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章太炎晚年講“國學”，因為其獨特是時空背景而從“理學”講起，卻提出回歸原始儒學，也即排斥孔子、子思、孟子以及宋、明諸儒的“性天”之類“超人格”之說，排斥受西洋影響的哲學、史學，轉(zhuǎn)而倡導孔、孟原始儒學，從而重構其“儒學”體系。其“儒學”涵義有著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一是儒者之業(yè)，從學理層面看，倡導的是修己治人之“實學”而非“明心見性”之“空談”；另一是儒者之行，從踐行層面看，倡導的是“氣節(jié)”而非“極深研幾”的“超出人格”之學說。再由此而論儒學與經(jīng)、史之關系，認為經(jīng)衍而為儒家史家、六經(jīng)皆史、經(jīng)史又合于儒學。

【關鍵詞】晚年章太炎；儒學觀；六經(jīng)皆史；修己治人；經(jīng)史儒之分合

為了救亡圖存、改良社會，章太炎晚年在無錫講舉“國學講習會”，留下了一批“國學”的講演錄。與其早年在日本東京等地的講學有所不同，他在這段時期內(nèi)講的“國學”主要不是“小學”，而是“儒學”。再者，與其早年的《訄書》《國故論衡》等著述有所不同，他在這段時期內(nèi)講的“儒學”，雖然也在發(fā)展“六經(jīng)皆史”之說，依舊有著將經(jīng)學看作文獻典籍的傾向，但是他更著意的卻是儒家經(jīng)典以及經(jīng)史之學對于中國人的人格完善的意義，也即“修己治人”之道。

章太炎早年的“儒學”思想，因其與反滿革命等有著關聯(lián)，學界研究較多，而其晚年的“儒學”思想則往往被視為“保守”而關注不夠，特別是其“儒學”觀本身則尚未得以解說清楚。[1]故本文以章太炎晚年國學、儒學類的講演錄為中心，重點闡明為什么提倡“儒學”，他所謂的“儒學”涵義是什么，以及“儒學”與經(jīng)學、史學的關系等問題。

一、由“理學”返“儒學”

章太炎晚年的“國學”“儒學”等觀念，與其在無錫、蘇州等地舉“國學講習會”之時、地之背景有關。先說明其時代對學術的影響，章太炎早年的論著談“儒學”其時代背景為“反滿”，而其晚年的講習會中再談“儒學”，則時代背景已經(jīng)轉(zhuǎn)換為“抗日”。再說地點問題，正因為是在明代理學重要流派——東林學派的故地講學，故而不得不闡明“理學”之相關問題，也就是說，正因為是在無錫講國學、講儒學，故而要從“理學”開始講起。講明“適宜今日之理學”是什么，也就明晰了“今日而講國學”應該講什么了。

作為章太炎晚年講“國學”的綱領性文章《國學之統(tǒng)宗》，其開篇說：

無錫鄉(xiāng)賢，首推顧、高二公。二公于化民成俗，不無功效，然于政事則疏闊。廣寧之失，東林之掣肘，不能辭其咎。葉向高、王化貞、鄒元標、魏大中等主殺熊廷弼，坐是長城自壞，國勢日蹙，豈非東林諸賢化民成俗有余，而論道經(jīng)邦不足乎？[2]

章太炎在無錫講學，不得不提及東林的顧憲成、高攀龍二人，指出二人之學可以“化民成俗”，卻不能“論道經(jīng)邦”，就晚明政事而言，東林黨人的行徑也“不能辭其咎”。也就是說，如東林學派之“理學”，在新的時代則已經(jīng)顯得不夠適用了，于是章太炎指出：

今欲改良社會，不宜單講理學，坐而言，要在起而行。周、孔之道，不外修己治人，其要歸于《六經(jīng)》。六經(jīng)散漫，必以約持之道，為之統(tǒng)宗。……余以為今日而講國學，《孝經(jīng)》、《大學》、《儒行》、《喪服》，實萬流之匯歸也。不但坐而言，要在起而行矣。[3]

在他看來，因為時代背景的轉(zhuǎn)換，故即便在無錫講國學，也不能再停留于顧、高之理學，而應超越“理學”的范圍，講“適宜今日”之“理學”，也就是既能“坐而言”又能“起而行”的學問。這就不能再用“理學”之名，而應該“正其名曰儒學”[4]。至于“今日而講國學”，不講“理學”，那么應該講什么，章太炎其實已經(jīng)明確指出，要講的就是“儒學”，也即“修己治人”之學，其要“歸于‘六經(jīng)’”，然而“六經(jīng)散漫”，故又約持為《孝經(jīng)》、《大學》、《儒行》、《喪服》這“新四書”體系“為之統(tǒng)宗”。

章太炎講國學之“正名”，不當單講“理學”，而當名曰“儒學”，其中還有更為深層的原因。他在《適宜今日之理學》一文之中專門討論了為什么要從“理學”回歸“儒學”的原因，他說：

理學之范圍甚大，今日講學，當擇其切于時世可以補偏救弊者而提倡之，所謂急先務也。……吾嘗謂理學之名，不甚妥當。宋世稱道學，明代稱理學，姚江則稱心學。宋人反對朱晦庵者云無一實者謂之道學，可見當時不以道學為嘉名。姚江以為理在外，心在內(nèi)，故不稱理學而稱心學。

吾意理云心云，皆有可議。立身之道，發(fā)乎情，不能一斷以理。一國有其禮法，一鄉(xiāng)有其風俗，皆因情而立制，不盡合于理也。心學之名，較精確矣，然心學末流，昌狂妄行，不顧禮法，正為其專趣高明之故。吾謂當正其名曰儒學。儒家成法，下學而上達，庶無流弊。[5]

