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近現代，儒學不斷遭到社會主流的批判，但在反思解構中，儒學的真精神及其核心價值在一些領域仍頑強地毅然挺立，如在高等教育方面，近現代很多大學的校歌校訓都是來自儒家，體現了強烈的儒家價值情懷。就校歌而言，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的老校歌最有代表性。江謙作詞的南大校歌以“誠”統“智仁勇”三德，宣揚“千圣會歸兮，集成于孔”，表現得最為尊孔。汪鸞翔作詞的清華校歌“肴核仁義，聞道日肥”，在堅守儒家價值的基礎上強調“立德立言，無問西東”，突顯了中西文化匯通。一代儒圣馬一浮作詞的浙江大學校歌“形上謂道兮，形下謂器。禮主別異兮 樂主和同”，最為典奧，對儒家哲學精神整體提攝和把握最為風采。三校校歌的另一個共同點是都融入了儒家的大同精神，如南大說“下開萬代旁萬方兮，一趨兮同”，可謂大氣磅礴；清華說“東西文化，薈萃一堂。大同爰躋，祖國以光”，表現的最為從容、開放、自信；浙大說“樹我邦國，天下來同”，洋溢著充滿王道精神的霸氣。三首老校歌在歷史上一度中斷后，在新世紀也都被完整地繼承下來，重新啟用，這也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象征。臺灣一些高校的校歌也富有儒家情懷和大同精神，從校歌也可以看出兩岸高校都是中華文化的傳承者、弘揚者。“求大同”，反映了儒家文化的最終理想和根本價值訴求，儒家大同思想在今天通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得到進一步拓展、提升。

【關鍵詞】南大；清華；浙大；校歌；儒學；大同

在近現代，儒學在主流上遭到不斷被解構，但在被反思批判的同時，儒家文化也展開了自我更新和重新建構，在一些重要領域儒家的價值仍為很多人堅守、承續。如高等教育領域大學文化的建構，很多大學的校歌校訓都借用或化用了儒家經典的格言名句，體現了鮮明的儒家文化的價值情懷[1]。如作于1919年的南開大學校歌，其歌詞中說“美哉大仁，智勇真純，以鑄以陶，文質彬彬”，就明顯體現了儒家的人格修養。1924年創辦于上海的大夏大學，由王毓祥作詞的校歌也體現了濃郁的儒學精神，如歌詞中說“愿我同仁自強不息，乾健以為神；明德新民止于至善，進步永無窮”[2]，“自強不息”“乾健”都出自《周易》，“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為《大學》三綱領。1925年創辦于上海的光華大學，由童伯章作詞的早期校歌也多與儒家文化有密切關涉，如說“我有前圣羲與農，肇造文明啟晦蒙；我有后圣周與孔，旁流教澤施無窮”，后來因為歌詞過于古雅，不夠通俗，由朱經農在1930年另作《光華歌》，其歌詞“教人知行合一、服務犧牲的光華”、“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光華”、“要虛懷若谷、允恭克儉的光華”[3]也閃耀著儒家文化的精神。

在近現代，儒家的禮教遭到的攻擊最為猛烈，但是《禮記·禮運篇》的大同思想異軍突起，為各派進步思想共同尊奉，對中國近現代社會的歷史進程有深刻影響。近現代大同思潮也滲透到高校的思想建設、教育理念，很多大學的校歌不但儒學色彩濃厚，而且流露出對大同社會和天下大同的追求與向往，以此作為教育的終極目標，體現了儒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偉大志愿。在這方面，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的老校歌最為典型，而且這三校的老校歌在新世紀也都完整地延續下來，這些校歌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時代重要主旋律的今天也非常富有象征和啟發意義。

南京大學：千圣會歸，集成于孔

1914年，在兩江師范學堂原址上，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成立，江謙出任校長。建校初期，南高師就確定了“誠”字校訓，“所謂‘誠’就是指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知識上的明達物理。南高之所以以‘誠’為訓，以誠為本，是因為校長江謙認為，誠涵知、仁、勇，誠育德、智、體；全體師生均須以誠植身，以誠修業，以誠健體，以誠處世，以誠待人”[4]。形成于1916年前后，江謙作詞、李叔同譜曲的《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歌》第一句就是稱頌“誠”德之偉大崇高：

大哉一誠天下動， 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千圣會歸兮，集成于孔。下開萬代旁萬方兮，一趨兮同。 踵海西上兮江東，巍巍北極兮，金城之中。天開教澤兮，吾道無窮； 吾愿無窮兮，如日方暾。

