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盡管王陽明很少論及《春秋》，但根據少量的文獻，我們還是可以大致勾勒出他對《春秋》的基本看法。首先，作為心學的代表人物，王陽明的《春秋》學也打上了濃厚的心學色彩，從而視《春秋》為“正人心”之書；其次，在對《春秋》性質之認識上，陽明一方面視《春秋》為“史”，但又不否認其之為“經”，進而主張“五經亦史”，從而表現出一種亦經亦史的《春秋》觀；再次，王陽明在其《論元年春王正月》一文中，在義理與考據兩方面專門針對胡安國的“夏時冠周月”說提出批評，這是王陽明留存唯一完整的一篇《春秋》學論文，彌足珍貴。雖然從整個《春秋》學史上看，陽明所代表的《春秋》觀，作為宋明《春秋》學之緒余，并沒有太高的地位。但不論是陽明整體學術而論，還是就《春秋》學史而論，述陽明之《春秋》學，多少有拾遺補闕的意義。
【關鍵詞】王陽明；《春秋》；夏時冠周月
王陽明并不以《春秋》學名家，也沒有專門的《春秋》學著作行世，故世人對其《春秋》學多不甚措意。陽明被貶龍場時，曾作《五經臆說》四十六卷，其中《春秋臆說》有十卷。據錢德洪說，其后陽明“自覺學益精，工夫益簡易，故不復出以示人”，是以《臆說》未曾行世。直至陽明歿，錢德洪于廢稿中得《臆說》殘卷十三條，其中有關《春秋》者有三條。此外，《外集》中收有陽明《論元年春王正月》一文，《傳習錄》有徐愛與陽明論五經，頗多涉及《春秋》。相關材料雖然不多，不過，正如錢德洪所說，“以此例全經，可知也”。本文即立足于這一相當有限材料的基礎上，以管窺豹，試圖大致勾勒陽明對《春秋》的一些基本看法，從而對全面認識陽明之學術與思想略有所補。
一、心學的《春秋》觀
作為“心學”的代表人物，王陽明的經學觀同樣具有深厚的心學色彩。在他看來，所謂“六經”，不外是“吾心之常道”而已。“六經”在陽明看來，不過是“吾心之記籍”而已，“六經之實則具于吾心”。也就是說，“六經”之實乃是具于吾心之道，作為“吾心之記籍”而言，正如《五經臆說序》中所說的，雖然“圣人之學具焉”，但同時對于已聞者而言，其于道也，亦不過是筌蹄與糟粕而已。因此，相應地，學者之看經書，亦不過是“致良知”而已：“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為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為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覺者矣。”
正如《易》被陽明視為“志吾心之陰陽消息”，《書》被視作“志吾心之綱紀政事”，《詩》被視作“志吾心之歌詠性情”，《禮》被視為“志吾心之條理節文”，《樂》被視作“志吾心之欣喜和平”，《春秋》則被其視作“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所以要尊《春秋》，也不過是“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辯焉”。《五經臆說十三條》第一條論《春秋》之“元年春王正月”曰：
元年春王正月，人君即位之一年，必書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為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于王；一國之元在于君；君之元在于心。元也者，在天為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為心。心生而有者也，曷為為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為君，而其用止于一身；既為君，而其用關于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為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群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則人君者，尤當洗心滌慮以為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焉，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慎乎？”
《春秋》以“元年春王正月”開篇。陽明釋“元”為始，以為《春秋》書“元年”為“正始”之意，蓋取諸《公羊》家言。但陽明進而又從《易》之“乾元”、“坤元”而引申出“人元”，稱“天下之元在于王；一國之元在于君；君之元在于心”，則“元”又有“心”之意。對陽明來說，“心”本人所共有，但常人之“心”僅關系到個體之人生，而君王之“心”則關乎一國；因此，人君為國之開始，所重者實系于君王本身之一“心”。是以陽明遂將“元”的兩層含義糅合在一起，將《春秋》“元年正始”之古義賦予了新的內涵，“正始”也就成了人君“正心之始”，即“洗心滌慮以為維新之始”。
陽明于《五經臆說十三條》第三條論《春秋》之“鄭伯克段于鄢”又曰：
鄭伯克段于鄢，書“鄭伯”，原殺段者惟鄭伯也。段以弟篡兄，以臣伐君，王法之所必誅，國人之所共討也。而專罪鄭伯！蓋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于敗者，伯之心也。段之惡既已暴著于天下，《春秋》無所庸誅矣。書“克”，原伯之心素視段為寇敵，至是而始克之也。段居于京，而書于鄢，見鄭伯之既伐諸京，而復伐諸鄢，必殺之而后已也。鄭伯之于叔段，始焉授之大邑，而聽其收鄙，若愛弟之過而過于厚也。既其畔也，王法所不赦，鄭伯雖欲已焉，若不容已矣。天下之人皆以為段之惡在所必誅，而鄭伯討之宜也。是其跡之近似，亦何以異于周公之誅管、蔡。故《春秋》特誅其意而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辯似是之非，以正人心，而險譎無所容其奸矣。
