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星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北京 100872）

摘要：董仲舒思想來源多元，經過整合構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反思周秦，批判黃老政治和“漢承秦制”積弊，提出復古更化，以解決西漢治理危機。對漢初各家治道思想進行整合，完成了王霸結合，以王道為主，霸道為輔的主體治理模式構建；闡述了王道統治德刑兼用，陽德陰刑，陰兼于陽，德主刑輔的基本原則；以《春秋》為基礎，在政治實踐上提出引禮入法、禮法并用，以禮主法。當代中國面臨社會治理危機，應重視對儒家治道資源的開發利用，復興儒家禮治模式，與德治、法治相結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關鍵詞：董仲舒；復古更化；整合；治道；治理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B23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065(2015)02-0013-06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漢廣川郡（今河北棗強）人，漢代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少治《春秋》，后成為公羊學派大師。漢景帝時任博士，武帝繼位，舉賢良文學，董仲舒對以“天人三策”，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對于建立大一統的國家的意識形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一、董仲舒的思想淵源

董仲舒的思想來源是多元的，既有鄒魯文化的傳統，也有燕齊方術的傳統，還有一部分三晉文化的傳統。錢穆論董仲舒思想的淵源說：

董仲舒在百家龐雜中獨尊孔子，頗似荀卿，但他承襲鄒衍，來講天人相應。……荀卿是儒家之逆轉。儒家所重在人之情性，（孟子曰：“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荀卿則抑低人性，（性惡。）來尊圣法王。鄒衍是道家之逆轉。道家所重在天地自然之法象，（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鄒衍則在自然法象之后面尋出五位有意志有人格之天帝。（一切自然法象，皆由此五天帝發號施令。）荀卿、鄒衍各走極端，（荀卿主以人勝天，鄒衍主以人隨天。）而董仲舒則想綜合此兩家。于是天并非自然，并非法象，而確然為有人格有意志的天帝。（但天帝有五，他們亦遵循自然法象而更迭當令。于是后人又要在五天帝上增設一昊天上帝。）在地上代表此天帝的則為王者。（受命之王。）此將轉退到春秋以前之樸素觀念。董仲舒又想抑低王者地位來讓給圣人，于是孔子成為“素王”，（無冕之王，無王者之位，而又王者之道。）《春秋》成為“為漢制法”之書。（李斯、韓非主張以吏為師，以時王法令為學。西漢儒者變其說，主張以儒為師，以春秋為法令，即以春秋為學。）把尊圣遵法來代替鄒衍尊天帝尊人王的舊觀念，此思想史上還是有挽救，有貢獻。^{[1] 109-111}

他尊崇孔子，以儒為本，以兼綜和合的態度沿襲荀子，吸收陰陽五行學說為思想體系的外在框架，以墨家的“天志”理論為這一框架的基本精神，吸收法、墨、道諸家思想中有關政治倫理方面的經驗與認識^[2]69，構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

二、復古更化

在思想上，董仲舒與漢初陸賈、賈誼等人相似，也是從反思秦政入手，針對當時社會問題提出建議，復古更化在賈誼那里已開其先聲，到了董仲舒時代，現實的問題更為嚴峻。漢興以來，由于統治者在指導思想上采用黃老思想，以因循為務，但黃老之學“糾正和改變的是秦代對法治的濫用，而其法治的精神和立場，則是沒有改變的。……漢初統治者在清靜無為的寬容面貌下，所嚴守不失的，正是黃老或法家思想的這個基本精神與立場。”^[3]50在實際政治中，尤其是法律制度上，漢初沿用秦政，造成在政治、法律制度方面幾乎承襲了秦的所有弊病。所以，董仲舒認為必須“復古更化”。

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后，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圣之道，而顓為自恣茍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余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捍，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后，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愿治七十余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4] 2179}

