚的說了一句讓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話，他說：“人之相知，貴在知心，我們師生這么多年了，你還不知道我們彼此的心嗎？”我感動得流淚了。
還有就是在老師晚年的時候，他身體已經不好。當時我是院長，想給他申報資深教授，就請學院的辦公室主任把學校申報的文件給他。結果他很生氣打電話給我，很不客氣地說，你到我這里來，然后聲色俱厲的把我批評了一頓，以前從沒有這樣。他對我說：“我現在身體這個樣子，還申請什么資深教授，那不是徒有虛名嗎？又不能做事，讓國家多花一些錢財干嘛呢？”他不愿意要這個虛名，但是他又不否定已經是資深教授的老同事，尊重他們。我們當時很抱屈，認為從蕭先生的學識，資歷等等各方面來看，只要申報，學校就能批。但他沒有這么做，他守住這個界限。
另外蕭老師和我也是在患難中結成的友誼。不管怎樣的高壓之下，我們就是堅持真理，坦誠相待。我們是患難與共，一起成長的，甚至超出了一般師生一般父子的情感，他對他公子的培養都沒有如對我們的培養花的力氣大。但我們的師生情感是在改革開放精神，做人做事原則的基礎之上，并不是邪門歪道的攻守同盟，而是出于道義。一度老師兩年被停招，不能招碩博士生。我也是兩年被停課。
當時臺灣青年學者林安梧要拜訪蕭老師，他的博士論文寫的王船山，因為蕭老師是研究王船山的大家，他喜沖沖的把論文帶過來，但學校明令不許見。我到蕭老師家，看到老師和師母兩個老人孤獨地站在門口焦急的等我，說：“只有你代我們去看望林安梧了。臺灣的朋友來了，我們不能接待，不是不愿，而是不能。”后來就是我代表蕭老師去見林安梧，陪他游覽武漢三鎮。我跟蕭老師是超越一般師生，甚至超越父子的感情。我們之間是傳統社會圣賢門下的師友弟子般的交往，所以我很感恩我的老師。
蕭先生強調“中西對比，古今貫通；學思并進，史論結合；德業雙修，言行相掩；做人與做學問一致，文風與人風淳樸；統合考據、義理、辭章，統合思想與歷史的雙重進路”，這是本學科點做人與治學之傳統。
教人者必先受教育，身教重于言教。我們學科點的師友們實踐著孔子、孟子的道德哲學和老子、莊子的超越意境，并以此安身立命。我們的時間、精力，大都放在對學生的培養上。對于碩、博士生，更是傾注了心血。現在，我們也像老師當年教我們那樣，每看到有關論著，甚至一條資料，一條信息，都要抄下來，轉告學生。對于他們查資料、出席會議、發表文章，甚至就業等，要操很多心，審閱他們的學位論文更是全身心投入，最后要考慮并幫助他們在德業諸方面的發展。
我一輩子處事也是秉持改革開放的精神，堅持思想解放。如果要違背原則，我會拍案而起，絕對不干。我們從老師身上學到了風骨，做人做事要有底線有原則。雖然老師不被重視，章開沅先生曾說，湖北有愧于蕭先生，但是沒有關系，老師依舊保持風骨，堅持為人為學的原則。這是改革開放給我們的精神支撐，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違背這個原則，我們就不做。這也是我們從蕭先生的身教言教中，最能學到，最感人，也最身體力行的東西。
我也親身參與和見證了武大哲學系的發展。文革以后，我在武漢大學哲學系讀書、教書已有四十年。從2000年底到2003年我是人文學院的院長，03年到07年是哲學學院院長，07年秋我主動請辭，請朱志方教授繼任。武大哲學系是最早設立，也是學科設置比較全面的哲學系之一。我們的學科比較齊全，在我任上，同時撐開了八個二級學科博士點。我們馬哲，中哲，西哲的課程設置，都是要研讀原著經典，這是由我們的前輩開創的、武大哲學系很重要的學術傳統，它基本來源于北京大學哲學系。
我們的西方哲學有陳修齋老師的唯理論研究，陳先生繼承了賀麟先生的傳統，對此有精到的研究。楊祖陶老師也是賀麟的學生，他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傳統，從康德到黑格爾。陳修齋、楊祖陶老師在西方哲學的兩塊，法國的唯理論和德國的古典哲學，身體力行，下功夫對原典的翻譯、研究。楊祖陶老師在晚年，還獨立翻譯了黑格爾的《精神哲學》等。
我們中哲也是這樣，蕭老師主編的《中國哲學史》具有前瞻性，是當時全國最好的《中國哲學史》教材。蕭李唐三位老師原著經典的基礎都非常好，蕭老師是周秦之際哲學和明清之際哲學的專家，蕭老師常說抓兩頭帶中間，所謂兩頭是先秦哲學和現代哲學，中間就是明清之際哲學，蕭老師的明清之際啟蒙思潮的研究，在全國和國際上都有地位。唐明邦老師的周易研究，李德永老師的宋明理學研究，都非常了不起。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與馬哲史，也很注重名著經典。過去幾本書，學生都要都是一本一本、一字一字地讀。我雖然不是馬哲出身，但馬哲的十幾種原著經典我都讀過，包括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我們都是下過功夫的。江天驥先生的科技哲學與分析哲學，最能夠及時的反映西方當代哲學。江先生英語特別好，他馬上就能把英美最新的學術動態帶到講臺上。