章太炎認為，理學本身范圍也極大，如今要講明的是“切于時世”的“先務”。再說“儒學”的發(fā)展歷史，宋代稱“道學”，明代稱“理學”，王陽明又稱之“心學”。其中“道學”一名多半來自朱子的反對者，故而在宋代也不是一個“嘉名”。至于“理學”一名，在章太炎看來還不如“心學”更為精確，因為立身之道與國之禮法、鄉(xiāng)之風俗，都有“因情而立制”的因素在，故而“不盡合于理”。然而“心學”的提法，也容易使人“專趣高明”，產(chǎn)生“昌狂妄行，不顧禮法”之類的弊病。最后他強調(diào)，如今再講“理學”，應當重新“正其名”，稱之“儒學”，只有孔、孟的“儒學成法”，方才能夠“下學而上達”，幾乎沒有什么流弊。

由“理學”返“儒學”，真正的“儒學”必須能夠“坐而言，起而行”，“下學而上達”，也就必須批判宋、明諸儒所謂“理學”，回歸于先秦孔、孟的原始“儒學”，也即由“談天論性”回歸“修己治人”。

在章太炎看來，宋、明諸家講“理學”則分歧極大，然而這些分歧多半來自“談天論性”，至于“修己治人”則諸家?guī)缀跸嗤?/span>

所謂理學，門戶分歧，在宋即有朱、陸之異派。其實何止朱、陸，晦庵本與呂東萊相契，其后以東萊注重功利，漸與分途。顧論學雖不合，論交則不替，至于修己治人之道，彼此亦非相反也。明儒派別更多，王陽明反對朱學，陽明弟子又各自分派，互相反對。陽明與湛甘泉為友，其為學亦相切磋，其后王講良知，湛講天理，門庭遂別。王、湛之學，合傳于劉蕺山。然蕺山于甘泉不甚佩服，于陽明亦有微詞。其后東林派出，不滿于朱學，亦不滿于王學。而高景逸近于頓悟，景逸訾蕺山為禪，顧不自知其學亦由禪來也。凡此數(shù)家，學派雖不同，立身之道則同。[6]

其實，章太炎是想說明，講“理學”則無論宋、明，都有著眾多的分歧，朱子與呂祖謙也是由“相契”而“分途”，王陽明與湛若水也一樣，一旦涉及“良知”“天理”等概念就“各自分派，互相反對”，陽明的弟子們，以及劉宗周、高攀龍等也都是如此，這些學派相互間的分別都在“談天論性”上，而他們的“修己治人”之學與“立身之道”則幾乎相同。也就是說，他們在根本之處，淵源于孔、孟原始儒學者都是相同的。章太炎接著說：

儒家之學，本以修己治人為歸宿。當今之世，講學救國，但當取其可以修己治人，不當取其談天論性。若以修己治人為主，而命之曰儒學，則宋、明諸家門戶之見，都可消除。而教人自處，亦易簡而有功矣。[7]

因為儒學本身就是以“修己治人為歸宿”，現(xiàn)在講學救國，也就應當講明“修己治人”，不當再“談天論性”。至于“正名”的意義，還有一層，那就是可以消除宋、明諸家遺留下來的那些“門戶之見”，不論東林、蕺山，或者朱學、王學，都從“修己治人”的角度來加以講明，那么就都有利于事功、教化了。章太炎再舉與“吳中”，也即蘇州、湖州等地域文化相關的學術來加以說明“正名”的必要性：

宋儒范文正、胡安定講學吳中，立經(jīng)義治事齋，其學貴乎實習實用。同時司馬、二程，以及南宋薛季宣、葉水心，皆以修己治人為學為教。近世顧亭林、陸桴亭，亦專心實學，不尚玄言。桴亭雖未嘗反對性天之說，亭林則斥理學家為明心見性之儒矣。此八君子，若生于今日，則其事功必有可觀，教化亦必有效也。[8]

曾經(jīng)在“吳中”講學的有宋代的范仲淹（文正）、胡瑗（安定），他們與同時的司馬光、二程以及南宋的薛季宣、葉適（水心）等都重視修己治人之學；晚明的“吳中”學者如顧炎武（亭林）、陸世儀（桴亭）也都重視實學，特別是顧炎武，明確表示反對理學家“明心見性”之類的說法。也就是說，吳中的講學傳統(tǒng)，除了顧、高，還有范仲淹、胡瑗以及顧炎武等人，他們都是倡導“修己治人”之“實學”，而對于“明心見性”之性天學說則并不崇尚，至于顧炎武則是明確排斥的。

這么說來，章太炎在無錫講國學，“正名”為“儒學”，正好是在新的時代，接續(xù)了舊的傳統(tǒng)，回歸了原始的儒學。

還需要補充的是，章太炎從其“修己治人”的“儒學”觀出發(fā)，對于當時受到西學影響的哲學、史學以及科學之中的某些部分，都從保存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立場出發(fā)，提出自己的批評：

今日有為學之弊，不可盲從者二端，不可不論。……其足以亂中國者，乃在講哲學講史學，而恣為新奇之議論。[9]

此處所謂新奇之議論，就是指受西方哲學、史學影響而產(chǎn)生的那些議論。具體來說，當時講哲學，多重形上、思辯，在章太炎看來則類似于魏晉清談：

今之哲學，與清談何異。講哲學者，又何其多也。清談簡略，哲學詳密，此其貽害，且什百于清談。……今哲學家之思想，打破一切，是為智圓而行亦圓，徇己逐物，宜其愈講而愈亂矣。[10]

今若講論性天之學，更將有取于西洋。西洋哲學但究名理，不尚親證，則其學與躬行無涉。科學者流，乃謂道德禮俗，皆須合于科學。此其流弊，使人玩物而喪志，縱欲以敗度。今之中華，國墮邊防，人輕禮法，但欲提倡科學，以圖自強，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11]

章太炎之所以反對“今之哲學”，還是因為他所講的“國學”“儒學”，倡導的是“修己治人”，而反對的是“談天論性”，他認為：“談天論性者，在昔易入于佛法，今則易入于西洋哲學。”[12]因此，他將哲學描述為詳密、智圓、徇己逐物，或類似于魏晉之清談，或類似于隋唐之佛法，甚至比清談、佛法更加惑亂人心。他還說：

