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最重要的作用是確立了中國文化的價值理性，奠立了中華文明的道德基礎，塑造了中國文化的價值觀，賦予了中國文化基本的道德精神和道德力量，使儒家文明成為“道德的文明”。中國在歷史上被稱為“禮義之邦”就是突出了這個文明國家具有成熟的道德文明，而且這一成熟的道德文明成為這個國家整體文化的突出特征，道德力量成為中華文明的最突出的軟實力，這一切都是來源于孔子與儒學的道德塑造力量。

那么，孔子思想中的哪些內容在中華文明中發揮了以上所說的作用？

一、崇德

“崇德”是孔子的原話，見于《論語》，亦見于《尚書》武成篇“惇信明義，崇德報功”，但武成篇的成書時代可能稍晚。自西周以來，中國文化已經開始不斷發展重視“德”的傾向，孔子在此基礎上，更加強調“德”的重要性。孔子思想中處處體現了“崇德”的精神。崇德就是把道德置于首要的地位，在任何事情上皆是如此，無論政治、外交、內政、個人，都要以道德價值作為處理和評價事務的根本立場，對人對事都須先從道德的角度加以審視，堅持道德重于一切的態度。如在治國理政方面，孔子強調：“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就是說用政令領導國家，人民可以服從但沒有道德心；用道德和禮俗來領導國家，人民樂于服從而且有道德心。孔子不相信強力、暴力能成為治理國家的根本原則，孔子的理想是用道德的、文化的力量，用非暴力、非法律的形式實現對國家、社會的管理和領導。孔子的這一思想也就是“以德治國”。這是孔子“崇德”精神最明顯的例子，事實上，無論孔子思想中涉及國家、社會、個人，孔子對道德理想、道德政治、道德美德、道德人格、道德修養的論述，處處都體現了崇德的精神，并成為中國文化的道德基礎。為了方便，以下我們只從仁、義、中、和四個基本觀念入手，來呈現孔子道德思想的主要特征。

二、貴仁

在《論語》中，孔子100多處談到“仁”，仁是孔子談論最多、最重視的道德概念，因此戰國末期的思想界已經把孔子的思想歸結為“孔子貴仁”（《呂氏春秋﹒審分覽》）。貴仁是指孔子在諸多的道德概念中最重視仁，仁是孔子思想中最重要倫理原則，是孔子思想中最高的美德，也是孔子的社會理想。仁的性質是仁慈博愛，仁在孔子也是全德之稱，代表了所有的德行，仁在儒家思想中又代表了最高的精神境界。在中華文明的發展中，仁成為中華文明核心價值的首要道德概念。仁的涵義可見于《論語》中最著名的例子：“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孔子重視家庭倫理，但在家庭倫理的基礎上，又提出了普遍的人際倫理“仁者愛人”，把仁設定為社會文化的普世價值。仁有多重表現形式，在倫理上是博愛、慈惠、能恕，在情感上是惻隱、不忍、同情，在價值上是關懷、寬容、和諧，在行為上是和平、共生、互助、扶弱、以及珍愛生命、善待萬物等。同時，仁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核心，仁愛為道德之首，在2500年以來的歷史中業已成為中華文明的道德精神的最集中的表達。

孔子不僅突出了仁的重要性，而且把仁展開為兩方面的實踐原理，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前者亦稱為恕，后者亦稱為忠，孔子說忠恕便是他的一貫之道。從恕來說，自己所不想要的，決不要施加給別人。從忠來說，自己要發展、幸福，也要使他人發展、幸福。孔子不主張“己之所欲，必施與人”，即自己認為是好的，一定要施加給別人。這就避免了強加于人的霸權心態和行為。中國現代新儒家思想家梁漱溟提出，儒家倫理就是“互以對方為重”，以此來說明忠恕之道的倫理態度，就是說，儒家倫理的出發點是尊重對方的需要，而不是把他者作為自我的實現對象。儒家倫理不是突出自我，而是突出他者；堅持他者優先，他者先于自我，這是仁的倫理出發點。1990年代以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經被確認為世界倫理的金律，而在中華文明2500年以來的發展歷程中，孔子仁學的這一教誨早已深入人心，化為中華文明的道德精神。

三、尊義

在孔子看來，處理“義”和“利”的關系是人類文明永恒的道德主題。他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又說“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禮記﹒坊記》引孔子說“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孟子尤其重視義利之辨，漢代大儒董仲舒明確強調儒家的義的立場與功利追求的對立：“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里的義都是指道德原則，利是指功利原則及私利要求。孔子堅持認為，君子即道德高尚的人，其特征和品質是尊義、明義，任何時候都以義為上、為先，堅持道義高于功利。他把追逐功利看作小人的本質，提出爭利必亡，“見利而讓，義也”（《禮記﹒樂記》）的道德信念。這種義利之辨不僅是崇德的一種體現，更具體地影響了中國文化的價值偏好。在儒家思想中，義與利的這種關系，不僅適用于個人，也適用于社會、國家。孔子的儒學主張“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大學》），即國家不能只追逐財富利益，而應該把對道義的追求看作最根本的利益。現代化的過程，在極大促進了人類生產力的同時，也在相當程度上破壞了傳統義—利的平衡，使社會文化向著工具—功利的一邊片面發展，孔子的這一思想可以對現代社會文化的發展偏向形成一種制約。

