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溯源日本近代意義上的“國學”概念，就要追溯日本近代的學術，而日本的學術，在近代中國的學界稱之為“東學”。梁啟超在很多場合，把“東學”特指“日本學術”。梁啟超流亡日本的時期，正值日本明治維新后發(fā)展旺盛時期，而梁啟超是于1898年開始流亡日本，對于在中國也曾變法維新的梁啟超來說，對當時日本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明治維新的成功經驗非常渴求認識，于是“東學”給予了梁啟超很大影響。梁啟超汲取了日本的維新經驗，亦汲取了日本近代 “國學”的精華，成為了倡導中國近代“國學”最早的人物之一。“東學”對梁啟超“國學”的影響與滲透表現在三個方面： “東學”中凸顯“國學”地位，對梁啟超“國學”思想的影響；“東學”中 近代日本“國學”的研究路徑，對梁啟超“國學”思想的影響；“東學”中的凸顯民族主義對梁啟超“國學”思想的滲透。

 [關鍵詞] 梁啟超，國學，東學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中國近代的國學與東學關系探究”（項目編號：15XZX005）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史少博，女，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我國學者研究近代“國學”一般以“西學”為參照，但忽略了“東學”與我國近代國學的關系，而“東學”恰恰是影響我國近代“國學”的一個重要因素，其原因是近代“國學”大師大都在日本生活多年，深受“東學”影響，并且他們接觸“西學”，也大多是通過日本而了解的“西學”，無疑中國近代“國學”的產生，不可避免地有其“東學”淵源，梁啟超是近代“國學”大師之一，其“國學”也有“東學”淵源。日本的學者狹間直樹說：“梁啟超的名字，也許現在不是那么為人所知。但是，在上一個世紀至本世紀初，傳統(tǒng)中國向近代中國過渡的文明史轉型時期，他發(fā)揮了無以倫比的重要作用。在21世紀即將來臨，東亞在世界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的今天，梁啟超的歷史作用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在中國近代知識轉型過程中，就作用、影響而言，無人在梁啟超之上。不僅如此，幾乎在每一具體領域，梁啟超都是開風氣之先。許多關鍵性概念的引進和轉換，雖然不一定都是由梁啟超發(fā)其端，卻在梁啟超之后定型。”[1]狹間直樹給予了梁啟超高度評價，盡管梁啟超在日本“也許現在不是那么為人所知”，但是在中國，現在梁啟超的名字仍然幾乎家喻戶曉。梁啟超是近代的“國學”大師，1901年在《中國史敘論》中就是用了“國粹”概念，1902年著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中，多次使用了近代意義上的“國學”概念。提及到近代意義上的“國學”概念，就得溯源日本的近代意義上的“國學”對梁啟超國學的影響，下面具體分析。

 一、“東學”之概念    

“國學”的概念古代就有，然而古代“國學”一般指的是教育機構。近代“國學”一般強調與“西學”的關系。而我國近代的“國學”概念，一般認為是借鑒了日本近代的“國學”概念，而溯源日本的近代意義上的“國學”概念，就要追溯日本近代的學術，而近代日本的學術，在近代中國的學界稱之為“東學”。關于“東學”之概念，2003年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2009年再版、中國社會科學院鄭匡民研究員《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的著作，使用了“東學”概念，耿云志研究員在《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序中寫道：“在清末，學界曾較普遍地使用‘東學’一詞來指稱日本的思想學術。梁啟超在許多文章中，也在這個意義上使用‘東學’一詞。因此，將當年梁氏本人指謂日本學術的詞語，在研究當年梁氏思想的著作中加以采用，應當是可以為學界所接受的。” [2] “東學”顧名思義即東方之學，或指“東方”的學問或學術。從大的范圍來看，“東學”包括“東方”國家的所有學術。“東方”是泛指，一般指中國、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而在我們中國的近代的“國學”者們，一般把日本的學術稱為“東學”。

 “東學”的外延包括日本固有的傳統(tǒng)文化、政治學、哲學等內容，例如鄭匡民研究員著的《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中的“東學”不僅包括日本的哲學、國學，而且“東學”也包括政治學等學術等等思想。“東學”的內容包括了哲學家的思想，倫理學家的思想，政治家的思想，也包括了“日本國家主義思潮”，可見“東學”的內容包括當時日本的一切思想學術。

