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 往

湖北黃岡熊十力先生（1885—1968）是一位怪杰。他早年參加反清革命，35歲以后棄政向學。他沒有任何正規學歷，特立獨行，自學成才，曾任北京大學一級教授、全國政協委員，是現代新儒學的大師、著名哲學家。他一生捍衛中華文化的主體精神，弘揚孔子之道，主張思想自由及學術與精神的獨立，自本自根，自信自立。他是20世紀中國具有原創性的哲學家，消化佛學，回應西方的挑戰，創建了以儒釋道為基礎的“體用不二”的新哲學體系。

風 骨

   熊十力的人格特征是“求真”“嫉俗”，甘貧賤，忍淡泊，“掉背孤行”，獨立不茍，堂堂巍巍地做人。他一生與世俗浮淺習氣決絕，鄙棄隨波逐流、追慕聲譽、震懾于權威的奴才性格。他說：“凡人心思，若為世俗浮淺知識及膚濫論調所籠罩，其思路必無從啟發，眼光必無由高尚，胸襟必無得開拓，生活必無有根據，氣魄必不得宏壯，人格必不得擴大。”他經常勸誡弟子們不要好名好勝、好高騖遠——

　　“為學，苦事也，亦樂事也。唯真志于學者，乃能忘其苦而知其樂。蓋欲有造于學也，則凡世間一切之富貴榮譽皆不能顧。甘貧賤，忍淡泊，是非至苦之事歟。雖然，所謂功名富貴者，世人以之為樂也。世人之樂，志學者不以為樂也。”

　　這表達了熊十力的自立之道。抗戰八年，中華民族遭逢了深重的苦難。先生作為民族的哲人，雖生活窮困，卻憑著他對國家、民族、人民和傳統文化執著的愛，發憤忘食，努力著述、講學。

　　此時的熊十力潛心從事哲學研究，住在重慶北碚窮鄉破廟中，老來顛沛，愈加貧困，勉力握筆，闡釋、發揮中國哲學精義。在流亡困厄之中，他仍神游玄圃，對于哲學創作，情有獨鐘。他確乎做到了“以理想滋潤生命，以生命護持理想”。

　　對傳統文化深摯的愛，使熊十力雖長年居無定所，飽受貧困、病痛的折磨，仍以憂樂圓融的情懷，肩負起振興中華文化的責任。在抗戰年代，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除寫作了大量書札短論外，最主要的是拿出了兩部巨著：《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和《讀經示要》，這是他憂患意識和責任意識的結晶。

　　熊十力一生有一個難圓之夢，就是由他自己來主持一個哲學研究所，可惜好夢難圓，原因在于經費問題無從著落。然而，國民黨最高當局的資助，被熊十力拒絕了。

　　就在1946年這一年中，熊十力曾兩次退回蔣介石資助他辦哲學研究所的經費。一次發生在是年春，熊十力從后方回到湖北，住在漢口親戚家。蔣介石曾令陶希圣打電話給時任湖北省主席的萬耀煌，讓他送一百萬元給熊十力辦研究所。萬耀煌派人給熊送去，熊當場退掉。來人說如不收下，回去不好交差。熊說，這不關你們的事，我熊某對抗戰既無寸功，愧不敢當。

　　這年6月，徐復觀將熊十力的《讀經示要》呈送蔣介石，蔣令何應欽撥款法幣二百萬元資助先生辦哲學研究所。熊十力再次拒絕。他給徐復觀寫信——

　　“吾生已六十有二，雖不敢曰甚高年，而數目則已不可不謂之大，不能不自愛護也。何敬之先生款，既不辦研所，自須璧還，否則將成笑話也……

　　如今士類，知識品節兩不敗者無幾。知識之敗，慕浮名而不務潛修也；品節之敗，奉虛榮而不甘枯淡也。舉世趨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當局如為國家培元氣，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我所欲為，不必由當局以財力扶持。但勿干涉，即是消極扶持。”

    這一封信最清楚不過地表明熊十力像愛護眼珠一樣愛護名譽、自尊和學術生命，保持氣節操守，堅持獨立人格。雖然他非常想辦哲學研究所，但因是政府最高當局資助，他寧可不辦，也不能拿這筆錢。他不肯為五斗米折腰，最后由徐復觀把這筆錢轉贈了他處。

孤 寂

    熊十力自1950年至1954年住北京，1954年10月以后定居滬上。他埋頭著述，寫了《原儒》《體用論》《明心篇》等多種著作。這些著作，雖在結構上、語言上風格不同，但基本理念一以貫之，仍以發揮他的道德理想主義的形上學為中心。他堅持的，從未改易。后來，熊十力雖得到周恩來、董必武、陳毅等領導人的保護，沒有遭逢大批判的厄運，但總的說來，他內心深處仍然是孤獨的、寂寞的、苦悶的。他有“后顧亦茫茫，嗟爾獨自傷”的無奈感喟，深懷道廢學絕的悲情。

　　熊十力在1963年寫作的《存齋隨筆》中慨嘆：“余年七十，始來海上，孑然一老，小樓面壁，忽逾十祀，絕無問字之青年，亦鮮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于孤。”