“義”不僅在孔子思想中在一般意義上指道德原則，在孔子以及孔子之后的儒學中“義”還被賦予了“正義”的規范涵義。《禮記》“仁以愛之，義以正之”“仁近于樂，義近于禮”（《禮記﹒樂記》），便突出了義的這種規范意義。孔子弟子子思的學生孟子將仁義并提，把“義”提高到與“仁”并立的地位，使得此后“仁義”成為儒學中最突出的道德價值。在儒學中“義”的正義涵義，是強調對善惡是非要做出明確的區分判斷，對懲惡揚善下果斷的決心。義不僅是個人的德性，也是社會的價值。就現實世界而言，仁導向社會和諧，義導向社會正義；仁導向世界和平，義導向國際正義，二者缺一不可。

四、守中

孔子很重視“中庸”。中的本意是不偏不倚。中的一個意義是“時中”，指道德原則的把握要隨時代環境變化而調整，從而達到無時不中，避免道德原則與時代脫節，使道德原則的應用實踐能與時代環境的變化相協調，避免道德準則的固化僵化。“庸”是注重變中有常，庸即是不變之常，盡管時代環境不斷變化，盡管人要不斷適應時代環境變化，道德生活中終歸有一些不隨時代移易的普遍原則，“中”就代表了這樣的普世原則，這是孔子中庸思想更加強調的一面。

中庸思想更受關注的意義是反對“過”和“不及”。《論語》中說“過猶不及”（《先進》），始終主張以中庸排斥極端。《中庸》說“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有智慧的人和有道德的人容易犯的錯誤是“過”，而愚人、小人容易犯的過失是“不及”。孔子主張“執其兩端用其中”，“中立而不倚”（《中庸》），不倚就是不偏向過之或不及任何一個極端。所以中即是不偏、不倚。雖然，人類實踐中的偏倚是難以避免的，但中庸的思想總是提醒我們注意每一時代社會的兩種極端主張，力求不走極端，避免極端，不斷調整以接近中道。由于極端往往是少數者的主張，因而中道才必然是符合大多數人民要求的選擇。孔子弟子子思所作的《中庸》中，不僅把中庸作為實踐方法，同時強調中庸具有道德價值，認為中庸是道德君子才能掌握的德性，這與亞里士多德是一致的。事實上，道德上的差失無非都是對道德原則過或不及的偏離，這種中道思想和中庸之德賦予了儒家與中華文明以穩健的性格。在中華文明的歷史上，在儒家思想所主導的時代，都不曾發生極端政策的失誤，這體現了中庸價值的內在引導和約束。

五、尚和

早在孔子之前和孔子同時代的智者，都曾提出了“和同之辯”，強調“和”與“同”的不同，和是不同事物的調和，同是單一事物的重復，和是不同元素的和諧相合，同是單純的同一。這些和同之辯的討論都主張和優于同，和合優于單一，認為差別性、多樣性是事物發展的前提，不同事物的配合、調和是事物發展的根本條件，崇尚多樣性，反對單一性。因為單一性往往是強迫的同一，而和合、調和意味著對差異和多樣性的包容、寬容，這也正是民主的基礎。

孔子正式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還提出“和為貴”（《論語﹒學而》）的思想。“和而不同”的思想既肯定差別，又注重和諧，在差別的基礎上尋求和諧，這比早期的和同之辯更進了一步。孔子還認為，和是君子的胸懷、氣度、境界，孔子追求的和也是建立在多樣性共存基礎上的和諧觀。

儒家經典《尚書》已經提出“協和萬邦”，“以和邦國”，奠定了中華文明世界觀的交往典范。孔子以后，在“和合”觀念的基礎上，“和”的和諧意義更為突出，以和諧取代沖突，追求一個和平共處的世界是中華文明數千年來持久不斷的理想。六十年前的萬隆會議及其所形成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共識，中國曾積極參與其中，從中可以看到中華文明基本價值在當代中國的影響。國家間的和平共處是人類的普遍理想，孔子的思想產生于2500年前，孔子與儒家思想關于與外部世界關系的主張，其基本特征是尚文不尚武，尚柔不尚勇，孔子主張對于遠方的世界應“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就是主張發展文化價值和軟實力來吸引外部世界建立友好關系。

21世紀中國領導人的演講，以自強不息、以民為本、以德治國、以和為貴、協和萬邦為核心，自覺地汲取中國文化的主流價值資源，正面宣示對中國文明的承繼，用以解釋中國政策的文化背景，呈現中國的未來方向。以“和諧社會”為中心的國內政治理念和口號，也體現著類似的努力，即探求以中國文化為基礎來構建共同價值觀、鞏固國家的凝聚力，建設社會的精神文明。大量、積極地運用中國文化的資源以重建和鞏固政治合法性，已經成為21世紀初中國領導人的特色。放眼未來，這種順應時代的發展只會增強，不會減弱。2013年11月下旬習近平以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到訪曲阜和孔府，并發表重要講話，這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的第一次，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選擇曲阜發表有關中華文化和孔子儒學的講話，明確強調繼承中華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優秀傳統，弘揚儒家的美德和價值觀，表明了對孔子與儒家思想的道德力量的深刻認識。他在2014年孔子誕辰2565周年紀念大會等講話中指出，孔子和儒家的思想“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肯定其中含有超越時空、跨越國度、有當代價值和永恒魅力的部分。這些都是中國國家領導人在文化與價值引領方面所作的重大宣示，顯示出孔子及其思想不僅對當代中國有重要的意義，對未來中國的發展也將繼續發揮重要的影響。因此，“中國夢”內在地含有道德追求的目標，這是不可忽視的。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復興必然同時是其固有的中華文明的復興和發展，在孔子和儒家傳統及核心價值的影響下，對富強的追求并不是當代中國發展的全部，對道德文明與世界和平的追求將永遠是中國發展的目標價值。

（本文是作者2015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亞大學舉辦的“中國夢：孔子與現代中國”學術交流研討會上所作的主題報告）

 
來源：《道德與文明》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