校歌以“誠”統“智”、“仁”、“勇”三德。江謙在1915年8月《關于南京高等師范學校開辦狀況報告書》中提出：“本校校訓所用誠字，‘誠者自成，所以成物’，先圣至言，實為教育精神之根本。演言之，誠則有信心，有信力。有信心，乃知非教育不足以救國；有信力，乃知非實行教育不足以救國。期望學生以信心為體，以信力為用，此本校訓育之主旨也。”[5]《中庸》說“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為倡導誠實、儉樸之風，江謙在校園西北角建了3間茅屋，取名“梅庵”，以紀念兩江師范學堂監督李瑞清（字梅庵）；并把李瑞清所書兩江師范學堂校訓——“嚼得菜根，做得大事”題于木匾，懸在梅庵門首，掛在膳堂之內，以此督勉學生[6]。在先秦儒家經典里，最深入討論“誠”德的莫過于《中庸》，“大哉一誠天下動”實化用《中庸》“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同時，“智”“仁”“勇”三德的整體表述也見于《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校歌由近代著名音樂家李叔同譜曲。1915 年李叔同應南京高等師范學校首任校長江謙之聘，任該校音樂、國畫教師，前后約兩年，經常往返于杭州、南京之間。據孫繼南考證，李叔同在為校歌譜曲期間也作有一首歌名為《誠》的樂歌，民國時期周玲蓀所編《中等學校唱歌集》、《高中唱歌集》均收入此樂歌，“大哉一誠，圣人之本。彌綸六合炳日星，唯誠可以參天地，唯誠可以通神明。大哉一誠，執厥中；大哉一誠，圣人之本。大哉，大哉，一誠！”這也可以看作是對校歌“大哉一誠天下動”的再詮釋。宋儒周敦頤也很推崇“誠”，他在《通書》中就曾強調“誠者，圣人之本”。周玲蓀于《誠》樂歌也出注說“誠為天地之精氣，又為吾人立身之根本。古人以智仁勇三者包含于誠”[7]。

“千圣會歸兮，集成于孔”，這大概是近現代對孔子最為尊崇的校歌了：當時的背景是新文化運動開始興起，非孔與尊孔相抗衡，爭論激烈。江謙與南高師的尊孔情節可謂淵源有自，兩江師范學堂監督李瑞清對孔子就很崇拜，他在《諸生課卷批》中倡言“孔子之學，以時為宗旨者也。以孝弟為本，以忠恕為用，以改良進化為目的。其所用以達其目的者，知仁勇也”“吾斷斷奉孔子為中國宗教家，吾愿吾全國奉孔子為教主”[8]。看來，自李瑞清開始，“智仁勇”三達德的育人理念就已經突顯。當然，校歌融入了江謙本人對孔子儒學的深厚情感和理性認同。江謙（1876-1942），徽州婺源人，曾在家鄉紫陽書院就讀，后在崇明瀛洲書院學習，為山長張謇激賞[9]。不久又游學于張謇主持的南京文正書院[10]。1902年廢科舉，張謇在南通創辦我國第一所民辦通州師范學堂，江謙為其得力骨干，最后也升任校長，據說江謙在通師期間“本身作則，以陽明知行合一之學，熏陶后進”[11]。張謇可謂是江謙的伯樂，兩人有著亦師亦友的親密關系。江謙長期追隨張謇，是張謇展開教育事業的重要助手，張謇的為人及其精神世界對他有很大影響。張謇為近代著名儒商，他始終認為孔孟之道是最為完善、最為尊貴的學說，絕非其他宗教所能比擬：“孔道并非國教，孔子本無宗教性質。彼佛教、道教為上等人說法，清凈寂滅而失之于空；耶教、回教為下等人說法，洗禮膜拜而失之于固。我孔子則取中庸主義，不偏不易，純為人道。所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初不借國教而始重。如必以孔子為教主，與佛道耶回爭無謂之權，反覺小視孔子。蓋孔子所說，足以包括佛老耶回諸教而熔冶于一爐者也”[12]，顯然，與李瑞清不同的是，張謇反對把孔子之教視為宗教，認為這樣會“矮化”孔子，他把孔子的中庸之教解釋為人道教化，包容并超越了其它宗教。這個觀點很深刻，想來江謙會非常認同張謇此說。在尊孔的同時，張謇對佛教也有一定認同，他說：“儒者立身大本，曰智仁勇。釋氏成佛精義，曰慈悲、曰解脫、曰大無畏。慈悲，仁之施也；解脫，智之極也；大無畏，勇之端也。故儒與釋，其名家也不同，而致力之處，入德之門，所以裨世道而范人心者，一而已”[13]。這里強調“智仁勇”為儒者立身大本，看來，江謙與張謇在關于孔子儒學的尊崇和理解上多有相似之處。