　　熊十力1962年5月29日在致唐致中并請他轉唐君毅、牟宗三的信中說：“平生少從游之士，老而又孤。海隅囂市，暮境沖寞。長年面壁，無與言者。海上九年中，獨有一劉生（按指劉靜窗）時來問佛法，其年才五十，今春忽死去。吾乃真苦矣。當從赤松子游耳。”

　　1962年秋，王元化持熊十力老友、哲學家韋卓民的介紹信拜訪熊先生，臨去前，韋卓民告訴王元化，說上次韋到滬上看熊十力時，一見面，熊就號啕大哭，使韋深覺不安。韋卓民又囑王元化：“近年來，十力先生謝客來訪。他脾氣古怪，不知見不見你。”

　　王元化當時是被整肅、批斗的對象，他回憶——

　　“當時我幾乎與人斷絕往來，我的處境使我變得孤獨。我覺得他具有理解別人的力量，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對被侮辱被損害者的同情，這使我一見到他就從自己內心深處產生了一種親和力。這種感覺似乎來得突兀，但我相信它。在我們往來的近三年內，我從未講過自己的遭遇，他也從未詢問過。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后，我才從他的哲嗣世菩夫婦那里得悉，十力先生對我的坎坷經歷和當時的處境十分清楚，并且曾為之唏噓……他在人心目中成為一個放達不拘的古怪人物。但他也有親切柔和、平易近人的一面。”

    1966年“文革”開始不久，熊十力被視為“反動學術權威”。20世紀50年代上海市政府安排給他居住的淮海中路2068號小樓，被紅衛兵輪番抄查。他被日夜批斗，勒令交代歷史問題，并在街頭示眾受辱。大字報貼到門口，家中書籍手稿被撕毀、拿走或查封；繼被勒令搬出淮寓，遷居到兒子所住青云路家中。北京來的紅衛兵追尋到青云路，審問熊十力，問他知不知道某中央領導當年在廬山白鹿書院時有什么反動活動等。熊十力一律回答“不知”二字，因被視為態度頑固又受批斗。

創 慧

    在整個現代新儒學思潮中，熊十力是最具有原創性、最具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他的全部工作，簡要地說，就是面對西學的沖擊，在儒學價值系統崩壞的時代，重建儒學的本體論，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

　　熊十力一生重復得最多的話是：“吾學貴在見體”。什么是“體”？如何去“見”？或者說，什么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體、宇宙萬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頭活水？如何以自己的真實的生命去透悟、契接和回應它？這便是儒家哲學的本體學和方法學的問題。熊十力正是從這兩方面去建構他的哲學體系的。

　　熊十力的終極關懷，即在于為人類尋找回失落了的自我。科技理性的膨脹，人文價值的喪失，道德意識的危機，生命本性的困惑，促使熊十力以探尋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為己任。

　　西方的實證主義，印度的唯識法相之學和中國的漢學考據，在熊十力看來，其根本缺點在于它們關注的不過是饾饤枝節，從而掩蔽了對于“宇宙之基源”“人生之根蒂”的考察和體悟。因此，重新思考人的類存在的危機和人的類特性與類本質的發展，重新反省生命的意義和人生的價值，重新尋找“人生本質”和“宇宙本體”，并明了二者的關系，就成為哲學家的首要任務。

　　熊十力從儒家哲學的思想資源里發掘并重建了“大本大源”。他認為，哲學的根本任務即是“明示本體”，哲學“以本體論為其領域”。他所說的“本體”是什么呢？“仁者本心也，即吾人與天地萬物所同具之本體也。”“蓋自孔孟以迄宋明諸師，無不直指本心之仁，以為萬化之源、萬有之基。即此仁體，無可以知解向外求索也。”“陽明之良知即本心，亦即明德。”

　　可見，熊十力之“本體”，不是“自然本體”，而是生生不已的、剛健運動的“生命本體”，同時又是內在的“道德自我”即“道德主體”。也就是說，人的生命創造活動、道德自我完善的活動，即是“本體”及其實踐，即是人的最高本質，它涵蓋了天地萬物，主導著自然宇宙。

　　按照儒家的看法，人的存在必須以在世界上實現最高的善（至善）為必然目的。熊十力在這里強調的儒學之“本體”，是合天地萬物于一體，將宇宙人生打成—片之整體。這樣的“一體之仁”，可以推廣到鳥獸、草木、山水、瓦石。也就是說，通過內在于人的“仁心”或“明德”之體，即人的精神生命與道德意識的運動或感通，人的生命與宇宙大生命能夠回復成一體。但是，人之生命與宇宙大生命回復成一體的中間環節是“用”，也即是工夫，即是道德實踐或社會實踐。熊十力強調的就是道德（或社會）踐履與良知、仁心的一致，工夫與本體的一致，外王與內圣的一致。

