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作者：周可真，現為蘇州大學哲學系教授。此文載于黃玉順主編《“情感儒學”研究——蒙培元先生八十壽辰全國學術研討會實錄》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版。
首先感謝玉順兄邀請我參加蒙先生八十壽辰學術討論會。
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我比玉順兄還要早進蒙門呢！1982年，我考入南開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是方克立老師的第一屆碩士生。記得入學第二年，方老師邀請了京城四位著名專家到南開給我們講中國哲學史原著課，他們分別是張岱年先生、石峻先生、方立天先生和蒙先生。當時我并不知道這些先生的名頭有多大，只知道他們都是極有學問的人。蒙先生給我們講了半個學期的課，講的是《北溪字義》，他從理學角度將中國哲學的基本范疇做了一個系統的梳理，使我受益匪淺，而且我當年作為中國哲學史專業的碩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正是中國哲學范疇研究！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蒙先生將我引入了中國哲學范疇研究之門。后來，我寫碩士學位論文《王弼哲學諸范疇研究》，從選題到具體構思，除了導師的指導作用，也很受蒙先生理學范疇研究的影響。十多年后，我又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讀博士，也跟蒙先生有較多交往。我博士畢業后，在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當院長期間，還曾邀請蒙先生到蘇州大學講過兩次學。
蒙先生給我的印象是：理論思辨能力特別強，為人也很性情。就蒙先生與我的關系而言，蒙先生是我為數不多的學術啟蒙導師之一。在學術上，我受蒙先生思想的影響，主要有三點：
第一點剛才已經講了，除了方克立先生，蒙先生是我進入中國哲學范疇研究之門最重要的引領者。
與此直接相關的第二點，是蒙先生給我們講《北溪字義》的時候，講到“理”范疇，解說朱熹哲學的“理”，特別強調了它有“所以然”和“所當然”兩個方面的意義，這給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當時對我而言，真可以說是醍醐灌頂，對我理解朱熹哲學乃至于整個儒家哲學產生了深遠的積極影響，實際上為我研究儒家哲學提供了一個思維框架。后來我又研讀了馮契先生所著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馮先生從中國古代哲學中提煉出“類”“故”“理”三個邏輯范疇，于是我就把這三個范疇同蒙先生所講的上述內容聯系起來，對儒家心性之學的邏輯發展作如是理解：孔子所講的“性相近”的“性”是屬于“類”范疇，孟子所講的“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的“性”是屬于“故”范疇，朱熹則在孔孟基礎上講“所以然之理”和“所當然之理”，其中“所以然之理”屬于“故”范疇，相當于孟子講的“性”，可以說是朱熹“照著”孟子心性論而講的“理”，這個“理”是儒家哲學本體論范疇的“理”，“所當然之理”則可以說是朱熹“接著”孟子心性論而講的“理”，這個“理”是儒家哲學功夫論范疇的“理”。我現在理解當年蒙先生強調朱熹哲學之“理”有“所以然”和“所當然”兩個方面的意義，或許正蘊含著其有肯定朱熹心性之學將本體論和功夫論在理論上統一起來的深意呢！不管怎樣，要不是當年蒙先生有那樣的提示和強調，我肯定是不會這樣來理解儒家心性之學的。
第三點，我早年曾研讀過蒙先生有關傳統文化的研究論著，印象最深的是，蒙先生特別強調思維方式的文化意義，以至于認為思維方式是文化之“內核”[1]，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接觸到西方的文化人類學，所以蒙先生對文化的理解于我影響甚大，使我在很長時間里一直都圍繞思維方式這個“文化內核”來思考文化問題。例如，我研究顧炎武，就很關注和重視顧炎武的思維方法——思維方法屬于思維方式范疇，曾撰寫過論文《論顧炎武的思維方法——兼論宋明理學到清代樸學的歷史轉變》[2]；此外，我還發表過短論《思維方式偏頗阻礙科技創新》[3]；最近幾年來，我給本科生講《文化哲學》，也特別重視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的文化定義；[4]在去年發表的一篇關于思維方式的論文中，我還引用過蒙先生的一段話呢！[5]
總之，蒙先生的學術思想確實深刻且深遠地影響了我，蒙先生是我實實在在的學術啟蒙導師之一。
最后談談我對蒙先生的“心靈哲學”的一點淺見。
我手頭有蒙先生的兩部主要著作——《理學的演變——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6]和《心靈超越與境界》[7]，其中《理學的演變》是初版于蒙先生給我們講《北溪字義》之后不久，所以我認為，蒙先生的理學研究是以理學范疇研究為基礎的。至少就西方學術傳統而言，哲學從一開始便是屬于“理論學術”，理論性是哲學的基本特性之一。從一定意義上說，哲學思維即是理論思維。而概念是理論的“細胞”，任何理論都是一定的概念體系，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即是范疇。從范疇研究入手來開展哲學研究，是哲學研究的本性要求。從這個角度來講，蒙先生當年研究理學從理學范疇研究入手，我以為是受到西方傳統哲學的影響，似乎可以理解為是蒙先生對中國哲學開展“西式研究”的一種具體形式，《理學范疇系統》[8]和《理學的演變》便是這種西式研究的標志性成果，是這種研究成果的“一物”之“兩體”。