江謙38歲出任南高師校長，作校歌時40歲左右，可謂正當盛年，據說他在南高師期間“一本平素知行合一之精神，講讀四書，列為專課。并以陽明《傳習錄》、李二曲《四書反身錄》、曾文正公家書授諸生，令看讀作日記”[14]。校歌所言“下開萬代旁萬方兮，一趨兮同”、“天開教澤兮，吾道無窮； 吾愿無窮兮，如日方暾”，可謂寄托了他基于儒家情懷的偉大抱負、遠大理想，以及他對南高師的殷切希冀。“下開萬代”為時間維度，有“為萬世開太平”義，“旁萬方”為空間維度，是天下太平的意思，合起來就是天下萬世太平，世界每個角落都充滿和平與繁榮。“一趨兮同”，這個“同”就是儒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理想。大同社會思潮在晚清近代非常盛行，江謙這里所說的“一趨兮同”應該說也包含著今天意義上的全球化、一體化。“天開教澤，吾道無窮”是對儒家大道的自信，“吾愿無窮，如日方暾”，這個萬世太平、天下大同的宏愿洋溢著青春的力量。在江謙那個時代，儒學遭到普遍懷疑與反思，他還對儒學之道、儒家價值的永恒性、超越時空的魅力有如此堅定自信，并且浩浩蕩蕩地貫徹到當時教育實踐中，這是多么崇高的心靈、偉大的胸懷、堅定的信念，也可以看出即便在民族苦難危機中，一個偉大民族的高貴的“絕對精神”！李昭昊認為“我們依然可以從這首磅礴大氣的楚辭體歌詞中讀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精神底蘊，但它用中國傳統學術語言，表達出來的對學術和人生境界的崇高追求，對外來文化的開放心態以及融會世界先進文化的氣魄，比‘中體西用’更進了一步。歌詞配合渾厚的充滿宗教神圣感的樂律，表達出中華學人充滿文化自信”[15]。然而，江謙的生平事跡、教育功業與學術思想，現在很少為人們具體了解和稱道，直接研究他的學術文章非常之少。

1919年，由于積勞成疾，江謙正式辭去南高師校長職務，郭秉文接任校長。江謙退隱后，他的興趣與精力更多轉向了佛學。江謙認為“出世間法，宜采用佛教，世間法宜采用儒教”，主張“儒佛合一”[16]。蔣維喬認為江謙“于世法，最服膺叔重、陽明、二林之學。于出世法，則究心蓮池、靈峰之著述，及近代諦閑、印光二大師之宗風。故其一言一動，皆可為世法，為子盡孝，為父止慈，處世以恭，接人以和”[17]，叔重為許慎，“二林”為清人彭紹升（亦主儒佛會通）。總體上看，陽明學對江謙影響很大。其著述有《陽復齋叢刊》，里面也多有對儒家經典義理的發揮。郭秉文接任南高師校長，以及此后他主持的東南大學繼續重視儒學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弘揚，在近現代激烈反傳統浪潮中，南高師、東南大學可謂是固守儒學與中華文化價值的學術重鎮，一直到尊孔的匡亞明掌校南京大學，成立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這一傳統一直在延續。1999年南京大學曾廣泛征集新校歌，但反復評比，始終感覺新不如舊，于是在2002年百年校慶之際確立以南高師老校歌作為南大校歌。2014年公布的《南京大學章程》第八章第八十五條“學校校歌為江謙作詞、李叔同作曲的《南京大學校歌》”，這首產生于近代，最為尊孔的老校歌，在歷史上一度中斷后，最終成為新世紀南京大學的校歌，這也是新時代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象征。

清華大學：大同爰躋，祖國以光

成立于1911年的清華學堂，為清政府設立的留美預備學校，因此學校最初也籠罩著濃厚的美國文化氣息。1912年清華學堂更名為清華學校。1913年清華曾有英文校歌，但歌詞淺薄，日漸本土化、民族化的清華人對此校歌越來越不滿。1921年，清華公開征集新校歌，1924年，清華國學部教授汪鸞翔所作校歌勝出，得到廣泛認可，后經張麗珍女士譜曲，于“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八日下午十二點半第一次全體練習，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日下午三點一刻第一次正式合唱”[18]。清華校歌共三段歌詞：

西山蒼蒼，東海茫茫。吾校莊嚴，巋然中央。東西文化，薈萃一堂。大同爰躋，祖國以光。莘莘學子來遠方，莘莘學子來遠方， 春風化雨樂未央，行健不息須自強。 自強，自強，行健不息須自強！自強，自強，行健不息須自強！

左圖右史，鄴架巍巍。致知窮理，學古探微。新舊合冶，殊途同歸。肴核仁義，聞道日肥。服膺守善心無違，服膺守善心無違， 海能卑下眾水歸，學問篤實生光輝。 光輝，光輝，學問篤實生光輝！光輝，光輝，學問篤實生光輝！

