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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秦兩漢
    論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的思想淵源
    發表時間:2018-06-06 20:47:19    作者:任蜜林    來源:《現代哲學》2018年第2期

    【摘要】據史書記載,董仲舒所治《春秋》是公羊學。《公羊傳》應是一位姓公羊的經師在其以前傳經學者的基礎上綜合成書的,其大概形成于戰國末年。就孔子弟子來看,子夏與《春秋》的關系最為密切。子夏之后,孟子、荀子對于《春秋》重“義”的思想都有論述,而在《春秋》三傳中《公羊傳》最重視此種思想,因此,孟子、荀子思想對于公羊學也有著重要影響。此外,齊學對于公羊學的影響也不容忽視。正是這些因素共同促進了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的形成。

    【關鍵詞】董仲舒;春秋公羊學;子夏;孟子;荀子;齊學

     

    據《史記》、《漢書》對于董仲舒的介紹,可知董仲舒“少治《春秋》”,并在漢景帝時被立為博士。《史記·儒林列傳》說:“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漢書·五行志上》說:“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據此可知,董仲舒所治的《春秋》是公羊學。那么公羊學具有什么思想特征?其思想又源自何處?其與孔子以來的儒學有何關系?對于這些問題的認識,不僅有助于我們了解公羊學,而且對于董仲舒思想的研究也有著重要意義。

     

    一、《公羊傳》與“公羊氏”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當時公羊學的著作有“《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其中除了《公羊傳》外,其余皆為西漢公羊學學者的著作,如《公羊雜記》當與公孫弘有關,《公羊董仲舒治獄》是董仲舒關于春秋決獄的著作,《公羊顏氏記》是董仲舒后學顏安樂的著作,等等。對于《公羊傳》,班固在《藝文志》下解釋說“公羊子,齊人”。《藝文志》是在劉歆《七略》的基礎上編纂而成的。而《七略》又是在漢成帝時劉向等人校書的基礎上形成的。《漢書·藝文志》說:“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據此,可知經學著作部分由劉向整理。因此,以公羊子為《公羊傳》的作者應是劉向的看法。顏師古于此注曰:“名高”。劉向并未說明公羊子的名字,說明其可能并不清楚公羊子的名字。因為《藝文志》對于知道確切作者的春秋學著作都作了說明,如在《左氏傳》下說“左丘明,魯太史。”《鐸氏微》下說“楚太傅鐸椒也。”《虞氏微傳》下說“趙相虞卿。”劉向沒有注明“公羊子”的說法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出于尊敬,一種就是不知其名。考慮到《藝文志》中對于孔子后學的著作大多有明確的說明,如《子思》下說“名伋,孔子孫。”《曾子》下說“名參,孔子弟子。”《宓子》下說“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對于《孟子》、《荀子》,《藝文志》也作了明確的說明。因此,《藝文志》“公羊子”的說法應出于當時劉向他們并不知道其確切的名字。同樣情況的還有《穀梁傳》,《藝文志》也僅有“穀梁子”的說明。在《古今人表》中,班固把“公羊子”、“穀梁子”與“沈子”、“北宮子”、“魯子”等放在一起,說明他根據的完全是《公羊傳》、《穀梁傳》中所記載的經師,并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據現有資料來看,最早記載公羊高為《公羊傳》作者的是讖緯。《春秋說題辭》說:“傳我書者,公羊高也。”《春秋演孔圖》說:“公羊全孔經。”對于公羊高,桓譚、王充都有論述。桓譚《新論·正經篇》:“《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后百余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本事矣。《左氏傳》于經,猶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圣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王充《論衡》說:“魯國失禮,孔子作經,表以為戒也。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不能定”(《順鼓》篇),“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為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于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不相合”(《案書》篇)。桓譚、王充生活在東漢初年,當時正是讖緯流行的時代,二人還對讖緯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因此,他們二人的說法可能受到讖緯的影響。

    對于公羊學的傳承,唐徐彥在《春秋公羊傳注疏》中引用東漢戴宏說:

     

    子夏傳于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與董仲舒皆見于圖讖是也。

     

    戴宏,《后漢書》無傳,僅在《吳傳》中有所提及:“佑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佑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據傳中所說,吳佑與梁冀、李固、馬融同時,他們都是東漢安帝到桓帝時代的人。李固于漢桓帝初年被梁冀所殺(147年),梁冀于漢桓帝延熹二年被誅(159年),馬融卒于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吳佑卒于梁冀當政末期或之后,其應該較馬融略長。據此,則可知戴宏生活年代與馬融略相當。

