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來，關于道統問題的研究，既熱烈且深入，取得很豐碩的成果。其中兩位域外學者的研究，特別值得我們關注。一位是德國學者蘇費翔，一位是美國學者蔡涵墨。
蘇費翔（ChristianSoffel），德國特里爾大學教授。2010年，他在紀念朱子誕辰88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題為《朱熹之前“道統”一詞的用法》[①]一文。這篇論文的一大突出貢獻是，首次揭示了“道統”一詞的詞源性發展。他指出，早在唐代，“道統”一詞即已出現在相關的文獻中[②]。這一發現，徹底顛覆了朱子是第一個使用“道統”一詞的歷史公論[③]。
此文梳理了朱子以前的宋人使用道統一詞的情況，指出，李若水、劉才邵、李流謙都使用過道統一詞，他們的時間都早于朱子。蘇氏還進一步指出，朱子使用道統一詞也許和張俊、張栻父子有關。蘇氏認為，在道統這一名詞與概念的傳衍、發展過程中，“朱熹的功勞就是把道統說普遍化，對后世影響甚大；自有朱熹才有人使用‘道統’一簡要的口號來推動相關的論述。在朱熹之前，雖然有學者用‘道統’來稱呼學術或政治傳承之體系，但是這都是偶然的、罕見的現象，并不能說朱熹以前已存在著一個有系統的‘道統論壇’。”[④]
2015年，蘇氏在《廈門大學學報》上再次著文論《宋人道統論》。蘇氏認為“‘道統’概念在宋代極其重要，又有強烈影響直到今日”。[⑤]此文的一個重要展開，是討論了“道統”與“學統”、“治統”的關系。他認為，道統概念的原始內涵是指儒家師系的傳授系統，但它又與“學統”、“治統”之間有著某種“神秘”的關聯。
美國學者蔡涵墨（Charles Hartman）的大作《歷史的嚴妝》是一本做翻案文章的著作。他所要推翻的歷史是秦檜的反面形象。他發明了所謂“文本考古學”的新方法（恕我直言，所謂“文本考古學”，不外乎考據學與校勘學的所有方法與范疇），對我們的史學觀與價值觀做了顛覆性的解構，他的基本觀點我無法茍同。但是他發現了一篇秦檜為宋高宗《先圣先賢圖贊》所寫的碑記。碑記中秦檜使用了“道統”一詞：
曾不知文王之文，孔圣傳之，所謂文在茲者，蓋道統也。[⑥]
蔡氏并指出，這篇碑文申明“秦檜主張高宗與他才是合法的、真正的道統繼承者”。[⑦]必須承認，蔡氏的發現是重要的，他的觀察力也是洞徹的。這篇文獻的發現，為宋代道統說的發生、發展以及對朱子道統論深層文化、政治背景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線索與依據。
二
“道統”一詞所包含的一個重要概念，是儒家思想、文化、學說的傳遞。《孟子•盡心下》，孟子曰：
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余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余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余歲，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⑧]
一般認為，這是第一次有人清晰地勾畫出儒家道統傳續的路線圖。朱子在此篇之終有兩段很長的注文。第一段注先引“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余歲之后，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⑨]引文完畢，朱子說：
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后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終，歷序群圣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無窮也，其指深哉！[⑩]
朱子的按語，首先是對林氏對道統下傳的悲觀表示不以為然。他認為，傳道的方式有“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之別，儒家道統的傳續“期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就是說，儒家的道統，并不依靠人對人的口耳相傳。“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為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亙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11]朱子認為儒家的道統具有超越時代的力量，不必擔心它會失傳。他預言“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
其次，他又指出，《孟子》一書以孟子的這一段話終篇，一在表明孟子的儒道之傳自有其統緒，二在強調此統之傳正有待后來者承續。特別值得我們關注的是“有不得辭者”這句話。這是說，孟子是個承擔歷史使命的人，他無法推辭它的責任。仔細玩味，這分明是在為自己的道統之傳作鋪墊。
韓愈是又一個對儒家道統傳承作出明確界定的人。他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12]
蘇費翔指出：“韓愈的系統，有當‘君’的圣王，又有當臣的圣儒（孔子以后），但是沒有圣王與賢臣互補關系（皋陶、伊尹等賢臣）。這樣很明顯分為治統（周公以前）與學統（孔子以后）兩個階段。”[13]
正如蘇氏所指出的，無論是孟子的系統，還是韓愈的系統，乃至唐宋人有關道統傳授系統的描述，都有一個不能不面對的緊張：有位與無位。[14]如蘇氏所言，在孔子之前，治統與學統是統一的，但是孔子之后，治統（有位之君臣），與學統（無位之圣賢），是分離的。這樣的緊張，必然會反映在現實政治生活中。以宋代而言，君臣爭奪道統承續權的斗爭，始終沒有停止過。
李若水，字清卿，北宋徽宗時人。他認為，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就是道統的繼承人：“藝祖以勇智之資，不出世之才，祛迷援溺，整皇綱于既紛，續道統于已絕。”[15]
李心傳《道命錄》卷二《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乞覺察》：“臣聞私議害國，私智非上。先王之所禁，而邪說誣民。處士橫議，亦圣人之所不容。謹按通直郎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勸講經筵……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太學……以變亂神考成憲為事。”[16]所謂“輕視人主”、“議法太學”、“變亂神考成憲為事”，即指妄圖取代人主道統之尊的舉動。
最有說服力的佐證是秦檜的碑記。記曰：