器識為先，文藝其從。立德立言，無問西東。孰介紹是，吾校之功。同仁一視，泱泱大風。 水木清華眾秀鐘，水木清華眾秀鐘，萬悃如一矢以忠，赫赫吾校名無窮。 無窮，無窮，赫赫吾校名無窮。無窮，無窮，赫赫吾校名無窮！

這首校歌洋溢著濃郁的儒學與中華文化的價值情懷，同時也有著堅定而開放的文化觀。校歌作者汪鸞翔（1871-1962），16歲時曾隨父廣州游學，“中遇瀏陽歐陽藹臣（學鳳）先生，課以程朱之學，余始知人生尚有圣賢之學”[19]，18歲入張之洞在廣州創辦的廣雅書院學習，從梁鼎芬、朱一新等名儒學習。27歲時做過張之洞幕僚，受其中體西用思想影響很大。1918年到清華任教，教授國文與中國哲學課程。汪先生有著強烈愛國、救國情懷懷，他不僅精于國學，長于中國詩、畫，而且熟悉西方科學，以此終生投入教育事業[20]。在這樣的基礎和背景下，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汪先生可以完成這樣一篇流傳長遠、膾炙人口的校歌歌詞[21]。

1925年10月2日，汪鸞祥在《清華周刊》第353期發表《清華中文校歌之真義》一文，他回應了校歌缺乏尚武精神的批評，認為校歌與儒家六藝之樂教精神接近，而“樂以道和”，“和平”、“互助”、“平等”乃世界發展之大勢，“故吾人雖心知武力一時不能廢卻，而亦不愿在詩歌中多所發表。此歌之不偏重于尚武方面者，蓋有深心，非盲目也”[22]。汪鸞祥認為“今世最亟需之學術，尤莫亟於融合東西之文化”，強調“僅守固有文化，而拒絕外來文化者固非；而崇拜外來文化，以毀滅固有文化者，更無有是處也。本校之最大責任與目的，即是為本國及世界作此一件大事”[23]。作者引司徒雷登之言“將來必有兩新大國，產生於太平洋之兩岸。兩大國者，美與中也”，認為“吾謂此兩新國實現之后，人類精神必將一變”。因此“是歌含有深微之意，非尋常粗淺之歌所能比也”[24]。很顯然，汪鸞祥夫子自道，陳述了此校歌微言大義，即是融匯中西文明，開世界之大同，可以說充滿了強烈的文化自信，由中華文明生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自覺——世界大同之愿景。汪鸞祥說：“‘大同’二字，見于《禮運》，乃國界化除，人人平等，世界極樂之象。此境雖非一蹴可及，然人道須以此為歸依”[25]，汪氏這里對大同的理解與想象可以看出有康有為《大同書》的一些影子。在解釋“立德立言，無問西東”時，汪鸞翔又說“地有東西之分，文有豎橫之別，然而好美、惡丑、好善惡惡，人之心理，大略相同。由此可見眾生之本性同一，所不同者，風俗習慣上之差別耳。本性既同一，則彼此之文化，皆易交換灌輸。而況乎文與行交修，德與言并重，東圣西圣，固有若合符節者哉？吾人一旦觀其會通，且身負介紹之任，其有無窮之樂也”[26]，這可以說也是基于儒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對大同思想的發揮。

汪鸞翔所作歌詞被確定為校歌，與時任校長曹云祥也有著很大關系，應該說在價值理念上，曹云祥非常欣賞這首校歌。1922年4月，曹云祥出任清華學校校長，他加大對國學的重視，把原來的國文部改為國學部，力主中西融匯[27]。對于曹云祥在清華的系列改革，汪鸞翔也非常擁護。1928年曹云祥被迫離開清華后，汪鸞翔也不久辭職。據蔡德貴先生考證，曹云祥信奉巴哈伊教（當時譯為大同教），他“早在美國讀書時就對巴哈伊教有所了解，而1923年前后就和夫人一起接受了巴哈伊信仰，并且開始把巴哈伊思想貫徹到創建清華大學的實踐之中”[28]。該教主張世界宗教與文明大融合，“巴哈伊教的中心思想如果用一個字闡釋：就是‘和’”、“如果用兩個字解釋，就是團結，‘地球乃一國，萬眾皆其民’”，就是解決世界大團結的”、“如果用三個字解釋，就是三個一。就是上帝獨一、宗教同一（源）、人類一家”[29]。曹云祥有多篇文章闡發“大同教”，他“把儒家思想和巴哈伊理念相結合”，主導了他在清華的教育實踐。蔡德貴認為，“校歌基本上和曹云祥所信仰的巴哈伊教是一個主題，不管是‘薈萃東西文化’，還是‘世界大同’，都如出一轍，所以曹云祥首肯這首歌的價值所在”“曹云祥的清華學校改革，伴隨這新校歌的曲調，不斷前進”[30]。