    對于戴宏的學問,《后漢書》未有提及,僅說其“卒成儒宗”。至于其學術的具體內容,則不清楚。唐楊士勛《春秋穀梁傳注疏》說:“《公羊》、《左氏》論難紛然,賈逵、服虔共相教授,戴宏、何休亦有唇齒。”[①]賈逵、服虔都是東漢初年著名的《春秋左傳》學者。據此,則知戴宏與何休一樣,其所傳《春秋》應為公羊學。這說明當時唐代的學者認為戴宏是傳公羊學的。在東漢時期,官方認同的公羊學派是董仲舒一系的公羊學,當時的春秋博士為顏安樂、嚴彭祖兩系的公羊學。而此二人皆為董仲舒的后學。從戴宏的公羊傳承譜系中,可以知道,其在有意抬高胡毋生一系公羊學的地位,令其與董仲舒處于相等的位置。

    東漢后期著名的公羊學者何休,所傳的公羊學也是毋生一派,他在《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自序中說“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而對董仲舒卻只字未提。據史書推斷,戴宏的年歲應該比何休略長。戴宏的公羊壽與胡毋生“著于竹帛”的說法對何休也產生了影響。何休說:“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于竹帛,故有所失也。”(《春秋公羊傳·隱公二年》注)戴宏的這一說法在晉代也有影響,如荀崧說:“孔子既沒,微言將絕,于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于漢朝,辭義清雋,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晉書·荀崧傳》)但何休、荀崧均未有公羊五世單傳的說法。

    戴宏的公羊學傳承應該受到讖緯的影響。除了上面說的“公羊高”外,讖緯還有孔子傳《春秋》于子夏的說法。《孝經鉤命決》說:“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商即子夏,參即曾子。《春秋說題辭》說:“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可見,除了子夏傳《春秋》的說法外,讖緯中還有孔子授《春秋》于子游的說法。按照讖緯的說法,子夏等人參與了《春秋》的制作,因此,孔子要把《春秋》傳授于他。《春秋感精符》說:“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戴宏可能根據讖緯中關于子夏、公羊高傳《春秋》的說法,炮制了一條單線相傳的公羊學譜系。其說顯然不可信,其中關于公羊家五世單傳的說法更屬無稽之談。這一點前人已有辨明。崔述說:

     

    劉歆所撰《七略》,始有《春秋公羊傳》之名,與公羊氏之籍,戴宏序乃有公羊氏之世系及人名,何以前人不知,后人知之也。且合《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世家》與《十二諸侯年表》、《本紀》漢諸帝觀之,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則子夏生于定公二年,下訖漢景帝之初,三百四十余年,自子夏至公羊壽,甫及五傳,則公羊氏世世相去六十余年,又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信乎?是故戴宏謂至漢景帝時著于竹帛,亦非也。(《春秋復始序證》卷一)

     

    崔氏認為,公羊氏的世系和人名,司馬遷、班固等人皆不知道,后來的戴宏何以知之?另外,從子夏到漢景帝初年有三百四十多年,子夏至公羊壽五代相傳的時間與此是不能相合的。章太炎說:“公羊受于子夏之說,起于東漢之戴宏,西漢無是言也。董仲舒,傳《公羊》者也。劉向謂其師友淵源,猶未及乎游、夏,是矣。……公羊氏五世姓名,于史無征。”[②]錢穆也認為戴宏的《公羊》傳統不可信。他說:“今《公羊傳》稱公羊子與引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同類。漢初舉其書,或言《春秋》,或言傳,并不系諸《公羊》。則知造公羊一家數世之傳統說者亦妄也。”[③]徐復觀在崔述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證了戴宏之說不足信,其主要原因有:一是根據《孔子世家》,孔子到孔安國有十三代。公羊壽應較孔安國早一代,因此,子夏傳公羊壽只有五代的說法,在情理上是不可能的。二是現存《公羊傳》中有“子沈子”、“魯子”、“子司馬子”、“子北宮子”、“子女子”、“高子”、“子公羊子”等經師的話。這便打破前面一線單傳的妄說。他還說:“《漢書·儒林傳》,樂于記述經學的傳承。獨于《公羊》無只字述及胡毋及董仲舒以前之傳承。《公羊傳》自武帝時起,為朝、野的顯學;若在胡毋以前有傳承可述,劉向、劉歆父子及班氏父子,豈有不知之理?”[④]他進而推斷,戴宏所說的傳承譜系,出于《公羊》、《左傳》在東漢初年的互相爭勝,《公羊》家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私自造出來,以見其直接出于孔子的嫡系單傳。

