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從祖宗、變法、道學等多個角度出發, 論述作為歷史認識主體的哲學家朱熹如何觀察他所處的時代, 探討朱熹的“本朝史觀”。朱熹希望本朝能夠從道學出發回復三代, 他對本朝祖宗的認識、對慶歷和熙寧兩次變法的認識均與此有關, 在他看來, 只有建立在正確的思想學術的基礎上, 只有通過道學知識分子格君心之非、“得君行道”的努力, 才有可能在本朝重新回復三代。
“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 “一切歷史的本質就在于其當代性”, 某一歷史認識主體對自己所處的時代的理解與形成的觀念, 或許會投射到他對整個過往歷史的理解。具體到中國傳統歷史問題, 宋代士大夫對于歷史有其獨特的理解和塑造, 宋人的本朝史觀在宋代政治文化史以及歷史哲學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朱熹 (下尊稱朱子) 是宋代著名的哲學家、理學家, 其本朝史觀帶有突出的理學色彩, 為我們從一個角度了解宋人的本朝史觀與歷史觀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本文嘗試回到作為歷史認識主體的朱子本身, 從祖宗、變法與道學三個維度, 看朱子對本朝歷史有哪些基本認識、基本思考, 進一步去看, 這樣的本朝史觀對朱子的歷史闡釋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這可以說是對朱子歷史認識的“再認識”。
一、祖宗
鄧小南先生指出, 在宋代的政治文化氛圍下, “祖宗”與“祖宗之法”占有重要的位置, 宋代君主和士大夫共同塑造祖宗形象, 以期達到歷史“垂范”作用, 對后代君主形成一定的約束。這點在朱子那里同樣有所體現, 他心目中的趙宋“祖宗”同樣如此, 他們是后代君王施政的典范, 這樣一個祖宗能夠建立趙宋王朝, 在朱子那里可以說是與理學所講的政治要求有著重要關系。朱子賦予了本朝“祖宗”以理學色彩?！段焐攴馐隆分v:“臣竊謂太祖皇帝不為文字言語之學, 而其方寸之地正大光明, 直與堯舜之心如合符節。此其所以肇造區夏而垂裕無疆也。伏惟陛下遠稽前圣, 而近以皇祖之訓為法, 則一心克正而遠近莫敢不一于正矣。”滕珙在《經濟文衡》中認為此段是“論太祖正心之法”, 他說“此段專論太祖方寸之地正大光明, 真足為法”, 這十分符合朱子所講。在朱子看來, 太祖內心光明, 這點是和三代圣王一致的, 太祖功業的基礎就是“正心之學”。朱子的這一觀點呼應了他思想當中對“學”與“回復三代”關系的強調, 同時也“策應”了他對于當代君主的要求, 即朱子反復強調的“人主當講學以正心”、“人君當務學以進德”等觀點。朱子自己直接論述“祖宗之法”的地方并不多, 較有代表性的是《讀兩陳諫議遺墨》, 我們下文會具體分析。朱子論述“祖宗之法”少, 并不意味著他對這一問題不熟悉。他為張浚、陳俊卿作行狀, 多次記述二人提倡“以藝祖為法”、“遵祖宗之法”, 記述二人對“本朝家法”、“祖宗之成法”的闡述?？梢哉f, “祖宗之法”是朱子默認的一個談辯背景。
《戊申封事》中以“正心之法”“垂范”后世的祖宗形象也許還比較抽象, 論說得不多, 但從其他材料來看, 朱子對于祖宗不乏細致具體的論述。
首先, 在朱子看來, 本朝之太祖具有“圣人之材”。《語類·本朝一》言:“漢高祖、本朝太祖有圣人之材?！敝熳訉τ谔娴倪@一看法, 在其三代以后的君主評價系統中可謂相當之高。漢高祖、宋太祖可以說在這一評價系統中拔得頭籌。本朝太祖之受命立國, 將歷史帶出了黑暗、衰微之極的五代, 太祖“圣人勃興”立國建政, 經過一番整頓、保治而有仁宗朝的太平格局。本朝太祖之明達、曉道理是太祖能夠創立好的立國法度的重要原因。甚至在他看來, 太祖之才是遠遠超越開國諸臣的, 趙普等人均無法和太祖相比。而太祖之明達、曉道理更是構成后世君王所應效法的榜樣。
其次, 關于太祖之受命, 亦即代周而立, 朱子所言不多, 陳橋之事為其所諱。但從朱子的一些論述當中我們也能看到他對于太祖形象的塑造?！墩Z類》言:“晉悼公幼年聰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卻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 以公天下言之, 畢竟是得人接續, 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卻。且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好, 只是后嗣便如此弱了。后來雖得一個隋文帝, 終是甚不濟事?！敝熳釉谶@里用“接續”來言太祖之代周世宗, 將太祖看成是世宗事業的繼承人, 認為太祖雖不是世宗的血親, 卻使世宗的事業不枉費。朱子用“公天下”和“接續”事業為太祖得天下進行辯護, 同時也列舉史事為自己的觀點進行支撐。