如果說曹云祥是從世界文明的大視野下看到儒學與中華文化的內在價值，主張國學研究要尋找出“中國之魂”，那么汪鸞翔則是從儒家文明的內在根本精神出發，肯定了儒家文明的永恒價值和世界意義。汪鸞翔是位儒家情懷很深的學者，這首校歌寄托了他對儒學核心價值和真精神的把握。如“肴核仁義，聞道日肥”，汪鸞翔解釋說此乃“不忘古訓，并注重德育之意”；“服膺守善心無違”，汪解釋說“《中庸》云‘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論語》云‘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此藉以表示學生讀書有得，怡然自樂之狀態”；“海能卑下眾水歸”，汪也認為“此句用意深遠，期望無窮。《荀子》云：‘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今人之不能大成者，皆一得自封害之也，故拈出此意，愿與學者共勉之”[31]。“學問篤實生光輝”，汪認為“此句言既用苦功，必有效果，猶韓昌黎云‘膏之沃者其光曄’之意，此為學者最后之實獲，將來能照耀大地者，即仗此光輝耳”[32]。其實“篤實”“光輝”應該說也是化自《周易》大畜卦彖辭“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大畜卦上卦為艮為敦厚篤實，下卦為乾為剛健，整個卦象又可化約為離火光明之象。大畜卦大象辭說“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是學習成德之義。歌詞第一段“行健不息須自強”為乾卦大象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也是清華校訓的一部分，可見《周易》對清華校訓校歌都有深刻影響.

汪鸞翔校歌也得到清華學子的熱烈擁護，1924年3月28日，《清華周刊》307期發表署名“果”的評論文章《新校歌之教訓》[33]，說“‘西山蒼蒼，東海茫茫’，新歌悠揚。吾聞之而志舒，吾聞之而心怡，吾聞之而不得不深怪昔之主事者之謬置也。……若近十年而無中文校歌，事之尤乖謬者，吾聞之而心痛，而心悲，而心恥。恥中國學校而無中國校歌也；恥清華之善忘其國華，而必服膺他人之糟粕也；恥當局學生見義而不能勇為也”，可見，當時清華至少部分學子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情懷非常高漲。現代著名哲學家、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賀麟當時是清華高三級（丙寅級）學生，兼任《清華周刊》總編輯，他在1925年11月6日《清華周刊》第358期發表《<清華中文校歌之真意義>書后》，該文批判英文校歌“無高深的含義，不能代表清華精神，只能代表很幼稚的美國化，而此種美國化，又不是我們所需要的”[34]。賀麟高度推崇中文校歌，認為“現在的中文校歌，實儒家學說之結晶，可以表示中國文化之精神。而同時又能符合校訓，達出清華教育宗旨”[35]。賀麟還對“器識為先，文藝是從”的來源及真義作了深入發揮，他認為“唐劉晏有‘士先器識而后文藝’之語，校歌二句，當即本此”[36]，這句話其實最早當出自《大唐新語》卷七《知微第十六》“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后文藝也”[37]，作者當為劉肅。賀麟認為“器是度量，識是識見”、“曾文正公送黃仙嶠前輩詩序發揮此理最為透澈。曾氏之意以為為學首重器識，次重事業，末重文藝，因他認為器識第一為事業之根本，第二為自拔于常人者之基礎，而文藝乃器識與事業之副產”，并引述曾國藩原話：“古之君子，所以自拔于人人者，豈有他哉？亦其器識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試之以富貴貧賤而漫焉不加喜戚；臨之以大憂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謂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茫，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識之謂也”[38]。賀麟“希望我們以后無論唱校歌之時或非唱校歌之時，均不可忘記了‘器識為先，文藝是從’的真意義”[39]。

2014年教育部批準了新的《清華大學章程》，其中第六章中規定了這首老校歌為《清華學校校歌》。汪鸞翔作詞的校歌得到了現在清華大學的確認，這在一定意義上也表明老校歌所延續的儒家文明的價值追尋仍然有著無窮的魅力，仍然是新時代清華人和中華民族要傳承和繼續發揚光大的。

