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元學案》編纂者肯定了趙復北傳朱子學的貢獻，并分析了出自趙復門下的北方兩大儒許衡、劉因在出處進退及學術思想上的差異，指出許衡是趙復思想及教育事業的繼承人，而以經學著稱的劉因已別為一派。編纂者疏理了南宋后期開始的朱陸合流歷程，指出吳澄的工夫論受陸學以尊德性為本的影響，其理氣論有合一論傾向，并對其經學作了實事求是的評價。全祖望反對《宋史》出于門戶之見掩蓋鄭玉思想的作法，強調鄭玉繼吳澄之后和會朱陸的思想史地位。
【關鍵詞】《宋元學案》；許衡；劉因；吳澄；鄭玉
清代浙東學派學者黃宗羲、黃百家、全祖望等人編纂的“學案體”宋元儒學思想史著作《宋元學案》提供了研究宋元儒學思想史（特別是師承、流派、評價等）的基本資料、評價標準和思考方式，可說是進行此一領域研究時的必備參考書。其中出自黃宗羲、黃百家父子等人所編纂“黃氏原本”的五十九個學案中，編纂者致力于宋代理學家學術思想的闡釋與評價，留下了大量的案語，其中有很多值得重視的觀點。目前學術界的相關研究主要是探討《宋元學案》中宋元儒學思想史的脈絡與建構，以及學者的學術評價與思想史地位等。但總的來看，目前海內外學術界對于《宋元學案》中元代朱子學（包括北方朱學、南方朱學）的源流及其學術評價還缺乏全面系統的專題研究。元代儒學在延續宋代后期以朱學為主兼修陸學等各學派的思潮基礎上出現了一些新的動向，一方面是朱子學向北方傳播，一方面是出現了朱陸合流（尤其是南方朱子學）的思潮。《宋元學案》中與元代朱子學相關的學案有卷九十《魯齋學案》（許衡、元代北方朱學）、卷九十一《靜候學案》（劉因、元代北方朱學）、卷九十二《草廬學案》（吳澄、元代南方朱學與朱陸折衷者）、卷九十四《師山學案》（鄭玉、吳澄之后的朱陸折衷者）、卷九十五《蕭同諸儒學案》（蕭㪺與同恕等、元代朱學續傳）。這里取其中的代表許衡與劉因（北方朱學）、吳澄與鄭玉（南方朱學），對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師傳、事跡之考證、思想之詮釋與評價等進行一些探討。
一、元代北方朱學——許衡與劉因之比較及其評價
元代理學（朱子學）的北上始于趙復（號江漢，1215？-1306？）成為元軍的捕虜后北上以教授朱子學。趙復的門下姚樞、竇默、許衡、劉因等學者涌現，北方朱學也由此得以興盛起來。同時代吳澄的經學與姚燧的文學也堪稱一時之盛[1]2995。其中，北方的許衡（魯齋）、劉因（靜修）與南方的吳澄（草廬）三人并稱為“元代三大儒”。三人可以說是奠定了元代儒學（朱子學）發展的基礎。其中，許衡與劉因又被稱為“北方兩大儒”。許衡終其一生在元朝為官，曾經擔任中書左丞，但后來因為受權臣阿合馬之排擠而辭職，之后長期擔任國子監祭酒并熱心于在國學中教育蒙古貴族子弟，致力于培養儒學人材。其施教內容完全依照朱子學，以《小學》為教導初學者之手段，以《四書》為其講義之內容，將朱子學的道理盡量淺顯易懂地教授給貴族子弟，同時又特別重視禮儀規范，力圖培養出體用兼備的人材。其教育功績非常卓著，后來元朝數十年間有名的士大夫大抵皆出自其門下，而其朱子學的教學法與學規也從國學推廣到地方上的學校和書院，從而大大推動了朱子學的普及與官學化，可以說決定了元朝的立國規模。許衡也因此被公認為元代儒學（道學）的領袖與代表人物，并于仁宗皇慶二年（1313）與北宋道學的創始人——“北宋六先生”及南宋道學的代表人物——南宋“東南三賢”一起配享孔子廟廷，進而還在這一年恢復了科舉考試（《四書》等朱子學經典成為唯一之依據）[2]557-558。另一方面，劉因因為享年不永（四十五歲）又不愿在元朝為官，其學問傳承也不廣[1]3021。從這里來看，許衡之學術功績應該是比劉因要大一些，但關于二人學問之高低及其流傳情形，當時學界已經出現了不同看法。
