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嘉靖萬歷年間，陽明學者梅守德、徐樾、李材、羅汝芳、李贄等人因前往云南為官而在當地傳播推廣陽明學。現有資料表明，羅汝芳、李贄二人與云南佛教有著較為密切的來往，他們與當地僧人酬唱應對、刻經作序、建廟請經等活動，構成了陽明學和云南佛教史上的重要內容。研究陽明學者與云南佛教的關系，對于深入把握西南佛教史和陽明學在云南貴州二省的發展路徑，都具有重要價值

    【關鍵詞】陽明學；王陽明；云南佛教

Yangming Scholars And Yunnan Buddhism

Liu Cong, Yu Xi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Abstract:Jiajing Wanli, Yangming scholars Mei Shoude, Xu Yue, Li Cai, Luo Rufang, Li Zhi , etc who spread Yangmingxue in the local area because of official.  Available information indicates that Luo Rufang, Li Zhi and Yunnan Buddhism has  relatively close contacts, they respond with the local monks paid to sing, carved by the preface, the temple is invited to other activities.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Yangmingxue and Buddhism in Yunnan.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angming scholars and Yunnan Buddhism , has important value for in-depth grasp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southwest and Yangmingxue’s development path in Yunn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Key words:Yangmingxue;Wang Yangming ;Yunnan Buddhism           

明朝嘉靖年間，陽明心學經過創始人王陽明及其弟子們的不斷推廣和傳播，形成了影響極大的思想流派。伴隨著王陽明弟子們在各地為官、講學，陽明學逐漸從最初的浙江、江蘇、江西等省擴展開來，至萬歷年間，云南等邊遠省份也出現了陽明學者的活動，并且隨著陽明學在這些省份的影響逐漸擴大，與當地的佛教也發生了較為密切的關系。

一、陽明學者在云南

雖然陽明學創立的標志性事件“龍場悟道”發生在貴州省，但王陽明終其一生，并未踏足云南。然而，在嘉靖萬歷年間，王陽明的多位弟子因前往云南出仕為官，將陽明學帶到了云南，梅守德、徐樾、李材、羅汝芳、李贄等人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梅守德，字純甫，南直隸宣城人。嘉靖初年，鄒守益因反對明世宗改定大禮被貶為廣德判官，在當地建復初書院，宣講陽明學。其間，王陽明弟子王畿、錢德洪、王艮等人都先后來應鄒守益之邀講學于復初書院主講。此時，宣城諸生梅守德前來問學，后考中進士，授臺州推官、紹興知府等職，屢遷山東學政，后因得罪道士陶仲文，遷云南云南左參政，不久后，因母親年高，乞求致仕歸家。梅守德與王畿交往密切，不僅早年“從王龍溪先生講學金陵者有年”，而且任紹興知府期間，重修陽明講堂，延請王畿主持。嘉靖四十一年，羅汝芳任寧國府知府，積極在當地推廣陽明學，與提學御史耿定向在宣城城內建志學書院，延請致仕居家的梅守德主講陽明學。梅守德的之學，“以隨處體認為真修，以處事當理為應用，以倫常物則為本宗，以反躬篤踐為實地。”^[1]381

羅汝芳，字惟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泰州學派代表人物。嘉靖三十二年進士。萬歷初年任云南布政使副使，后封左參政。在云南任職期間，羅汝芳多次在昆明、武定、彌勒、臨安、永昌、洱海、騰越等地舉行會講，推廣陽明學。

徐樾，字子直，號波石，貴溪人。早年曾問學于王陽明，后拜王艮為師，遂自稱王陽明再傳弟子。嘉靖三十一年，任云南左布政使。元江府土舍那鑑殺知府那憲后反叛。明政府派總兵沐朝弼、巡撫石簡等人帶兵進剿往。那鑑見狀，派經歷張惟見監軍僉事王養浩，假稱投降，王養浩懷疑那鑑詐降，不敢前往。此時，徐樾督餉至軍中，慨然請求前往受降。至元江府南門外，那鑑不出迎，徐樾呵斥。叛軍放出象馬，徐樾被踏死。弟子顏鈞聞信，不遠千里趕到云南，收其遺骨，帶回來下葬。