董仲舒通過反思歷史，尖銳地批評秦承晚周之敝，尊法反儒，禁止民間扶藏詩書，拋棄禮義，盡滅先王之道，獨斷專橫，所以二世而亡。漢初政策上用黃老思想，清靜無為，與民休息，但是在政治-法律制度上，“漢承秦制”，無所更改，“其遺毒余烈，至今未滅”，民間陋俗猶存，卑劣囂頑，好勇斗狠，欺上惘下，“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世風日下，有新的法令必有新的奸詐，猶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這些批評顯示了景武之際治理危機的狀況，也表現出董仲舒強烈的憂患意識。對此，他給漢武帝開的藥方就是“復古更化”。漢承秦之敝，必須革除。他比喻說：“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同理，“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家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卻得不到善治，其原因就在于“當更化而不更化”。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怎么更化，就是要革除亡秦嚴刑峻法的惡政，改變漢初因循無為的惰習，革除積弊，改弦更張，復興儒家禮樂道德，修明教化，美化風紀。對于董仲舒的“復古更化”歷來有不同的解讀，其實“復古乃復周之古，更化則更秦之化。”^[5]3就是要復興孔子曾經向往的西周禮樂文明，同時改革秦以來嚴刑峻法的積弊。“復古更化”的具體內容就是“任德教而不任刑”^{[4] 2177}，“承周文而反之質”^[6]145和“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4]2190。對于“復古”今人很容易誤解，錢穆先生說：“仲舒之言復古，實非真復古。在仲舒之意，亦僅重于更化，而即以更化為復古也。……乃求以學術文化領導政治，以政治控制經濟，而進企于風化之美，治道之隆。”^[7]106即以復古的方式改革現實的弊端，推進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其實所謂‘古’者亦非純粹盡本于古，學校、察舉、黜陟諸制，貴族世襲時代另是一套。漢所襲，其論雜出于先秦諸子，而備見于王制篇中；……漢武一朝之復古更化，正是當時一種嶄新之意見也。”^[8]148董仲舒提出的“復古更化”是在陸賈、賈誼反思秦政、批判現實的基礎上，進一步反思周秦，批判黃老政治和“漢承秦制”所造成的后果，乃至批評文、景以來仍然任獄吏、重刑罰的政策，重申儒家的王道理想，要用儒家治道取代黃老政治，消除法家嚴刑峻法的積弊。董仲舒的思想與漢武帝不謀而合，于是就得到漢武帝的重視。不僅如此，董仲舒的“復古更化”思想不僅有助于解決西漢政府的治理危機，也對秦漢以降中國傳統社會的治理變革提供了理論模式。這就是復古更化不是對現有制度推倒重來的“革命”，而是以向后看的方式向前走，即以復古的方式構建理想政治模式，更新現實政治，推動歷史前進。

三、多元整合

“整合”(intergration)一詞是現代文化科學和思維科學所普遍使用的一個重要概念。最初來源于生物學，是指生物機體或細胞中各個組成部分在結構上有著嚴密的組織形態，在功能上能夠很好地協同動作，共同組成一個完整的良性系統。后來，“整合”一詞被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所借用，來說明社會發展或文化發展中出現的種種不同思想觀念(如價值觀等)的融通和合現象。它有結合、融合、統合、綜合、有機化、整體化、系統化、統一化等多重涵義。應實現政治的需要，漢初儒者以儒為主，兼容道、法、墨、名，進行思想文化的整合，形成了豐富多樣，充滿活力的思想學說，最終奠定了儒家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為漢代走向強盛，為漢帝國提供了指導思想和精神動力。

在“復古更化”的主張前提下，董仲舒對漢初各家治道思想的整合由此就三個方面展開：

首先，重建上古三代的王道政治理想，并結合春秋戰國王霸之辨的理論成果，完成王霸結合的總體治理模式。他通過闡述《春秋》公羊學的“微言大義”來建立其王道理論，然后再結合霸道，形成了王霸結合，以王道為主，霸道為輔的治道思想。

西漢時，《公羊春秋》盛行，學者們開始注重其中的“微言大義”。《春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云：“君子曷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這就是說，孔子作《春秋》是為了撥亂反正，即以王道文化傳統貶損、匡正現實政治。作為公羊學的大師，董仲舒也是主要通過發揮《春秋》的微言大義，來詮釋其王道觀，重建王道理想。《春秋繁露·玉杯》云：“《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6]32-33即《春秋》的精神在于明王道。《春秋》經以人道為本，把王道政治講得很完備了，并確立了王道政治的大綱大法。《春秋繁露·王道》說：“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遣小大，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本而已矣。”^[6]109是說孔子作《春秋》所書不論得失、貴賤、大小、善惡之事，是在褒貶書法之中寓含著王道之本，所以董仲舒非常推崇孔子，認為孔子作《春秋》就是為了實現王道理想。