再次, 朱子關于本朝的開國格局和相關問題, 也有不少精彩的議論。如《語類》言:
或言:“太祖受命, 盡除五代弊法, 用能易亂為治?！痹?“不然。只是去其甚者, 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 多是先其大綱, 其他節目可因則因, 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綱都不曾理會, 卻纖悉于細微之間, 所以弊也?！?/span>
朱子眼中的五代是一個“衰亂至極”的時代, 而本朝之開國則是對這樣一個時代的撥亂反正, 本朝祖宗是在這樣一個時代的基礎上開始治理的。在朱子看來, 本朝立國之時并沒有把五代之弊法全都革除, 而是把其中比較過分的先行革除。他用“損益”的格局去看待這一行為, 并認為太祖所作是“英雄手段”, 能夠立定大綱, 奠定一個較好的規模。太祖之英雄還體現在“簡”上, 國事行政不繁瑣, 沒有虛文, 直就事情, 效率較高。這里朱子有針對北宋中期以后繁復的行政體系的意味 (即一般所說的“冗政”) 。能夠一切從簡, 與太祖時無“秀才”有關。朱子所言的秀才, 指對國事空發議論、妄議朝政的人, 這些人會牽制朝廷做事, 言多而行少。太祖朝無秀才牽制, 雖然在某些事上不盡人意, 卻能因此多做實事, 做得成事。這里當然也是針對宋代政治的發展而言, 尤其是北宋中期以后越演越烈的朋黨等現象。
從以上三點我們可以看到朱子對于本朝太祖形象的“塑造”。朱子強調如此一個太祖皇帝, 自然是希望當代的帝王能以太祖為“法”, 去“正心誠意”, 完成恢復之使命, 進而按照理學的要求將“道統”與“政統”合一, 在本朝使三代重光。朱子對太祖朝的敘述有針對時下政治的意味, 用太祖朝與當時政治形成對比, 對現實進行批判。
朱子對于“塑造”太祖形象有一定“自覺”意識, 《八朝名臣言行錄》有一段記載經常被學者引用:
石守道編《三朝圣政錄》, 將上, 求質于公, 公指數事:其一, 太祖惑一宮鬟, 視朝晏, 群臣有言, 太祖悟, 伺其酣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為萬世法?己溺之, 乃惡其溺而殺之, 彼何罪?使其復有嬖, 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清識。
朱子編纂《言行錄》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夠“補于世教”, 那么他對祖先的這些塑造與論述, 背后的意義自然十分明確, 也是希望通過歷史的敘述而對后世起到“示范”作用, 通過對祖宗良法美俗的敘述、對祖宗正心誠意的塑造來達到現實的政治建設的目的。
二、“后范仲淹時代”
余英時先生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中從史學研究的角度出發, 將朱子所處的歷史時代稱為“后王安石時代”, 在他看來, 道學與新學之間存在著連續性和共同的基礎, 其中最為重要的則是王安石率先將“內圣”和“外王”連接起來, 成為“道學家觀摹與批評的對象”。這基于余先生自己的史學判斷, 如果我們將視角再度“回轉”, 回轉到作為歷史觀察主體的朱子身上, 那么在朱子的內在視野下是否會承認自己處于“后王安石時代”呢?朱子認為自己處于一個什么樣的時代呢?余先生已經指出了南宋理學家對于王安石的基本態度, 他指出“理學家特別致力于儒家‘內圣’之學, 正是因為他們認定王安石的‘外王’建立在錯誤的‘性命之理’上面”, 朱子對王安石的德行有積極評價, 卻總體上否定王學。從這個角度來看, 在朱子的內在視野下, 很難承認自己處于“后王安石時代”。朱子對王安石雖相當羨慕其“得君行道”, 但也有相當多的批評, 遠不如他對程子終身的尊敬和服膺。我們需要回到宋學的總體精神上, 回到朱子自己的判斷當中, 看他對時代精神和時代人物的判斷。錢穆先生指出, “宋學精神, 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 二曰創通經義”。我們可以延此, 對朱子的內在視野進行審視。