 “在清末，學界曾較普遍地使用‘東學’一詞來指稱日本的思想學術”，是因為近代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始，日本經濟、政治、文化都得到了極大的發(fā)展，日本文化也成為“東學”的代名詞。但實際上“東學”一定意義上應該指“亞洲之學”，而“亞洲之學”相對于西方之學的“西學”而言。梁啟超有時候也把“亞洲之學”看成一體，有時他不談論一國之內的“國粹”，而談論“亞粹”，例如梁啟超說：“是以聯(lián)合同志，共興《清議報》，為國民之耳目，作維新之喉舌。嗚呼，我支那四萬萬同胞之國民，當共鑒之，我黃色種人欲圖二十世紀亞洲自治之業(yè)者，當共贊之。今將本報宗旨規(guī)例列作：宗旨 一 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fā)國民之正氣。二 增長支那人之學識。三 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聯(lián)其情誼。四 發(fā)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3]這里梁啟超提出了“亞粹”一詞，是把亞洲文化視為一體，把中國之學也納入了“亞洲之學”，即把中國之學術也納入了“東學”，但是梁啟超在更多場合，還是把“東學”特指“日本學術”，故而本文就借用清代“學界曾較普遍地使用‘東學’一詞來指稱日本的思想學術”之意。

                  二 、梁啟超“國學”思想的“東學”背景

日本于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就進行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西化與現代化改革，號稱明治維新，這次改革明治天皇在1868年建立新政府，建立君主立憲政體，提倡“文明開化”，而梁啟超是于1898年開始流亡日本，故而對于在中國也曾變法維新的梁啟超來說，對于當時日本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明治維新的成功經驗非常渴求認識，從而也汲取了近代日本“國學”精華。而“梁啟超通過明治日本思想界的大量成果吸取西方近代思想，正是東亞近代文明形成的重要一環(huán)。”[4]這里是說梁啟超思想不僅有“東學”的淵源，而且梁啟超思想也促進了“東學”的發(fā)展，成為“東亞近代文明形成的重要一環(huán)”。日本學者石川禎浩說：“明治時期的日本獲取了‘文明’的知識營養(yǎng)，并將其作為‘新知識’介紹到中國的，正是1898年戊戌政變后被迫流亡到日本的梁啟超。”[5]

1894年甲午戰(zhàn)爭，中國失敗，一些知識分子反思失敗的原因，又因為與日本相鄰、文化相近，于是大批留學生逐漸流入日本，尋求救國救民之思想，即是“梁啟超流亡到日本，剛好遇上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即愈來愈多的中國學生涌入日本。當然，這不是中國學生第一次到國外留學。19世紀70年代，就有一些學生被送往英國和歐洲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但是19世紀90年代發(fā)生的事情與19世紀70年代的情況迥然不同。首先，日本取代美國和歐洲，成了想去國外的中國學生的主要地點。日本與中國地理和文化的相近，使中國學生有可能大批前往。更重要的是，19世紀20年代末和20世紀初的留日運動是在一個全然不同于19世紀70年代的思想背景下發(fā)生的。70年代，學生的派遣，大部分是由于政府需要有關西方科學和技術方面的某些專門人才，而紳士方面對西學并沒有很大興趣。但是1900年前后的10年里，雖然留日運動主要仍由政府倡導和資助，但學生是在維新運動的思想環(huán)境中離開的，對新的學問和新的感受興趣盎然。結果，中國青年的赴日浪潮起初只涉及極少部分人，但在幾年中便發(fā)展成為一場持續(xù)不斷的思想運動，這場運動最后卷入了萬余名學生，學生人數的明顯增長可由下列數字得到證明——1899年學生人數估計200名左右，而1906年學生人數達13000名或更多。顯然。本世紀的轉折時期是東京——橫濱吸引愈來愈多的中國青年涌入，并成為正在興起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中心時代。……在本世紀，梁（即：梁啟超）無疑是中國知識分子中少數幾個最活躍、最有影響的領導人之一。……不可避免地使梁（即：梁啟超）成為在中國和日本的中國改良主義分子中最有影響的人物。”[6]梁啟超在日本生活的時間很長，1989年（光緒二十五年）7月3日，“得光緒皇帝召見，命呈《變法通議》，賞六品銜，令辦譯書局事務。奏請設立編譯學堂。九月二十一日，政變爆發(fā)，避入日本使館，旋乘日艦逃亡日本。十月十六日，抵達日本東京。……一八九九（光緒二十五年）秋間，得華僑資助，在東京創(chuàng)辦高等大同學校，并于神戶籌辦同文學校，于次年春成立。……一九O一（光緒二十七年）二至四月居澳洲。五月由澳返日，抵橫濱。……一九O二（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八日，創(chuàng)辦《新民叢報》。十月十四日，創(chuàng)辦《新小說》雜志。先后發(fā)表《新民史學》、《保教非所以尊孔論》、《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等重要論著，提倡道德革命、史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在革命排滿、民主共和、保教等問題上與康有為發(fā)生嚴重分歧。一九O三（光緒二十九年）二月，應美洲保皇派之邀，離日赴北美。……十二月，返抵橫濱。自美歸來后，言論大變，放棄‘破壞主義’、‘革命排滿’主張，宣布與共和長別。……一九O四（光緒三十年）三月赴香港，參加保皇大會。四月……旋返日本，居橫濱新民叢報社，白天寫作，晚赴大同學校講授中國歷史。……一九O七（光緒三十三年）十月，與東京成立政聞社，出版《政論》雜志。……一九一一（宣統(tǒng)三年）十一月上旬，離日本回國，在大連登陸后赴沈陽，因形勢所阻，乃折回日本。……一九一二年十一月由神戶回國。……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移居清華園，著《歐洲戰(zhàn)役史論》一書，并在清華發(fā)表演說，提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八字校訓。……一九二O年在清華學校講授《國學小史》。……一九二五年九月初，開始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7]正是由于梁啟超長時間地在日本生活，不僅政治思想受到了日本的影響，而且如何對待本國文化、如何界定“國學”等方面也深受日本的影響，并且梁啟超的“國學”思路，也受到日本國學界的“國學”影響，其原因中國近代與日本在文化領域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19世紀都曾受到了“歐化”的沖擊，都曾有“歐化”嚴重的傾向。而日本的近代“國學”，由近代“國學四大人”的排斥儒學、佛學，到其后來的“國學”者排斥“歐化”，日本“國學”的演進，對逃亡日本的渴求知識、博覽群書的梁啟超來說，也無疑給予了很重要的影響。并且，梁啟超也成了受日本近代“國學”影響，成為了倡導中國近代“國學”最早的人物之一。