臣聞：王者位天地之中，做人民之主，故《說文》謂王者通天地人，信乎其為說也。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又以知王者之道與儒同宗。出治者為純王，贊治者為王佐，直上下之位異耳。
自周東遷，王者之跡熄。獨孔圣以儒道設教洙泗之間，其高弟曰七十二子。雖入室升堂，所造有淺深，要皆未能全盡器而用之。
共成一王之業，必無邪雜背違于儒道者也。主上躬天縱之圣，系炎正之統；推天地之大德，沃涂炭之余燼。
而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幸于功利；曾不知文王之文，孔圣傳之，所謂文在茲者，蓋道統也。前未遭宋魋之難，詎肯易言之。
今氛曀已廓，由于正路者，盍一隆所宗，上以佐佑純文之收功，下以先后秉文之多士。國治身修，毫發無恨。方日齋心服形，鼓舞雷聲，而模范奎畫，其必有所得矣。
紹興二十有五年秋八月辛巳，太師、尚書左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兼提舉實錄院、提舉詳定一司敕令、提舉編修玉牒所、益國公臣秦檜謹記。[17]
蔡涵墨在分析這一碑記時指出：“這些引文又打造了基本的歷史模擬脈絡：上天保護逆境中的孔子，使孔子傳承文王的政治、文化遺產給后世諸圣；如今上天再度在外禍與內亂之下護持宋高宗，使高宗得以再建‘道統’。”“秦檜主張高宗與他才是合法的、真正的道統繼承者。”[18]
余英時先生在論述宋代道學形成與發展的歷史時，也注意到“道統”問題的特殊作用。他認為，北宋道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訴求是：社會秩序的重建。而這背后則是“士的主體意識的覺醒”。[19]他認為，道學家建立“道統”說，是為了用“道”來范圍“勢”（位）。這“包括消極的和積極的兩方面：消極方面是持‘道’批‘勢’，積極方面則是引‘勢’入‘道’。后一方面更是宋代理學家所共同尋求的長程目標。”[20]
從這樣的歷史背景出發，我們再來看朱子的《中庸章句序》可以發現，朱子在歷數道統傳承的統緒中特別強調孔子以前都是“圣圣相承”，而“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圣、開來學，其功反有賢于堯舜者”。[21]這是一句驚世駭俗的宣言，他把孔子的地位提升到了堯舜之上。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在序中把孔子之后的傳承者一律歸于“無位”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圣遠而異端起矣……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22]很顯然，朱子是在刻意地把“道”與“勢”作切割。如果說，在北宋，士大夫的主體意識是在覺醒的話，那么，到了朱子（南宋）應該是已經成熟了。
三
在朱子的道統譜系中，二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庸章句序》曰：
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圣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于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23]
這段論述，給了我們幾個很重要的信息：
1、孟子以后，程氏兄弟是接續道統的人；
2、孟子以后的儒學，被“言語文字”的訓解所局限；
3、以佛老為代表的的異端之說對儒道產生了極大的侵蝕與挑戰；
4、程氏兄弟在道統的承續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我們試著來分析這幾個問題。
第一點，朱子認為程氏兄弟是道統的接續者。提出這個問題，朱子不是第一人。在朱子之前早已有人提出這一觀點：
劉立之：“自孟軻沒，圣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杰然自立于千載之后，芟闢榛穢，開示本原，圣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24]按，劉立之，“字宗禮，河間人。敘述明道先生事者。其父與二先生有舊，宗禮早孤，數歲即養于先生家，娶先生叔父朝奉之女。郭雍稱其登門最早，精于吏事云。”[25]劉氏既為程顥最早的學生，則此說當在明道生前或死后不久。
朱光庭：“自孟軻以來，千有余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后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于人，亦已較著，其聞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為不亡矣。”[26]按，“公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嘉祐二年登進士第……紹圣元年三月辛丑晦以疾卒官，年五十八……初，受學于安定先生……后又從程伯淳、正叔二先生于洛陽。”[27]朱氏之論，當在程顥去世不久。但是，朱氏在程氏生前即已持此論，詳見后引。
范祖禹：“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后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于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圣人千有余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28]按，范祖禹“字淳夫，蜀人。元祐中為給諫講讀官。”[29]
元豐八年（1085），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薦程頤，左正言朱光庭曰：“先生乃天民先覺，圣世真儒。”“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圣人之道至此而傳。”[30]這說明，在二程兄弟生前，即已有傳孔孟圣道之名聲。持這種觀點的人還有很多，如游酢、呂大臨、胡安國等。可見這種說法已經是當時社會的共識。