“鄭伯克段于鄢”的事實本末詳見于《左傳》隱公元年。在王陽明看來，鄭莊公之弟共叔段雖然犯下“國人所共討”的大罪，但共叔段之惡為人所共見，就書法而言，實“《春秋》無所庸誅”。而《春秋》所以大書特書“鄭伯”，書“克”，蓋基于鄭莊公實有殺弟之心。在陽明看來，鄭莊公一方面視共叔段為寇敵，另一方面又極力縱容以養成大惡，則莊公用心之險可知。雖然鄭莊公之討共叔段，其跡近似于周公誅管、蔡，而原其心，則實似是而非，蓋鄭莊公處心積慮欲殺段，而周公之誅管、蔡乃不得已。故陽明于此贊《春秋》之書法曰：“辯似是之非，以正人心，而險譎無所容其奸矣”，這也正是陽明所說的“圣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
總之，對陽明而言，心學思想是其統領一切學術的根基所在，《春秋》學亦不例外。無論是其對《春秋》的整體認識，還是對某些具體經文的解釋，無不深深地打上了其獨特的心學烙印。
二、亦經亦史的《春秋》觀
《春秋》到底是述圣人微言大義的“經”，還是承“魯史舊文”的“史”，一直是《春秋》學史上聚訟不已的問題之一。早在西漢末年，劉歆欲表彰《左傳》而遭到今文十四博士的一致抵制，其理由就是“左氏不傳《春秋》”。所謂“左氏不傳《春秋》”，蓋認為唯有《公羊》《谷梁》能夠傳經之微言大義，而左氏述史而已。其后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則主張“經承舊史、史承赴告”，從而實質上取消了《春秋》之為經的意義，乃至后人批評其《集解》具有“強經以就傳”的特征。宋以后，朱子亦主張以“史”看《春秋》，其稱弟子問如何讀《春秋》，則曰“只如史樣看”，故朱子于《春秋》三傳相對重《左傳》，稱“《春秋》之書，且據左氏”。但朱子復依違于經史之間，又說“《左氏》是史學，《公》《谷》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卻詳，于道理上便差；經學者，于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陽明承朱子之后，其論《春秋》，亦是從“經”與“史”兩個維度來加以探討的，并體現出他自己的特色。
首先，陽明視《春秋》為魯國紀事之史，其在比較《論語》與《春秋》時說：
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
在《傳習錄》上又說：
至于《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
按陽明之說，《春秋》雖然是孔子所作，但孔子只是記敘魯國之舊史，而不同于《論語》這種純粹屬于論道性質的著作。從論道的角度來講，則義理上要講得精微透徹，所以說“不可以不盡”；而紀事則求其實而已，而無關于義理。因此，對于傳統孔子筆削《春秋》之說，陽明也給出了他自己獨特的解釋。所謂“筆”，陽明不取傳統“特筆”之舊說，而認為據舊史而書，即“筆其舊”；所謂“削”，只是孔子出于“懼繁文之亂天下”的目的，刪其繁文而“求其實”而已。因此，筆削之說遂無關孔子的“微言大義”。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講，《春秋》在儒家經典譜系里畢竟是“經”，不能純然視同于“史”。這一點陽明也無法否認。因此，陽明在一些論述中，事實上又將《春秋》視同于“經”。《傳習錄》卷上記徐愛與陽明的一段對話曰：
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后明，是歇后謎語矣。圣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圣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圣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
《春秋》事略，《左傳》事詳，若離開《左傳》，我們往往不能知曉事情之本末由來，所以徐愛向陽明提出質疑。但在陽明看來，首先，如果《春秋》離開《左傳》而無法知曉，則圣人所作之《春秋》事實上成了歇后謎語；其次，《左傳》本是魯史舊文，若言《春秋》離不開《左傳》，則圣人實無需刪削。徐愛又引小程子“傳是案，經是斷”之說，陽明亦是不能認同，認為此說“未得圣人作經之意”。在此陽明特別標明“圣人作經之意”，事實上告訴我們，圣人所作是“經”非“史”，圣人所作有其獨特之“意”在，盡管此“意”在陽明看來并不同于漢儒所說的“微言大義”，而是“正人心”，是“存天理、滅人欲”。例如，陽明在解釋《春秋》開篇之“元年春王正月”云：
“元年”者，魯隱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王”，周王也。王次春，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以建子為天統，則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天下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于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斯所以為大一統也。隱公未嘗即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隱公即位矣。不即位，何以有元年？夫子削之不書，欲使后人之求其實也。”曰：“隱公即位矣，而不書，何也？”曰：“隱公以桓之幼而攝焉，其以攝告，故不即位也。然而天下知隱公讓國之善，而爭奪覬覦者知所愧矣。”曰：“以攝告，則宜以攝書，而不書何也？”曰：“隱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長，隱公君也，奚攝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所定也。”曰：“隱公君也，非攝也，則宜即位矣，而不即位焉，何也？”曰：“諸侯之立國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隱無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所懼矣。一不書即位，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焉，嫡庶長幼之分明焉，父子君臣之倫正焉，善惡兼著，而是非不相掩。嗚呼！此所以為化工之妙也歟！”