關于近代“國學”的定義，也說法不一。“國學”一般指一國的學術，亦有稱之謂“國家之學”。中國駐日參贊黃遵憲在1887年發(fā)表的《日本國志》中，有關于日本“國學”的論述，但沒有引起學界的重視。日本近代大規(guī)模地吸收“西學”比中國早數十年，至19世紀末日本積累了大量的西方國家的翻譯著作，由此日本固有文化也由此受到“歐化”的猛烈沖擊，于是日本近代“國學”，由原來的排儒、排佛，向排斥“歐化”轉變。而1900年西方八國聯(lián)軍用武力占領北京，中國學術界出現“歐化”傾向，愛國志士為挽救中國固有文化，梁啟超流亡日本后借鑒日本近代“國學”抵御“歐化”的經驗，保護自己國家的固有文化。梁啟超雖然通過日本了解西方，并汲取了西方先進、正確的理念，但也注意到保存“國粹”的重要性，于是學習日本開始抵制“歐化”傾向。梁啟超1902年開始 籌辦《國學報》， 后來聽取了好友黃遵憲的建議，暫緩創(chuàng)辦《國學報》。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就是用了“國粹”之詞，例如：“且以中國民族固守國粹之性質。……孔子為泰東教主、中國第一之人物，此全國公認也。”[8]梁啟超在1902年《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多次使用了近代意義的“國學”概念，例如：“近頃悲觀者流，見新學小生之吐棄國學，懼國學之從此而消滅。吾不此之懼也。但使外學之輸入者果昌，則其間接之影響，必使吾國學別添活氣，吾敢斷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國，則當轉輸之任者，必邃于國學，然后能收其效。”[9]梁啟超也多次使用“中國學術”代指中國“國學”，并且指出不用擔心“西學”會沖擊“國學”。1904年在《新民說》中也多次使用了“國家思想”概念。可見，梁啟超使用近代意義上的“國學”概念，是在他在日本流亡期間或流亡之后，無疑梁啟超的“國學”思想有著“東學”的背景。梁啟超了解“東學”、借鑒“東學”之精華，有三個渠道，即像鄭匡民先生所說：“梁啟超的‘東學’之來源有三：其一來自他老師康有為；其二來自他的朋友黃遵憲和其他的日本朋友；其三則靠自己的努力自修自成。”[10]

三、“東學”對梁啟超“國學”的影響與滲透

1.“東學”中凸顯“國學”地位，對梁啟超“國學”思想的影響。

日本近代“‘國學’之詞，實際上可以說是有荷田春滿提倡而產生的特定學問，并且這樣的‘國學’通過賀茂、本居、平田諸先生及其門流，在天下進行廣泛的傳播，其思想影響著我國人們的活動，成為引導明治維新的原動力。盡管明治維新是國內外種種原因誘導的結果，不僅僅是‘國學’一種動力促成的，但是在明治維新的種種動力中，無數證據證明了‘國學’是明治維新最有力的動力。”[11]即日本近代“國學”是“指由荷田春滿提倡、賀茂真淵繼承、本居宣長集大成、平田篤胤擴張的一派的國學。”[12]山田孝雄認為：“賀茂真淵、本居宣長、平田篤胤等大人日益展開的國學，成為了明治維新的指導原理。”[13]由此可以看出，日本近代“國學”在“東學”中無比重要的地位，即日本近代“國學”因為是一國之學、是國家之學，具有引領、指導國家前進方向的功能之一。