    可以看出,戴宏的看法是不可信的。在《公羊傳》中,記有“子沈子”、“魯子”、“子司馬子”、“子北宮子”、“子女子”、“高子”、“子公羊子”等經師的言語。其中引用“魯子”最多,有六次。其次是“子沈子”三次。其余皆一次。而從引用次數來看,與其他經師相比,公羊子并沒有什么特殊之處。且在《穀梁傳》中也引用了“沈子”,這說明“沈子”在當時是一位具有較大影響的經師。因此,公羊子在《公羊傳》中的地位遠沒有“魯子”和“子沈子”重要。之所以稱作《公羊傳》,徐復觀認為“或漢初所傳的,是出于子公羊子后學之手,這只能算是偶然的稱呼。”[⑤]徐氏的說法有一定道理,然《春秋左傳》、《虞氏微傳》、《鐸氏微》等名稱皆與作者有一定關系。據此,則知戴宏的說法雖有臆造成分,但可以肯定的是把《公羊傳》“著于竹帛”的一定是一位姓公羊的經師。

    對于公羊這一姓氏,前人多有懷疑。如羅泌、羅璧、康有為等人就曾對其真實性提出了懷疑,朱彝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對這一說法進行了批評。[⑥]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羅璧《識遺》稱:‘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腳,疑為姜姓假托。案鄒為邾婁,披為勃鞮,木為彌牟,殖為舌職,記載音訛,經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記其先師,子孫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別用合聲。璧之所言,殊為好異。”《四庫》之說甚切。《禮記·雜記下》說:“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這說明“公羊”這一姓氏是確實存在的。

     

    二、春秋公羊學的傳承與成書

     

    既然戴宏所說的傳承譜系不可信,那么春秋公羊學的傳承本來應該如何呢?對于《春秋學》的傳承,司馬遷說: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同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這對《春秋》形成以后的傳承有個大概的脈絡。孔子作《春秋》后,先是左丘明根據《春秋》寫成《左氏春秋》。后又有《鐸氏微》、《虞氏春秋》、《呂氏春秋》。荀子、孟子、公孫固、韓非子等人都據《春秋》著書。到了漢代,張蒼、董仲舒也受到了《春秋》的影響。這里僅提到了《左氏春秋》,對于《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則沒有提及。

    章太炎認為,《公羊傳》、《穀梁傳》本諸《鐸氏微》。[⑦]他說:“《鐸氏微》者,《左氏春秋》之節本也。……即《穀梁》亦似曾見《鐸氏微》者。有三事可為《穀梁》襲《左氏》之證。一者《左氏經》‘公矢魚于棠’,《穀梁》作‘公觀魚于棠’;二者《左氏經》‘齊人來歸衛俘’,《穀梁》作‘齊人來歸衛寶’;三者《左氏經》‘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穀梁》作‘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此三條不合《左氏經》而合于《左氏傳》,知其非貿然以聲音訓詁易之也。若不見《左氏書》,不致雷同如此。若盡見《左氏》書,又不致有其余之不同。其所見者,蓋《鐸氏微》也。……《公羊》在《穀梁》后,故于此三條得據于《穀梁》。”[⑧]對于“微”,章氏解釋為具體而微,即抄撮的意思。然據《荀子》,“微”乃是《春秋》的一個重要特征。荀子說:“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楊倞注曰:微,謂褒貶沮勸,微而顯,志而晦之類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勸學》)“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楊注:“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為褒貶,微其文、隱其義之類是也。)”(《儒效》)根據楊注,可知“微”有微言大義的意思。三傳之中,《公羊傳》最重微言大義。董仲舒以“微其辭”作為“所見世”寫作手法就體現了這一點。因此,《鐸氏微》不僅僅是抄撮,而且是書寫《春秋》的一種方式。《漢書·藝文志》記載的“《虞氏微傳》”可能就是虞卿對于這種寫法的解釋。這樣看來,《公羊傳》、《穀梁傳》的形成可能與《鐸氏微》有著密切關系。