如果單純以“史”視《春秋》，最經典的解法莫如《左傳》。《左傳》于“元年春王正月”發傳極簡略：“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蓋《左傳》于此僅交待了兩個史實，一則釋正月為時王之正月，二則釋《春秋》不書“公即位”是因為隱公攝位，杜預解為“史不書于策”，此即貫徹了杜氏所謂“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而陽明之解，顯然不是從史家的角度來看“元年春王正月”，故其解“王次春”的根據是“示王者上承天道”，解“王正月”是因為天下諸侯不知有周，故孔子作《春秋》以尊王室，其目的則在于“大一統”。值得注意的是，解“王次春”為“示王者上承天道”，解“王正月”為“大一統”，皆明顯具有《公羊傳》的色彩。陽明又解不書“公即位”，認為孔子有更深的用心，一則使天下人都知道魯隱公讓國之善，而爭奪覬覦者知有所愧；二則使天下人知曉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其所定；三則使天下知道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有所懼。此三者才是前文所說“圣人作經之意”。由這段陽明殘存的解經范本我們很清楚地看到，陽明之論《春秋》，實以“經”視之，而非僅僅視作魯史舊文而已。
然而，從上文分析看，我們似乎看到的是陽明兩種自相矛盾的立場，一則視之為魯國記事之史，此乃史學；二則強調“圣人作經之意”，是為經學。不過，從陽明本人的立場來看，他認為此兩者并不矛盾。《傳習錄》上記其答徐愛曰：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為訓者，特存其跡以示法。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陽明于此明確地區分了所謂的經學與史學，認為以事言為史學，以道言為經學。但是，兩者又不是截然對立的，因為對于陽明而言，“事即道，道即事”，所以如此者，蓋“其事同，其道同”，從而經亦史，史亦經，故其視《春秋》為史，同時亦可視《春秋》為經。然而，陽明這種“五經亦只是史”的觀點，已為“史”賦予了“明善惡，示訓戒”的意義，而非單純就“事”論事。值得注意的是，其謂“善可為訓者，特存其跡以示法。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的說法，已與其論“筆削”為“筆其舊”、“削其繁”之說有根本的不同。就“筆其舊”、“削其繁”而言，《春秋》純然為“魯史舊文”的刪節版而已；就“存其跡以示法”、“削其事以杜奸”而言，則顯然又有“圣人作經之意”在。不過，對陽明而言，“六經”之于吾心之道，亦不過是筌蹄與糟粕，則《春秋》是經還是史，從某種意義上講并不是特別重要，關鍵是要能“正人心”，能“存天理、滅人欲”。
三、對胡安國“夏時冠周月”說的批評
明代科舉，《春秋》主三傳之外，又有胡安國與張洽二氏之《春秋傳》，永樂以后又不用張洽傳，故明人之治《春秋》，受胡安國《春秋傳》之影響極深。其間亦頗有論胡傳之失者，大多為宗朱一派，如張以寧、石光霽等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現有陽明論《春秋》的文獻中，有《論元年春王正月》一篇，專門批評了胡氏之《春秋》學，特別是對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提出了相當激烈的批評。
他在《論元年春王正月》一開篇即說：
圣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于艱深隱奧，是以為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葢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于可疑？而世儒之為說者，或以為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為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為有據而為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圣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為千古不決之疑。
兩漢《春秋》家認為，夏、商、周三代歷法不同，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月，即以北斗之斗柄指向黃道十二等分之寅位時為每年之歲首。按照舊說，王者革命，必改正朔，殷商建國后改建丑為正月，即以夏歷之十二月為歲首；西周革命后以建子為正月，即以夏歷的十一月為歲首。但問題是，殷周革命后，在改了歲首之后，建國之第一年第一月，是稱“元年正月”，還是“元年十二月”、“元年十一月”？前者即是陽明所說的“改月”，后者是“不改月”。與之相關的是“時”即季節的問題，假如改月的話，是稱“元年春正月”，還是“元年冬正月”？前者即是陽明所說的“改時”，后者為“不改時”。在陽明看來，世說聚訟紛紛，而最具代表性且“為世所宗”的，是胡安國的“夏時冠周月”之說。在胡安國看來，《伊訓》書“元祀十有二月”，可以證明商代建國之不改月；《史記》書秦以建亥為歲首，書“元年冬十月”，可以證明秦建國之不改時。以此相例，周人本身應該是既不改時亦不改月。也就是說，周之歲首為夏歷的冬季，本當書“元年冬十有一月”，但《春秋》改書“元年春王正月”，這即是以夏歷之春冠之于周月上，即胡氏所說：“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 也就是說，《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并不是周代之實際，而是孔子的“特筆”之所在。