向來儒家之學，止于人事，無明心見性之說，亦無窮究自然之說。……如今學者，好談哲學，推究宇宙之原，庶物之根，辨駁愈多，爭端愈多，于是社會愈亂，國愈不可治矣。[13]

在章太炎看來，孔、孟原始儒學，都只是在講人事，從不講“明心見性”等類似西洋名理邏輯、形上思辯之學，也不“窮究自然”。

至于“推究宇宙之原，庶物之根”之類，與宋代程朱理學的“格物”說相近，則也是章太炎所反對的，他說：“自侈談性天者外，更有一派，以為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此亦有流弊，亦非今日所宜提倡也。儒者竟以一物不知為恥耶？于古無征。”[14]也就是說，程、朱的“格物”之學，本非純正的儒學。其實章太炎對西方科學本身并不特別反對，他真正反對的是科學之中近似朱熹“格物”之學的部分，以及認為道德禮俗也需要合于科學的思想。就后者而言，章太炎曾說：

可知儒者所急，在乎修己治人，行有余力,以求多能，自無不可，若謂非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不足以為儒，則非也。[15]

科學者流，乃謂道德禮俗，皆須合于科學。此其流弊，使人玩物而喪志，縱欲以敗度。今之中華，國墮邊防，人輕禮法，但欲提倡科學，以圖自強，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16]

受到西方科學的影響，有人認為道德、禮俗等要合于科學，這在保守傳統(tǒng)禮教的章太炎看來，過于窮究所謂科學，或是強求“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則近于“玩物喪志”，不講“修己治人”而強求“多能”則與“侈談性天”同樣無益，而拋棄傳統(tǒng)禮法則有將中華文明覆滅的危險了。

同樣受到西方科學影響的還有新的史學，與哲學相比則相對問題較小，章太炎認為：

又今之講史學者，喜考古史，有二十四史而不看，專在細微之處，吹毛索瘢，此大不可也。[17]

現(xiàn)代新史學的建立，與西方的諸如蘭克史學等學派的影響不無關系，胡適、顧頡剛等學者倡導的考據(jù)、疑古思潮的影響巨大，其風格則因為科學實證等觀念，而與以《二十四史》為核心的傳統(tǒng)紀傳體史學大不相同了。

所以說，章太炎晚年所講的“國學”或“儒學”，以及經(jīng)學、史學都以“修己治人”為目的，故而反對“談天論性”的宋、明諸儒所謂“理學”，自然也就反對受西洋影響而建立起來的哲學、史學了。章太炎還說：“今乃有空談之哲學，疑古之史學，皆魔道也。必須掃除此種魔道，而后可與言學。”[18]其中儒學的“原教旨主義”色彩，值得重視。

二、“儒學”之涵義

章太炎晚年講國學，其核心還是儒學，而其所講的“儒學”則特別強調(diào)與宋、明儒之不同，又強調(diào)與西洋哲學、史學之不同，也即反對“談天說性”之類“超人格”之說，他所重構的“儒學”，當主要有兩重含義，一是“儒者之業(yè)”，從學理層面來看，倡導的是“修己治人”之學，也即“實學”；一是“儒者之行”，從踐行層面來看，倡導的是的是“氣節(jié)”，也即“人格完善”之學，反對談論“明心見性”“極深研幾”之類“超出人格”的學說，而究其根本則是在回歸于原始儒學。

什么是“儒”？章太炎以其小學涵養(yǎng)出發(fā)，回歸于諸子時代，提出自己的新主張：

《說文》：“儒，柔也。術士之稱。”“術士”之義亦廣矣，草昧初開，人性強暴，施以教育，漸漸摧剛為柔。“柔”者，受教育而馴擾之謂，非謂儒以柔為美也。受教育而馴擾，不惟儒家為然，道家、墨家未嘗不然，等而下之，凡宗教家莫不皆然，非可以專稱儒也。[19]

“儒”之一字，古人解作“柔”字，……所謂“柔”者，馴擾之意也。然周初“儒”字，未必與此同義。……儒為有道術者之通稱，以此可知九流中“儒家流者”之儒，即《周禮》“儒以道得民”之儒。[20]

“儒”作為先秦術士之一種，其性質(zhì)亦雜；“儒”訓為“柔”，因為受教育故而馴擾，則“儒”又只是宗教家或思想家之一種。“儒”起初含義駁雜，其后方才演化為“‘儒家流者’之儒”，意思漸近于后世的一般理解。而且，章太炎還說：

人性本剛，一經(jīng)教化，便而馴擾。……然太柔而失其天性，則將并其生存之力而亦失之。以故，國家形成，不得不留些剛氣，以相撐住。（《儒行大意》）

這么說來“儒”也不可一味使之“柔”，一味教育而失其天性，還當有“剛氣”，故剛?cè)峒婢撸綖椤罢嫒濉薄Ｒ虼耍绿姿^“儒”與“儒學”，既要講求“儒者之業(yè)”，“修己治人，不求超出人格”，儒者的教化當是“實學”；又要講求“儒者之行”，要有“氣節(jié)”，“所謂儒者，亦即人格完善之謂也”，儒者造就的是“堅苦卓絕、奮厲慷慨之士”。

一方面，儒者之業(yè)，源于先秦之大司徒，故“專以修己治人為務”。司徒，執(zhí)掌地方教化之官，故章太炎說：“儒家主教化，故謂其源出教官。”[21]他還說：

夫儒者之業(yè)，本不過大司徒之言，專以修己治人為務。……孔子平居教人，多修己治人之言，及自道所得，則不限于此。修己治人，不求超出人格，孔子自得之言，蓋有超出人格之外者矣。[22]

因為儒者主教化，故以修己治人為務，然而自孔子以來的儒者，除了講求修己治人之道，還有講求性天之道，也即有超出人格之外的學說。不過在章太炎看來，這類孔子那里偶然的“自道所得”“超出人格之外者”，不應當成為“儒學”的主體。故而他說：“儒者之業(yè)，在修己治人，以此教人，而不以此為至。……超出人格之語，不輕告人也。”[23]這也就是他所理解的性與天道“夫子罕言”的意思。