梁啟超流亡日本后，很快采用自己創(chuàng)造的方法大量閱讀日本書籍，也閱讀日文翻譯成的中文書籍，梁啟超說：“戊戌政變、繼以庚子拳禍，清室衰微暴露。青年學子相繼求學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眾。壬寅癸卯間，譯述之業(yè)特盛。”[14]梁啟超在日本孜孜以求，也涉獵了大量日本近代“國學”著作，由此受到啟發(fā)、感召，梁啟超也強調了“國學”的重要性，他推薦了一系列的“國學”書目，并指出：“以上書目，去論學礦、學工程學……皆須一讀。若并此未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15]梁啟超認為中國的學者，不論研究什么專業(yè)，都要了解“國學”，才是“中國的學者”，也有“國學”引領其他學術的意蘊，這無疑強調了“國學”的地位。

2. “東學”中 近代“國學”的研究路徑，對梁啟超“國學”思想的影響。

日本近代“國學”者，被譽為日本近代“國學四大人”是；荷田春滿、賀茂真淵、本居宣長、平田篤胤。正如日本學者竹岡勝也指出：“國學的完成，必須在近世的歷史中去尋求，即荷田春滿以下四大人所完成的國學體系。”[16]雖然“‘國學’以賀茂真淵研究古語為主，本居宣長研究古典為主，平田篤胤研究古道為主。”[17]但是近代日本“國學”者，研究日本“國學”，都強調以本國固有的古典文化為基礎，特別是以研究古代文化的經典著作的出發(fā)點。日本近代國學一般以日本古代的《古事記》、《日本書紀》、《萬葉集》等古典基礎，尤其推崇《古事記》，因為他們認為《日本書紀》、《萬葉集》等融入的中國儒學、印度佛學太多，故而特別強調研讀《古事記》，以挖掘固有的“日本精神”。

梁啟超在日本多年，無形中受日本國學界的影響，認識到研究一國之學的“國學”，必須從研究本國的古典文化入手，1919年梁啟超提出整理“國故”，1923年梁啟超當時為我國學者推薦的“國學”書目為：《論語》、《孟子》、《易經》、《禮記》、《老子》、《墨子》、《莊子》、《荀子》、《尹文子》、《慎子》、《在公孫龍子》、《韓非子》、《管子》、《呂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鹽鐵論》、《論衡》、《抱樸子》、《列子》、《近思錄》、《朱子年譜》，附朱子《論學要語》、《傳習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日知錄》、《明夷待訪錄》、《思問錄》、《顏氏學記》、《東原集》、《雕菰樓集》、《文史通義》、《大同書》、《國故論衡》、《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學術概論》、《尚書》、《逸周書》、《竹書紀年》、《國語》、《春秋左氏傳》、《戰(zhàn)國策》、《周禮》、《考信錄》、《資治通鑒》、《續(xù)資治通鑒》、《文獻通考》、《續(xù)文獻通考》、《皇朝文獻通考》、《通志二十略》、《二十四史》、《二十二史劄記》、《圣武記》、《國朝先正事略》、《讀史方輿紀要》、《史通》、《中國歷史研究法》、《詩經》、《楚辭》、《文選》、《樂府詩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王右丞集》、《孟襄陽集》、《韋蘇州集》、《高常侍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李義山集》、《王臨川集》(詩宜用李璧注本) 、《蘇東坡集》、《元遺山集》、《陸放翁集》、《唐百家詩選》、《宋詩鈔》、《清真詞》、《醉翁琴趣》、《東坡樂府》、《屯田集》、《淮海詞》、《樵歌》、《稼軒詞》、《后村詞》、《石道人歌曲》、《碧山詞》、《夢窗詞》、《西廂記》、《琵琶記》、《牡丹亭》、《桃花扇》、《長生殿》、《說文解字注》、《說文通訓定聲》、《說文釋例》、《經傳釋詞》、《古書疑義舉例》、《文通》、《經籍纂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世說新語》、《水經注》、《文心雕龍》、《大唐三藏慈恩法師傳》、《徐霞客游記》、《夢溪筆談》、《困學紀聞》、《通藝錄》、《癸巳類稿》、《東塾讀書記》、《庸盦筆記》、《張?zhí)兰贰ⅰ锻跣凝S先生全書》、《朱舜水遺集》、《李恕谷文集》、《鮚琦亭集》、《潛研堂集》、《述學》、《洪北江集》 、《定盦文集》、《曾文正公全集》、《胡文忠公集》、《苕溪漁隱叢話》、《詞苑叢談》 、《語石》、《書林清話》、《廣藝舟雙輯》、《劇說》、《宋元戲曲史》，并把國學最低限度的讀本列出如下：《四書》、《易經》、《書經》、《詩經》、《禮記》、《左傳》、《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戰(zhàn)國策》、《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或《通鑒紀事本末》)、《宋元明史紀事本末》、《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 從梁啟超所列“國學”推薦書目，并且還詳細地告訴了我們他所列書目的讀法，在其《治國學雜話》中告訴我們：“讀中國書，自然像披沙練金”[18]，也透視出了梁啟超對于“國學”的觀點，即國學必須以本國古典書籍為研究基礎，必須熟悉本國古代文化。而梁啟超所列“國學”推薦書目，還包括了康有為著的《大同書》、章炳麟著的《國故論衡》、梁漱溟著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胡適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梁啟超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及其《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所列推薦的國學書目中，可見不僅包括古代的古典書籍，而且還包括了他自己的著作及其同時代胡適、康有為、章炳麟、梁漱溟等其他“國學”大師的著作，這說明梁啟超研究“國學”的目的，不是以研究本國古典文化為目的，而是要透過古典文化，吸取滋養(yǎng)，立足現實、為現實服務。

