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在研究《太平經》的過程中，陳攖寧一方面證實了陳寅恪、湯用彤關于《太平經》的一些觀點，另一方面也以新視角對陳寅恪、湯用彤之說多有推進，并開啟了內在理路的《太平經》研究。他們在這些問題上各盡其妙，使學界和教界對早期道教與《太平經》的關系有了較為完整的理解。這種學術交流與互動，值得后學借鑒和發揚。

作者簡介：趙建永，哲學博士，天津社科院哲學所副研究員。

主題詞：陳攖寧  湯用彤  陳寅恪  太平經

前番筆者發表系列論文探討了國內外學界對《太平經》的研究，現在接著考察以陳攖寧(1880—1969)為代表的道教界名流，對這項研究的反應。陳攖寧作為近代以來罕見的能通覽《道藏》的仙學大師，既富有現代意識，又勤奮治學的道教領袖。以其豐厚的知識背景和修煉經驗，一旦涉入現代學術領域，如在國學大師們所擅長的經史考辨之類方面，究竟會產生什么作用，是很耐人尋味的。陳攖寧研讀《太平經》的經過頗具典型意義，而且是當時道教界極為難得的少數相關史料。今將其與陳寅恪、湯用彤的相關論著，加以比較研究，以期引玉。

一、陳攖寧三讀《太平經》

《太平經》是《正統道藏》太平部中第一部經，也是三洞四輔諸道經中最古的一部。陳攖寧是民國以降最早注意《太平經》的學者。他自述研讀此經的觀感：原書殘缺甚多，且字句脫誤，篇幅錯亂，讀之尚未終卷，即感覺苦悶。用現代人的心理來看一千八百年前的古舊道經，總嫌格格不入。辛亥革命前，普通讀書人并不知有《太平經》，乾慶學派考訂古籍，也未留意此書。原因是除了《道藏》外，《太平經》別無單行本，而《道藏》只保存在幾家道觀中，不肯輕易供人閱覽，所以該書久沒無聞。

1912至1914年，陳攖寧借住上海白云觀，看明版《道藏》，對于《太平經》殘卷不感興趣，僅粗略瀏覽一遍。自1925年涵芬樓影印《道藏》問世后，為中外學者研究道教帶來了便利，《太平經》漸受學術界重視。1940至1942年，陳攖寧第二次在上海看影印版《道藏》，又遇《太平經》，勉強耐心翻閱兩遍，仍是索然無味，只好放棄。

1959年，陳攖寧入主中國道教協會，第三次研讀《太平經》。其間在郭沫若等人積極支持下，湯用彤指導王明編定的《太平經合校》由中華書局于1960年2月出版，有力推動了學界對《太平經》的研討。《太平經》的性質及其與太平道、黃巾起義的關系等問題，成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學術界的理論熱點，《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也做了宣傳。這是建國后首次對道教主要從正面歷史意義上所展開的大規模學術論辯。為抓住這一機遇，與學界展開對話，陳攖寧“才下定決心，不惜時間，不怕困難，從頭到尾細看，同時并參考有關書籍，終于識認了《太平經》在歷史上和道教上的重要性”。由此，他撰寫長文《太平經的前因與后果》，于1962年發表在《道協會刊》創刊號上。

陳攖寧將《太平經》的歷史意義主要概括為以下三方面：第一，《太平經》作于東漢，比其它道經最先出世（先秦典籍除外），若研究道教經典來源，此書首屈一指。第二，有了《太平經》，就產生了張角的“太平道”。他發動數十萬人起義，雖然失敗，但造成此后群雄并起、共逐漢鹿的局面，曹操更以受降黃巾為事業發軔之始，三國由此開基。第三，有了《太平經》，就產生了天師張道陵的“五斗米道”。其孫張魯以之治理漢中，使別處罹受戰禍的難民以漢中為避難所。張道陵的曾孫張威，于西晉時遷居龍虎山，一姓傳統六十三代，歷經一千八百年，可謂宗教中特殊的現象。我們把陳攖寧與學界的相關研究予以對照，可以看出他在國學功底方面，即使與當時一流學者相比也毫不遜色。

陳攖寧還把《道協會刊》雜志逐期贈送給湯用彤、梁漱溟等學者交流。同一時期，他主編的教材《道教知識類編》有于吉、太平道、太平經等詞條，吸收了學界的研究成果并加以推進。在湯一介先生所保藏至今的湯用彤讀道藏資料輯錄中有一份《道教知識類編初集（續）》，此亦反映出見學界對陳攖寧研究成果的重視。