    從司馬遷的論述可以看出,在《春秋》的諸種解釋著作中,《春秋左傳》形成最早,其余著作都是在《左傳》的基礎上產生的。《漢書·藝文志》也指出了這一點,并認為《春秋公羊傳》等經歷了一個“口說”的階段: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圣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據此,則知孔子所作《春秋》亦有所本,即本于古代的史官。左丘明還參與了孔子制作《春秋》過程。當時孔子就是以口授的形式把《春秋》傳給各個弟子的。左丘明害怕孔子弟子根據自己的喜好隨意改變《春秋》經義,因此作傳以釋經。而《公羊》、《穀梁》、《鄒》、《夾》等傳則是末世口說流行的產物,當時并未形成文本。可見《春秋》諸傳都經歷一個口說到著書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左傳》最先形成,《公羊》、《穀梁》等傳則形成較晚。劉歆也說:“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于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漢書·楚元王傳》)劉歆說此話的目的是為了讓《春秋左氏傳》立于學官,他所批評的“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指的就是《公羊》、《穀梁》等書。

    對于《公羊傳》何時“著于竹帛”?歷代學者有著不同的看法。根據戴宏的傳承譜系推測,其應作于漢景帝時期。段熙仲說:“按《公羊傳》之著于竹帛在景帝時之說,其證則哀三年經‘季孫師、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左氏春秋》開陽作啟陽,《公羊》作開,正為景帝諱之也。又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舍,《傳》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原諸大夫之化我也。’諱恒之字曰常,為漢文帝諱,亦其一證也。”“然《漢書·叔孫通傳》云: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于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博士諸生三十余人同然一辭,與公羊家說合,知先秦時雖未著竹帛,然口授所傳,亦無二致也。又《外戚傳》記景帝誅大行奏‘母以子貴’及立皇后事。按《景紀》六年秋九月皇后薄氏廢,七年春正月廢太子榮,當此之時,大行奏疏已引《公羊傳》文(大行非博士,無與于口授),則《公羊》之著于竹帛,不在孝景六年后矣。”[⑨]章太炎則認為其成書于戰國末期。他說:

     

    秦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于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此本《公羊》之文“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漢高祖崩,群臣議謚,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諸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撥亂世,反諸正”亦《公羊》文也。是知《公羊》行于秦漢之際。其人上不及子夏,下不至漢,殆周秦間人也。孟子述孔子之言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公羊》亦云。此乃《公羊》之襲《孟子》,非《孟子》之采《公羊》也。[⑩]

     

    可以看出,章、段二人所據的證據有些重合,然得出的結論卻不同。段熙仲的避違說法其實不能作為成書的根據,因為成書之后也可以因僻違而改變文字。而秦二世和漢景帝的兩件引用《公羊傳》的事情,恰恰說明其成書應該在此之前。因此,章太炎的說法比較合理。

    根據史書記載,董仲舒“少治《春秋》”,而且所治為《公羊春秋》。這樣董仲舒至少在惠帝、文帝之時就已經開始研究《公羊春秋》,這說明《公羊春秋》在此之前已經出現了。在當時《榖梁春秋》和《春秋左傳》都已經開始出現。對于《榖梁春秋》,陸賈《新語》已經兩次引用。陸賈本人與穀梁學的浮丘伯有著密切交流。浮丘伯乃荀子弟子。同時與董仲舒同時的瑕丘江公也治《穀梁春秋》,其是申公弟子。申公則是浮丘伯的弟子。這樣看來,漢初的穀梁學都源自荀子。《春秋左傳》在漢初同樣也產生了影響。《漢書·儒林傳》:“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賈誼曾學于吳公,吳公是李斯的弟子,李斯則是荀子的弟子。因此,《春秋左傳》的傳承也與荀子有著密切關系。孔穎達《春秋序》引劉向《別錄》說:“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11]陸德明《經典釋文》也有類似的說法,在張蒼之后,其還添加了張蒼傳賈誼等人的譜系。賈誼生活在文帝時,其出生應在秦末漢初。這說明《春秋左傳》至少在漢初就已經流傳了。在《漢書古今人表》中,“公羊子”“穀梁子”與孟子弟子“萬章”放在一起,說明其年歲較孟子略晚。根據董仲舒“少治《春秋》”、胡毋生傳《春秋》的情況以及上述史料,可以推斷《公羊傳》的成書當在戰國末期。