(一) 士風
若從宋代歷史的轉折意義上講, 朱子特別重視范仲淹的作用, 他對范仲淹評價十分高。這首先表現在他對范仲淹扭轉本朝風氣的肯定上?！墩Z類》言:“……如五代馮道者, 此真鄉原也。本朝范質, 人謂其好宰相, 只是欠為世宗一死爾。如范質之徒, 卻最敬馮道輩, 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義之風, 卻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也?！痹谥熳涌磥? 五代如馮道等人, 寡廉鮮恥, 無忠孝可言, 宋初之宰相如范質等也沒有堅守忠義。宋朝忠義之風的重振, 功勞要歸于范仲淹。《語類》又言:
問:“本朝如王沂公, 人品甚高, 晚年乃求復相, 何也?”曰:“便是前輩都不以此事為非, 所以至范文正方厲廉恥, 振作士氣?！痹?“如寇萊公, 也因天書欲復相?！痹?“固是。”
朱子在這里再次強調范仲淹對本朝士氣的振作和扭轉。此條之后的材料又再度強調范仲淹振作士氣之功。范公之振作士氣還體現在其養士上。范公在當時能夠“收拾人才”, 李覯、歐陽修、曾鞏等人都得范公之“養”, 《語類》言:
因論李泰伯, 曰:“當時國家治, 時節好, 所論皆勁正如此。曾南豐攜歐公書, 往余杭見范文正。文正云‘歐九得書, 令將錢與公。今已樁得甚處錢留公矣。亦欲少款, 適聞李先生來, 欲出郊迓之’云云?！?(7)
更為重要的是宋初三先生亦得范仲淹之襄助。《三朝名臣言行錄》記:“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 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 與公從游, 晝夜肄業……?！边@也就是涉及朱子視野中的道學興起問題, 我們留待下文具體分析。
《語類》卷129對范仲淹不乏溢美之詞, 如言“范文正杰出之才”。范仲淹之人格為朱子稱贊, 正是由于范仲淹自身“‘先天下之憂而憂, 后天下之樂而樂’, 事上遇人, 一以自信, 不擇利害為趨舍”, 即范公一心立在“公義”之上, 而不立在“利”上。這點與熙寧變法有著差別。朱子對范公之事業多有贊揚, 如經略西夏之事。范公之事業根本上在于“以天下為己任”?！墩Z類》言:“某嘗謂, 天生人才, 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個范文正公, 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 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 便做出許多事業。”這里的“仁宗大用之”當指慶歷新政, 范公之精神是其事業的保證。這其實也就涉及朱子對于本朝“革新政令”之肇端的認識。
(二) 革新政令
在朱子有關本朝的論述文字中, 《讀兩陳諫議遺墨》十分重要。這篇文獻涉及朱子對于“祖宗之法”、本朝改革 (尤其是王安石變法) 、回復三代、學與史等多個問題的看法。朱子言:
祖宗之所以為法, 蓋亦因事制宜, 以趨一時之便, 而其仰循前代俯狥流俗者尚多有之, 未必皆其竭心思法圣智以遺子孫, 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 而不能無弊, 則變而通之, 是乃后人之責。故慶歷之初, 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 而論者至今以為恨。況其后此又數十年, 其弊固當益甚于前, 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為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 蓋皆可考。雖閑樂此論若有不同, 而不免, 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之說, 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 而其設心亦未為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為百全無弊可久之計, 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為便, 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 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 至其所以為說又多出于安石規模之下。