二、從《包元太平經》到《太平經》的考辨

研究《太平經》必須理清其與《漢書》所記載的西漢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包元太平經》的關系。由于《包元太平經》早已失傳，具體內容今已無法詳知。因此，它與后世《太平經》的淵源，長期以來無人問津。1933年，陳寅恪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冊發表《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一文，引用《太平經》、《真誥》等道教經典，考證東南沿海流行的天師道如何從民間進入上層社會，揭示出天師道教與東晉南朝政治文化的密切關系。其中簡略提到《包元太平經》與《太平清領書》具有相似的特征。湯用彤藏書中現存一份陳寅恪贈送的講義本《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封面上有“敬求教正”等字樣。據此可知在《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一文發表之前，陳寅恪與湯用彤已經就他們共同關心的道教起源問題進行過交流。

湯用彤在陳寅恪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結合漢代流行的黃老學，從現存《太平經》中所倡興國廣嗣、主火德和元氣包裹諸說，斷定《太平清領書》（即《太平經》）脫胎于甘忠可之《包元太平經》。隨后，蒙文通也持同一觀點，認為“《包元太平經》是為早期道教經典《太平經》之權輿”。陳攖寧除了得出相同結論外，還進一步指出：“甘忠可的書又是燕、齊海上方士們所流傳的舊說從新改編，他們的老祖師就是戰國時代齊國稷下人騶衍（亦作芻衍，稷下今臨淄城外）。”這與陳寅恪《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文中觀點也是不謀而合，且較前說更為明確和具體。可見，《包元太平經》始自秦漢之際燕齊一帶海濱地區的秘密相傳，日久年深，傳經者逐漸使其內容增加，篇幅擴大，遂衍為后世170卷的巨著《太平經》。

湯用彤在研究中還率先提出了《太平洞極經》與《太平經》的關系問題：“《太平經鈔》壬部第十頁自言其書有百七十卷。《云笈七簽》六引《正一經》云，有《太平洞極經》百四十四卷，乃漢安元年（漢順帝年號，即公元142 年）太上親授天師者。但張君房明言其時所流行者乃于吉百七十卷之經。故百四十四卷者,果有其書否,殊難知也。”對此懸而未決的難題，陳攖寧從現存《太平經》中發現有20余處引用《太平洞極經》，并在湯用彤所引《云笈七簽》基礎上，又對照《道教義樞·七部義》之說，推斷五斗米道所奉《太平洞極經》，與《太平經》存在遞承關系：

張道陵的《太平洞極經》、于吉的《太平清領書》，都說是老君所授，而      

且都在東漢順帝時代出現，這兩種書的名稱和卷數雖不一致，內容大概是相同的。……（兩書）為什么到了北宋時就一存一亡? 我想這兩種書的名稱雖然不同，卷數雖有多有少，實際上無甚區別，既有卷數多的一種行世，那個卷數少的一種就漸漸地歸于自然淘汰了。

湯一介先生在其名著《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中引述此論斷，認為“陳攖寧會長的這個看法是很深刻的”，并對相關問題展開進一步的補充論證。

三、于吉真假及其與《太平經》關系

1934年，陳寅恪與湯用彤頻繁討論《太平經》的成書年代和傳授系統，以及帛和、白和、法和是否為同一人等問題。湯用彤在回復陳寅恪的信中說：

帛和，若據兄所言，亦與《太平經》有關。但據《抱樸子》，謂遇一人曾親見白仲理，見其瞳正方。則白和乃魏晉時人。《后序》謂其為于吉之師，當是訛誤。……至若帛和當為葛洪之前輩，葛之師鄭君，于惠帝太安中隱去，葛洪于成帝成和中卒。《抱樸子》謂曰，和已“去不知所在”，后有人乃自稱為白和云云。是帛和應為魏晉間人，而法和則卒于姚秦之世，想不能為一人也。（又，一、法和姓釋，或原姓竺。二、帛和字仲理或公理。但六朝和尚則無字，此均可證其為二人也。）