     

    三、子夏與《春秋》的關系

     

    戴宏的說法雖然不可信,但其把公羊學傳統追溯至子夏卻非無稽之談。在孔子弟子中,子夏與子游同屬文學科。相比德行、政事、言語三科,文學科無疑最有可能傳承孔子的經學。揚雄說:“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騫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法言·君子》)在《論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子夏與孔子談《詩》的情況。孔子去世以后,子夏一派的勢力最為興盛,“子夏居西河,……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厘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史記·儒林列傳》)司馬遷還說:“文侯受子夏經藝”(《史記·魏世家》),“文侯受經子夏”(《六國年表》)。后漢徐防說:“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諸家分析,各有異說。”(《后漢書·徐防傳》)因此,子夏與經學的關系最為密切。其中最為明顯的是《詩》學,除了《論語》中的記載外,漢初的《韓詩外傳》也記載了很多子夏與孔子討論《詩》的情況。毛《詩》也把其學追溯至子夏。對于《易》學,《說苑·敬慎》也記載了子夏與孔子討論《周易》損益二卦的事情。對于《尚書》學,《孔叢子·論書》也有記載:“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于《帝典》見堯舜之圣焉;于《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勛焉;于《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范》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議,《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亡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對于禮、樂,《禮記》也記載了很多子夏關于禮、樂的論述。

    我們現在重點來看子夏與《春秋》的關系。《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說:

     

    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奸萌。”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

     

    司馬遷說韓非“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可知韓非關于“子夏說《春秋》”的說法是可信的。司馬遷還說:“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記·孔子世家》)這說明在孔門受《春秋》的弟子中,子夏最具代表性。

    董仲舒對子夏與《春秋》的關系也有論述。《春秋繁露·俞序》說:

     

    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后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搶殺于位,一朝至爾。茍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

    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

     

    根據《春秋繁露》的編排,從《楚莊王》第一到《俞序》第十七是董仲舒關于《春秋》之義的發明。蘇輿說:“此篇說《春秋》大旨,蓋亦自序之類。”[12]徐復觀說:“《俞序》即是‘總序’之意;《俞序》第十七,乃是仲舒發明《春秋》之義的這一方面的總序。”[13]可見《俞序》代表了董仲舒關于《春秋》之義的總的看法。董仲舒在此兩引“子夏”,可以看出其對子夏的重視,也說明子夏與《春秋》的密切關系。

    在《俞序》中,除了引用子夏外,董仲舒還引用了子貢、閔子、公肩子、世子、池子等人關于《春秋》的看法: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物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后圣。……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資也。其為切而至于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于道,不覽于《春秋》也。

    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圣人之德,莫美于恕。”故予先言《春秋》詳己而異人,《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

    故子池言魯莊筑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

     

    子貢、閔子騫、曾子、子石皆孔子弟子。子石,名公孫龍。此與名家公孫龍同名而非一人。公肩子,蘇輿注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公堅定,字子中’,《索隱》引《家語》,《通典》引《史記》,并作公肩。蓋復姓,當即此人。……《說苑·建本篇》‘公扈子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學《春秋》……’公扈,疑即公肩之誤。”[14]其實《史記》“公堅”本就作“公肩”,蓋“堅”、“肩”可互通。世子,即世碩,《漢書·藝文志》“《世子》二十一篇”下班固注曰:“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然據王充《論衡》:“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推斷,世子亦可能為孔子弟子。子池不詳。因此,董仲舒所述之人可能皆為孔子弟子,他們之間并無先后師承關系。而且僅憑董仲舒所引的這些話,無從斷定他們與春秋公羊學有著何種關系。因此,綜合各種因素,還是子夏與《春秋》的關系最為可靠。

     

    四、《公羊傳》與孟子、荀子以及齊學的關系

     

    子夏之后,儒家與《春秋》關系密切的有孟子、荀子。司馬遷說:“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同勝紀。”韓非子關于《春秋》之說,已如前說。公孫固,《漢書·藝文志》儒家類有“公孫固一篇”,班固注曰:“十八章。齊閔王失國,間(問)之,固因為陳古今成敗也。”至于其與《春秋》之間的關系,則不得而知。