如吳澄的門人虞集（號道園，1272-1348）在其《送李彥方閩憲》（見《道園學古錄》卷一）一文中，一方面肯定了許衡表彰程朱理學的學術功績，一方面又指出其后學不仔細讀書窮理便胡亂引用陸九淵之說以自欺欺人，其流弊甚至到了篡改《論語章句》，直接以程朱之說為誤的地步。其實他們并不是真懂得陸氏之學，只是掩蓋其不學無術罷了[1]3002，這樣就對許衡之后學流于陸氏之學作了批評。虞集又在其《送李擴序》（見《道園學古錄》卷五）一文中指出許衡之門人不懂學問之本意，因而出現了種種學術流弊。其根源可以追溯至許衡自身。全祖望進而依據虞集《安敬仲文集序》（見《道園學古錄》卷一）及劉因的私淑弟子安熙之門人楊俊民為劉因所作祠記進行了如下的考證。劉因在其《退齋記》中不點名地批判了許衡之學問。劉因指出許衡為人師表而受到敬仰，能夠逃避他人的非議，其學以繼承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為己任，其實不過是像老氏那樣欺世盜名罷了。劉因還譏諷許衡辭去中書執政之職而擔任國子祭酒一事[1]3002。全祖望認為其中也可見出許、劉二人之差異，并肯定了許衡在北方興起道學的歷史功績，又指出許衡的學問造詣與楊時之門人羅從彥一樣并不深厚，大體處于“善人”與“有恒”[3]103-104之間罷了。關于這一點，讀了許衡的文集便可知曉。因此全祖望認為許衡的后學中出現種種流弊，而劉因對其頗有微詞的根源在于許衡的學問本身[1]3002-3003。其后四庫館臣對兩人的評價也大體與全祖望相同，一方面對許衡的學術思想幾乎不置一詞[4]35，[5]2213，一方面對劉因則在經部四書類劉因撰《四書集義精要》的提要中稱贊劉因“潛心義理，所得頗深，故去取分明如別白黑”[4]469，又在集部別集類劉因撰《靜修集》的提要中稱贊劉因“研究經學，沈潛于周程張朱之書而通其突奧”，對劉因的學術評價相當之高[5]2213。與上述對許衡及其門人后學的批評相反，許謙的門人歐陽玄（文公）則對許衡的學問境界及人格氣象作了高度評價[1]3022。
如前所述，許、劉二人在是否與元朝合作上的態度相反。許衡想借助政府的力量推廣道學，劉因則潔身自好而不愿輔佐元朝[1]3022。正如全祖望所指出的，許、劉二人均非遺民而是元朝的漢人，即使出仕元朝也沒有什么問題，許衡因與阿合馬不合，于是自請罷中書執政一職并到國子監任祭灑，劉因則認為許衡此舉不免有欺世盜名之嫌。因為在劉因看來，若非行道之時就不應該選擇做官。因為如果在朝為官的話，則應該行道，不應只是明道，像許衡那樣不能行道卻只想明道的話，其實還不如像劉因那樣引退于山野以明道。這雖然只是劉因自己的想法，不是世人的普遍看法，但劉因的人品確實很高[1]3022-3023。事實上，劉因與許衡之關系恰好各自處在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盡心上》）的出處進退之一端上，都不失為儒者之楷模。這也就是二人的人格氣象與學問雖大不相同，卻同被視為元代北方朱學之代表的原因。四庫館臣在集部別集類吳澄撰《吳文正集》的提要中還比較了時稱南北兩大儒宗的吳澄與許衡的學術異同，指出“然衡之學主于篤實以化人，澄之學主于著作以立教”[5]2210，因而許衡的著作不多，講求明白樸實，達意則止，從學術造詣上來講雖不高，但不愧為篤行君子。此說可視為定評。