在朱子看來, 祖宗之法并非是歷世而不可變的, 祖宗立法針對的是當時的時勢, 其弊病是會隨著歷史的發展而逐漸體現出來的。后世子孫面對祖宗之法, 重要的不是謹守形式上的內容, 而要法祖宗“因事制宜”之義, 做到針對不同的歷史狀況能“變而通之”。法祖宗最重要的即是“法義”, 是抽象的繼承, 而不是具體的繼承。范仲淹之慶歷新政即是針對祖宗之法在仁宗時產生的弊病所做的變革, 是盡后世之責的具體體現, 是面對太祖太宗立國之格局所做的變化的開始。而王安石變法的展開, 背景是因為慶歷新政之失敗、弊病進一步突顯, 熙寧之變法是慶歷之延續。有慶歷之恨, 方有熙寧可變之時。面對北宋歷史, 朱子將慶歷新政與熙寧變法看成一個連續的脈絡, 將之視為對北宋立國之法隨著歷史延續產生的弊端的回應。熙寧變法處于“后慶歷時代”。對此《語類》也有類似的表達, 闡述慶歷與熙寧的關系。王安石之變法實際上是對范仲淹等人在慶歷要做的事的繼承, 在規模上, 熙寧延續慶歷。韓琦、富弼再為相不肯更張, 如果是范仲淹為政, 還會變法, 只是會比慶歷時更加精密。范仲淹在朱子那里可以說是北宋革新政令的一個象征。
(三) 學術與學風
以上為士風以及革新政令。朱子于本朝最重視道學之興起, 而本朝道學之興起, 范仲淹是樞紐式的人物?！墩Z類》言:
……某問:“已前皆羇纏成風俗。本朝道學之盛, 豈是羇纏?”先生曰:“亦有其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 如山東有孫明復, 徂徠有石守道, 湖州有胡安定, 到后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 依舊尊他。若如楊劉之徒, 作四六駢儷之文, 又非此比。然數人者皆天資高, 知尊王黜霸, 明義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 于理未見, 故不得中。”……因說:“前輩如李泰伯們議論, 只說貴王賤伯, 張大其說, 欲以劫人之聽, 卻是矯激, 然猶有以使人奮起。今日須要作中和, 將來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心, 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 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 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 豈能遂先生之高!’胡文定父子極喜此語。大抵前輩議論粗而大, 今日議論細而小, 不可不理會?！?/span>
在朱子看來, 歷代學術與風氣都有其轉折變化, 本朝道學的興起也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朱子將本朝學問轉變溯源至范仲淹, 認為在他那里已經有了“好議論”, 此后有三先生等人, 繼而道學興起。聯系前文所論范仲淹對于三先生等學者的獎掖, 可以看到在朱子那里, 范仲淹對于道學之興起具有重要作用。當然, 在朱子那里, 范仲淹乃至三先生在道學上還很“粗疏”, 還沒有能夠承繼孟子以后失去的道統。但是, 在歷史的演進上, 其作用是不能夠忽視的。
《語類》又言:
鄭子上問:“風俗滾來滾去, 如何到本朝程先生出來, 便理會發明得圣賢道理?”曰:“周子二程說得道理如此, 亦是上面諸公挪趲將來。當楊劉時, 只是理會文字。到范文正孫明復石守道李太伯常夷甫諸人, 漸漸刊落枝葉, 務去理會政事, 思學問見于用處。及胡安定出, 又教人作‘治道齋’, 理會政事, 漸漸挪得近里, 所以周程發明道理出來, 非一人之力也。”
濂洛之學的興起, 還是有賴于“上面諸公”, 即范仲淹與三先生等。范仲淹等人的關鍵就在于不僅僅著意于“文字”, 即詞章之學, 而開始有明體達用之學, 胡瑗更是比范仲淹進一步。朱子特別強調道學的發明不是一人之力, 它建立在北宋學問整體積淀的基礎之上?！兑谅鍦Y源錄》和《近思錄》均記載范仲淹授張載《中庸》事, 亦可看作范仲淹對于道學興起之貢獻的一端。當然, 在學術的轉折與興起上, 朱子更強調三先生的作用。但如果聯系到士風以及范仲淹之于三先生的作用, 范仲淹的地位不容忽視。
