軸心時期中華元典的開篇講什么、如何講，總是能讓后經(jīng)學(xué)時代的人們津津樂道。2002—2017年，我做《現(xiàn)代哲學(xué)》中國哲學(xué)學(xué)科編輯，先后編過王瑞來、郭美華、柯小剛、朱承等學(xué)者專論《論語》首章的文章[①]。2017年3月，李若暉教授來中山大學(xué)講學(xué)，送了他研究《老子》第1章的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老子集注匯考》第1卷，像一塊大磚頭，洋洋灑灑數(shù)十萬言。

現(xiàn)在寫這篇小文，猛然想起：誰為《孟子》首章（1·1[②]）寫過長篇大論呢？登錄CNKI中國知網(wǎng)——中國學(xué)術(shù)期刊網(wǎng)絡(luò)出版總庫，以篇名“孟子”“首章”檢索，僅有一篇；以篇名“孟子”“何必曰利”檢索，僅有三篇[③]。大致就是這四篇。我研究孟子這么多年，寫過《孟子》末章（14·38）的論文[④]，但沒有寫過《孟子》首章的文章，真是對不起孟老夫子！

通常認(rèn)為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史記·六國年表》魏惠王（梁惠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5年）條：“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盵⑤]也就是說，公元前335年見梁惠王，孟子時年38歲（虛歲）?！妒酚洝っ献榆髑淞袀鳌氛f：“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⑥]《孟子》首章只有152字（不計標(biāo)點符號），“何以利吾國”是第42—46字。司馬遷（約前145—約前87）讀《孟子》，只讀首章，而且讀了不到五十個字就“廢書而嘆”，原因何在？《史記·太史公自序》說：“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tǒng)紀(jì)，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盵⑦]根子就在“利誠亂之始”，所以要“絕惠王利端”。

《孟子》首章究竟講了什么呢？有兩段話可謂點睛之筆。一段是“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朱熹（1130—1200）的《孟子集注》卷1認(rèn)為：“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后多放此。”[⑧]另一段是“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黃宗羲（1610—1695）的《孟子師說》卷1認(rèn)為“七篇以此為頭腦”：“正言仁義功用，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jì)賴以接續(xù)而不墜。遺親后君，便非仁義，不是言仁義未嘗不利?！盵⑨]《孟子》首章既有一章之大指，更是七篇之頭腦，我們能說它不重要嗎？！

1181年春二月，朱熹請他的老對手陸九淵（1139—1193）到白鹿洞書院講學(xué)，陸九淵講了孔子的名言：“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保ā墩撜Z》4·16[⑩]）據(jù)《陸九淵集》記載，這次講學(xué)不僅讓聽眾“莫不悚然動心”[11]“至有流涕者”[12]，就連朱熹也“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13]，足見十分成功。同樣是據(jù)《陸九淵集》記載，朱熹覺得陸九淵講的這段話最能打動人心：“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14]讀書人的一生全耗在為做官而讀書、因升官而發(fā)財?shù)氖律?，所有讀書人的一生都耗在讀書做官、升官發(fā)財?shù)氖律?，這種情形可怕嗎？我摯信當(dāng)時的聽眾是覺得可怕的，否則他們不會膽戰(zhàn)心驚、淚流滿面。

陸九淵聽從朱熹的建議，事后寫成《白鹿洞書院論語講義》一文。這篇文章沒有收錄最令朱熹感動的那段話，但寫道：“志乎義，則所習(xí)者必在于義，所習(xí)在義，斯喻于義矣。志乎利，則所習(xí)者必在于利，所習(xí)在利，斯喻于利矣。”[15]志、習(xí)、喻的關(guān)系其實很簡單：有什么樣的志向，就有什么樣的選擇；有什么樣的選擇，就有什么樣的人生。

陸九淵還寫過《君子喻于義》一文，其中有言：“孰利于吾身，孰利于吾家，自聲色貨利至于名位祿秩，茍有可致者，莫不營營而圖之，汲汲而取之，夫如是，求其喻于義得乎？”[16]既然“孰利于吾身”“孰利于吾家”即是《孟子》首章說的“何以利吾身”“何以利吾家”，那么，陸九淵把義利之辨講得銘感五內(nèi)、感慨萬端，何嘗不是孟子的思想力量使然？人們常說陸王心學(xué)是孟子之學(xué)，這個例證顯然不可忽視。

以上這些思想史考察，旨在說明義利之辨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題，同時是《孟子》首章毋庸置疑的主題。這個主題對于梁惠王有過影響嗎？翻開《中國歷史紀(jì)年表》，梁惠王的在位時間為公元前369年—公元前319年，但公元前369年—公元前335年屬于前一階段，公元前334年—公元前319年屬于后一階段（稱作“后元”）[17]。換句話說，梁惠王在位五十多年，公元前335年具有分界嶺的重大意義。梁惠王究竟在位多少年，孟子究竟何時最初見梁惠王，實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18]。我們這里不做繁瑣考據(jù)，只是借重《史記·六國年表》《中國歷史紀(jì)年表》的一家之言，試圖追問：公元前335年這個辭舊迎新的分界嶺，跟孟子見梁惠王有關(guān)嗎？