以下在簡要敘述南宋后期以來朱陸合流發展脈絡的基礎上，對元代南方朱子學與朱陸折衷者的代表吳澄與鄭玉之學術思想進行一番探討。
（一）南宋后期以來的朱陸合流歷程
南宋中期開始朱學與陸學作為道學的兩大代表流派鼎足而立，朱陸之間發生過“鵝湖之會”（以“尊德性”與“道問學”為主旨的修養方法論）與“無極太極之辯”等激烈辯論，其門人當中（如朱門的陳淳）主張朱陸二人的思想終生相反如水火不相容的也大有人在，并且以“俗學”（朱學）與“禪學”（陸學）相互抵毀。另一方面，從南宋末期直至元代，朱陸兩派中出現了朱陸“早異晚同”的調和論，同時學術界也出現了和會朱陸之說的思潮。
從《宋元學案》中來看，首先如卷七十七《槐堂諸儒學案》的陸九淵弟子章節夫的小傳（全祖望作）中所示[6]2594，章節夫曾經著有《修和管見》以折衷朱陸之異同，認為朱陸之言語雖異，而其主旨其實是一致的。其說被視為開元代趙汸等人之朱陸調和論的先聲。鄱陽湯氏三先生——湯千（存齋）、湯巾（晦靜）、湯中（息庵）本是朱熹的私淑弟子柴中行的門人，后來又師事朱熹的再傳弟子、被視為朱學正宗的真德秀，晚年湯千、湯中二人尚且堅守朱學而并稱為“大湯”、“小湯”，湯巾則轉而主張陸學，并致力于和會朱陸之說。其侄子湯漢（東澗）接受湯巾之學并致力于修補朱陸兩派之缺點。全祖望進而在其《答臨川序三湯學統源流札子》中依據袁桷的《龔氏四書朱陸會同序》（見《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一），指出湯巾最早和合朱陸之說，到了湯漢又得到進一步地發揚，二人均處在以朱陸合一論而聞名的趙汸（東山）之前，但卻不大為世人所知，《宋史》的編纂者因為以朱學為宗，所以對湯氏等傾向于陸學的學者的學術源流往往語焉不詳[1]2842-2843。所以全祖望特意發掘以表彰其貢獻。
徐霖（徑畈）也是湯巾的弟子并以陸學為宗。徐霖之學問（陸學）傳于其弟子謝枋得（號疊山，宋末元初與文天祥齊名的殉國士大夫）、徐直方（古為）、曾子良（平山）。徐直方的同調程紹開（字及甫，1212-1280）曾經創建“道一書院”，基于陸學以和會朱陸之說。其學問傳于元代著名學者吳澄。吳澄曾經師事朱子學者程若庸（字逢原，饒魯之門人），是朱陸的四傳弟子，后來又師事程紹開，并在兩人的影響下基于朱子學以和會朱陸[1]3036。吳澄之后，元代學者鄭玉（字子美，號師山先生）又接著和會朱陸。但吳、鄭二人之立場又有所區別，即對于朱陸異同之辯，吳澄往往偏袒陸學一方，鄭玉則往往偏袒朱學一方[1]3125。元代趙汸（號東山，吳澄之同調黃澤之弟子）曾經作有《對江右六君子策略》，其中已經力圖從“早異晚同”的立場出發調和朱陸之分歧，可謂開明代程敏政《道一編》之先聲[7]76。
（一）吳澄學術思想的評價
吳澄（號草廬，1255-1330）為了糾正朱熹之后學（陳淳、饒魯等）流于支離破碎的章句訓詁之學的弊病，主張學問應該以德性為根本，進而又強調孟子以來“反求諸己”的內省工夫，認為學問應該順著先求之本心而后讀書的順序。吳澄又主張“朱陸二師之為教，一也”，批評了持門戶之見相互攻擊的行為，強調學問上的“自立”，既不要盲從他人之言語，也不要考慮自身的利害得失，只求一個心安理得就好[1]3046。因此后世有學者批評吳澄背叛了朱學而主張陸氏心學。對此，黃百家在其案語中指出吳澄之主張確實簡易而切于實際，其實是為了糾正朱子學的弊病，從而肯定了吳澄思想中的陸學傾向[1]3041。吳澄在工夫論方面雖受陸學的影響，但其思想的主要部分，特別是其理氣論、心性論等方面還是繼承的朱子學。如吳澄曾說“理在氣中，原不相離。老子以為先有理而后有氣。