　　熊十力形上學之主要思想淵源是《易經》和《易傳》之能動變化、生生不息的學說。他同時也繼承了先秦道家、魏晉玄學、宋明理學之大化流行、即體即用、天人合一的思想，并且以佛學之境界論、自我意識和剎那生滅、瞬息變化的觀念強化了《周易》哲學的動態性和能動性。

　　熊十力所親身經歷的清末民主主義革命，使他切身體驗到革故鼎新和變化日新的氛圍。他服膺王船山哲學，將其概括為“尊生以箴寂滅，明有以反空無，主動以起頹廢，率性以一情欲”；又以類似的語言概括自己的哲學。

　　熊十力哲學本體論與宋明理學（包括理學和心學）的最大區別，就在于它強調了“健動之力”和“致用之道”，堅持“由用知體”“即用顯體”，以欲明性，以有反無，由此彰顯本體是實實在在存在著的，是人類文化與宇宙之生生不息的終極根源。

　　熊十力哲學內蘊的勃勃生機確非他的前輩、同道和門生所能企及。他的“體用不二”論、“翕辟成變”論的特點是“深于知化”和“長于語變”。熊十力的“體用不二”“翕辟成變”論，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實踐本體論，是本體與實踐的辯證統一論。陸王心學的心本論是一種道德擴充論，其“本心”“良知”是一切道德行為的根據，而人與天地萬物渾然之一體，是其延長或擴充的起點與終點。

熊十力的心本論，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社會實踐的意義，其本體是自然合目的性的“至善”，本體是依靠其實踐來實現的。由于近代思想的影響和他本人的民主革命的實踐，他沒有把實踐僅僅局限在修身養性的范圍之內。在一定的意義上，本體的功用主要表現為文化創造活動。有本體即有文化創造，無文化創造亦無本體。

評 價

    熊十力關于世界意義和人類存在意義的終極思考，至今不失其意義；其重立大本、重開大用的“體用不二”的架構，奠定了現代新儒學的哲學范型。

　　熊十力的哲學及其在20世紀中國哲學中的地位，我想借用幾位著名學者的評價來表述。著名哲學家、北京大學張岱年教授指出，熊先生“著作豐富，內容宏博淵奧，確有甚深義蘊。以他的哲學著作和現代西方一些著名哲學家的著作相比，實無遜色。”

　　美籍華裔學者陳榮捷教授1952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現代中國之宗教趨勢》中，特別是1963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的《中國哲學資料書》中，較詳細介紹20世紀中國哲學家時，重點介紹了馮友蘭和熊十力。在以上兩書中，陳榮捷比較了馮友蘭、熊十力二位先生，認為“熊馮二氏，而以熊先生為先，蓋以其哲學皆從中國哲學內部開展，非將西方思想與經學茍合也”，馮先生則“太過西化”。他認為，熊十力“給予唯心主義新儒學以一種更穩固的形而上學基礎和更能動的特性”。陳榮捷在給我們寄來的信中指出，熊十力的思路“以易經為基，闡發內圣外王之道，實為我國哲學主流，不為佛染，不被西風，非舊囊新酒之可比。”“其影響之于中外，未可限量也。”

　　1968年版《大英百科全書》“熊十力”條的撰寫者哈米頓（CH.Hamilton）博士認為，熊十力哲學“基本性質即心、意志和意識的性質”。他說，熊十力是中國觀念論的哲學家，其《新唯識論》表示佛家、儒家與西方三方面要義之獨創性的綜合。美、英、法等國各種《百科全書》及《哲學百科全書》均有熊十力專條。無疑，他是世界級的哲學家，他的人文睿智不讓同時代的東西方哲人。

熊十力的人格感召力和學術影響力之大，也是同時代的許多學人無法比擬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胡秋原等人都是其學生，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熏陶，并接續、光大，推進、發展了他的事業。

熊十力的儒學本體論

熊十力重建的儒學本體論有如下兩個特點：

　　第一，以西學作為參照，包括亞里士多德和斯賓諾莎的實體學說，乃至黑格爾的“絕對精神”，都有作為外緣的、離開主體客觀獨存的實體，或超越于主體和客體的“第一因”“主宰者”，君臨萬物之上的造物主、上帝。儒學本體論則相反，即反對“把本體當作是離我的心而外在的物事”，反對“憑理智作用”，向外界去尋求或建立本體。這就是萬物本原與吾人真性的“不二”說。他強調天道人道融合為一，循著思孟和陸王心學的“盡心則知性、知天”的路線，將宇宙本體（或實體）內化為心性本體，并對“天人合一”“孔顏樂處”“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的人生境界作了本體論（即道德形上學）的論證。

　　第二，以佛學作參照，熊十力高揚了《周易》形上學的生生不息、尊生健動的學說。先生之本體學說，不僅重立心性之本體，尤其重開本心之大用。根據他的“體用不二”“即體即用”的學說，由即流行即主宰的本體開出了“翕辟成變”的宇宙論，積極入世、自強不息的人生論。生命本體或心性本體是活潑的有內在動力的本體，其變動不居、流行不息的特征及能動性，決非靜止的、“耽空滯寂”的自然本體或絕對精神所可比擬，同時又不是柏格森的生命沖動所能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