從上面的論述, 我們可以看出, 在朱子的視域當中, 宋代歷史的發展與范仲淹的關系最為密切。如果我們兼論學術與政治兩翼, 在朱子的視域中, 宋代歷史稱為“后范仲淹時代”似乎更為恰當:慶歷新政開革新之端, 振士風、獎學術、變學風, 開道學之端, 朱子于宋代之論述, 大抵延此二端。
三、熙寧與王安石
前文中, 我們已經提及, 在朱子看來, 王安石主導的熙寧變法, 是延續慶歷新政, 是對慶歷之“恨”的彌補。朱子對于熙寧變法與王安石之態度, 學者多有研究, 其中的細節也多有闡發。如果回到本文對于朱子歷史觀闡釋構架上, 其實可以用三個字來概括朱子的態度, 即:勢、利、學。有一點需要提前指出, 朱子對熙寧變法論述的前提是區分王安石熙寧變法和元豐神祖自行之政?！墩Z類》言:“其后如蔡京欲舉行神宗時政, 而所舉行者皆熙寧之政, 非元豐神祖自行之政也?！睂е卤彼纬霈F波動的蔡京等人的“紹述”不是繼承神宗, 而是行熙寧之政。生活在“本朝”的朱子, 雖然對神宗皇帝有諸多不滿, 但并不能毫無顧忌地批評神宗。朱子對神宗的評價可以說是“愛恨交加”。他將熙寧與元豐區分開來, 有站在本朝之上“為尊者諱”的意味, 但這實際上也有助于朱子將相關批評展開, 尤其是可以更為激烈地批評打著紹述名義的章惇、蔡京等人, 把他們與本朝祖宗剝離開來。
(一) 勢:變法時節
《讀兩陳諫議遺墨》指出, 王安石變法有著不得不變的背景, 在朱子看來, 熙寧變法是順應歷史趨勢不得不變, 是“合變時節”, 是“勢有不容已”。朱子多強調熙寧應當變法這一歷史趨勢, 并且認為這種應變之勢是當時普遍認識到的。《語類》言:
子由初上書, 煞有變法意。只當是時非獨荊公要如此, 諸賢都有變更意。
問荊公得君之故。曰:“……向見何萬一之少年時所著數論, 其間有說云, 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當國以來, 廟論主于安靜, 凡有建明, 便以生事歸之, 馴至后來天下弊事極多。此說甚好。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時節!國勢卻如此緩弱, 事多不理。英宗即位, 已自有性氣要改作, 但以圣躬多病, 不久晏駕, 所以當時謚之曰‘英’。神宗繼之, 性氣越緊, 尤欲更新之。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 卻又撞著介甫出來承當, 所以作壞得如此!”又曰:“介甫變法, 固有以召亂。后來又卻不別去整理, 一向放倒, 亦無緣治安?！?/span>
這兩條材料, 第一條強調當時諸賢對于變法必要性的認識, 《讀兩陳諫議遺墨》和《語類》對諸賢何指以及如何應變有著具體的敘述, 在朱子看來, 即使是二程也認為當時應該變法, 此處不做過多論述。第二條材料, 具體從北宋歷史出發, 講這一應變之勢是如何形成的。在朱子看來, 仁宗朝變法最為恰當, 可惜沒有變成。英宗已經要變法, 只是到了神宗朝才得王安石以成行。朱子亦強調, 不能因為王安石變法的失敗而否定應當變法, 這也是朱子對司馬光、蘇軾等人的批評所在。《語類》言:
問:“溫公所作如何?”曰:“渠亦只見荊公不是, 便倒一邊。如東坡當初議論, 亦要變法, 后來皆改了。” (1)
熙寧更法, 亦是勢當如此。凡荊公所變更者, 初時東坡亦欲為之。及見荊公做得紛擾狼狽, 遂不復言, 卻去攻他。如荊公初上底書, 所言皆是, 至后來卻做得不是。自荊公以改法致天下之亂, 人遂以因循為當然。天下之弊, 所以未知所終也。
在朱子看來, 不能因為熙寧變法的成敗而否定變法的必要性。朱子于熙寧當變之際, 感概的不是變不變, 而是應當變而不得可變之人。
(二) 利:新法之弊
在朱子看來, 熙寧變法之不得當是北宋亡國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在朱子看來與熙寧變法導致的諸多弊端有關。當不得不變法, 甚至變法者本身出自好的意愿, 而由于變法本身采取的問題不當, 反而會造成很多問題?！墩Z類》言:
劉叔通言:“王介甫, 其心本欲救民, 后來弄壞者, 乃過誤致然?！痹?“不然。正如醫者治病, 其心豈不欲活人?卻將砒礵與人吃。及病者死, 卻云我心本欲救其病, 死非我之罪, 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救人, 然其術足以殺人, 豈可謂非其罪?”