而將二程兄弟明確定義為孔孟之道接續者的，是程頤本人。程顥去世后，文彥博為其墓題碑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程頤為之作墓碑序曰：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圣人之道不行；孟軻死，圣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后；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慭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圣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為功大矣。于是帝師采總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于道，知所向，然后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后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湮，明道之名亙萬世而長存。勒石墓旁，以詔后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31]
程頤的碑序十分重要，它既借文彥博之口明確了程顥是明孔孟之道之人，又借梳理道統傳續之統，確立了程顥是道統當之無愧的繼任者。在《明道先生行狀》中他又說：“謂孟子沒而圣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32]這是說，程顥具有繼承道統的自覺意識。二程為道統的主要承續者，因朱子的《中庸章句序》而成為定論，被學術界、思想界廣泛接受。將二程定為道統的承續者，其重要的意義在于，它確立了道學（理學）在儒家道統傳續的整個譜系中的正宗與主導的地位。從此，關于道統傳承的各種紛爭歸于一統，道學在整個儒學發展中的歷史地位得以確立。
與此相應，道學家也取得了關于道統乃至整個儒學系統中的話語權為了構建以二程為宗主的道統譜系，朱子還編著了另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伊洛淵源錄》。束景南認為：“朱熹的學派道統的正式確立是以《伊洛淵源錄》一書為標志的。”[33]《伊洛淵源錄》一書，構思于乾道九年（1173），他在寫給呂祖謙的信中說：“欲作《淵源錄》一書，盡載周、程以來諸君子行實文字。”[34]信中明言“周、程以來諸君子”，可見是為了譜敘傳道之統。同年，朱子又為好友石墪《中庸集解》作序。序曰：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于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于曾子，而得其所傳于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于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復，作為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擎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為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于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后其學布于天下。[35]
我們把這兩件事聯系起來，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朱子道統思想的建構這時已基本完成，并欲公之于眾。但是《伊洛淵源錄》一書卻受到呂祖謙等的非議。[36]朱子不得不采取比較謹慎的態度。[37]于是朱子棄《伊洛淵源錄》而以《中庸集解序》和《中庸章句序》為言，正式揭示出他的道統理論及譜系。
第二個問題：孟子以后的儒學，被“言語文字”的訓解所局限。這個問題包含著兩個層次的內涵。其一，朱子認為，漢以后的儒學，糾纏于文字訓詁而不及義理：“漢初諸儒專治訓詁，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訓某字，自尋義理而已。至西漢末年，儒者漸有求得稍親者，終是不曾見全體。”[38]這樣的學風，自然無法領悟到先圣思想的真諦。
其二，“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眾人沉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圣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唯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為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后可以得之哉？”[39]這就是說，道統的傳遞，固然離不開“言語文字”，但，言語文字并非靠“單傳密付而后可以得之”。誠如上文所說，朱子在這里強調了儒學道統的超越性和永恒的價值，這就為二程乃至他自己接續道統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奠定了理論基礎。
第三個問題：以佛老為代表的的異端之說對儒道產生了極大的侵蝕與挑戰。在構建自己的道統理論時，朱子特別警惕佛老對儒學的影響。在建構怎樣的道統譜系的問題上，他非常鮮明而堅決地把一切受佛老影響的儒者排斥在外。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朱子的道統理論，其實包含著捍衛儒家學說純正性的戰斗精神。
第四個問題：程氏兄弟在道統的承續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朱子認為程氏兄弟在道統傳續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如果缺少了這一個環節，那么整個道統體系就要崩塌。所以他說“微程夫子”，就不可能得儒學、儒道之心。
三
蘇費翔在《朱熹之前“道統”一詞的用法》中說：“他的目標似乎就是弘揚自己傳道之說。”[40]在《宋人道統論》中他又指出：“朱熹與孟子、韓愈大有不同，絕不認為今世道統失傳，倡導宋初道統復興之說，謂二程兄弟接續孟子之傳，沒有說二程之后再失傳。可見朱熹很確定他自己是繼承人。”[41]其實，在蘇氏之前，已有很多學者指出，朱子似欲以道統傳承者自居。[42]
朱子是否以道統的接續著自居？這其實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朱子從不自詡為道統的繼承人，但他一直不諱言，要以承續道統而自任。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圣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圣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43]
可見，朱子從小就立定了為先圣代言立言的志向。
在《中庸集解序》中他說：