浙江大學：樹我邦國，天下來同

1936年，竺可楨出任浙大校長，上任不久，竺校長就想方設法聘請馬一浮來浙大講學，但由于種種因緣，并未成功。1937年7月，抗戰爆發后，戰火很快臨近上海、杭州，浙江大學在竺可楨的帶領下開始了艱苦卓絕的西遷征程。馬一浮也被迫離開杭州，攜親友和大量書籍開始顛沛流離的輾轉避難生活。1938年3月29日，馬一浮一行來到江西泰和浙大臨時辦學地，至1939年1月，馬一浮在浙大講學十月。1938年10月底浙大又遷到廣西宜山。1938年11月19日，竺校長召開校務會議，提議并決定以“求是”為校訓，并請馬一浮作校歌。12月8日[40]，馬一浮完成《大不自多》校歌：

大不自多，海納江河。惟學無際，際于天地。形上謂道兮，形下謂器。禮主別異兮，樂主和同。知其不二兮，爾聽斯聰！

國有成均，在浙之濱。昔言求是，實啟爾求真。習坎示教，始見經綸。無曰已是，無曰遂真。靡革匪因，靡故匪新。何以新之?開物前民。嗟爾髦士，尚其有聞。

念哉典學，思睿觀通。有文有質，有農有工。兼總條貫，知至知終，成章乃達，若金之在熔。尚亨于野，無吝于宗。樹我邦國，天下來同。

相比南大、清華校歌，馬一浮作的這首浙大校歌顯然最為古奧，用典最多，哲理性、思想性很強。作為現代新儒家三圣之一、一代國學大師，馬一浮在儒學和古典修養上造詣深厚。這首校歌當時就非常難懂，馬一浮又專門作了一篇《擬浙江大學校歌附說明》。后來又有郭斌龢《本校校歌釋義》、王駕吾《浙大校歌難字詮釋》、劉操南《浙江大學校歌釋疏》，但從儒家哲學的角度來看，在義理上仍需要進一步來解讀馬一浮校歌及其《說明》。

與汪鸞翔一樣，馬一浮也把校歌之功能比于儒家六藝之樂教，認為“學校不攝兵戎，樂章當垂久遠”“故抗戰情緒不宜羼入歌辭”[41]。馬一浮認為校歌首章“明教化之本，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道器兼該，禮樂并得。以救時人歧而二之之失。言約義豐，移風易俗之樞機，實系于此”[42]，即首章實際上是講儒家教化哲學原理，北宋大儒程頤說“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源，顯微無間”[43]，道為體、為微、為理，器為用、為顯、為象，但體用不二，道和器不可看作兩個存在。同樣，依《禮記·樂教》精神，禮主別異，樂主和同，兩者又是互補不可離的。理解道器不二、禮樂不二，才能深入儒家的理論和實踐智慧。浙大前身為創辦于1897年的求是書院。馬一浮認為“求是”即是“求真”的精神，并結合儒家哲學對此作了進一步發揮：

今人人皆知科學所以求真理，其實先儒所謂事物當然之則，即是真理。事物是現象，真理即本體。理散在萬事萬物，無乎不寓。所謂是者，是指分殊。所謂真者，即理一也。凡物有個是當處，乃是天地自然之序，物物皆是當。交相為用，不相陵奪，即是天地自然之和。是當，猶今俗言停停當當，亦云正當。序是禮之本，和是樂之本，此真理也。六經無真字，老莊之書始有之。《易》多言貞，貞者正也。以事言，則謂之正義。以理言，則謂之真理。或曰誠。或曰無妄，皆真義也。“是”字從正，亦貞義也。以西洋哲學真善美三義言之，禮是善，樂是美，兼善與美斯真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華嚴》謂之一真法界，與《易》同旨。故謂求是乃為求真之啟示，當于理之謂“是”，理即是真，無別有真。[44]

這從儒家哲學特別是宋明理學的角度對現代科學意義上的“真理”作了儒家式解讀，認為“真”和“理”是一個意思，真即理，理即真，是講本體，是“一真法界”。理在事中，理一分殊，“求是”主要是求分殊之理，分殊之理為事理，可謂之正義。馬一浮還認為，真兼美、善，禮樂和合，即是真理。顯然，這與現代科學意義上的真理觀有著很大不同。

對“習坎示教，始見經綸”，馬一浮解釋說：

《易》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義謂水之洊至，自涓流而匯為江海，順其就下之性而無驟也。君子觀于此象，而習行教化之事，必其德行恒常，然后人從之。本校由求是蛻化而來，今方漸具規模，初見經綸之始，期其展也大成，如水之洊至，故用習坎之義。取義于水，亦以其在浙也。

這里主要是依程頤《伊川易傳》對坎卦大象傳的發揮，程頤說：“水自涓滴至于尋丈，至于江海，洊習而不驟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徳行。人之徳行，不常則偽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45]唯在程子，取“教”為行政意義上的“教令”，而馬一浮則取一般意義上的教育、教化。《坎》卦卦辭說“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彖傳》說“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因此，坎卦也有在困難險境中，剛中而行，不畏險難之義，這也可以看作是對浙大在抗戰國難西遷艱難困苦中辦學的勉勵與鼓舞。