梁惠王曾說：“及寡人之身，東敗于齊，長子死焉；西喪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恥之，愿比死者壹灑之……”（1·5）據(jù)《孟子集注》卷1，公元前340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19]。這件事讓梁惠王深以為恥。一心想讓別人臣服，國運卻是江河日下，怎么辦？《史記·魏世家》說：“惠王數(shù)被于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盵20]如此說來，梁惠王把公元前335年當(dāng)作悔過自新的關(guān)節(jié)點對待，多多少少是與孟子“不遠(yuǎn)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1·1）有點關(guān)系的。

孟子見梁惠王，效果何如？《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yuǎn)而闊于事情。”[21]這是說當(dāng)時的效果不好。歷史的效果如何呢？2018年春季學(xué)期，我給中山大學(xué)哲學(xué)系2015級本科生上《孟子》課。講完首章，又提到孟子說的一段話：“人不足與適[22]也，政不足間也；惟[23]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7·20）何謂最大的君心之非？就是不明義以為上、先義后利、義利雙成的義利之辨。所以，《孟子》首章講義利之辨，即便沒有革除梁惠王的君心之非，但足以震動千百載以下所有的執(zhí)牛耳者。正如崔述（1740—1816）所說：“孟子先義后利之旨深切戰(zhàn)國時人之病，要亦古今之通患也。”“然則孟子此言誠救時之上策，亦千古之炯鑒也。故以此章冠七篇之首，而太史公讀之亦深嘆美之也?！盵24]

先義后利既是義利之辨的重中之重，又是格君心之非的不二法門。正因此故，我們要鄭重其事地為《孟子》首章鼓與呼，期待它執(zhí)一御眾、引領(lǐng)全書，敞開并激活孟子文以載道的文化精神。一旦抓住先義后利，我們讀整部《孟子》，譬如涉及梁惠王的六章（1·1—1·5，14·1），就會高屋建瓴、綱舉目張、觸類旁通。

這里以1·2為例。梁惠王問道：大雁天上飛，麋鹿地上跑，“賢者亦樂此乎”？孟子舉了文王、夏桀的例子，義正辭嚴(yán)地指出：“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薄懊裼c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義利之辨哪里抽象呢？與民偕樂，先義后利就能落到實處；不與民偕樂，就會民怨沸騰、魚死網(wǎng)破，再有高臺深池、奇禽異獸，你能有福享受嗎？

像《孟子》這類大經(jīng)典，往往有一些貌似不經(jīng)意的安排。《孟子》有三萬四五千字（不計標(biāo)點符號），我曾發(fā)現(xiàn)“救”字只出現(xiàn)九次（1·7，2·11，2·12，6·5，8·29，8·29，8·29，9·7，11·18），還專門寫過文章[25]。無獨有偶，又發(fā)現(xiàn)“梁惠王”也是出現(xiàn)九次：《梁惠王上》前五章，各一次；篇名“梁惠王章句上”“梁惠王章句下”，各一次；14·1，兩次。同是九次，假如這個意象即是救梁惠王，那它的本質(zhì)是什么呢？“九”“救”“久”諧音，難道救梁惠王這類人注定是永遠(yuǎn)難以完成的歷史宿命？

有此疑惑，請讓我們從《孟子》的首章徑直翻到末章，并牢牢記?。洪_門見山講義利之辨，一錘定音講道統(tǒng)之傳，首尾呼應(yīng)，貞下起元，正是義仕派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孟老夫子的苦心孤詣。

（2018年3月17日晚寫畢）

附錄

山東大學(xué)《文史哲》編輯部鄒曉東博士2018年4月2日微信評論：

“義者，宜也?！本痛硕粤x也是利，因為宜的對立面是忌是禍。如此，義利之辨該如何談起？與此相關(guān)：先義后利，義利兩全，與智者利仁有無區(qū)別？一個設(shè)想：孟子個人原本也許更傾向于義利二分意義上的“仁者安仁/亦有仁義而已矣”，但游說諸侯卻又不得不從利的角度為義做辯護(hù)。在辯護(hù)過程中，孟子觸及“仁義才是大利”的思路，以安宅喻仁義意味著仁義才是最可靠的福祉。但最可靠福祉意義上的仁義，不可能是現(xiàn)成之物（有現(xiàn)成的規(guī)范），而只能是“心毋忘毋助長”意義上的因時制宜之義。相形之下，“利”則都是現(xiàn)成之物（有著現(xiàn)成的界定），是眾目睽睽的爭取對象。孟子性善論的精髓蓋在于此。