橫渠張子詆其有生于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為二之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1]3041-3042，肯定了張、朱二人對老子“有生于無”的宇宙本體論（實為王弼之貴無論）之批判，并在朱熹的理氣“不離不雜”說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了“理氣不離”的思想。黃百家肯定了吳澄關于“理不離氣”的主張，進而指出氣是流行之本體，而理不過是指稱氣之流行的有條不紊（條理、法則），理本來就是依附于氣的本質屬性，并不是別有一個先驗之理作為本體來主宰氣[1]3042。
吳澄作為朱熹的四傳弟子，不僅理學上的造詣深厚，而且發展了朱熹的經學事業。基于此點，黃百家認為朱熹的授業高徒陳淳等人也不及吳澄[1]3037。全祖望進而對吳澄的經學著作進行了詳細的檢討。吳澄在經學上的貢獻具體體現在其系列著作《五經纂言》中。以下，圍繞著《草廬學案》中收錄的《易纂言》、《易纂言外翼》、《書纂言》、《春秋纂言》、《禮記纂言》（均收入《四庫全書》中）的“序錄”及全祖望的評論進行一些探討。
首先關于《易纂言》與《易纂言外翼》的評價。吳澄在朱熹的《周易本義》與《周易啟蒙》[1]2973基礎上加以修訂而撰成《易纂言》與《易纂言外翼》。吳澄自述在其中傾注了大量心血而多有創見，并且自認為在其經學著作中《易纂言》比《書纂言》要更重要一些。但全祖望在其《讀草廬〈易纂言〉》中從《易纂言》中列舉了若干例子以批評吳澄的所謂“創見”不過是沒有根據的偏頗之說。另一方面，吳澄還著有《易纂言外翼》一書，但此書流傳極少。全祖望也只見到此書的十二個篇名及他人轉引的部分內容，并據此在其《答董映泉問草廬〈易纂言外翼〉書》中，與黃宗羲一樣對吳澄迷信邵雍的先天圖說提出了批評。總的說來，全祖望對吳澄之自負及其門人（虞集、危素）的推崇不以為然，對吳澄之易學給予了較低的評價。這種差評帶有全祖望個人的學術好惡色彩，并不一定符合實際，究其原因應該是全祖望接受黃宗羲、黃宗炎兄弟對象數易學（尤其是先天圖）的批判使然。與此相反，四庫館臣在經部易類的吳澄撰《易纂言》與《易纂言外翼》的提要中對吳澄的易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稱其“解釋經義，詞簡理明，融貫舊聞，亦頗賅洽，在元人說易諸家固終為巨擘焉”[4]35。
其次關于《書纂言》的評價。全祖望在其《讀草廬〈書纂言〉》中指出，雖然宋代學者早已懷疑《古文尚書》為偽書，但直至吳澄方才依據吳棫、朱熹的意見專主《今文尚書》，并將《古文尚書》從《今文尚書》中剝離了出來，其后人們將《古文尚書》視為偽作而多欲廢棄之。全祖望則認為這種作法也不免矯枉過正，這也是吳澄《書纂言》的不良影響造成的。在全祖望之前，清初已經出現了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等考據學著作，在宋代以來的辯偽基礎上下了最終的定論。因此學者十分推崇吳澄的《書纂言》，甚至還出現了將其作為科舉考試教科書的意見[1]3053。全祖望雖也接受學界之定論承認《古文尚書》是偽書，但同時又認為與其像吳澄那樣將其從《尚書》整體中剝離廢棄，還不如將其原樣保存為好。四庫館臣則站在漢學家的立場上，在經部書類吳澄撰《書纂言》的提要中從歷史上今古文的源流出發指出今文（伏生）與古文（孔安國）原本就是各自流傳的，據此則吳澄專釋今文是合乎古義并且有其淵源的，與王柏在《詩疑》中對歷代相傳的古經加以隨意刊削的作法不可同日而語，從而對吳澄舍棄偽古文而專釋今文經的作法予以了肯定[4]150。