熹之友會稽石君墪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為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熹惟圣門傳授之微旨見于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于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圣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知復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于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則為有以真得其傳。[44]
《中庸章句序》則曰：
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后乃敢會眾說而折其中，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然后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于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耳。[45]
二序所言，均很自信和肯定地告示，自己對《中庸》的理解與注釋是得到了先圣的真諦，他的目的就是要傳道——使后之學者“或有取焉”。
在《大學章句序》中，他說：“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后之君子。極知僭逾，無所逃罪，然于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46]在這篇序中，他明白無誤地宣告，《大學章句》中有他自己的思想（正如土田健次郎所言：“朱熹在思想上的主張己說”）。
但是這篇序更值得我們關注的則是，熹“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在《論語要義目錄序》中，他更明言：“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于遺經，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為務。然其所以言之者，則異乎人之言之矣。熹年十三四時，受其說于先君。”[47]我們聯系到朱子在《孟子》全書結尾處的兩段注文，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這無疑是宣告了自己就是二程夫子的繼任者。于是，道統的譜系最后一環就扣上了，也就是說，有宋一代的道統譜系最后完成了。
但是，自二程子到朱子，其間相隔近半個世紀，為什么繼承二程道統的不是別人呢？朱子指出：“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后其學布于天下。然明道不及為書……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于學者……二夫子于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于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48]這是說二程的道統學說因沒有著作留存，而僅靠他們弟子的著述得以流傳。
但遺憾的是，他的弟子們“或乃徒誦其言以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于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為患反有甚于前日之為陋者。”[49]所以朱子非常感嘆地說：“嗚呼，是豈古昔圣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于后人者哉！”[50]更使朱子不安的是，程子的門徒們，依然受到佛老的污染而“不能無失”：“程氏既沒，誦說滿門，而傳之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為老子、釋氏者幾希矣，然世亦莫知悟也。”[51]于是，捍衛孔門道統的純正，就成為朱子當仁不讓的使命。
紹熙五年（1194），朱子六十五歲，辭官歸鄉，建滄州精舍，作《滄州精舍告先圣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有二月丁巳朔十有三日己巳，后學朱熹敢昭告于先圣至圣文宣王。恭維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圣。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后，口耳失真。千有余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援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后人，如夜復旦。熹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鉆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今以吉日，謹率諸生，恭修釋菜之禮，以先師兗國公顏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配，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節邵先生、橫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祀。尚饗。[52]
此文為朱子晚年所作，可說是朱子關于“道統”說的一個總結性文獻。在這篇并不很長的告文中，朱子再一次清晰地勾畫了儒家道統的傳續譜系，并自述了在傳承道統的事業中自己的認識與作為。他自認為對先圣的道統精神已做到了“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從此以后，道統之傳將“傳之方來，永永無斁”。這篇告文，充分顯示出一個儒者的歷史擔當與強烈的使命意識。
朱子的道統說，最后的總結，是他的學生兼女婿黃榦完成的。
嘉定十四年（1221），即朱子逝世后二十一年，黃榦作《朝奉大夫文華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其結尾曰：
