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學在朱熹思想中，較之其性理之學，居于何種位置？這一問題需要結合朱熹的實理觀及其《四書》學來討論。筆者擬以朱熹對《四書》的經典詮釋為中心，討論朱熹的實理觀及其與禮的關系。

“理之實”與”實乎此理之實”

針對朱熹提出的“實理”說，我們需要提出的問題是：既然朱熹之前的理學已經有了“理”、“天理”等概念，他為何還要提出“實理”？這涉及當時的思想狀況。”“理”、”天理”的提出本是為了面對佛老的沖擊，但在當時的思想狀況下，單憑“理”這一概念已使儒家很難區別于佛老，因此需要對“理”這一外延太大的概念作更具體的規定。“實理”之“實”所指向的是“天理”、“理”原本具有，但后來又被虛化的具體的彝倫價值規定。“理”必是“實”的，“實理”較之單純的“理”能更明確地辟佛老之“虛理”。“實理”之“實”是相對于虛、空、無，雖然“實理”的核心內含與“理”、“天理”是一樣的，但對“實”的強調確實至關重要，不然則會再一次陷于佛老之中。所以，朱熹之“實理”既是從正面肯定儒家的彝倫之“實”，同時又以“實”來區分儒家與佛老。值得指出的是，朱熹提出“實理”除了是想以此作為儒與佛老之辨的標準外，同時也是為了應對道學內部因為高妙而無下學的弊病。朱熹批評程頤諸門人“下稍皆入禪學”，其中緣由在于程頤當時說得“高”，所以他們只見上一截，而少下面的“著實工夫”。

朱熹以“實理”來詮釋《中庸》全篇結構。“實理”觀中包含著兩個不可分割的面向：作為名詞的“理之實”與作為動詞的“實乎此理之實”。“此理之實”表達的是天道、本然、本體的形而上依據，“實乎此理之實”表達的則是對人道、應然之價值的踐履。“實理”兩個面向的統一，意味著實理貫通天人。

朱熹將《中庸》全篇之“實”區分為“實理”與“實心”。“實理”是對應于“天”而言，“實心”則是對應于“人”而言。朱熹批評程伊川門人之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為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為實心，是以為說太高”。其中的原因在于“實心”原本說的也是“實之”，“實理”除非用于圣人身上，否則只能是說“理之實”，在人身上則要講“人之實”、“心之實”，“實心”也就是“實乎此實理”。朱熹之論“理”與“心”，和其他人的差別處，不僅在于他講“實理”，而且在于他將“心”講作“實心”，而一字之差帶來完全不同的效果，一般地講“心”很容易落于玄虛、內在，而朱熹之言“實心”與“實乎實理”是一致的，所以是合內外、精粗于一的實行的工夫。

朱熹批評“以理易禮”說

“實理”的再具體化，則為“禮”。朱熹在對《論語》“克己復禮”的詮釋與辨析中，批評了程頤門人“以理易禮”說。一部理學史其實就是不斷克服問題的曲折歷程，而如何克服高妙而無下學、有理而無禮，就是理學從北宋到南宋的中心問題。“以理易禮”說一方面只講理而不講禮，另一方面主張有理就自然能合于禮，從理到禮之間發生了一個跳躍或滑轉，取消了對禮的下學的過程，而這一下學的過程正是儒學、理學的工夫所在，即只有在禮的下學中，在事事的應對中，儒家的社會政治秩序才有保證。

朱熹認為，對“以理易禮”說取消實質性之禮的危險性的分析必須精細、切實，不然就可能在社會上形成毀棄禮教之弊。他對“克己復禮”析理之精，正是為了警惕理學可能出現的問題。朱熹指出“說復禮，即說得著實；若說作理，則懸空”，“復禮”是比“克己”更精的細密工夫，而佛老能克己而不能復禮，空蕩無歸著處。由此，“禮”與“實理”一同成為儒佛之辨的標準。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之事”

　　在朱熹看來，“小學”即童子之禮是最初的禮，也是最基本的下學工夫。朱熹在《大學章句》的序中，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專門討論經文里本無一字涉及的小學，對此，我們需要理解背后的歷史動力。朱熹早年對《論語》中的小學，即“灑掃應對”問題的理解存在困惑，感到程頤“理無大小”與“教人有序”的說法之間存在矛盾，經過長久的思考與思路的轉換，作出由“理無大小”推出“教人有序”的詮釋。在朱熹對“灑掃應對”的詮釋中有兩條貫穿始終的主軸：一是“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有本有末”的，圣人與學者是有區別的，要“教人有序”，學者需從“灑掃應對”的小學開始；二是“灑掃應對”又不等于“精義入神”，有“灑掃應對”，還得有“精義入神”。朱熹既批評不由其序而妄以大道教之，又批評“恃其小者以自大，而謂夫大者之真不過如此”這種但知小學而無復大學之病。

　　朱熹對《大學》作為“大學之書”的新詮釋，依托于小學之成立，小學、大學一以貫之的是禮，朱熹所作之《小學》既是道學整體考慮中的一部分，也是朱熹《四書》學的邏輯起點。

朱熹禮學實踐由體及用

　　由理到實理，再由實理到具體的禮，理不是愈來愈高，而是愈來愈實，學問的愈精處就是愈切實可循處。朱熹在《四書》中于本體、工夫的義理層面確立了“實理”觀，以面對道學內部有高妙而無下學的問題。朱熹本人的禮學實踐，包括禮的踐履與作《禮》書、制禮兩部分，即是在“實理”觀支撐下，由體及用的過程。

　　朱熹最初將《禮書》命名為《儀禮經傳集注》，其中“集注”這一名稱說明《禮書》原本是與《四書章句集注》一個體例，位置也是同等重要的。與修禮書并行的制禮方面則是朱熹對家廟的規劃。《朱子家禮》卷一規定：“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祠堂之內以近北一架為四龕，每龕內置一桌，大宗及繼高祖之小宗，則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繼曾祖之小宗則不敢祭高祖而虛其西龕一，繼祖之小宗，則不敢祭曾祖而虛其西龕二。繼禰之小宗，則不敢祭祖而虛其西龕三……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后其子孫為立祠堂于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為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若生而異居，則預于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

　　在朱熹看來，“禮是自家的事”，其日常生活中步步有個禮在。《行狀》記載朱熹：“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夜幅巾方履，拜于家廟以及先圣。退坐書室，幾案必凈，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寐，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自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朱熹還慎重虔誠于祭禮，直至臨終前依然慎于自己身后的喪禮，可見其克己復禮工夫之細密。

　　禮在朱熹學說中占有與其性理學同等重要的位置，或者說性理與禮二者是一體的，性理是體與本，禮是工夫。但從另一角度來說，以朱熹對于古禮的解釋，禮（包括童子與大學之禮）反而是大本、優先、第一位的，“居敬”、“窮理”則是不得已、后發、第二位的是由第一位的禮而來的。敬是補“小學”之缺失，是成圣的基本，窮理則是依禮而窮之，所以，主敬與窮理之一體連續性關系完全對應于童子之禮與成人之禮的連續。

本文轉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