蒙先生對中國傳統哲學的研究是有強烈的現實感和使命感的。如果說《理學范疇系統》和《理學的演變》是蒙先生研究中國傳統哲學的理論性著作的話，那么，《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方式》[9]和《中國哲學主體思維》[10]則是蒙先生研究中國傳統哲學的實用性著作，即蒙先生的這兩本書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整個中國思想界都關注和集中討論“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歷史語境下試圖解答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現實問題：傳統思維如何轉變為現代思維？這個問題實質上是作為思維主體和文化主體的人的問題，進而言之，是當時正在謀求實現其國家現代化的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的轉變問題。蒙先生把思維方式理解為文化的內核，并從中國傳統哲學思維的基本特征方面來具體把握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在《中國哲學主體思維》中，蒙先生認為，辯證思維、整體思維、意象思維、直覺思維和意向思維構成了中國傳統哲學思維的基本特征，而其中的意向思維和直覺思維，尤其鮮明地表現出中國哲學的主體性特征。正是基于這種認識，蒙先生將中國傳統哲學理解為旨在解決人的心靈問題的“心靈哲學”。在《心靈超越與境界》中，蒙先生將中國的心靈哲學概括為四大特征——絕對性整體性特征、內向性特征、功能性特征、情感意向性特征，并指出：“今日要弘揚傳統哲學，除了同情和敬意之外，還有理性的批判精神，實行真正的心靈‘轉向’，使心靈變成一個開放系統。”[11]按我的理解，蒙先生是將謀求現代化的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的轉變歸結為“心靈轉向”，這也意味著在蒙先生看來，中華民族的傳統思維方式所欠缺的是“理性的批判精神”，也正是這個缺陷導致了其心靈的封閉，為蒙先生所期待的“心靈轉向”，恰恰是要用“理性的批判”來打開其封閉的心靈，使之變成一個開放系統。
但是，在圍繞理學來展開的中國傳統哲學研究中，蒙先生一直都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思維來審視和評價中國傳統哲學。在《理學的演變》中，蒙先生指出：“理學既有啟發智慧、豐富和發展人類精神文明的豐富資源，又有阻礙人的個性發展等消極因素。對此應進行深入具體的分析，作出新的解釋，而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簡單方法，加以肯定或否定?！?sup>[12]這不只是蒙先生理學研究方法論的根本觀點，也是其整個中國傳統哲學研究方法論的根本觀點。正是由于蒙先生堅持運用辯證法的觀點來深入具體地分析中國傳統哲學，所以能客觀公允地評價中國傳統哲學。在《心靈超越與境界》中，蒙先生既揭露了中國的心靈哲學缺少“理性的批判精神”，又指出其有“自作主張”的優良精神，并強調“中國哲學中‘自作主張’的精神，是真正值得提倡的傳統，但是必須作出現代的解釋，賦予現代的內容，成為現代人的自主性，不能像陸象山所說，在不識字、無文化、無知識、無科學的情況下去‘自作主宰’?？茖W理性不能代替人生問題，科學知識不能代替心靈境界，但是沒有科學理性和知識的人生決不是健全的人生。開放的心靈既能增加知識，又能提高境界，這才是真正的‘自作主宰’。另外，心靈的開放還意味著欲望的追求，這是不言而喻的?！嬍衬信?，人之天性’，本無什么不好，這也是先哲的名言，但是任其放縱，確實會出現‘人欲橫流’的局面（事實上已經出現了）。這是不是心靈的失控？要解決這類問題，確實需要提高心靈境界，這正是中國心靈哲學的優勢所在。中國哲學對人類的貢獻，可能就在這里。”[13]蒙先生在這里所強調的既要提倡中國哲學中“自作主張”的優良傳統，又要對它作出“現代的解釋，賦予現代的內容”，這樣的心靈開放論與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提“推動中華優秀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高度一致的。
[1]參見蒙培元：《論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基本特征》，《哲學研究》1988年第7期。
[2]周可真：《論顧炎武的思維方法——兼論宋明理學到清代樸學的歷史轉變》，《哲學研究》1999年第8期。
[3]周可真：《思維方式偏頗阻礙科技創新》，《科學時報》2007年3月30日。
[4]本尼迪克特將文化概念定義為“通過某個民族活動而表現出來的一種思維和行動方式，一種使這個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方式”（轉引自維克多·埃爾：《文化概念》，康新文、曉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頁）。
[5]詳見周可真：《中國文化思維方式如何向馬克思主義思維方式轉化？——基于對方克立“馬魂中體西用論”的“同情之理解”》，《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學報》2017年第4期。
[6]蒙培元：《理學的演變——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1998年第2版。
[7]蒙培元：《心靈超越與境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
[8]蒙培元：《理學范疇系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9]蒙培元主編：《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方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蒙培元：《中國哲學主體思維》，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
[11]參見蒙培元：《心靈超越與境界》，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頁。
[12]蒙培元：《理學的演變——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6頁。
[13]蒙培元：《心靈超越與境界》，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7頁。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當代儒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