    在《孟子》中,我們能看到其對《春秋》的一些論述。如: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滕文公下》)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離婁下》)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盡心下》)

     

    三傳之中,唯《公羊》最重“義”。故孟子此說對《公羊》影響甚大。劉師培曾作《〈公羊〉〈孟子〉相通考》,認為“《孟子》之義多近于《公羊》”。他說:“公羊得子夏至傳,孟子得子思之傳。近儒包孟開謂《中庸》多《公羊》之義,則子思亦通公羊學矣。子思之學傳于孟子,故《公羊》之微言多散見于《孟子》之中。”[15]并舉七例以證之,其中雖多傅會之言,然“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見于《公羊》則無疑問。《公羊》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蔣慶也從七個方面論證了《孟子》與《公羊》相通,如孟子傳《公羊》當新王之微言、張三世之微言、尊王大義等。[16]此外,《公羊傳》的“大一統”思想也見諸《孟子》:“天下惡乎定?……定于一。”(《梁惠王上》)前人多認為孟子為齊學,而《公羊》亦齊學,故二者相通。章太炎說:“公羊齊人,以孟子有‘其事則齊桓、晉文’之言,故盛稱齊桓,亦或過于偏護。”[17]劉師培說:“孟子之義多近于《公羊》。……孟子之學,齊學也。孟子游齊最久,故所得之學亦以齊學為最優。”[18]

    對于《荀子》與《公羊傳》的關系,前人也有論述。汪中《荀卿子通論》謂“《大略篇》‘《春秋》賢穆公’、‘善胥命’,則謂《公羊春秋》之學。”[19]“《春秋》賢穆公”,《荀子大略》原文是“《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此見于《公羊傳·文公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何賢乎穆公?以為能變也。”此義不見于《左傳》、《穀梁傳》,為《公羊》義無疑。“善胥命”,指《大略》“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此見于《公羊傳》對《春秋經》桓公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的解釋:“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其實這條并非《公羊傳》特有之義,《穀梁傳》也說:“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惠棟《七經古誼》曾引《荀子》周公東征西征之文,以證《公羊》之說。劉師培作《〈公羊〉〈荀子〉相通考》說:“吾觀西漢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之學,然《春秋繁露》一書多美荀卿,則卿必為《公羊》先師。且東漢何邵公專治公羊學,所作《解詁》亦多用荀子之文,……則《公羊》佚禮多散見于《荀子》書中,昭然無疑。故邵公多引《荀子》以釋《公羊》也。”[20]并舉十五例以證荀子多述《公羊》之義。楊向奎據劉師培之說,也認為“《荀子》和《公羊》本屬于一派,所以,思想體系有相通之處。……《公羊》和荀子屬于一個學派,他們都是儒家,而接近法家。”[21]蔣慶亦舉七例以證《荀子》傳《公羊》之義。[22]除了傳《公羊》外,荀子還傳《左傳》和《穀梁傳》,劉師培同時還作有《〈左傳〉〈荀子〉相通考》、《〈穀梁〉〈荀子〉相通考》,這說明《荀子》是兼取三傳的。然《荀子》對于《春秋》性質的斷定,更與《公羊傳》接近。荀子說:

     

    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勸學》)

    《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儒效》)

     

    對于“微”,前面已引楊倞的注釋,意為“微旨”。“約而不速”,楊注:“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也。”可見,《荀子》對于《春秋》“微”“約”的看法與《公羊》重義最為接近。

