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木見悟（日語：あらき けんご），日本廣島縣人，日本九州大學文學博士。歷任福岡學藝大學小倉分校副教授，北九州大學文學院教授，九州大學中國哲學系主任等職。荒木見悟以明代思想史之研究成果，馳名于世。生性謹嚴，行事一絲不茍，頗有古代理學家之風范。1980年代之后，荒木見悟曾數次到臺灣作短期講學。主要著作有《佛教與儒教》、《明末清初的思想與佛教》、《大慧書》（譯注）、《明代思想研究》、《明清思想論考》等書。

今日（2017年3月23日）忽聞荒木見悟先生昨日辭世，不禁讓我回憶起昔年的往事。荒木先生的學術貢獻，至少在專業的學者圈中已是眾所周知，無需我這里贅語。而其生平事跡，相信也自有其門人弟子介紹。我與荒木先生的交往，之前似乎從未向人提起。如今他駕鶴西歸，就讓我記下與他交往的雪泥鴻爪，作為我個人對他的緬懷和紀念。

我最早知道荒木先生的名字，還是八十年代末我在南京大學讀大學的時候。那時我已經對中國哲學、思想史和宗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開始泛觀博覽海內外的各種著作，當讀到狄培理（W. T. de Bary）先生主編的 The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一書時，對于其中Araki Kengo撰寫的一篇“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in the Late Ming”，印象就極為深刻。后來才知道，這位Araki Kengo，就是荒木先生姓名的英文拼寫。

由于我的碩士、博士論文以中晚明的陽明學為題，而荒木先生是研究晚明思想尤其陽明學與佛教關系的大家，我在撰寫碩士、博士論文期間，自然就進一步閱讀了荒木先生的著作。

荒木先生和另一位日本學界陽明學的大家岡田武彥先生號稱“九州二老”，他們的著作我都讀過。由于岡田先生的《王陽明與明末儒學》較早地被譯為中文，中文世界似乎對岡田先生知道得更多些。尤其近些年他的《王陽明大傳》也有了中譯本，在陽明學熱的社會潮流之下，很多學界以外的社會人士也都知道了岡田先生的大名。相較之下，荒木先生的名字，恐怕在中國仍然限于學界中人所知。不過，自從我大學時開始接觸岡田和荒木兩位先生的著作之初，我就認為荒木先生的研究更為精深。后來隨著我對明代思想尤其相關古籍了解和閱讀的日趨深廣，我益發加強了這一判斷。

2001年之前，荒木先生對我來說一直都是紙上的人物。我對他的關注，也僅限于其論著。但是，有一件事情，讓我和荒木先生這個“人”直接發生了聯系。

1996年我在閱讀周海門的《東越證學錄》時，已經對于海門的學派歸屬問題產生了疑慮。黃宗羲在其《明儒學案》中，將周海門劃歸“泰州學案五”。但是，我閱讀《東越證學錄》得出的印象，卻是無論從自我認同、思想傾向還是地域劃分來說，周海門都屬于浙中王龍溪一派。除了周海門自己的《東越證學錄》之外，其他晚明文獻的相關史料，也都不斷印證了我的觀察。而在我一邊撰寫博士論文，一邊隨時搜集史料，思考周海門的學派歸屬以及泰州學派的構成問題時，我讀到了荒木先生收入其《明代思想研究》（東京：創文社，1988）一書中的〈周海門の思想〉這篇論文。正是在這篇論文中，我看到荒木先生對周海門在《明儒學案》中的學派歸屬表示了疑問。不過，荒木先生雖然提出了疑問，卻尚未對黃宗羲的劃分做出否定。由于我自己已經在閱讀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對于周海門的學派歸屬以及泰州學派的構成產生了初步的想法，荒木先生未嘗深究的點到即止，就進一步激發了我徹底追查和澄清學術思想史真相的念頭。終于在2000年訪問臺灣期間，我自信已經掌握了充足的史料以及厘清了論證的線索和理路，于是一氣呵成，寫出了〈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相關問題之檢討〉這篇三萬五千余字的專論。當時我的見聞所及，似乎只有荒木見悟先生對于海門的學派歸屬問題有過質疑。因此，我那篇專論完成之后，除了一兩位前輩學者之外，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應該寄給荒木先生，看看我從“史料”（evidences）與“論證”（arguments）兩個方面的研究，是否足夠令人信服。