基于上述學理上的主張，章太炎對于歷代的儒學作了獨特的批判，先看其論先秦儒家：

孔、顏自道之語，皆超出人格語。……子思、孟子均超出人格，……然二家于修己治人之道，并不拋棄。

荀子語語平實，但務修己治人，不求高遠。[24]

《論語》一書大體講修己治人，然其中孔子、顏回的“自道之語”則超出人格，后來的子思、孟子的書中則也多有超出人格的，因此章太炎認為傳統(tǒng)的“四書”中的《中庸》與《孟子》不能作為“國學之統(tǒng)宗”[25]，不過他還是強調(diào)無論孔、顏，還是子思、孟子都不拋棄修己治人之道。再往后則是荀子，章太炎指出其書的平實，而且明顯屬于“但務修己治人，不求高遠”的儒家正宗，這一點很值得注意。漢代以后的儒家，則明顯分為兩派：

論漢以后之儒家，不應從宋儒講起，六朝、隋、唐亦有儒家也。概而言之，須分兩派：一則專務修己治人，不求高遠，一則顧亭林所譏“明心見性”之儒是矣。修己治人之儒不求超出人格，明心見性，則超出人格矣。[26]

漢以后的六朝、隋唐至于宋代，儒家的兩派，一則傳統(tǒng)的“修己治人，不求高遠”；一則“明心見性，超出人格”。章太炎說：

明心見性之儒，謂之為禪，未嘗不可。惟此所謂禪，乃四禪八定，佛家與外道共有之禪，不肯打破意根者也。昔歐陽永叔謂孔子罕言性，性非圣人所重，此言甚是。儒者若但求修己治人，不務談天說性，則譬之食肉不食馬肝，亦未為不知味也。[27]

講到了宋明儒學中的心性一路，他便以為“謂之禪學，未嘗不可”，雖未全然否定，但也摒棄得差不多了。他還說：“大概亭林、船山……要皆專務修己治人，無明心見性之談也。”[28]諸如顧炎武（亭林）、王夫之（船山）以及陸世儀、顏元等明清之際的儒者，大多反對儒家中的“談天說性”一路，將之看作禪學，凡是講求“明心見性”便是外道、異端，“非圣人所重”，儒學如少了這一路的學術，也不失其完整性，故而“譬之食肉不食馬肝，亦未為不知味也”。此處章太炎如此說，則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抗日風云之下，他便想到了明清之際，想到了顧、王，因此細分儒學之“超出人格”與否了。

另一方面，章太炎特別倡導《儒行》篇，從“儒者之行”上談儒學，則是倡導講求踐行的“人格完善”之學。源于時代背景的激發(fā)，他晚年講儒學十分在意造就“堅苦卓絕、奮厲慷慨之士”。他在《國學之統(tǒng)宗》《儒行大意》等講演之中，都在強調(diào)這一點。他說：

專講氣節(jié)之書，于《禮記》則有《儒行》。《儒行》所述十五儒，皆以氣節(jié)為尚。……無勇氣，尚不能為完人，此余之所以必標舉《儒行》也。[29]

十五儒中，亦有以和平為尚者，然不若堅苦卓絕、奮厲慷慨者之多。……細讀《儒行》一篇，堅苦慷慨之行，不外高隱、任俠二種，……此種守道不阿、強毅不屈之精神，今日急須提倡。[30]

所謂“標舉《儒行》”，其實就是標舉氣節(jié)，倡導道德踐行之中的堅苦卓絕、奮厲慷慨，守道不阿、強毅不屈的精神，此種精神不可或缺，方才是儒者之“完人”“成人”。因此章太炎還說：

試以《論語》相較，《論語》載“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繼而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以今日通行之語言之，所謂“成人”，即人格完善之意，所謂“儒”者，亦即人格完善之謂。[31]

《儒行》篇所說的“十五儒”，與《論語》“子路問成人”章的意思相合，也即智、仁、勇三達德的結合，特別是“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的精神在，方才為“成人”，方才是“人格完善”，這才是“儒”之真精神。這一層意思，章太炎在《國學綜統(tǒng)宗》中有進一步的闡發(fā)：

《儒行》十五儒，未必皆合圣人之道。然大旨不背于《論語》，《論語》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為士矣。子路問成人?子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士與成人，皆是有人格之意。反之，不能為人，即等于禽獸。《論語》所言，正與《儒行》相符。《儒行》見死不更其守，即《論語》見危授命之意，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即《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之意，可見道理不過如此，《論語》、《儒行》，初無二致。[32]

《儒行》篇所載的儒者之行，并不都合于圣人之道，但大旨與《論語》一致，只有“見死不更其守”“見危授命”的精神在，方才是“人格完善”，強調(diào)氣節(jié)對于人格的重要性，其實也就是從另一角度來說儒學的核心精神為“修己治人”。因此，章太炎強調(diào)儒者，就是“人格”完善之人，有氣節(jié)之人，否則不但不是儒者，甚至不能為人，等于禽獸。

再就氣節(jié)之重要性而言，章太炎在《諸子略說》《國學之統(tǒng)宗》之中也對歷代儒者，作了獨特的批判：

儒者修己之道，《儒行》言之甚詳，《論語》亦有之，曰“行己有恥”，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修己之大端，不過爾爾。范文正開宋學之端，不務明心見性而專尚氣節(jié)，首斥馮道之貪戀。《新五代史》之語，永叔襲文正耳。其后學者漸失其宗旨，以氣節(jié)為傲慢而不足尚也，故群以極深研幾為務。于是風氣一變，國勢之弱，職此之由。宋之亡，降臣甚多，其明證也。明人之視氣節(jié)，較宋人為重。[33]

然而兩漢人之氣節(jié)，即是《儒行》之例證。……宋亡，而比跡馮道者，不知凡幾，此皆輕視氣節(jié)之故。如今倭人果滅中國，國人盡如東漢儒者，則可決其必不服從。如為南宋諸賢，吾知其服從者必有一半。是故欲求國勢之強，民氣之尊，非提倡《儒行》不可也。[34]