日本近代“國學”者，雖然刻苦研究古典著作，但是不能止步于研究古代經典，而是在研究本國經典著作的基礎上，提煉本國的一國精神。山田孝雄認為“國學”的真髓：“總起來說國學是以國語、古典為基礎，通過國史、通過古今文化，明確具有本國家的特性本質的精神，從而以貫穿于古今而存在的、一貫的‘道’為研究目的。……國學不能止于知識，要以直接揭示國家之魂為目的，并且這‘國家之魂’能夠指導國家的方針。”[19]山田孝雄質問：“《國學者傳記集成》就沒有錯誤了，但是這樣‘國學’就像沒有特別意義與精神的古道具屋,里面雜然地陳列了貴重的美術品等，這些陳列的總稱與古道具店沒有什么兩樣，但是‘國學’是古道具屋性的學問嗎？”[20]如果研究“國學”止步于研究“古代經典”，那么“國學”也就成了“古道具屋性的學問”，故而“國學”不能止步于只是研究古代經典著作，而是透過研究古代經典著作，揭示“明確具有本國家的特性本質的精神，從而以貫穿于古今而存在的國家之魂”。

梁啟超盡管列出了“國學”的諸多書目，但是梁啟超不是把“國學”看作古文化的雜貨鋪，他為“國學”指出了研究路徑，1923梁啟超在《治國學的兩條道路》中指出：“我認為研究國學有兩條應走的大路：一，文獻的學問，應該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去研究。二，德性的學問，應該用內省的躬行的方法去研究。第一條路，便是近人所講的‘整理國故’這部分事業(yè)。……我們做這類文獻學問，要懸著三個標準以求達到：第一求真……第二求博……第三求通……以上關于文獻學算是講完，兩條路已言其一。此外則為德性學。此學應用內省及躬行的方法來研究，與文獻學之應以客觀的科學方法研究者絕不同。這可說是國學里頭最重要的一部分，人人應當領會的。必走通了這一條路，乃能走上那一條路。”[21]梁啟超說：“每日所讀之書，最好分為兩類：一類是精讀的，一類是瀏覽的。因為我們一面要養(yǎng)成讀書心細的習慣，一面要養(yǎng)成讀書眼快的習慣。心不細則毫無所得，等于白讀；眼不快則時候不夠用，不能博搜資料。”[22]梁啟超研究“國學”強調“思”，他說：“凡文化發(fā)展之國，其國民于一時期中，因環(huán)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于一方向，于是相與呼應洶涌如潮然。始焉其勢甚微，幾莫之覺；寢假而漲—漲—漲，而達于滿度；過時焉則落，以漸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于其時代之要求者也。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23]

梁啟超說：“人誰不見蘋果之墜地，而因以悟重力之原理者，惟有一奈端；人誰不見沸水之騰氣，而因以悟汽機之作用者，惟有一瓦特；人誰不見海藻之漂岸，而因以覓得新大陸者，惟有一哥侖布；人誰不見男女之戀愛，而因以看取人情之大動機者，惟有一瑟士丕亞。（即：莎士比亞）……故學莫要于善觀。善觀者，觀滴水而知大海，觀一指而知全身，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是之謂慧觀。”[24]梁啟超在研究古典文化的基礎上，主張不僅要會“思”，而且要會“悟”，即要“善觀”。梁啟超等近代“國學”大師認為：通過整理“國故”而“慧觀”我們的“國粹”，只要保存中國的“國學”、“國粹”，即使朝代更替，國家即使一時衰亡，也會在其“中華精神”的鼓勵下，重新屹立于世界的東方。正如梁啟超所說：“凡一國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的精神。”[25]這與梁啟超《治國學的兩條道路》說明的研究“國學”的路徑是一致的，即在文獻學的基礎上，再用內省的躬行的方法提升本國文化中固有、一以貫之的精神。故而可以看出：梁啟超研究“國學”的路徑，與日本近代“國學”研究的路徑也是相同的，即使梁啟超著作中沒有明確指出引用日本近代“國學”的出處，也許與當時時代的寫作背景有關，但從梁啟超流亡日本后，開始重視“國學”，辦刊物、寫文章闡釋“國學”看，無疑日本近代“國學”對梁啟超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3. “東學”中的凸顯民族主義對梁啟超“國學”思想的滲透。