2001年8月，我收到了荒木先生的回信，不僅對我的論文予以充分的肯定，更是指出了明代思想世界甚至《明儒學案》中一些人非“儒”之一字所可范圍。這的確是一個慧見。他甚至勉勵我編一部“新明代思想家學案”。因之前我與他素無直接的交往，文章當時如何寄達給他，如今已經不記得了。無論如何，正是在得到了荒木先生以及其他幾位前輩學者的充分肯定之后，我才將論文投給臺灣的《清華學報》，于2002年9月正式發表的。距離我在2000年夏天完成此文，已經是兩年之后了。

（2001年8月荒木見悟先生給作者的信）

2003年，我的《良知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在臺灣初版。既然之前有過與荒木先生的通信，很自然地，我就想寄了一本給他請正。由于2003到2004年學期我在夏威夷大學擔任客座教授（Arthur Lynn Andrews Chair Distinguished Visiting Professor），當時應該是致函學生書局請對方直接寄給荒木先生的，同時我也寫了一封信給荒木先生，請他閱后指教。2004年5月，我收到荒木先生的來信，寄到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我的辦公室。記得那是一張很雅致的明信片，上面除了荒木先生中文的字跡之外，因為需要有我在美的地址這一緣故，還有他的英文手跡。這是荒木先生給我的第二封信函。

（2004年5月荒木先生給作者的信）

收到信時，我以為這就是一封答謝函，因為信末有“不知自己的學力和體力能夠了解多少”這樣的話。荒木先生是1917年生人，到2004年的時候，他已經是87歲高齡了。所以，“體力云云”，我當時是當真的。而“學力”之說，顯然是老先生的謙辭。不過，正是由于我并未細究，結果竟然忽略了這封信中最重要的部分。原來，不知何故，老先生并未收到我的《良知學的展開》而希望我再寄一次給他。這一點，我竟然完全沒有注意到。直到如今獲悉荒木先生過世，唏噓之際找到遺墨，并請精通日文的友人陳瑋芬女士辨認，才發現了這一陰差陽錯。此時此刻，“遺憾”二字于我就絕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實在是一種真切而強烈的心情了！早知如此，我當然會再寄一本給他。以老先生一貫的認真與深厚的學養，一定會像當初看過我檢討周海門學派歸屬與泰州學案構成的那篇文字一樣，再次惠我以極具卓識與前瞻性的指教。

在那之后，因我的研究興趣和領域日益廣泛，不再限于中晚明的陽明學。雖然這不過是我之前一直的蘊蓄在各種學術外緣刺激之下的進一步展開，但畢竟要分散我對于中晚明陽明學的部分精力，所以，我相當長一段時間就并未再與荒木先生聯系過，盡管我但凡涉及明代思想的各種議題時，一定會想到荒木先生。例如，我曾與荒木先生著作忠實的中文譯者廖肇亨先生多次提起我對荒木先生學問的敬佩；在指導我的博士生撰寫關于管東溟思想的博士論文時，我也首舉荒木先生開創性的大著《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東溟の生涯とその思想》（東京：創文社，1979），指定作為需要深究細參的必讀參考書。

2004年以后雖然聯系不多，但有一次我突然收到了荒木先生寄來的關于陶望齡思想研究的抽印本論文。扉頁有他工整的題字。我想，這是因為在之前的信中，我曾提及對于“二陶”的興趣，表示要進一步追究浙東王龍溪以降包括周海門、陶望齡和陶奭齡兄弟的思想譜系與脈絡這一緣故。如今，我指導的一位學生已經完成了有關管志道思想的博士論文并順利畢業，另一位正在撰寫關于“二陶”思想的博士論文，而我自己追究龍溪以降浙東儒學演進的計劃，雖然因其他研究之故而進展遲緩，卻并未終止。能夠真正深入明代廣袤思想世界的前輩知音原本無多，如今，荒木見悟先生這位當之無愧的前輩大家又遽歸道山，思之如何能夠讓我這位后學小子不倍覺傷感呢？

因此，盡管我和荒木先生從未謀面，我們有限的幾次通信往復也遠遠算不上聯系密切，但是，我仍然不禁有感而發，希望寫下這篇小小的文字，追憶往事，作為我個人對于荒木先生的懷念與紀念。老先生恰好以百歲高齡而辭世，固然令親朋好友以及像我這樣的后學小子難免傷懷，但對于如今這個“多故”的世界來說（《晉書·阮籍傳》所謂“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也未嘗不是一種解脫吧。

（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學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