湯用彤在信中與陳寅恪討論了白和的真偽及其與瑯琊（治今臨沂市北）于吉的關系，并認定帛（通“白”）和與僧人法和無關。這一問題在他1935年發表的《讀〈太平經〉書所見》中有更為詳細的答案：“孫策殺于吉事，《后漢書》注引《江表傳》和《吳志·孫討逆傳》注引《志林》（《全晉文》八十二卷頁七）。按自順帝時至孫策在江東已逾六十年，而于吉又為宮崇之師，則得《太平經》之于吉非伯符所殺者也。《抱樸子·祛惑篇》言前世有名道士白和（字仲理）已去不知所在，后乃又有人在河北自稱為白和，和之子弟聞之大喜，往見之，乃知其非也。此人因而亡走。據此則假托仙道再降人間，在晉朝以前已如此，而江東之于吉，亦猶河北之白和為假冒者乎。又按《太平經后序》所傳，白和與《太平經》之出世亦有關。” 

湯用彤發表的上述論斷，都是與陳寅恪反復研討后得出的結論。此前陳寅恪委托湯用彤代為抄寫并郵寄的《太平經》后序中詳述：“干君初得惡疾，殆將不救，詣帛和求醫。帛君告曰，吾傳汝《太平本文》，可因易為一百七十卷，編成三百六十章，普傳于天下，授有德之君，致太平，不但疾愈，兼而度世。干吉授教，究極精義，敷演成教。當東漢末，中國喪亂，赍經南游吳越……。時孫策初定江南，方正霸業。策左右咸奉干吉，策以為搖動人心，因誣以罪而縶之。策告曰，天久旱，得雨當免。條忽之間，陰云四合，風雨暴至。策愈惡之，令斬首，懸諸市門。一旦暴風至，而失尸所在。君因更名字，遂入蜀去。策覽鏡，見君首在鏡中，因發面瘡而卒。時咸以戮辱神仙，致斯早殞。”于吉（道書多作“干吉”）的這些異事，湯用彤與陳寅恪皆以為神話而未予采信，但他們也認為即便是神話傳說也往往會折射出某些歷史事實。

自湯用彤之后，凡持孫策建安五年（公元200）所殺于吉系冒名者的理由，皆因其在順帝時代已為人師，算至孫策時，如果于吉還在世，當有一百多歲，不會如此長壽。陳攖寧接續這一話題，在《太平經的前因與后果》中列專節討論“于吉真假的問題”，認為以上理由頗欠充分，因為世間活到百歲以外的人并非罕見，不能僅從年齡上辨別真假。于吉確切的歲數，后人雖無法推測，但虞喜《志林》論此事說：“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已近百年，年在耄悼，禮不加刑，……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為美也。”于吉得神書之事，學界都以《后漢書·襄楷傳》為根據，而《后漢書》乃范曄于劉宋文帝元嘉年間撰成，距于吉之死已歷二百幾十年。據此，陳攖寧指出：

虞喜是西晉和東晉之間的人，距離于吉死時不過一百多年，他作《志林》      

時，范曄的《后漢書》尚未出世，《志林》所言必另有根據，比較更為可信。當時文獻充足，考證便利，設若于吉真假有問題，虞喜是晉朝一個博學家，自能辨別清楚，不應該胸無主見、人云亦云。我們生在虞喜之后一千六百余年，時代既不像晉朝和三國那樣接近，考證的資料也沒有當時那樣豐富；各種遺書上雖也提到干吉（即于吉），但惜所說并非一致，而且神話太多，不足以供考證，今日想要為于吉作辯護，事實上很困難。《太平經》固然是由于吉傳出，但于吉之死與《太平經》毫無關系，后人何必定要用李代桃僵之說來翻一千七百年前的舊案。

在于吉真假問題上，陳攖寧與湯用彤、陳寅恪等人所見史料相同，然而觀點卻大相徑庭。這種分歧實際上反映了教內人士和教外學者研究道教的不同視角、態度和方法。雙方觀點的差異在于對超常經驗的存在是否認同的問題，這也是宗教修證者與學術研究者的根本區別。修證者具有不同于學術研究者的體驗和眼界，因此二者觀察和思考的事物雖然相同，但往往結論互異。陳攖寧的論證引經據典，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非同凡響，值得學術界認真對待和參考。而教界的道教研究亦應借鑒學術界研究的現代史學意識和方法。