    除了上面所說之外,《公羊傳》與齊學的關系最為密切。《漢書·儒林傳》說:“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這與孟子有一定關系,因為前面說過孟子本來就屬于齊學。在漢代的五種《春秋》之傳中,有《鄒氏春秋》。《漢書·藝文志》有“《鄒氏傳》十一卷。”沈欽韓曰:“齊有三鄒子,莫知為誰。”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三鄒子”分別指鄒忌、鄒衍、鄒奭。鄒忌為政客,無著作傳世。鄒衍著作宏富,有《終始》、《大圣》十多萬言。《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其學說主要有五德終始說、大九州說,在當時影響頗大。鄒奭著作,據《漢書·藝文志》亦有“《鄒奭子》十二篇。”鄒奭思想受到鄒衍的影響,“鄒奭者,齊諸鄒子,亦頗采鄒衍之術以紀文。……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孟荀列傳》)《史記集解》曰:“劉向《別錄》: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鄒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可見,《鄒氏春秋》最有可能出自鄒衍、鄒奭,二人有前后影響關系,因此,不管出自何人,都與鄒衍的思想有關。二人皆齊人,因此,《鄒氏春秋》也應為齊學。《公羊春秋》還受到《鄒氏春秋》的影響。錢穆說:“凡漢儒治《公羊春秋》,言通三統,改制質文諸說,其實源自陰陽,與鄒衍說合。今所謂《春秋鄒氏傳》,雖不知于三鄒子中當何屬,又不知其所論者何若,要之或亦與《公羊》家言相近,淵源同自鄒衍。”[23]王葆玹也指出,《鄒氏春秋》應是鄒奭的作品,并記載著鄒衍的學說,這正是《公羊春秋》的思想淵源。并推斷公羊敢參考鄒衍的學說和鄒奭的著作,才撰寫出《公羊傳》這部帶有陰陽家色彩的儒學作品。[24]王氏的說法有些夸大,因為《公羊傳》中并沒有陰陽五行思想。徐復觀說:“《公羊傳》中,不僅絕無五行觀念;……全書沒有出現一個‘陰陽’的名詞。即是陰陽的思想還未曾介入。”[25]但鄒衍的思想無疑對漢代的公羊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一點從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就能看出。《漢書》中說他“始推陰陽為儒者宗”(《五行志》)。在《春秋繁露》中專門論述陰陽五行的就有十多篇,其余散見于各篇的陰陽五行思想更是多不勝數。此外,如錢穆所說董仲舒的三統說、改制說等都與鄒衍有著密切的關系。

    《史記·儒林列傳》說:“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漢書·儒林傳》則說:“言《春秋》,于齊則胡毋生,于趙則董仲舒。”從《史記》后面“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來看,“齊魯”之“魯”當為衍文。班固所見到的《史記》可能沒有“魯”字。這說明當時《春秋》有兩個系統,一是源于齊國的胡毋生系統,一是出自趙國的董仲舒系統。胡毋生年歲較董仲舒略長,《漢書·儒林傳》說他“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二人所傳皆為《公羊春秋》,然有所不同。因此后來公孫弘才在瑕丘江公與董仲舒辯論之后,采納了董仲舒的公羊學。如果董仲舒的公羊學與胡毋生相同,則公孫弘就沒必要采納董仲舒的公羊學了。可見董仲舒的公羊學除了受到齊學的影響外,應該還受到趙國學術的影響。趙國屬于三晉之學,以法家為主。荀子乃趙人,故其思想雜有法家思想,與魯之儒學有異。董仲舒對于荀子頗有贊美之詞,劉向說:“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從思想內容來看,董仲舒在德刑并重、人性論等方面與荀子有著一定的關系。

    綜上可知,公羊學本身是非常復雜的,其既有儒學內部不同學派的內容,也受到法家和陰陽家的影響,這些思想因素共同造就了董仲舒春秋學的形成。

     

    【注釋】

    [①]楊士勛:《春秋穀梁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11年,第189頁。

    [②]章太炎:《章太炎國學講演錄》,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7頁。

    [③]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99—100頁。

    [④]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二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99頁。

    [⑤]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二卷),第201頁。

    [⑥]參見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3—54頁。

    [⑦]章太炎:《章太炎國學講演錄》,第199頁。

    [⑧]章太炎:《章太炎國學講演錄》,第18—19頁。

    [⑨]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9—10頁。

    [⑩]章太炎:《章太炎國學講演錄》,第17—18頁。

    [11]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11年,第6頁。

    [12]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158頁。

    [13]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二卷),第191頁。

    [14]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第160頁。

    [15]《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黃侃 劉師培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75頁。

    [16]蔣慶:《公羊學引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65—69頁。

    [17]章太炎:《章太炎國學講演錄》,第200頁。

    [18]《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黃侃 劉師培卷》,第577頁。

    [19]汪中:《荀卿子通論》,見《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2頁。

    [20]《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黃侃 劉師培卷》,第597頁。

    [21]楊向奎:《繹史齋學術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7頁。

    [22]蔣慶:《公羊學引論》,第70—72頁。

    [23]錢穆:《先秦諸子系年》,第509頁。

    [24]王葆玹:《今古文經學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238頁。

    [25]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二卷),第202—2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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