儒學的修己治人之道，也即“行己有恥”，也即“不務明心見性而專尚氣節(jié)”，兩漢儒者的氣節(jié)最為典型，至于宋代則還有范仲淹（范文正）與歐陽修（永叔）駁斥馮道之流的喪氣節(jié)，然而后來卻漸失儒學宗旨，“以氣節(jié)為傲慢”便會“以極深研幾為務”，風氣一變，則國家積貧積弱，故而在抗日之際，章太炎極力倡導氣節(jié)，當如東漢儒者，不當如南宋儒者，當講氣節(jié)，不當講“極深研幾”的性天之學。說到南宋儒者，章太炎對于朱熹、陸九淵都有批評：

朱、陸為無極、太極之枝節(jié)問題，意見相反，書函往復，互相譏彈，幾于絕交，不關過失，已使氣如此，何況舉其過失乎？有朱、陸之人格，尚猶如此，何況不如朱、陸者乎？[35]

這一批評是從“人格完善”的立場出發(fā)的，可以說有一點吹毛求疵，朱、陸書函往復專論無極、太極，這在章太炎看來都是“極深研幾”的性天之學，且屬于枝節(jié)問題，故原本意義不大。況且朱、陸的論辯，其中有“互相譏彈，幾于絕交”，表現(xiàn)為任性使氣，也即“人格”有不夠完善之處。

章太炎晚年所講的“儒學”之涵義，有著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即學理層面的“儒者之業(yè)”與踐行層面的“儒者之行”，而在此種涵義形成的背后，則還有抗日的歷史背景。這一點對于理解章太炎的“儒學”觀而言絕對不可忽視，正如其早年的“儒學”觀的背景則是反滿一樣，雖基于思想本身，但亦有時代的內(nèi)驅(qū)力在起作用。

三、“儒學”與經(jīng)、史之關系

章太炎晚年倡導讀經(jīng)、讀史，經(jīng)常談論經(jīng)、史之重要，并有《論讀經(jīng)有利而無弊》《論讀史之利益》等多篇講演錄。至于如何看待經(jīng)、史，則另有《論經(jīng)史儒之分合》，該文對于經(jīng)、史、儒三者之關系的演繹，值得特別重視。

總的來看，章太炎晚年論經(jīng)、史，當是從其獨特的“儒學”觀出發(fā)的，也即從“修己治人”這一總綱出發(fā)的。其基本的觀點則有三：其一，經(jīng)衍而為儒家、史家；其二，六經(jīng)皆史之說；其三，經(jīng)、史二部合于儒。這三點其實也是一回事，在此民族危亡、國家淪喪之際，講“國學”，也即講“儒學”也即講“經(jīng)史”，而非講宋儒以及顧、高之“理學”。因此，章太炎說：“若至經(jīng)史道喪，儒學廢絕，則吾炎黃裔胄，真淪于九幽之下矣。”[36]

先看第一點，章太炎認為經(jīng)衍而為儒家、史家，經(jīng)部修己治人全具，而儒、史二家則分別發(fā)展了修己、治人，“源一流分”：

經(jīng)之所該至廣，舉凡修己治人，無所不具。其后修己之道，衍而為儒家之學。治人之道，則史家意有獨至，于是經(jīng)、史遂似判然二途。

大抵提出宗旨曰經(jīng)，解說之者為說。簡要者為經(jīng)，詳盡者曰說曰傳。后世儒家、史家，辭繁不能稱，遂別稱為子、為史，溯其朔一而已矣。[37]

這是從文獻之源流來說的，經(jīng)部之學涵括最廣，修己之道、治人之道無所不具，《六經(jīng)》后來流衍而分為兩大宗，一為儒家，以修己之道為主；一為史家，以治人之道為主。為什么經(jīng)、史、儒分途？他認為主要是因為后世對于經(jīng)部的解說漸趨“辭繁”，有經(jīng)之說、經(jīng)之傳之類，分別發(fā)展為子部、史部之學，儒家則為子部之大宗，“儒家之入子部，……惟因篇帙太繁，不得不揭稱儒家以冠九流之首。”[38]然而追溯其源頭，則儒（子部）、史都是“源一流分”而已。章太炎還說：

今教人讀經(jīng)，要在策人記誦，而史傳及儒家學說，無不當悉心研究。儒之與史，源一流分，雖儒談政治，史亦談政治，而儒家多有成見，漸與史有門戶之分。[39]

讀經(jīng)重要，故而儒學、史傳也應當悉心研究。雖然說儒、史都源于經(jīng)部，都在談論政治，然而在章太炎看來，儒家“多有成見”，相對而言則史傳的特點在于客觀記錄歷代治人之跡。

第二，對于“六經(jīng)皆史”論的新詮，在強調(diào)史為《六經(jīng)》共同之“流裔”的同時，又強調(diào)了史學對于民族意識的意義。章太炎說：

古無史之特稱。《尚書》、《春秋》皆史也，《周禮》言官制，《儀禮》記儀注，皆史之旁支。禮、樂并舉，樂亦可入史類。《詩》之歌詠，何一非當時史料。大小雅是史詩，后人稱杜工部為詩史者，亦以其善陳時事耳。《詩》之為史，當不煩言。《易》之所包者廣，關于哲學者有之，關于社會學者有之，關于出處行藏者亦有之。其關于社會進化之跡，亦可列入史類。故陽明有六經(jīng)皆史之說，語雖太過，而史與儒家，皆經(jīng)之流裔，所謂六藝附庸，蔚為大國，蓋無可疑。[40]

章太炎發(fā)展了王陽明、章學誠等人的“六經(jīng)皆史”論[41]，進一步將之細化，在《六經(jīng)》之前“無史之特稱”，《尚書》與《春秋》為史無疑義；而《周禮》與《儀禮》則因為談論官制、儀注，故被認為是“史之旁支”，再者，禮、樂亦可入史；《詩經(jīng)》則作為史料，還作為史詩，故歸入史類也無疑義；《易經(jīng)》本色包容廣大，而其中有“社會進化之跡”，故亦可入史類，這么看來“六經(jīng)皆史”之說，“蓋無可疑”了。此后的史部之學，都為《六經(jīng)》之“流裔”，無論編年、紀傳之史書，或是史詩，都可以說是《六經(jīng)》（六藝）之附庸，而后“蔚為大國”。然而與儒家相比，史家有著其獨特的重要性：