在朱子看來, 王安石雖欲救人, 但是其方法卻有很多問題, 這無異于拿砒霜給病人吃。朱子對新法的很多內容實際上有著積極的評價, 諸如他對青苗法的立法本意有著一定的認同。但在根本上, 朱子則認為, 王安石變法立心立在“利”上, 沒有以“義”為標準, 如是才導致眾多問題的產生。朱子盛贊王安石之文章節行, 對其以“道德經濟為己任”亦贊賞有加。在他看來, 天下對王安石有著很大的期望, 這不能不說是當時天下之勢的反映;然而王安石變法卻以利為先, 引用小人, 以致北宋亡國。可以說王安石變法在朱子看來以末為先, 而不務本, 這是朱子的批評所在?！稌鴥申愔G議遺墨》亦言:
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 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冊, 雖時有先后而道無古今, 舉而行之, 正不能無望于后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厘差者。茍能于此察焉而無所悖, 則其遺法雖若渺茫不可稽考, 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 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謂《周禮》, 乃姑取其附于已意者, 而借其名高以服眾口耳, 豈真有意于古者哉!若真有意于古, 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 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 曷為不少留意, 而獨于財利兵刑為汲汲耶?大本不正, 名是實非, 先后之宜又皆倒置, 以是稽古, 徒益亂耳, 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 (6)
在“回復三代”這一理想上, 朱子對王安石是承認的, 在他看來, 實現三代的關鍵在于對亙古亙今之道的把握。把握這一道, 就需要注意其中名實、本末、緩急等諸多問題。結合其他文獻來看, 朱子強調以格君心為本、親賢為急, 而不是先急于謀利, 要先“正其義”“明其道”。而王安石的問題則在于以利為先, 把為政的基本順序搞錯了, 于是才產生一系列的問題。在這點上, 朱子與陸九淵有一定的一致性。陸九淵雖然對王安石稱贊頗多, 但也認為王安石“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其實, 朱子并不是一味反對“理財”, 反對對于財用的講求, 在他本人的政治實踐當中, 也強調“正經界”、“節用”, 不滿于南宋當時“經總制錢”等財政安排, 不滿于當時兼并、田稅不均等現象。朱子反對的是立心立在“利”上, 而不以“義”為先。在朱子看來, 僅僅追求利而不講求義會導致很多問題產生。朱子認為王安石以利為先最終導致“與民爭利”, 財富“非藏于民”。正是因為見義不明, 最終才使得在處理國家和人民的財富分配上產生問題?！墩Z類》有一段言王安石理財:
荊公初作江東提刑, 回來奏事, 上萬言書。其間一節云:‘今之小官俸薄, 不足以養廉, 必當有以益之。然當今財用匱乏, 而復為此論, 人必以為不可行。然天下之財未嘗不足, 特不知生財之道, 無善理財之人, 故常患其不足?！褡谏跎破溲浴：髞聿抛鲄⒄诙? 便專措置理財, 遍置回易庫, 以籠天下之利, 謂周禮泉府之職正是如此。卻不知周公之制, 只為天下之貨有不售, 則商旅留滯而不能行, 故以官錢買之, 使后來有欲買者, 官中卻給與之, 初未嘗以此求利息也?！睍r舉云:“‘凡國之財用取具焉’, 則是國家有大費用皆給于此, 豈得謂之不取利耶?朝廷財用, 但可支常費耳。設有變故之來, 定無可以應之?！痹?“國家百年承平, 其實規模未立, 特幸其無事耳。若有大變, 豈能支耶?神宗一日聞回易庫零細賣甚果子之類, 因云:‘此非朝廷之體。’荊公乃曰:‘國家創置有司, 正欲領其繁細。若回易庫中, 雖一文之物, 亦當不憚出納, 乃有司之職, 非人君所當問。若人君問及此, 則乃為繁碎而失體也?！湔f甚高, 故神宗信之。
這段材料或許可以看出朱子面對“理財”問題思考的復雜性, 他不是一味地認為國家不應當有其財政規劃, 他認為國家的財政不僅要考慮承平時的支出, 也要能應對不測之變化。在這個意義上, 他能夠承認理財的必要性。但是在朱子看來, 國家理財的根本不是要“籠天下之利”, 而是為了應對國家的具體事務, 更是為了方便和促進民間的財富流通, 不是為了“求利息”而理財。國家理財的根本在于天下之義, 而不在于政府之利, 關鍵不在于要不要理財, 而是在于理財的目的。朱子認為這是周公和王安石“市易法”的根本區別所在。正因為王安石市易法在于國家牟利, 最終導致“民力已殫”。在朱子看來, 國家理財根本上要“務本”“節用裕民”。