董仲舒闡釋《春秋》中“春，王正月”云:“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4]2177。“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6]70《春秋》所體現的王道政治精義就是一個“正”字。“《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谷孰而屮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4]2177-2178是說王者施政，應當正心為先，漸次以正萬民，這樣才能遠近俱正，政通人和。

具體到董仲舒的王道內容，是自成體系的，主要由《春秋》為后王主法說，王者一統說，王道德治說，文質互救說，五德終始和三統三正等相合而成的。對此，學人已多有詳論，本文從略。

董仲舒詳細申明《春秋》王道大義是有其明確的政治目的，就是通過王道之正，解決當時社會面臨的諸多問題，以正不正，反王道之正。他對當時不同思想進行整合，以實現既定的治理目標。他歸納總結《春秋》正不正的十條重要經驗，提出“十指”，包括美貴賤、別嫌疑、異同類、別賢不肖、強干弱枝、大本小末、賞善誅惡、考災異等，其基本精神就體現了王道霸道結合。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的王霸結合是以儒家的核心價值——仁來統攝王道霸道的。他說：

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霸王之道，皆本于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蘇輿注：《春秋》之旨，以仁為歸。仁者，天之心也。^[6]161

顯然，董仲舒的王霸結合是以儒家的核心價值為本，站在儒家立場上有限吸納法家合理之處的整合。

不過，我們也發現，董仲舒對法家的態度有矛盾的現象，例如，他在《天人三策》的第一次對策時前面說：“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4] 2177}這就把法家“任刑”的思想完全否定了。后面又說：“秦繼其后，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4]2179這是對以法家思想為依據的秦的法治實踐的完全否定。但是，在《春秋繁露》里，卻有大量的法家思想，如《王道》說：“道同則不能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數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6]131-132《保位權》也說：“圣人之治國也，……務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設罰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后可得而制。”^[6]173《考功名》還說：“挈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賞罰用于實，不用于名。”^[6]178對于這種矛盾情況，研究者各據其說，或說董仲舒是“棄絕”法家的思想，或說“法家的法術勢思想成了禮義王道的當然的組成部分。”②這也是一種矛盾的說法，并沒有解釋董仲舒何以會有這種矛盾。我以為，董仲舒之攻擊、排斥法家，主要是在《天人三策》中，是針對當時社會“漢承秦制”而亦承其弊的“破”，目的是為了行“王道”，是想借用政權的力量來實現。他在《春秋繁露》中系統闡述其政治思想時，則是“立”，即從建設未來治國理想模式角度考慮時，不得不承認法家思想還是有其合理價值的，要實現王道，是必要有法家的“硬的一手”的。所以，看似矛盾，實則并不矛盾，這就叫做此一時彼一時。

其次，在“復古更化”的口號下，董仲舒強調西周以來的德治思想，并結合儒法在春秋戰國時期德刑、禮法之辨的理論成果，希望使漢初尚刑任法的政治能夠改弦更張，在陰陽之道的基礎上，他吸收黃老之學的陰陽刑德理論和法家（刑名）的思想觀點，并加以豐富和推進，論述了王道統治的基本原則——德與刑的關系：陽德陰刑，陰兼于陽，德主刑輔。董仲舒指出實行德政是上天對人君的要求，所以人君應該“以德配天”。“故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6]201如果不從天意實行德治，就要受到懲罰。他說：“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6]220結合當時的社會現實，他認為天下之害莫甚于貧富對立，“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6]227，貧富過度，都會引起紛亂。所以，統治者應推行仁政，防止兩極分化，不與民爭利。他還以天道陰陽論證實行德政說：“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4]2177天道任陽不任陰，王者法天，應該任德不任刑。《春秋繁露·陰陽義》說的更明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6]341，刑德的施行體現了“天”的意志。天道的特點是“任德不任刑”，因此君主遵循天道治國就應該推行德治。