承平之世，儒家固為重要。一至亂世，則史家更為有用。如《春秋》“內(nèi)諸夏外夷狄”，樹立民族主義，嗣后我國雖數(shù)亡于胡，卒能光復舊物，即收效于夷夏之閑也。[42]

史即經(jīng)之別子，無歷史即不見民族意識所在。[43]

由此可知，他之所以在晚年講國學之時，總將儒學與史學并重，其根本在于當時屬于亂世，則史學特別重要，因為史學位“經(jīng)之別子”，然為“民族意識所在”，只要史書在，就能收效于夷夏之防，就能光復中華。

第三點，其實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經(jīng)、史二部合于儒。章太炎說：“若六經(jīng)皆史之說，微有語病，因經(jīng)所含不止史學，即儒家之說亦在其內(nèi)也。”[44]也就是說“六經(jīng)皆史”說，在明晰史學之源流、梳理史料之類型上有其獨特的價值，然卻將《六經(jīng)》與儒家的天然聯(lián)系給模糊了，故而章太炎指出其中的“微有語病”。儒家的重要性，一在于修己之道的“燦然大備”；另一在于兼有“論及政事”，故而史家擅長的治人之道，亦可合于儒家。章太炎指出：

孔子言“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詩》、《禮》、《樂》本以教人修己。一部《論語》，言修己之道更多。今《論語》入經(jīng)部，實則《論語》為孔氏一家之書，亦儒家言耳。《論語》既入經(jīng)部，則若《孟》、《荀》等無一不可入經(jīng)部。惟因篇帙太繁，不得不揭稱儒家以冠九流之首。后人疑《孟子》不應入經(jīng)部，如論其源流，實無大背謬也。經(jīng)兼修己治人，史則詳治人而略修己。自《論語》出而修己之道燦然大備，儒之可重者在此。[45]

儒家之學，源于《六經(jīng)》，發(fā)展《詩》與《禮》《樂》修己之道，《論語》與《孟子》后來進入經(jīng)部，在章太炎看來甚至連《荀子》一書也可以入經(jīng)部，只是因為“篇帙太繁”，所以許多可入經(jīng)部的儒家之書，不得不放在子部，然而也是子部“九流之首”。至于史家“詳治人而略修己”，而其治人的功能，在儒家之言當中也有不少。章太炎說：

儒家之言，關于修己之道獨多，論及政事者亦不少。……原夫史之記載，多帝王卿相之事，罕有言及齊民。舜雖耕稼陶漁，終登帝位，史亦不能詳其初事。周公制禮作樂，而禮猶不下庶人，與齊民修己鮮涉。惟孔子出身編戶，自道甘苦，足使人得所效法。夫子之賢于堯、舜，亦其地位使然也。孔子以前，為帝王而立言者實多，為平民而立言者蓋寡。東家之邱，人固以細民易之。孔子亦自言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則夫子于細民鄙事，能者實多，故能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不改其樂。以歷經(jīng)困厄之人，甘苦自知，言之自能親切，而修己之道亦因之圓滿。其后孟、荀二儒，益能發(fā)揮盡致。《漢志》入《孟》、《荀》于儒家者，以分部時當然，實則淵源無異也。如此則經(jīng)、史二部，亦固可合于儒。[46]

儒家再某種角度上看，可以涵括史家的功能，一是因為論及政事者不少，另一則是因為儒家不只是記載“帝王卿相之事”，還記載“細民鄙事”，“為平民而立言”。在章太炎看來，因為孔子出身編戶，地位不同，故而能做許多堯、舜、周公所不能。還需要再強調(diào)的是，對于政事，也即治人之道的講求，其實就是修己之道的“圓滿”，比如《孟子》《荀子》二書列為儒家，而其中論及政事者實多，這也是經(jīng)、史合于儒的明證。因此，章太炎指出：“然無儒家，則修己之道不能圓滿。而治人之道，欲其運用有方，則儒家亦往往有得之者。”[47]也就是說，儒家之學，更好的承載了經(jīng)學的功能，故而是修己之道的“圓滿”與治人之道的“運用有方”。所以說，儒學與經(jīng)、史之學雖有分別，然而儒學又能融合經(jīng)、史二學。

章太炎晚年還有《經(jīng)學略說》等講演，也是以“六經(jīng)皆史”之說，將經(jīng)學與史學進一步關聯(lián)，將經(jīng)學文獻化。然而其文獻化的目的則是突破理學時代的“儒學”觀，從而重新建構起新的“儒學”來了。

什么是經(jīng)？章太炎說：

經(jīng)之訓常，乃后起之義。《韓非·內(nèi)外儲》首冠經(jīng)名，其意殆如后之目錄，并無“常”義。今人書冊用紙，貫之以線。古代無紙，以青絲繩貫竹簡為之。用繩貫穿，故謂之經(jīng)。經(jīng)者，今所謂線裝書矣。[48]

“經(jīng)”字不可訓解為“常”，經(jīng)，也就是經(jīng)緯之線，故經(jīng)書也即線裝書，更為確切地說，則是最早的線裝書，線裝的竹簡、木牘等形制的書籍。經(jīng)書又因為孔子的整理，而分為六類，也即“六經(jīng)”。章太炎還說：

《詩》《書》《禮》《樂》乃周代通行之課本。……自孔子贊《周易》、修《春秋》，然后《易》與《春秋》同列六經(jīng)。以是知六經(jīng)之名，定于孔子也。[49]