每個老師都各有特點。蕭先生特別會講課，他講課非常瀟灑，江先生不會講課，有次我們上他的課，他發了我們講稿，念了幾句就說：“這有什么講頭，你們自己去看吧。”他是廣東廉江人，他的話我們聽不懂，還需要人翻譯。江天驥先生在78～79年前后，辦了《美國哲學動態》，油印的，這是要寄到北京去，當時的政治局委員要看的。總體來看，江天驥老師的分析哲學、科學哲學研究，陳修齋老師的歐陸唯理論哲學研究，楊祖陶老師的德國古典哲學研究，陶德麟老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蕭萐父老師的中國哲學研究，劉綱紀老師的美學研究，張巨青老師的邏輯學研究，老師輩的奠基使得我們武大哲學系學科門類相對齊全，對經典的研究比較扎實，學風也比較好。
我們武漢大學哲學系不僅思想比較解放，堅守哲學本位和哲學傳統，另一方面，它也有非常強烈的現實關懷。在真理標準討論上，陶德麟老師就敢于批評教條主義，在全國的思想界都有一定影響。同時，我們向社會的輻射也比較大，社會教育做的很好。我們這一輩和我們的學生，在堅持學科研究的同時，也向社會去傳達哲學智慧、國學智慧。國學熱、傳統文化熱，說明社會需要這些東西。在社會關懷上，我們武大哲學系有強調社會參與的哲學傳統。我們的中國哲學老師們，幾乎毫無例外都到民間講學，跟社會大眾講中國文化的傳統。唐明邦老師在社會上就有很大的影響力，我們這一輩也是這樣，現在年輕一輩的學者也承接了起來。
這40年里讓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們的老師和學生的交流十分密切。三四十年前老師給我們上課。當年教學條件很不好，我們在數學系一樓上課，大教室里僅有一點簡易的課桌。楊祖陶老師講課，是不帶講義的，有時候僅拿幾張卡片。他給我們講西方哲學史，兩節課或三節課，中間就稍微休息一下，一口氣講下來不看講稿。77、78級兩屆同學一起聽他的課，聽到安靜的時候，一根針掉在地上的聲音都聽得見，后來我們兩屆同學都不約而同的回憶到這個場景。
那時候武大哲學系的老師們很艱苦，為了節省一些錢，他們的講義，要到縣里面的小印刷廠去印。印刷工人們也不明白什么歐洲哲學史，楊祖陶老師在保康縣住了幾個月，現場校對。老師們為了給我們上課，花了多少時間和精力啊！前年楊先生去世，大家回想起這些感人至深、印象深刻的情景，不禁都悲從中來。
現在很多學者會通過變換不同的學術機構、尋求發展空間，其實我有很多次機會去北上廣的名校，我都沒有去。我覺得我們武大哲學系是非常了不起的哲學系，有很好的學術傳統。我堅守的原因，實事求是的說，因為我是武漢人，家在這里。也曾經想過換個單位，尤其是在我生命中最低谷的時候。有一次我都準備走了，學界有前輩勸我，說：“小郭，離開武漢不一定就適合你，你就在武大哲學系，堅持一陣就好了。”況且讓我不教書去做別的事情，也不適合我，所以我就留在武大，一直堅持再堅持。另外，我還是感念這個氛圍、感念這個集體。雖然有恩恩怨怨，我依舊覺得這里是適合我成長和發揮的地方。武大的老師同學都待我不錯，我很感恩。
我個人的科研主要是關于中國哲學史的探究，包括其架構，特色，方法論，在這個方面應該說是有一點微薄的努力。我重視先秦哲學，先秦哲學須結合運用出土簡帛材料和傳世材料，綜合地下文獻和地上文獻，我對此有一點研究。我的重心在儒學，因此對儒學的基本知識，禮樂文化、社會建構、管理智慧、人文精神以及現代價值有較全面的研究。特別是關于公德與私德，是和現代性聯系在一起，我比較重視儒家的私德，私德里面有很多可轉化為社會公德的基礎。
再者我在20世紀中國哲學、當代新儒學思潮的總體與個案研究上有一點貢獻。還有就是國學，特別是中國人文精神的傳統，在這方面，我有一點研究。另外我有現實關懷，有一些提議，比如提倡國民教育中增加國語國文國學的分量，建議四書全面進入中學課堂，建議孔誕日作為教師節，在全國都有一定的影響。另外關于提議修改現行的刑法民法的有關條文，結合容隱制的傳統和現代人權的觀念，保障公民的親情權和容隱權等方面，我一直關注。在我與同仁的努力之下，國家刑訴法也做了初步的修改，這對完善我們的法制建設有一定的貢獻。
基本上我覺得我這40年，在改革開放精神的指引下，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解放的原則，隨著時代發展，社會的進步，我也在進步。雖然其中有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但是我在做人做事，在教學、科研、學科建設、人才培養上，在社會公益各方面，我還是做了些事情。比如說在學術與學科建設上，我曾長期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的成員和教育部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為全國哲學學科的建設、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在社會活動上，我長期擔任中國哲學史學會的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的副會長，擔任過國際中國哲學會的會長和副執行長。我支持民間儒學的發展，民間書院的建設，這也算是對于社會進步的促進。我也常到民間去講學。總而言之，這四十年沒有虛度年華，一直到現在還是忙忙碌碌，文債不斷。現在老了，做不動了，該年輕一代做了。我會繼續為社會進步，為國家發展，盡一點微薄之力。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探索與爭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