再次關于《春秋纂言》的評價。明代以來作為科舉教材的胡安國《春秋胡氏傳》主要繼承了宋代孫復與程頤的春秋學，重在闡發《春秋》中的微言大義，但在對《春秋》之史實的解說方面則存在不足。吳澄認為《春秋》三傳之中，《左傳》長于對春秋史實的說明，《公羊傳》與《谷梁傳》則長于對《春秋》經文的訓解，因此主張以《左傳》為主而以《公羊傳》與《谷梁傳》為輔來加以補充訂正，并據此撰著了《春秋纂言》。全祖望在其《讀草廬〈春秋纂言〉》中認為吳澄的《春秋纂言》在其《五經纂言》系列著作中是最好的一部，但同時又指出其開頭對“春王正月”的解說仍不免因襲陳傅良與項安世之誤[1]3055。四庫館臣在經部春秋類吳澄撰《春秋纂言》的提要中指出吳澄好纂改古經，在體例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也肯定其內容條分縷析，比起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要更精密一些[4]354。
最后關于《禮記纂言》的評價。吳澄繼承了朱熹生前未竟之事業撰著了《禮記纂言》與《儀禮逸經》，并指出《儀禮經傳通解》只是朱熹的未完稿（資料長編），其將《禮記》分割附于《儀禮》中的作法只是研究上的權宜之計，并非最終的形態。因此吳澄依據漢代以來《三禮》的形態對其進行了修訂注釋。其《禮記纂言》系以宋代衛湜的《禮記集說》（輯錄宋以前上百家注釋之禮學淵藪）為底本，全祖望在見到吳澄的《禮記纂言》以前，自己也曾以衛湜的《禮記集說》為基礎為《禮記》作注釋，中途看到吳澄的《禮記纂言》后才知道吳澄早已實現了自己的構想。這是因為全祖望與吳澄一樣對《儀禮經傳通解》的編纂方式感到不滿。全祖望在其《讀草廬〈禮記纂言〉》中因此而感慨古人之著書各有其淵源，從而對吳澄的《禮記纂言》給予了較高的評價[1]3060。其后四庫館臣在經部禮類吳澄撰《禮記纂言》的提要中雖然對吳澄在此書分成三十六篇按“通禮”（九篇）、“喪禮”（十一篇）、“祭禮”（四篇）、“通論”（十一篇）來重新歸并《禮記》四十九篇的作法不以為然，但同時也肯定“其排比貫串，頗有倫次，所解亦時有發明，較諸王柏刪《詩》尚為有間”[4]266。
（二）鄭玉的思想及其評價
鄭玉（1298-1358）是元末的著名學者，作為元朝的大臣，他在元末被明軍搜捕后，因不愿投降而自殺殉國[1]3125-3126。到了明初，《元史》的編纂者（以宋濂為首的朱子學者）一方面依據鄭玉的殉節事跡將其傳記收入“忠義傳”中，一方面對作為朱陸折衷者的鄭玉的學術思想卻只字不提，結果導致對其學術思想與地位的忽視與掩蓋。后世受此影響多將鄭玉視作忠義之士，而對其學術思想則未予以重視。全祖望為了表彰鄭玉的人品與學問，在修補《宋元學案》時單獨為其設立了《師山學案》。全祖望一方面在鄭玉的小傳中高度評價其忠義事跡，一方面又在其“序錄”中強調鄭玉繼吳澄之后和會朱陸的思想史地位[1]3125，進而還在思想資料中輯錄了鄭玉折衷朱陸的許多觀點。雖然《師山學案》中并沒有全祖望本人的案語，但從其資料中也可見出全祖望的立場。以下，圍繞著鄭玉的思想資料闡明其思想立場。