對于胡氏此說，陽明反駁曰：
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況《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歷》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夘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 》“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為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
在陽明看來，既然《伊訓》書“元祀十有二月”表明商不改月，《史記》書 “元年冬十月”則表明秦不改時，以此類推，《春秋》書“春王正月”而不書“元年冬十有一月”，恰恰說明周之改月、改時，而非胡氏所說不改月不改時。陽明又廣引《禮記》《漢書》《尚書》諸相關文獻，認為這些文獻互相發明，恰好說明了周代之改月與改時。
然而在陽明看來，“夏時冠周月”之說，實乃改周之正朔。其實這一問題本系胡氏提出：
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圣德而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
陽明則反駁曰：
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 。”仲尼有圣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為“從周”乎？圣人一言，世為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于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紊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于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
對于胡氏而言，《春秋》以周正紀事，即已表明夫子之不敢自專；而以夏時冠月，則有垂法萬世之微旨。對此在陽明看來，胡氏之說并未改變《春秋》改周正朔的事實，其說有四個方面不能成立：其一，既然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圣德而無其位，而貿然改周之正朔，實際上就是議禮制度由己出，從而與夫子“從周”之旨相違背。其二，陽明指出，圣人之言，本為天下大法，如果出爾反爾，則不足以教訓天下。其三，孔子之作《春秋》，本意是要尊周室以正一王大法，而改周之正朔，則不足以征服亂臣賊子之心。其四，陽明認為，《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紊王制者必誅，無王命者必誅。但三者之罪，還不如擅自改易天子之正朔為過分，則改周之正朔，其罪莫大焉。至于胡氏引“行夏之時”之說，陽明認為純然是胡氏曲為之說。胡氏又引“《春秋》為天子之事” 以論證“夏時冠周月”的合法性。在陽明看來，孟子之所以有諸如此類的說法，是因為“其時天王之法不行于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同時，《春秋》之賞善罰惡，不過是據事直書，“然夫子猶自嫌于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后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于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于后人’”。也就是說，在陽明看來，孟子言“《春秋》為天子之事”，又言“罪我者其惟《春秋》”，并不意味著孔子作《春秋》有垂法創制的意圖。
總之，自《春秋胡氏傳》出，胡安國“夏時冠周月”的說法就不斷受到后世的批評，陽明《論元年春王正月》一文，可以認為是心學家對胡安國《春秋傳》批評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四、小 結
從心學的立場來講，圣人與凡愚心同理同，故欲求《春秋》之旨者，推其本心即可，作為六經之一種，《春秋》亦不過圣人“正人心”之筌蹄而已。就此而言，陽明心學之《春秋》觀，在《春秋》學史上，可謂獨樹一幟。而陽明亦經亦史的《春秋》觀，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其心學思想的自然延伸。其論五經皆史，后來深刻地影響了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雖然兩者的側重并不相同。不同于章學誠，陽明之論五經皆史，是從事同道同的角度立論，仍不脫心性論的范圍。此外，最值得重視的是陽明《論元年春王正月》一文對胡安國“夏時冠周月”的批評。一方面陽明從義理上對胡氏之說展開批評，雖然卑之無甚高論，但顯然體現了他的心學立場；從另一方面我們也可看到，陽明并非只是純然以心度心，其論周之改月與改時，也有其能自圓其說的文獻依據。盡管從整個《春秋》學史上看，陽明所代表的《春秋》觀，作為宋元《春秋》學之緒余，實沒有太高的地位。但不論是就陽明整體學術而論，還是就《春秋》學史而論，述陽明之《春秋》學，多少有拾遺補闕的意義。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