“東學”中的日本近代“國學”，強調主張凸顯日本固有的精神，彰顯民族性，日本近代“國學”由開始的排斥儒學到全面排斥“歐化”轉型。荷田春滿主張通過研究“古語”，從而闡釋“古義”，進而復古“神道”，達到彰顯“日本固有精神”。“真淵提倡‘日本精神’哲學最突出的是他所作《國意考》，這國意的‘意’，即所謂皇國精神的意味，是為考究和闡明皇國的精神而作的，這是他從《萬葉》研究所體會的古道觀的結晶，同時也是為反駁太宰春臺的《辨道書》，而積極提出國學者的褊狹的日本崇拜思想，以與春臺乃至徂徠的中華崇拜思想相對立。”[26]本居宣長亦推崇日本的固有的“日本精神”，走向了天皇絕對主義與神國主義。平田篤胤更進一步把“日本精神”發(fā)展為“日本至上主義”。其實日本近代國學者提倡“日本固有精神”、“日本主義”、“國家主義”也無可厚非，但是可悲的是：日本在近代化過程中，這種思想畸形發(fā)展，被軍國主義者利用，是日本走上了帝國主義道路。于是“一種新的國家主義思潮產生了，這就是高山樗牛的日本主義，德富蘇峰的大日本膨脹論，山路愛山的適者生存論，浮田和民的倫理帝國主義。”[27]

中國自洋務運動以后，雖然“效西法三十年矣”，但“效之愈久，而去之愈遠。”引起了梁啟超的思考，日本近代時期在日本生活的梁啟超，深感日本維新的成功，也深受日本近代“國學”的影響，其學術也深深地打上了“東學”的烙印。梁啟超“1902年他編篡了《中國魂》，力圖發(fā)揚中國人的國民精神和愛國思想，三年后進而刊行《中國之武士道》，致力于彌補精神教育的缺點，喚醒中國魂。”[28]梁啟超去日本流亡之前，本來就有很深的愛國主義思想，為了救亡圖存，力求通過變法實現富國強兵，結果戊戌變法失敗而流亡日本。流亡日本后，感受到了日本明治維新后日本文化有諸多可以學習借鑒的知識，正如日本學者佐藤慎一指出：“梁啟超，字卓如，廣東省新會縣人。……一八九八年因為戊戌政變流亡來到日本，廣泛地吸收了日本的學術……。”[29]特別是“東學”中的日本近代國學者凸顯民族性，也給予梁啟超以影響。 而美國學者張灝認為:“對一些日本思想家如福澤諭吉、加藤弘之和德富蘇峰的思想和梁閱讀過的一些著作的初步考察，留給我們的印象是，他們往往因為對‘富國強兵’的關注，用一種集體主義的語調來闡釋西方的社會道德理想。梁的許多文章顯示出的一種明顯的集體主義傾向這一事實，很容易導致人們認為梁在這個問題上是受了日本思想家的影響。但這是一個不可靠的推論，因為梁流亡之前的文章就帶有這種集體主義的傾向特征。因此，這種傾向可由相同的國家形勢以及中國知識分子和那時的日本知識分子共同懷有的民族主義的關切得到更好的解釋。”[30]其中所說的“梁”就是梁啟超，雖然梁啟超在去日本前就有“集體主義”、“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情節(jié)，但是流亡日本后，這種情節(jié)在“東學”影響下，無疑得到了加強。