當然，董仲舒在強調道德教化的同時，并沒有否定刑罰的作用，只是將刑罰置于次要和從屬的地位，不可專而任之。“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猶陰不可任以成歲也”，否則謂之“逆天，非王道也”^[6]328。與儒家正統的看法不同的是，董仲舒認為德治不是萬能的，既使其達到了至善至美的境地，也不能完全替代刑罰。從陰陽之道而言，無陰不成陽，無刑不成德，“慶賞刑罰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備也。”^[6]353在形式上，一陽一陰，德刑互為依賴，缺一不可，單行其一亦不可，而必須同時運用。《春秋繁露·為人者天》說：“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6]319因此，從總體上看，董仲舒治國必須德刑兼用，才是完整的治道。

具體地說，他對德刑兼用的治理模式有不同的表述。《春秋繁露·天道無二》：“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春俱南,秋俱北,夏交于前,冬交于后,并行而不同路,交會而各代理,此其文與?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陽之出,常縣于前而任歲事；陰之出,常縣于后而守空虛。陽之休也,功已成于上而伏于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而遠其處也。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陽出而前,陰出而后,尊德而卑刑之心見矣。”^[6]345《春秋繁露·陽尊陰卑》云：“是故天以陰為權,以陽為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于盛,權用于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后刑也。故曰: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于盛,陰常居空位而行于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后權,貴陽而賤陰也。故陰,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時伏于下,遠去之,弗使得為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使之備次陳，守閉塞也。此皆天之近陽而遠陰,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遠天之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6]327-328《春秋繁露·天地陰陽》云：“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6]467-468《春秋繁露·基義》云：“天出陽，為暖以生之；地出陰，為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與刑罰猶此也。故圣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6]351-352以上董仲舒力倡的“尊德卑刑”、“前徳后行”、“大德小刑”，“任德遠刑”，“厚德簡刑”，“務德不務刑”，雖然提法各異，但都流露出重德輕刑的傾向，這是董仲舒在孔孟的德治、仁政基礎上吸收、兼容黃老陰陽刑德理論和法家（刑名）思想的結果。

與德刑有關的禮教與刑罰的關系，《春秋繁露·精華》說：“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6]94教化是為政之本，刑罰是為政之末，二者使用的領域不同，但目的一樣，都是為了更好地治理國家。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強調教化的作用：“古者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無一人之獄矣。”^[4]2188“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并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4]2178道德教化是預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線，必須首先注重教化。教化就像大河的堤壩一樣，能夠預防止人違法犯禁；如果沒有教化防患于未然，就像大河的堤防壞了，刑罰再多也無濟于事。

第三，董仲舒以《春秋》為基礎，在政治實踐上提出引禮入法(制)、禮法并用，以禮主法的思路，使儒學從理論形態邁向實踐領域，為漢初儒學的思想整合邁出了最關鍵的一步。其實荀子早就提出了以禮法并用，以禮制法，以禮治事（政），但在先秦未能得到應用。董仲舒把德主刑輔推延到禮法關系上，提出禮法合用，禮主法輔。在他看來，“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主客、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遠近、新故之級者也。”^[6]275-276行禮樂教化，天下就會“甘于飴蜜，固于膠漆”^[6]169，同時，統治者還必須用法，“正法度之宜^”[4]2188，并使“有功者賞，有罪者罰”，“賞罰用于實，不用于名，……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6]178-179

《春秋》貫徹著“尊尊”“親親”的禮制精神，包含遏止禮崩樂壞，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級秩序的微言大義。在文字上，《春秋》言簡意晦，很便于隨意引伸附會，因而受到董仲舒等的大力推崇，認為可以用《春秋》的經義解釋法律和指導司法實踐。董仲舒在《春秋》的基礎上，吸收荀子，揉合各家所長，成為《春秋》決獄，引禮入法的始創者和代表人物。《漢書·藝文志》載有《公羊董仲舒決獄十六篇》，后來或稱“春秋決獄”、“春秋決事比”，皆為以《春秋》大義斷獄的案例。《漢書·董仲舒傳》載：他老病家居后，“朝廷如有大議”，漢武帝還“使使者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所問為何?《后漢書·應劭傳》也載：“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春秋繁露•精華》說：“《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6]92首先查清案件事實，再根據案件事實，探究行為人在當時的主觀心理動機，結合主客觀兩方面的因素以得出正確結論。具體的做法是：動機邪惡者即使違法犯罪未遂也不免其責；首惡者應從重懲處；主觀上無惡念、過錯者應從輕論處。這是董仲舒整合儒法思想，在法律實踐中的重大貢獻。這樣，秦以來僵化冷酷的法令條文經過改造，就具有了人文關懷的溫暖內核，而不再是一種“牧民”的工具。同時也要求執法者不僅僅是一個刀筆吏，而應當具有理性思維和邏輯能力，從而做出符合人心、公正合理的裁判，從而有助于社會的穩定和長治久安。“春秋決獄”是儒家思想引入漢律的典型代表，是漢儒引禮入法，禮法并用的深化。在實踐中，法無明文規定者，以禮為準繩；法與禮抵觸者，依禮處斷。這樣，以禮對法律施加影響，促成了漢代儒學的法律化，法律的儒學化。引經決獄從兩漢始，經過七百余年，至唐朝才隨著法制的不斷完備和禮的規范的全面法律化，逐漸衰落。