馬一浮接著說：

無曰四句，是誡勉之詞。明義理無窮，不可自足。勿矜創獲，勿忘古訓，乃可日新。開物成務，前民利用，皆先圣之遺言，今日之當務。前民之前，即領導之意。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今日學子尊今而蔑古，蔽于革而不知因，此其失也。溫故知新可以為師，教者所以長善而救其失，此章之言，丁寧諄至，所望于浙大者深矣。

馬一浮認為在文化上只有在傳承中才能創新，這段話可謂是他對當時“學絕道喪”的憂慮，希望浙大能在對中華古典文明的傳承上有所作為，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馬一浮初到江西泰和浙大講學時，就以此橫渠四句鼓舞學生立志高遠，激勵民族文化士氣。

校歌“念哉典學，思睿觀通”、“兼總條貫，知至知終”，馬一浮解釋說：

“念終始，典于學”是《說命》（《尚書·商書》）文，典者常也，“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乃終始典學之效。成山假就于始簣，修涂托至于初步，要終者必反始，始終如一也。“思曰睿，睿作圣”是《洪范》文。“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是《易·系辭》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易·乾·文言》文。“知至”即始條理事，“知終”即終條理事。

“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為《周易》恒卦彖傳辭。這段話用典主要化用《尚書》、《周易》中的名句。在解釋“尚亨于野，無吝于宗。樹我邦國，天下來同”時，馬一浮更是集中發揮了《周易》同人卦的義理，他說：

“同人于野，亨”，《易·同人》卦辭。“同人于宗，吝”，《同人》六二爻辭。野者曠遠之地，惟廓然大公，斯放之皆準，而無睽異之情，故亨。宗者族黨之稱，謂私系不忘，則畛域自封，終陷褊狹之過，故吝。學術之有門戶，政事之有黨爭，國際之有侵伐，愛惡相攻，喜怒為用，皆是同人于宗、致吝之道。學也者所以通天下之志，故教學之道，須令心量廣大，絕諸偏曲之見，將來造就人才，見諸事業，氣象必迥乎不同，方可致亨。又今學校方在播遷之中，遠離鄉土，亦有同人于野之象。大學既為國立，應無地方限制。若謂必當在浙，亦是同人于宗，吝道也。

《同人》卦《彖傳》說“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這里，“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跟“天下來同”還是很能呼應的，這也是馬一浮所說的“學也者所以通天下之志”的意義所在。馬一浮這里強調要打破門戶，追尋一種跨越時空的普遍之道、大同之道。劉操南認為“儒家理想社會為大同世界。‘同’意會同、和同。突破閉塞，進入大同，務求和諧。同人下卦為離，離象征火，上卦為乾，乾代表天。火光明，焰上升，與天會同，是為同人的形象”[46]。與汪鸞翔清華校歌“東西文化，薈萃一堂。大同爰躋，祖國以光”有所不同的是，馬一浮浙大校歌“尚亨于野，無吝于宗。樹我邦國，天下來同”，則更多突顯了文化的主體性，有以通過開放的與時俱進、生生日新的中華文明來“協和萬邦”的雄氣和霸氣，或者說是一種文化文明自信從容的王者之氣。劉操南認為“馬老于校歌中，多援經籍，顯示至理要道，見于傳統文化精華者多，此與在一部廿四史字縫中只見吃人兩字者，異乎其趣矣”[47]。

1941年11月17日，竺可楨校長在總理紀念周講話中說：“本校渴望有校歌者，積四年之久，后得馬一浮先生制詞，以陳義過高，更請其另作校歌釋詞一篇。然詞高難譜，直至今春始獲國立音樂院代制歌譜焉”[48]。這樣浙大才最終確立了馬一浮所作校歌，但“70年來，以是否改寫校歌歌詞為中心，出現過幾次較為熱烈的爭論”“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尤其是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關于校歌改寫問題重新成為人們爭論的中心。1985年和1996年，校內兩度爭論是否改寫校歌歌詞，進而引起學校兩度作出重撰校歌的決定，甚至面向全國公開征求校歌歌詞。在這兩次爭論中，反方意見占據強勢。但是，終因征集到的校歌詞曲均不如原有校歌而作罷”[49]。2014年10月17日通過的《浙江大學章程》第八章第七十三條明確規定“學校校歌為《浙江大學校歌》，由馬一浮作詞、應尚能作曲”[50]。2014年，由教育部新聞辦公室在其官方微博上公布了最受網友歡迎的高校校歌前十名，浙江大學的這首文言文校歌榮登榜首。在歷史上一度備受爭議，但又始終無可替代，曾備受冷落，如今又廣為追捧，一定意義上表明馬一浮征服了浙大，也意味著儒學與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經受住了歷史的種種考驗，富有跨越時空的永恒魅力，在新時代愈發綻放其光彩！