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后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余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以煨燼殘缺，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于斯文湮塞之余，人心蠹壞之后，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圣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摭其言行，又可略歟？輒采同志之議，敬述世系、爵里、出處、言論，與夫學問、道德、行業，人之所共知者，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53]
這是一段總結性的論述，黃榦明確提出，“先生出，而自周以來圣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在文章結尾處，他又強調“以道統之著者終之”。至此，道統的譜系得以明確而清晰地表述，朱子在道統傳承中的地位與作用遂成為定讞，并為學界所接受。
2017年3月1日于海上桑榆匪晚齋
注釋： [①]陳來、朱杰人主編《人文與價值——朱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朱子誕辰880周年紀念會論文集》， 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82頁。 [②] 蘇文曰：“近來出土有一篇刻于698年的唐代墓志銘里出現‘道統’兩字，題為《大周故處士前兗州曲阜令蓋府君墓志銘并序》”，詳見前引論文集第83-84頁。 [③]錢大昕：“道統二字始見于李元綱《圣門事業圖》。其第一圖曰《傳道正統》，以明道、伊川承孟子。其書成于乾道壬辰，與朱文公同時。”（ 《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嘉定錢大昕全集》第七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92頁）；陳榮捷：“朱子實為新儒學創用道統一詞之第一人。” （《朱學論集》，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3頁）。此外，蔡方鹿《中華道統思想發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方彥壽《朱熹的道統論與建本書中的先賢形象》（《人文與價值——朱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朱子誕辰880周年紀念會論文集》，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1年，第89頁）等均持此說。 [④]陳來、朱杰人主編《人文與價值——朱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朱子誕辰880周年紀念會論文集》，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1年，第88頁。 [⑤] 《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一期，第17頁。 [⑥] 蔡涵墨：《歷史的嚴妝》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06頁。 [⑦]蔡涵墨：《歷史的嚴妝》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07頁。 [⑧]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十四，《朱子全書》，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冊，第458頁。 [⑨]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十四，《朱子全書》，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冊，第458—459頁。 [⑩]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十四，《朱子全書》，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冊，第459頁。 [11] 朱熹：《讀余隱之尊孟辯••李公常語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3，《朱子全書》，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冊，第3525頁。 [12] 韓愈：《原道》，《韓昌黎全集》，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91年，第174頁 [13] 蘇費翔：《宋人道統論》，《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一期，第17頁。 [14]參見蘇費翔《宋人道統論》。 [15] 轉引自蘇費翔《朱熹之前‘道統’一詞的用法》，陳來、朱杰人主編《人文與價值—朱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朱子誕辰880周年紀念會論文集》，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82頁。 [16] 李心傳：《道命錄》，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1937年，第一冊，第12頁。 [17] 蔡涵墨：《歷史的嚴妝》，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05-106頁。 [18]蔡涵墨：《歷史的嚴妝》，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07頁。 [19]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自序二》，《朱熹的歷史世界》，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第10頁。 [20]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第23頁。 [21]朱熹：《中庸章句序》，《朱子全書》，上海、合肥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冊，第30頁。 [22]朱熹：《中庸章句序》，《朱子全書》，上海、合肥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冊，第30頁。 [23]朱熹：《中庸章句序》，《朱子全書》，上海、合肥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6冊，第30頁。 [24]《河南先生遺書》附錄，《二程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329頁。 [25] 朱熹：《伊洛淵源錄》卷十四，《朱子全書》，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0年，第12冊，第1106頁。 [26] 《河南先生遺書》附錄，《二程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332頁。 [27]朱熹：《伊洛淵源錄》卷十四 《朱子全書》，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2冊，第1016-1018頁。 [28] 《河南先生遺書》附錄，《二程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334頁。 [29]朱熹：《伊洛淵源錄》卷十四，《朱子全書》， 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2冊，第1013頁。 [30]李心傳：《道命錄》，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1937年，第一冊，第2頁。 [31]《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一，《二程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640頁。 [32]《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一，《二程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638頁。 [33] 束景南：《朱子大傳》，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64頁。 [34] 朱熹：《答呂伯恭》，《朱子全書》，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1冊，第1438頁。 [35] 朱熹：《中庸章句序》，《朱子全書》，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冊，第3639頁。 [36]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八《與朱侍講元晦》：“《淵源錄》其間鄙意有欲商榷者，謹以求教。大抵此書其出最不可早，與其速成而闊略，不若少待數年而粗完備也。”《呂祖謙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冊，第430頁。 [37] 《伊洛淵源錄》一書至朱子離世都沒有正式刊行過，但坊間出現一些盜版。 [38] 《朱子語類》卷137，《朱子全書》，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冊，第4247頁。 [39] 朱熹：《答汪叔耕》，《朱子全書》，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3冊，第2814頁。 [40] 陳來、朱杰人主編：《人文與價值—朱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朱子誕辰880周年紀念會論文集》，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第88頁。 [41]蘇費翔：《宋人道統論》，《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第20頁。 [42] 如日本學者土田健次郎即認為：“道統論其實就是朱熹所描繪的思想史，其對先人地位的勘定，與其說正確地反映了歷史的原貌，還不如說是從朱熹的視角出發加以潤色的結果，其中呼之欲出的就是朱熹在思想上的主張己說。”見土著《道學之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5-466頁。 [43] 《朱子語類》卷104，《朱子全書》，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7冊，第3427頁。 [44] 朱熹：《中庸集解序》，《朱子全書》，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冊，第3640頁。 [45] 朱熹：《中庸章句序》，《朱子全書》，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冊，第31頁。 [46] 朱熹：《大學章句序》，《朱子全書》，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冊，第14頁。 [47]朱熹：《論語要義目錄序》，《朱子全書》，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冊，第3613頁。 [48] 朱熹：《中庸集解序》，《朱子全書》，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冊，第3639頁。 [49]朱熹：《中庸集解序》，《朱子全書》，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冊，第3640頁。 [50]朱熹：《中庸集解序》，《朱子全書》，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冊，第3640頁。 [51] 朱熹：《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朱子全書》，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冊，第3803頁。 [52] 朱熹：《滄州精舍告先圣文》，《朱子全書》，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4冊，第4050—4051頁。 [53] 黃榦：《勉齋集朝奉大夫文華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朱子全書》附錄，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7冊，第5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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