通過以上的簡單梳理可以看出，董仲舒對漢初治道思想的整合，并不是簡單的綜合，而是重組、融合、提升；也不是同比例搭配，而是合而有宗，有主有從，構成了立體網絡的完整治道體系，對漢代，乃至其后兩千多年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四、董仲舒對漢初治道思想整合的現代啟示

當今中國，無論是政府管理，還是社會治理，都面臨諸多問題。有人將之解釋為轉型社會的必然特征，有人將之概括為“中等收入陷阱”。不管怎么解釋，這些問題都說明當代中國面臨著嚴重的社會治理危機。如何解決？結合當今現實，筆者認為：

首先，應該重視儒家治道經驗和教訓的總結和整理，重視對儒家治道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黨中央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怎么推進？現代化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末，對于我們這個有著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開辟未來，就像習總書記在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講話中所說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此前9月24日在人民大會堂出席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中他就強調：“不忘歷史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新。”傳統社會治理主要是以儒家為主，兼容道、法、墨等各家各派形成的綜合性很強的社會治理體系，這就是德、禮、政、刑一套立體道德網絡綜合治理體系。這套體系今天仍然有其現代價值。

這里我要特別強調的是復興儒家禮治治理模式，并與德治、法治密切結合。禮在古代是普遍適用的社會規范體系，是一個道德與法律、道德與信仰、道德與哲學、道德與政治等交錯重疊的網絡狀結構體，禮治在中國傳統治道當中起著巨大的而全面的社會整合作用。眾所周知，我們前幾年一度掀起了德治與法治結合的討論，后來由于種種原因沒有深入下去，更沒有得到落實，這里可能有許多原因，但是我覺得從理論上說，沒有提及禮治與德治和法治配合，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西方文化當中，社會治道體系是以宗教與法律為主體，輔之以世俗道德教育，是形而上之謂道和形而下之謂器的二元分立。中國傳統治道體系是道統、禮樂和法律的三位一體，是形而上之謂道，形而中之謂人，形而下之謂器的三元和合，其思想根源是天地人三才的和合。所以，禮治在德治與法治中起著上通下貫、中道制衡的作用。前幾年的德治和法治相結合的提法，是受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影響，試圖把中國的德治與西方的法治結合起來，但是由于沒有禮治作為主體，居中制衡，向上溝通道德，使道德能夠落實，向下溝通法律，使法律有所統攝，結果德治和法治相結合就沒有辦法落實，沒有形成新的綜合社會治理模式。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的主題是我國歷史上的國家治理經驗，習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我國古代主張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國先治吏，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這里特別強調了禮法合治、德主刑輔，就闡明了傳統以儒家為主的社會治理把德治、禮治和法治結合為一體的特點，值得我們重視。10月25王岐山書記在中紀委第四次全體會議跟明確地指出，“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13億人，不可能僅僅靠法律來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中華傳統文化中蘊含著深厚的治國理政、管權治吏思想，有豐富的禮法相依、崇德重禮、正心修身的歷史智慧。‘國家’是我們民族獨有的概念，國與家緊密相連、不可分離。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為首要。中華傳統文化是責任文化，講究德治禮序。”顯然，新一代領導人治理國家的思路已經很清楚，就是繼承幾千年來古圣先賢、歷代大儒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本治國理念和治理模式，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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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P13-18,1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