結語：儒家文化及大同精神映照兩岸大學校歌

當然，在近現代大學校歌里明確反映出儒家文化價值情懷以及大同精神的還有很多，如1928年劉半農作詞的東北大學校歌也說“唯知行合一方為責，無取乎空論之滔滔，唯積學養氣可致用，無取乎狂熱之呼號。其自邇以行遠，其自卑以登高。愛校、愛鄉、愛國、愛人類，期終達于世界大同之目標。使命如此其重大，能不奮勉乎吾曹，能不奮勉乎吾曹”。“其自邇以行遠，其自卑以登高”見于《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知行合一”“積學養氣”都反映了儒學的修養工夫。東北大學校歌明確把“世界大同”作為最高目標，由校及鄉、國、人類、世界的序列推進和整體關懷也頗有儒學特色。1932年中山大學校長鄒魯所作校歌中也說“三民主義，儀型四方。民國基礎，大同梯航”，追求大同是孫中山的重要社會理想，1924年在《三民主義》演講中他對民族、民權、民生的闡發都與大同精神作了很好結合，中大校歌是孫中山思想的體現。

臺灣地區的很多高校也體現了強烈的儒家文化精神，如畢業于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張其昀，1962年在臺灣創辦中國文化大學，他所作的校歌有著濃厚的儒學氣息：“華岡講學，承中原之道統。陽明風光，接革命之心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必有真知，方能力行。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有所不得，反求諸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振衣千刃岡，濯足萬里流”，這首校歌傳遞了儒學與中華文化的根本信念和價值追求，可謂是對“中國文化”的最好詮釋，也洋溢著濃烈的中華民族在文化傳統上的愛國主義情懷。

臺灣一些高校的校歌也融入了大同精神，如創辦于1961年的逢甲大學，黃純仁所作校歌說：“觀摩砥礪、恭儉溫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法天行以自強。濟民經國，大同是尚”。成立于1946年的臺灣師范大學，李季谷所作校歌也強調“教育會其通，世界進大同”。臺灣輔仁大學原校長于斌所作校歌：“輔仁以友,會友以文。吾校之魂，圣、美、善、真。三知是求，明德日新,蔚起多士,文質彬彬。福音勤播，天下歸仁，世界大同，神旨永遵。祝我輔仁，其壽千春！祝我輔仁，其壽千春。”這首校歌體現了該校主張“中華文化與基督信仰之交融”的立校宗旨，“天下歸仁，世界大同”既是對儒家價值理想的很好表達，也可以看作是基督教和人類一切文明的共同價值追尋。除此之外，在大陸和臺灣也出現直接以“大同”命名的大學，1912年，胡敦復在上海創辦了大同大學，該校以“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為校銘，以“研究學術，明體達用”為宗旨。1956年林尚志創辦臺灣大同大學，其校歌有曰“入則勤且儉 出則慎與恭”“竟我中華民族新文化之全功，美哉大同，美哉大同”。可見，大同精神是近代以來中華高校的重要教育理念，一定意義上，大同理想也是儒學與中華文化根本的價值追尋。

《禮記·禮運篇》的大同思想在古代并未受重視，但在晚清近現代大放異彩，從康有為到孫中山，到現代新儒家熊十力，大同思想為各派進步思潮和政治力量共同推尊，大同思想的激蕩意味著傳統中國融入現代和世界，也標志著傳統“小康”宗法的儒學，走向現代公民社會的大同儒學。以儒學為代表的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是一體的，這樣的民族文化一定意義上又是人的文化、類的文化，超越了血緣宗族性，而始終指向“天下”、指向人類命運共同體。即便是處于生存危機的苦難中，中華民族的心志也始終是高昂的——“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近代以來，卓越的中華民族精英，其奮斗理想并不僅僅為一族一國求生存、圖富強，在其理想最高處是“求大同”，要超越歐美資本主義，追尋最理想的社會制度，求得人類與世界的整體、長遠的太平。近現代大學校歌一方面映照了儒家經典中那些能夠跨越時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核心價值，同時很多校歌中的大同精神也是近現代大同思潮澎湃激蕩的一個鮮明寫照，這些對我們今天認識儒家的核心價值和時代意義都很有啟發，而南大、清華、浙大等深透儒學精神和大同理想的老校歌一度中斷，但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又紛紛恢復，這也意味深長，表明儒學與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確實有著跨時空的永恒魅力。這些校歌所反映的近現代大同思潮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也得到繼續發揚，并通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得到進一步拓展、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