珠海國學(xué)研究者劉楚平醫(yī)生2018年4月2日微信評論：

讀以上文章，說了一個“格”，“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我從《易經(jīng)》角度說其“格”功夫?！兑捉?jīng)》沒說“格”，但處處見“格”，整個《易經(jīng)》貫通一個“利”。其“利”之用，并非今天說的私利，而是說“利”而益。《系辭傳》“變而通”功夫所在，“變而通，通則久”，久，至誠，不息則久。“變而通而盡其利”，而“通”也是“通天下之志”?？鬃印爸居诘馈?，故說義而利，義在性中之義?！断缔o傳》“利用出入，至德也”，而“出入”在一個動靜；“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出入”也是一個“往來”?！断缔o傳》“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反映了義而利也是一個“道義”之利。其義利為物不貳，也是生物不測，“誠者物之終始”。

[①]參見王瑞來：《〈論語〉開篇發(fā)覆》，《現(xiàn)代哲學(xué)》2008年第5期，第104—110頁；郭美華：《論“學(xué)而時習(xí)”對孔子哲學(xué)的奠基意義——對〈論語〉首章的嘗試性解讀》，《現(xiàn)代哲學(xué)》2009年第6期，第101—107頁；柯小剛：《教學(xué)與他者的倫理：〈論語·學(xué)而〉首章解讀》，《現(xiàn)代哲學(xué)》2010年第1期，第115—120頁；朱承：《“愉悅”何以可能？——〈論語〉首章新析》，《現(xiàn)代哲學(xué)》2013年第1期，第101—106頁。

[②]此種序號注釋，以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中華書局2010年第3版）為據(jù)；個別標(biāo)點符號略有校改，茲不一一標(biāo)注。

[③]檢索日期為2018年3月16日上午。

[④]參見楊海文：《〈孟子〉末章與儒家道統(tǒng)論》，《國學(xué)學(xué)刊》2012年第2期，第66—73頁。

[⑤] [西漢]司馬遷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jié)正義：《史記》第2冊，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727頁。

[⑥] [西漢]司馬遷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jié)正義：《史記》第7冊，第2343頁。

[⑦] [西漢]司馬遷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jié)正義：《史記》第10冊，第3314頁。

[⑧] [南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01頁；按，個別標(biāo)點符號略有校改。

[⑨] [清]黃宗羲：《孟子師說》，沈善洪主編、吳光執(zhí)行主編：《黃宗羲全集（增訂版）》第1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頁。

[⑩]此種序號注釋，以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2版）為據(jù)。

[11]參見《陸九淵集》卷23，[南宋]陸九淵著、鐘哲點校：《陸九淵集》，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75頁；按，引文出自文后附錄的朱熹跋語。

[12]參見《陸九淵集》卷36《年譜》，[南宋]陸九淵著、鐘哲點校：《陸九淵集》，第493頁。

[13]參見《陸九淵集》卷36《年譜》，[南宋]陸九淵著、鐘哲點校：《陸九淵集》，第493頁。

[14]《陸九淵集》卷36《年譜》，[南宋]陸九淵著、鐘哲點校：《陸九淵集》，第493頁。

[15]《陸九淵集》卷23，[南宋]陸九淵著、鐘哲點校：《陸九淵集》，第275頁。

[16]《陸九淵集》卷32，[南宋]陸九淵著、鐘哲點校：《陸九淵集》，第377頁。

[17]參見方詩銘編：《中國歷史紀(jì)年表》，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新1版，第26、28頁。

[18]參見《孟子事實錄》卷上“孟子至梁在惠王后元之末”條，[清]崔述撰著、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13頁。又，《孟子出處時地考》“右論史紀(jì)梁事之失”條：“《孟子》書先梁后齊，此篇章之次，非游歷之次也。趙注‘梁惠王’章云：‘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稱之曰：“父，不遠(yuǎn)千里之地而來至此。”’注‘齊宣王’章云：‘孟子冀得行道，故仕于齊，不用而去，乃適于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為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后道齊也。’（注依宋本）其言可謂明且核矣。后儒不喜趙注，見展卷即云‘孟子見梁惠王’，遂斷為歷聘之始。”（[清]周廣業(yè)：《孟子四考》，《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5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頁下欄）

[19]參見[南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06頁。

[20] [西漢]司馬遷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jié)正義：《史記》第6冊，第1847頁。

[21] [西漢]司馬遷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jié)正義：《史記》第7冊，第2343頁。

[22]引者按：此字音謫，不能簡化為“適”。

[23]引者按：原文誤作“唯”（參見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第165頁），現(xiàn)予更正。

[24]《孟子事實錄》卷上“孟子救時之旨”條，[清]崔述撰著、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第412頁上欄、下欄。

[25]參見楊海文：《孟子與“救”的哲學(xué)》，《江南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16年第5期，第5—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