梁啟超在1899年的《自由書》中曰：“有憂國者，有愛國者。……盡天下之可憂者，莫中國若；天下之可愛者，亦莫中國若。吾愈益憂之，則愈益愛之;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矣，誰歟踴者?吾歌矣.誰歟和者?日本青年有問任公者曰:支那人皆視歐人如蛇蝎，雖有識之士，亦不免，雖公亦不免，何也?任公曰:視歐人如蛇蝎者，惟昔為然耳。今則反是，視歐人如神明，祟之拜之，獻媚之，乞憐之，若是者，比比皆然，而號稱有識之士者益甚。昔惟人人以為蛇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愛;今惟人人以為神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嫉。若語其實，則歐人非神明、非蛇蝎，亦神明、亦蛇蝎，即神明、即蛇蝎。雖然，此不過就客觀的言之耳。若自主觀的言之，則我中國茍能自立也，神明將奈何?蛇蝎又將奈何?茍不能自立也，非神明將奈何?非蛇蝎又將奈何?”[31]梁啟超認為無論如何看待國外人、無論外國如何強大，我國必須自立自強，才能立足于世界。梁啟超又曰：“國也者，吾之國也；吾愛之不能坐視其亡而不救也。”[32]（1900年選自《飲冰室文集第一冊》）梁啟超在1902年《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說：“吾愛我祖國，吾愛我同胞之國民。”[33]

梁啟超在1902年《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說：“或曰佛學外學也，非吾國固有之學也，以人諸中國學術思想史，母乃不可？答之曰：不然。凡學術茍能發(fā)揮之、廣大之、實行之者，則此學即為其人之所自有。……一國亦然。如必以本國固有之學而始為學也。”[34]梁啟超反復強調新時代的國民要培養(yǎng)獨立的中國精神，“他還指出：‘日本大教育家福澤諭吉之訓學者也，標提獨立自尊一語，以為德育最大綱領。’……一國不自尊，而國未有能自立焉者也。……凡自尊者必自治、凡自尊者必自立……。顯然，這是吸取了日本的啟蒙思想家、傳播西學的大家—福澤諭吉的文明論思想之核心，即‘人人獨立，國家就能獨立。……沒有獨立精神的人，就不能深切地關懷國事。’”[35]梁啟超反思日本明治維新之成功經驗，尋求愛國、救國之路，他說：“日本維新之首功，西鄉(xiāng)乎？（西鄉(xiāng)即：西鄉(xiāng)隆盛），木戶乎？（木戶即：木戶孝允），大久保乎？（大久即：大久保利通），曰唯唯否否。伊藤乎？（伊藤即：伊藤博文），大隈乎？（大隈即：大隈重信），井上乎？（井上即：井上馨），后藤乎？（后藤即：后藤象二郎），板垣乎？（板垣即：板垣退助），曰唯唯否否。諸子皆以成為成者也。若以敗為成者，則吉田松陰其人是也。吉田諸先輩造其因，而明治諸元勛收其果。無因則無果，故松陰輩當為首功也。考松陰生平欲辦之事，一事無成，……其敗也可謂至矣。然松陰死后，舉國志士，風氣水泳，卒傾幕府，成維新，長門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陰之門人也。吾所謂敗于今而成于后，敗于已而成于人，正謂是也。丈夫以身任天下，為天下耳，非為身也。”[36]梁啟超所說的西鄉(xiāng)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是日本明治維新的杰出人物，被稱為“維新三杰”。西鄉(xiāng)隆盛是位有個性的將軍，其思想受近代日本“國學”中“日本至上”主義影響，演化為嚴重的軍國主義傾向；木戶孝允是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他許多文化開化思想促進了日本的近代改革。大久保利通在思想上也主張恢復天皇至上的統(tǒng)治，崇尚“日本精神”，逐步走上了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井上馨、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等都是日本明治維新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吉田松陰是江戶末期的思想家、明治維新的先驅，其思想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擴張主義。梁啟超認為雖然吉田松陰一生屢屢受挫，而“松陰死后，舉國志士，風氣水泳，卒傾幕府，成維新，長門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陰之門人也”，即所謂“敗于今而成于后，敗于已而成于人，正謂是也。”梁啟超又說：“志救天下者，而天下之進步，……大久保、木戶固成也，而吉田松陰、藤田東湖亦不可謂不成。曾國藩固成也，而江中源、羅澤南、李續(xù)賓亦不可謂不成。成敗云者，惟其精神，不惟其形式也。”[37]梁啟超認為個體人必須有其精神，國家也必須有民族精神。