“六經(jīng)”之名定于孔子，而“六經(jīng)”也即六類經(jīng)書，其形成過程決定于孔子：

六經(jīng)須作六類經(jīng)書解，非六部之經(jīng)書也。禮，今存《周禮》、《儀禮》。……春秋時任引《逸周書》皆稱《周書》，《藝文志》稱《逸周書》乃孔子所刪百篇之余，因為孔子所刪故不入六經(jīng)。又《連山》、《歸藏》，漢時尚存，與《周易》本為同類，以孔子不贊，故亦不入六經(jīng)。實則《逸書》與《書》為一類，《易》同為一類，均宜稱之曰“經(jīng)”也。[50]

“六經(jīng)”也即六類經(jīng)書，禮類即《周禮》、《儀禮》；書類即《尚書》、《逸周書》；易類即《周易》與《連山》《歸藏》。再者，還當區(qū)分經(jīng)與傳：

今所傳之十三經(jīng)，其中《禮記》、《左傳》、《公羊》、《谷梁》均傳記也，《論語》、《孝經(jīng)》，《藝文志》以《詩》、《書》、《易》、《禮》、《春秋》同入“六藝”，實亦傳記耳。[51]

在章太炎看來，《禮記》為說禮之傳，而《左傳》《公羊》《谷梁》則為《春秋》之傳。甚至《論語》與《孝經(jīng)》二書，也是傳記，其解說的是“六經(jīng)”，故同入“六藝”。

經(jīng)部之書，也就是由經(jīng)書本身與解說經(jīng)書之傳組成，然而對于經(jīng)書的解說則日益“辭繁”，故而成為子、史二部，故“史與經(jīng)本相通，子與史亦相通。”[52]史部與“六經(jīng)”之關系，則是章太炎一再論說的：

史部本與《六經(jīng)》同類。《藝文志》“春秋家”列《戰(zhàn)國策》、《太史公書》，太史公亦自言繼續(xù)《春秋》。后人以史部太多，故別為一類。[53]

經(jīng)是古代的史書，史是近代的經(jīng)書，二者本來是一致的。……我們之所謂經(jīng)，等于現(xiàn)代一般人所說的線裝書。[54]

由此可知，章太炎將經(jīng)、史都理解為線裝之書，史源于經(jīng)，諸如《藝文志》等，漢代以后區(qū)分為二部，則是因為史部的書太多了。同樣的是，《孟子》《荀子》也是在解說經(jīng)書，這類解說太多故別列為子部。

經(jīng)、史、子、集的分類，在章太炎看來關鍵在于文獻形成的過程，時代的先后，至于重要性之區(qū)別則是其次的，或者說區(qū)別并不如古人所說的那么大：

經(jīng)術乃是為人之基本，若論運用之法，歷史更為重要。

夫人不讀經(jīng)書，則不知自處之道；不讀史書，則無從愛其國家。[55]

經(jīng)書所載，確實是“為人之基本”“自處之道”，然而經(jīng)書只是古典文獻之源頭，進一步運用“修己治人”之道，則還需要史書，史書承載的是民族意識、國家意識。因此，讀經(jīng)與讀史同樣重要。：

所謂經(jīng)學之利者，何也？曰：儒家之學不外修己治人，而經(jīng)籍所載，無一非修己治人之事。……讀經(jīng)之利有二，一修己，二治人。[56]

通經(jīng)即可致用，今亦可言通史致用，史即經(jīng)也。……讀史致用之道有二，上焉者察見社會之變遷，以得其運用之妙，次則牢記事實，如讀家中舊契，產(chǎn)業(yè)多寡，了如指掌。[57]

經(jīng)學傳承的主要是儒家的思想，也即修己治人之道，通經(jīng)致用，“致用”也即修己與治人。同樣，也可以說通史致用，具體而言則史書之“致用”比經(jīng)書更為客觀可察，上則“察見社會之變遷”，次則“牢記事實”，都可資于修己、治人。所以說章太炎強調(diào)的讀經(jīng)、讀史，與其重新建構“儒學”的觀念也是相通的。

四、結語

章太炎晚年講“國學”，有其獨特的時空背景，因為在無錫開講，故而從東林學派的顧憲成、高攀龍之“理學”講起。然而當時已是抗日風云高漲了，故而他要提出，“今日而講國學”，當由“談天論性”回歸“修己治人”；“適宜今日之理學”當既能“坐而言”又能“起而行”，故而“正其名曰儒學。也就是說，因為又到了民族危亡之際，在吳中講學便要倡導顧炎武之說，以“修己治人之實學”代“明心見性之空言”。

至于“正其名曰儒學”，其中也有深層的意義，在其晚年講學時，有著對于孔子以來的歷代儒者的批判，雖說漢以后的六朝、隋唐至于宋代，儒家的兩派，一則傳統(tǒng)的“修己治人，不求高遠”；一則“明心見性，超出人格”。但是章太炎主張不提“理學”而提“儒學”，則在消除宋、明諸家遺留下來的那些“門戶之見”的同時，也在排斥孔子、子思、孟子以及宋、明諸儒的“性天”之類“超人格”之說，排斥近于“性天”說的、受西洋影響而建立起來的哲學、史學。轉(zhuǎn)而倡導回歸孔、孟原始儒學，也即由“談天論性”回歸“修己治人”，或者說在此過程中重構其新的“儒學”或“國學”體系，其中最為典型的一個主張便是棄朱子《四書》而取《孝經(jīng)》《大學》《儒行》《喪服》，組成“新四書”體系，并成為“國學之統(tǒng)宗”。

在此基礎上，其“儒學”之涵義，便有了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一是學理層面的“儒者之業(yè)”，倡導的是修己治人之“實學”，而非“明心見性”之“空談”；另一是踐行層面的“儒者之行”，倡導的是“氣節(jié)”，而非“極深研幾”的“超出人格”之學說，造就的是“艱苦卓絕、奮厲慷慨之士”，“人格完善”之“成人”“完人”。也因為上述的“儒學”觀念，章太炎晚年論儒學與經(jīng)、史之關系，也以“修己治人”為中心：其一，經(jīng)衍而為儒家、史家，經(jīng)部修己治人全具，而儒、史二家則分別發(fā)展了修己、治人，“源一流分”；其二，六經(jīng)皆史之說，史家源于《六經(jīng)》，由附庸而“蔚為大國”，與儒家相比，則史家因其承載民族意識，故有著其獨特的意義；其三，經(jīng)、史二部合于儒，儒家的重要性，一在于修己之道的“燦然大備”；另一在于兼有“論及政事”，經(jīng)學傳承的主要是儒家的“修己”之道，而史家擅長的儒家的“治人”之道，故而必然都合于儒家。