(三) 學:真儒與政治
在朱子看來, 熙寧變法有不得不變之勢, 卻由于立心于利上, 最終導致北宋諸多問題的產生。情況之所以如此, 根源在于王安石學不正;王安石不是真儒, 不能夠承擔變法之勢, 不能夠以理導勢, 正是由于王安石學不正, 才導致合當變法時節沒有出現好的局面。《讀兩陳諫議遺墨》言:“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 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 然其相為表里如影隨形, 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于刑名度數, 而道德性命則為有所不足, 是不知其于此既有不足, 則于彼也, 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钡赖滦悦⒉慌c刑名度數互相排斥, 二者是本末關系?？梢哉f內圣是外王之根本。王安石的問題不在于他只講求刑名度數, 沒有講求內圣, 而在于其學內圣有缺陷, 就此發出的外王亦有問題。
朱子對王安石有許多積極評價, 對王安石的志向與德行頗多贊許, 對其學問的某些細節也有所稱頌, 但在根本上, 朱子認為王安石之學有問題, 由此導致變法有問題?！墩Z類》常有如下評價:
論王荊公遇神宗, 可謂千載一時, 惜乎渠學術不是, 后來直壞到恁地。
荊公德行, 學則非。
先生論荊公之學所以差者, 以其見道理不透徹。……
朱子將學與政、學與史連接起來, 在他的歷史觀上是十分一致的, 朱子強調學對于歷史進程的影響。恰恰是王安石的學不正, 才導致他沒有能夠承擔歷史使命, 以理導勢, 在最佳時機回復三代。朱子對王安石之新學的具體批判, 前輩多有論及, 本文不再贅述。其實朱子以學的視角審視宋代歷史是一貫的, 他對宋代歷史的成敗常以學為標的進行審視, 對慶歷評價也是這樣。《語類》言:“太宗朝一時人多尚文中子, 蓋見朝廷事不振, 而文中子之書頗說治道故也, 然不得其要。范文正公雖有欲為之志, 然也粗, 不精密, 失照管處多?！狈吨傺碗m然于宋代歷史有諸多貢獻, 但在朱子看來, 恰是由于學粗, 間雜異端之學, 才導致慶歷新政不成功。只有學能夠看到理的真儒才能承擔起天下大勢, 承擔起歷史交付的使命。《語類》言:“神宗極聰明, 于天下事無不通曉, 真不世出之主, 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為相, 亦是不世出之資, 只緣學術不正當, 遂誤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 那里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 便有所偏了?？上?可惜!”朱子于此感慨神宗之時變法不成, 感慨王安石不是學術正當的真儒。在朱子看來, 如果神宗能夠用真儒, 必能在合當變法的時節做得成, 化解北宋積累到當時的弊病, 扭轉局勢。朱子訴諸于氣數, 感慨造化之弄人。他在這里強調的“真儒”, 當然是指以二程為代表的理學家。在朱子看來, 若能用二程, 尤其是用程顥, 當時局面或許會有所不同?！墩Z類》言:
……又問:“若是二程出來擔負, 莫須別否?”曰:“若如明道, 十事須還他全別, 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 謂其‘志節慷慨’云云, 則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 (道)
朱子感慨二程不能用, 尤其感概明道之早逝。只有道統的接續者才能承擔相應的歷史使命, 承擔政統, 這是朱子一貫的觀點。不能否認, 朱子和王安石在對待政治上的“氣質”有其相同之處, 但這種氣質之相同, 是宋代儒學的整體氛圍決定的。王安石得到了得君行道的機會, 在儒學發展歷史上自然有其重要意義, 但也不能就此夸大他對道學的影響, 尤其是在南宋理學家的自我認同與自我建構方面, 王安石不是作為“正面典型”發揮作用, 他是作為理學家的“反面教材”而發生影響。從朱子的認知主體的角度來看, 他的“自我確證”并不奠基于王安石, 而是建立在范仲淹以降的儒學認同上, 更是建立在周敦頤、二程建立的理學世界之上。朱子或許能承認自己生活在“后范仲淹時代”而不是“后王安石時代”。更進一步講, 朱子認為自己在道統之中。只有“學達性天”的真儒才能開創歷史新的格局, 這是朱子對于歷史發展的認識所在。而在他看來, 宋代恰是真儒出現、道統接續的時代。
四、道學世界