日本近代“國學”所推崇的“日本精神”，其實質“可以說日本精神是擁戴萬世一系的皇室、依據君民一家君國一體的國體而發(fā)生的國民精神。”[38]高山樗牛指出：“日本主義是基于國民的特性、根據自主獨立的精神”[39]日本近代“國學”強調對“天皇”的“忠”、對國家的“忠”。梁啟超到日本后也深感日本人比中國人對國家 “忠”，1899年5月24日，在日本神戶華僑舉辦的“梁啟超先生的歡迎會”上，梁啟超說： “所謂一國的輿論，是看其國民有無國家的觀念而論，日本國民不過是中國之十分之一，但能打敗中國，這是日本國民能犧牲生命為國盡忠，但是，我國的國民大多是重視個人利益，而以營利為重不顧國家。”[40]梁啟超深受“東學”中的凸顯民族主義的影響，1904年在《新民說》中說：“孝于親，忠于國，皆報恩之大義。”[41]，并且在《新民說》中闡釋了“國家思想”，他說：“國家思想者何？一曰對于一身而知有國家。二曰對于朝廷而知有國家。三曰對于外族而知有國家。四曰對于世界而知有國家。”[42]而“與政治態(tài)度所不同的是，梁啟超在學術建設上，充滿了雄心與信心。他回歸了書齋，回歸了國學，但他立志通過國學的研究和傳播，‘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在學術界上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即‘用新的科學方法，將舊學分科整治、擷其粹，存其真，續(xù)清儒末竟之緒，而益加以精嚴，使后之學者既節(jié)省精力，而亦不墜其先業(yè)，世界人之治’中國國學‘者，亦得有籍’。……他的國學研究，不是傳統(tǒng)文化的簡單重復，更不能將之武斷地歸之為一種反動潮流。恰恰相反，梁啟超是開辟近代新國學的一代宗師。在中國文化史與學術史上，他是一個熠熠生輝的先行者，他的研究成果，代表了一個具有時代性意義的轉折點。”[43]梁啟超通過國學，在激發(fā)國人的民族精神方面確實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1][日] 狹間直樹 編：《梁啟超西方˙明治日本˙西方》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頁。

[2]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頁。

[3]易鑫電鼎編：《梁啟超選集》[上卷]，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頁。

[4][日]狹間直樹 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5][日]狹間直樹 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88頁。

[6] [美] 張灝 著，崔志海、葛夫平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146頁。

[7] 梁啟超著，文明國編：《梁啟超自述》，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年版，第413-423頁。

[8] 《中國史敘論》，《梁啟超全集》（第一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1頁。

[9]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136頁。

[10]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頁。

[11] （日）山田孝雄著：《國學の本義》，東京:國學研究會出版部, 1939年版，第16頁。（日文版）

[12] （日）山田孝雄著：《國學の本義》，東京:國學研究會出版部, 1939年版，第26頁。（日文版）

[13] （日）山田孝雄著：《國學の本義》，東京:國學研究會出版部, 1939年版，第75頁。（日文版）

[14]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71頁。

[15]  梁啟超著，葛劍雄編：《梁啟超講國學》，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頁。

[16] （日）竹岡勝也:《近世史の發(fā)展と國學者の運動》，東京:至文堂出版部,昭和二年（1927年）版，第171頁。

[17] （日）山田孝雄著：《國學の本義》，東京:國學研究會出版部, 1939年版，第16頁。（日文版）

[18]梁啟超著，葛劍雄編：《梁啟超講國學》，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頁。

[19] （日）山田孝雄著：《國學の本義》，東京:國學研究會出版部, 1939年版，第60頁。（日文版）

[20] （日）山田孝雄著：《國學の本義》，東京:國學研究會出版部, 1939年版，第35頁。（日文版）

[21]易鑫電鼎編：《梁啟超選集》[下卷]，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7-1098頁。

[22] 梁啟超著，葛劍雄編：《梁啟超講國學》，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頁。

[23]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新校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13頁。

[24]梁啟超著，呂樹坤編：《梁啟超勵志文選》，北京:中華聯(lián)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18-19頁。

[25] 梁啟超：《新民說》，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頁。

[26]朱謙之著：《日本哲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頁。

[27] 鹿野政直：《國家主義の抬頭》東京：巖波書店，昭和十五年（1940年）版，第290頁。

[28] [日]狹間直樹 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75頁。

[29] [日] 佐藤慎一：近代中國の的思索者たち，東京：大修館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頁。

[30] [美] 張灝 著，崔志海、葛夫平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8頁。

[31] 梁啟超著，呂樹坤編：《梁啟超勵志文選》，北京:中華聯(lián)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6頁。

[32] 易鑫電鼎編：《梁啟超選集》[上卷]，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頁。

[33]梁啟超撰：《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頁。

[34]梁啟超撰：《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頁。

[35] 徐水生：《中國哲學與日本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06頁。

[36]梁啟超著，呂樹坤編：《梁啟超勵志文選》，北京:中華聯(lián)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頁。

[37]梁啟超：《新民說》，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頁。

[38] （日）天野德也：《日本精神の根本原理と生命哲學》，東京：中央大學文化科學原理研究會，昭和十六年（1941年）版，第293頁。

[39]（日）高山林次郎：《樗牛全集》 第4巻 ，博文館，1893年版，第239頁。（日文版）

[40] 湯志鈞編：《梁啟超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7頁。

[41] 《新民說》，《梁啟超全集》（第一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頁。

[42] 《新民說》，《梁啟超全集》（第一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頁。

[43] 沈大德、吳廷嘉：《梁啟超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