總之，晚年的章太炎講國學，其時空背景必須給予特別的關注，民族危亡是其思考的重點，以此為核心去選擇批判儒學中的“談天說性”，批判西洋哲學、史學，回歸原始儒學的“修己治人”，重構新的儒學體系，讀經(jīng)、讀史也當重新探尋其利益所在。這么看來，簡單地將之歸入“保守”陣營，則模糊了許多思想因子，真正理解章太炎獨特時空背景之下的“儒學”思想，還有許多問題可以再做深度探討。

[1]學界對于章太炎早年的儒學觀成果頗豐，而看近期引發(fā)關注較多的則有陳壁生先生，他認為其《訄書》中的《訂孔》、《國故論衡》中的《原經(jīng)》《原儒》等著作發(fā)展“六經(jīng)皆史”論，使得經(jīng)學瓦解而成為文獻典籍，參見陳壁生《經(jīng)學的瓦解》，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涉及章太炎晚年的儒學觀的論著較少，研究較為全面的有張昭軍先生的《儒學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學思想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該書重點在于章太炎儒學思想的淵源、進程以及對儒學的學術研究，就其儒學觀的特點而言則研究不多。

[2]章太炎：《國學之統(tǒng)宗》，《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頁479。

[3]章太炎：《國學之統(tǒng)宗》，《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483。

[4] 章太炎：《適宜今日之理學》，《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507。

[5] 章太炎：《適宜今日之理學》，《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507。

[6] 章太炎：《適宜今日之理學》，《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508。

[7] 章太炎：《適宜今日之理學》，《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508。

[8] 章太炎：《適宜今日之理學》，《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508-509。

[9] 章太炎：《歷史之重要》，《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492。

[10] 章太炎：《歷史之重要》，《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492。

[11] 章太炎：《適宜今日之理學》，《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510-511。

[12] 章太炎：《適宜今日之理學》，《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508。

[13] 章太炎：《適宜今日之理學》，《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510。

[14] 章太炎：《適宜今日之理學》，《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509。

[15]章太炎：《適宜今日之理學》，《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510。

[16] 章太炎：《適宜今日之理學》，《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511。

[17] 章太炎：《歷史之重要》，《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492-493。

[18] 章太炎：《歷史之重要》，《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493。

[19] 章太炎：《諸子略說（上）》，《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979。

[20] 章太炎：《〈儒行〉大義》，《章太炎國學講演錄》，中華書局2014年版，頁22。該文亦收錄于《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上）》，題為《〈儒行〉要旨》。文字略有不同，故本文選用前者。

[21] 章太炎：《諸子略說（上）》，《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979。

[22] 章太炎：《諸子略說（上）》，《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980。

[23] 章太炎：《諸子略說（上）》，《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980。

[24] 章太炎：《諸子略說（上）》，《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981-982。

[25]章太炎：《國學之統(tǒng)宗》，《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479。

[26] 章太炎：《諸子略說（上）》，《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986。

[27] 章太炎：《諸子略說（上）》，《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993。

[28] 章太炎：《諸子略說（上）》，《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996。

[29] 章太炎：《國學之統(tǒng)宗》，《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480、484。

[30] 章太炎：《〈儒行〉大義》，《章太炎國學講演錄》，中華書局2014年版，頁24-25。

[31] 章太炎：《〈儒行〉大義》，《章太炎國學講演錄》，中華書局2014年版，頁25。

[32] 章太炎：《國學之統(tǒng)宗》，《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484。

[33] 章太炎：《諸子略說（上）》，《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993。

[34] 章太炎：《國學之統(tǒng)宗》，《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484-485。

[35] 章太炎：《國學之統(tǒng)宗》，《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484。

[36] 章太炎：《論經(jīng)史儒之分合》，《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599。

[37] 章太炎：《論經(jīng)史儒之分合》，《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591。

[38] 章太炎：《論經(jīng)史儒之分合》，《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595。

[39] 章太炎：《論經(jīng)史儒之分合》，《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596。

[40] 章太炎：《論經(jīng)史儒之分合》，《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591-592。

[41]“六經(jīng)皆史”之說，經(jīng)過章太炎的新詮，在近代引起新的關注。此處章太炎指出與王陽明之關系，而他在《歷史之重要》一文中則說：“經(jīng)與史關系至深，章實齋云‘六經(jīng)皆史’，此言是也。”章太炎：《歷史之重要》，《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490。

[42] 章太炎：《論經(jīng)史儒之分合》，《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596。

[43] 章太炎：《論經(jīng)史儒之分合》，《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599。

[44] 章太炎：《論經(jīng)史儒之分合》，《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599。

[45] 章太炎：《論經(jīng)史儒之分合》，《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595。

[46] 章太炎：《論經(jīng)史儒之分合》，《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595。

[47] 章太炎：《論經(jīng)史儒之分合》，《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596。

[48] 章太炎：《經(jīng)學略說（上）》，《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871。

[49] 章太炎：《經(jīng)學略說（上）》，《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873。

[50] 章太炎：《經(jīng)學略說（上）》，《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874。

[51] 章太炎：《經(jīng)學略說（上）》，《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874。

[52] 章太炎：《歷史之重要》，《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492。

[53] 章太炎：《經(jīng)學略說（上）》，《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874。

[54] 章太炎：《經(jīng)義與治事》，《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上）》，頁455。

[55] 章太炎：《歷史之重要》，《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490。

[56] 章太炎：《論讀經(jīng)有利而無弊》，《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566-567。

[57] 章太炎：《論讀史之利益》，《章太炎全集·演講集（下）》，頁6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