于吉與《太平經》關系，經過湯用彤、陳寅恪與陳攖寧及其后繼者的梳理而逐漸明朗起來。北宋賈善翔《猶龍傳》卷四將宮崇所上神書徑直稱為《太平經》，并引宮崇所上表文，指明于吉親受于太上。《太平經復文序》列《太平經》傳授淵源說：皇天金闕后圣太平帝君作《太平復文》，先傳上相青童君，又傳上宰西城王君，王君傳弟子帛和，帛和傳于吉，命其擴為170卷，編成360章。《混元圣紀》卷一引《后漢書》佚文，也說老君授于吉《太平經》。這些記載均認為于吉為《太平經》的作者，后人從《太平經》卷帙浩繁、內容豐實推斷，此書定非一人一時所作，而是經眾手長期編制、增擴而成。于吉應是《太平經》170卷的最后定型者。

四、《太平經》宗旨的討論

上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大陸學界道教研究爭論最激烈的焦點主要集中于《太平經》的階級立場和性質、宗旨等問題。這一方面是當時社會背景過于強化意識形態問題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從學術角度來說也確實存在這一政治學問題。《太平經》階級屬性之爭論，主要集中于該書與太平道起義之關系等問題，并在五十年代末和到六十年代初達到高潮。在此長時期里，始終存在兩派針鋒相對的觀點：一派主張《太平經》是黃巾起義的指導綱領，服務于廣大勞動人民的階級利益，是先進力量的代表。另一派則認為《太平經》的基本宗旨是出于維護封建秩序的目的，歸根結蒂是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因此，《太平經》與黃巾農民起義沒有直接關系，更不能代表被壓迫階級和先進生產力。 

在有關《太平經》階級屬性之探討中，湯用彤、陳攖寧處理這一問題的態度值得留意，他們基本上持相對否定的意見。湯用彤針對解放后流行的將《太平經》視作農民革命綱領的觀點，指出：《太平經》中雖是包含著一些農民的思想，但從它的體系看，還是統治階級的觀點。因此，把《太平經》作為農民革命的綱領是缺少根據的。他晚年搜集了不少張角太平道、張魯政權以及早期道教與農民起義關系的一手史料，打算對此問題做一番梳理，惜未能完成。陳攖寧基本上認可湯用彤的上述觀點，并對這些問題做了更為具體的論證。他認為：《太平經》雖是張角太平道的根源所在，卻并不帶有革命意味。但黃巾起義所宣傳“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讖記式標語，未必沒有來源，也許受了甘忠可預言的影響。由上可見，以湯用彤、陳攖寧等人為代表的觀點較為合理中肯，因而在這場學術大論辯中脫穎而出，逐漸占據了上風。

湯用彤雖然在其讀書札記中提到《太平經》以“三一為宗”，但是未將其作為該經的首要宗旨加以點明。陳攖寧則以其內修實證的洞見，據《太平經》關于“太平者，此經以三一為宗”的論述指出：“此言《太平經》的宗旨，修身以精、炁、神三者渾而為一，治國以天、地、人三者合而為一，故曰，三一為宗。”這一立論，是對爭論《太平經》是否以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為宗旨的窠臼的超越。后世學界正是沿此詮釋路徑將《太平經》的思想加以系統闡發，從而促使研究向縱深發展。漢末于吉所傳《太平經》首次確立了以精氣神三大生命要素的“三合為一”為內煉之根本。由此導致“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等一系列內丹修煉法則的產生。湯一介先生認為，《太平經》以“三一為宗”是指天、地、人三者合一以致太平，精、氣、神三者合一而長生。其中“精、氣、神三者合一”屬哲學層面的“道體”的問題，而《玄門大義》所列九種修持法以及“三丹田說”、“三元君說”等，則是操作層面的“道術”問題。近來王宗昱根據六朝以來的道教史料提出“三一為宗”諸說存在“原始說”、“舊說”、“新說”之不同，拓展了前人的研究。

在研究《太平經》與早期道教關系的過程中，陳攖寧一方面證實了陳寅恪、湯用彤關于《太平經》的一些觀點，另一方面也以新視角對陳寅恪、湯用彤之說多有推進。陳攖寧以其精通內外之學的深厚素養，首次揭示出《太平經》“三一為宗”的主旨，開啟了從生命修煉方面研究《太平經》的內在理路，也是對前賢觀點的完善。他們三人在這些問題上各盡其妙，使學界和教界對早期道教與《太平經》之間的關系有了更為完整的理解。這種學界和教界研究的交流與互動，值得珍視和借鑒，并有待后人發揚光大。

 （作者單位 天津社會科學院，原載《宗教學研究》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