朱子著述中強調宋代道學之盛的地方很多, 如《大學章句序》《江州重建濂溪先生祠堂記》等文章都可以看作是相關例證。道學的興起被朱子看作是本朝歷史上十分重要的文化現象, 他也認為自己是道統的繼承人, 自己生活在一個“道學的世界”。本朝“道學之盛”似乎已經成為了朱子和弟子談論相關問題不言自明的前提, 而在二程時已有類此看法, 二程言“本朝經術最盛”, 而朱子在二程之后, 認為“國朝文明之盛, 前世莫及”, 同時更加強調本朝最盛的是“道學”, 這點我們前文已經有所論述。
這一道學的世界是范仲淹扭轉學風、士風的結果之一, 萌芽于三先生, 而周敦頤則是開山始祖。
《語類》言:“本朝孫石輩忽然出來, 發明一個平正底道理自好, 前代亦無此等人。如韓退之已自五分來, 只是說文章。若非后來關洛諸公出來, 孫石便是第一等人。孫較弱;石健甚, 硬做?！痹谥熳涌磥? 宋初三先生等發明了前代沒有的平正的道理, 而關洛諸人則更進一步, 達到了道理上的第一等。朱子也將本朝這一道學世界稱為“伊洛淵源”, 他作《伊洛淵源錄》構建了一個以“濂洛關閩”為網絡的道學世界。在這一世界當中, 周敦頤是發端, 二程是核心, 張載為輔翼, 二程弟子為枝葉, 這樣, 朱子心目中的一個北宋道學人物譜系由此而建立, “圣賢相傳之道, 炳然見于其中”, “自孟子以來, 道學宗派, 具見于此” (8) 。
朱子對于宋代“道學世界”的理解同樣體現在他對本朝道學相傳, 也就是道統傳承的理解上。這其中較為重要的問題即是“周程授受”問題。關于周程之間是否存在著明確的授受關系, 今天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實際上, 在朱子時代, 這一問題也存在爭議。而朱子則堅定地認為, 周程之間存在著明確的授受關系。汪應辰即不太同意程子繼承周敦頤, 認為程子之于周敦頤當類似于張載之于范仲淹。朱子在《與汪尚書》中申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說:
蒙諭及二程之于濂溪, 亦若橫渠之于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 非后學所能窺測, 誦其詩, 讀其書, 則周范之造詣固殊, 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 皆是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后來二先生舉, 似后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后得之者”, 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 則自濓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于文正, 則異于是, 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 此豈自誣者耶。
在朱子看來, 二程之進入道學, 周敦頤并不僅僅是“粗發其端”, 而是二程在思想取向上深深受到了周敦頤的影響。周敦頤為理學之祖, 這一地位在朱子那里十分明確?！兑谅鍦Y源錄》更是全載《遺書》中朱子認為程子受周敦頤影響之處, 強調周程思想之間的連續性。通過對周程張子等北宋道學人物地位的強調與思想的解釋, 朱子“集新儒學之大成”, 完成了自己思想體系的建構, 也確立了自己思想在道學傳承中的正統性。同時, 這一譜系的建立與思想的詮釋, 也為朱子的本朝史詮釋確立了一個方向。
前人已經指出《伊洛淵源錄》與《八朝名臣言行錄》《近思錄》等著作之間的呼應關系。如元人蘇天爵認為, “朱子既錄八朝名臣言行, 復輯周、程、張、邵遺事, 以為是書, 則汴宋一代人才備矣”;清人周中孚認為, “朱子嘗取周、程、張子之書輯為《近思錄》, 以示當世。既又虞夫世之學者徒得其言, 而不得其所以言, 乃復取其平生出處、履歷之詳, 以及其師友之所授受者, 萃而錄之, 凡四十六人”。可以說, 《伊洛淵源錄》與《近思錄》互為表里, 描述了本朝之道學世界, 加上本朝之名臣言行, 朱子心中以道學為骨干、輔以名臣之言行的本朝歷史世界十分清晰地展示在人們面前。本朝之名臣是本朝善治美俗的重要奠基者, 代表著本朝的政治世界, 而由于學之不足, 本朝還不能由此實現政治理想。政治之外的關鍵在于“學”。朱子對于本朝道學的強調與他歷史觀中對于“學”的強調, 構成了一個邏輯上完整的體系:三代的回復需要政統與學統相結合, 而本朝恰恰具備這樣一個“道統”, 若能援本朝之道統入政統, 那么就可以實現本朝的中興, 甚至三代的回復。熙寧變法的失敗在于沒有一個正確的學統進入政統之中, 格君心之非的政治實踐的意圖就在于重新創造一個把正確道統引入政統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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