鄭玉認為做學問應該潛下心來讀圣賢之書，不可有先入為主的私意成見，工夫積累到家的話我心便會與之合一，從而有其自得之處[8]3127。因此對于當時朱陸兩派之學者不知對方的本來面目，卻先抱著所謂異同之成見相互攻擊的惡習（特別是朱子學者對陸學的攻擊），鄭玉表現出其以朱子學為主而兼采陸學的理解同情之態度。關于朱陸學問之優劣及學者應持之態度。在鄭玉看來，陸九淵之學問不及程顥之高明，也比不上朱熹之縝密，但其直截光明之說也有一定的道理。因此，陸學門徒（楊簡等人）廣泛傳播其學問，施于政事而卓然可觀，沒有頹廢墮落之惡習，但其教人只是略下工夫而無先后順序，而且其主張又不免有過頭的地方，用于自修的話還可以，如果用于教人的話則不免有弊端了。因此學者雖然應該學習朱子之學，但也沒有必要抵毀陸學[8]3127。對于朱陸學問之異同，鄭玉在其《送葛子熙序》中指出，朱陸二人由于其資質之差異，其學問之入手處也存在差異，但其仁義禮智的終極目的則是相同的，而且他們同樣尊崇周孔之道而批判佛老之學，兩家之根本其實是一致的。后世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反而斤斤計較于兩家之異，以致相互指責為“禪學”（陸學）與“俗學”（朱學）的朱陸異同論其實是大可不必的。實際上，朱學是教人做學問的常道，陸學則是才智高明者的自得之說，兩家各有其長處，也各有其流弊。陸學之流弊是流于佛教的“空”、“妙”之說，魯莽狂妄而不能盡致知之工夫，朱學之流弊是俗儒之拘泥于字句而不究本源，頹惰委靡而不能收到力行的效果。然而這其實并非朱陸教法本身的過失，其實是學習者自身的流弊罷了[8]3128。這樣，鄭玉便折衷了朱陸之學說而批評了朱陸異同之見，同時將兩家之流弊推到后學身上了。其觀點基本公允，也很好地說明了朱陸兩家之得失短長。因此四庫館臣在集部別集類鄭玉撰《師山文集》提要也引述并肯定了鄭玉關于朱陸異同的上述看法，并稱贊“其言皆辨別真偽，洞見癥結，無講學家門戶之見”[5]2247。
鄭玉之學問在以程朱之敬為其主旨的同時，又批判了當時溺于章句訓詁的習氣，重視牢固地把握大本根源，提出了如下觀點：被視為理學經典的周敦頤《太極圖說》與張載《西銘》是道之本源（大本），但前者是以理來明氣，后者則是以氣而明理。具體來說，《太極圖說》中由太極（理）生出陰陽（氣），由陰陽生出五行，說明理之外別無所謂氣；《西銘》中充滿于天地之物（氣）皆是吾之體，主宰天地之物皆是吾之性（理），說明氣之外也別無所謂理。兩者合而觀之，天地萬物皆不出理氣之外。因此兩書之言語雖簡約，但天地萬物之道可以說皆備于此了[8]3128-3129。這樣，鄭玉便基于朱熹的理氣論（理氣不離不雜）從《太極圖說》與《西銘》互補的角度闡發了其理氣不可分的思想。此外，鄭玉還說“道外無文”、“文外無道”，主張道與文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8]3128。其說較之一般的道學家輕視文章的偏見無疑要更合理一些。
以上本文以朱子學為中心探討了《宋元學案》對元代朱子學的詮釋和評價。總結一下的話，對于元代北方朱學之代表許衡與劉因，全祖望對兩人的學術高低及其流傳狀況進行了探討，并針對推崇許衡的一般見解對劉因的人品與學術功績給予了高度評價。其次在闡明南宋后期以來朱陸合流之發展脈絡的基礎上，對于元代南方朱學的代表人物吳澄，黃百家肯定了其“理氣不離”的理氣論及以尊德性為本的修養方法論的折衷朱陸之思想立場，并且對其大力發揚朱熹之經學事業予以了高度評價。全祖望進而對其經學著作之淵源與得失進行了詳細地探討。全祖望表彰了繼吳澄之后折衷朱陸的學者鄭玉的思想史地位，從其所輯錄的思想資料可知鄭玉之學問在以程朱之敬為其主旨的同時，又強烈批判了溺于朱學末流流于章句訓詁的習氣，從而牢牢把握住了學問之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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