李材，字孟誠，別號見羅，江西豐城人，南京兵部尚書李遂之子。嘉靖四十一年中進士，授刑部主事。期間得識鄒守益，自以為學未成，乞假歸家。后遍訪唐樞、王畿、錢德洪等人。萬歷十年，因緬甸局勢緊張，李材遷云南洱海參政，進按察使。李材到任后，即投入到抗緬戰爭中，提出了以夷制夷戰略。他首先說服中緬之間的孟養、蠻莫兩個土司歸順明朝。緬甸國王莽應里隨后任命其子思斗鎮守阿瓦，再次攻打孟養、蠻莫等地。李材在騰沖集結兵力，遣軍援救孟養、蠻莫等地，并和緬軍大戰于遮浪，大破莽應里的象陣，生擒五千余人。這次戰爭結束后，李材因戰功耀升為右都御史僉，治鄖陽。李材早年問學于鄒守益，學致良知之學，但其思想與陽明心學有所區別，認為以為儒者之學應“以經世為宗，以立命為致，以本末始終為入道之樞，經世之紐”，提倡“止修之學”，并與王學末流之士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論辯，《明儒學案》稱其學“與宋儒大段無異”，單列為“止修學案”。

李贄，字宏甫，號卓吾，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師出泰州學派。萬歷五年，李贄被任命為云南姚安知府。在任三年中，李贄興修水利、創辦學校、教化百姓。李贄在云南時，曾兩次赴龍里回見當時擔任云南布政使和左參政的陽明學者羅汝芳，與他交流學術。

二、陽明學者與云南佛教

在云南為官、講學的陽明學者中，梅守德和徐樾的著作現已不存，筆者所見李材的《見羅先生書》（二十卷）是其弟子所記的講學之書，未發現其中與云南佛教相關內容。因此，本文以羅汝芳、李贄等人為中心，說明陽明學者與云南佛教的關系。

羅汝芳任職云南之前，曾在東昌、寧國等地為官，期間就與當地僧人酬唱應對，有刻經作序，有建廟請經等交往也十分頻繁。^[2]179-184在云南任職的五年中，羅汝芳依舊與佛教的交往十分密切，有證可考的事跡如下：

其一，為雞足山寂光寺迎請藏經、選擇住持。寂光寺是云南佛教名山雞足山中的重要寺廟。據《雞足山志》記載，該寺在嘉靖間由僧本帖建造，萬歷間儒全重修，天啟間儒能再修。可見，羅汝芳任職云南時，該寺剛剛落成不久，寺僧和經藏應該不太齊備?！峨u足山志》，明僧“如堂”條目記：寂光寺僧澂江，楊氏子，“因山無藏經，入都叩請羅近溪，遂為請，送寂光寺，師奉藏歸。結幻住庵居之，后坐化。”明嘉靖、萬歷年間，明政府多次頒送藏經給雞足山寺廟。寂光寺僧澂江因寺中無藏經，于是請求正在云南做官的羅汝芳幫助迎請明政府頒送的藏經。^[3]105

羅汝芳不僅幫助寂光寺迎請藏經，而且選儒全為該寺住持僧。陳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記載了這段經歷：“儒全字用周，號水月，晉寧杜氏。萬歷初禮古林為師，后與郎目同參，遍歷海內宗匠。一日至峨眉山四會亭，入璃三昧，胸中瑩徹，因偕寶山德住返錫滇中，于邵甸普賢寺鍵關樂道，羅近溪訪之，以為世所稀有，乃送之雞足山主寂光寺。”^[4]247-248儒全上雞山后，開“楞嚴講座”，宗風大振，凡來訪的官吏及文人信士，無不為之折服，并捐資興建寺院。

其二，為宋朝萬松行秀的《從容錄》作序。萬歷年間，云南曾刻《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簡稱《從容錄》），卷首羅汝芳有寫的《序》：

自佛祖拈花，迦葉微笑，雖云默露宗風，殊覺渾淪透漏，更逢后來好事兒孫，不知重惜家寶，各各拚身失命，平地生塵，澄波動浪，亂散空華，欺搖捏目，訛傳眾口，公案多端。天童雪竇殘唾，既苦不收，圜悟萬松夢語，又多不醒。幸得清涼老人，久知祖禰不了之殃。今日門徒，古顏盡將骨董搬出，分化四家，從新翻刻。嗚呼！贓私現在，真賊難逃，敢請寶劍金剛，便與一齊砍斷，然后將他零碎評詞，共四海蒼生，作個太平歌唱也。^[5]226

《從容錄》前除羅汝芳的序外，還有云南楚雄府知府徐琳于萬歷三十五年作的序，此外羅汝芳的序后標明：“南城近溪羅汝芳題，丁未中秋長洲沈咸書”。“丁未”是萬歷三十五年，此時羅汝芳已經去世20余年，因此《從容錄》應當是羅汝芳死后在云南刻印的，而羅序應當是羅汝芳生前在云南任職時所作，直至其去世20余年后該經刻印時，由“長洲沈咸”重書。

《從容錄》是南宋僧人萬松行秀在宋代默照禪得弘揚者宏智正覺禪師所作頌古百則基礎上，附加示眾、著語、評唱而成。本書與《碧巖錄》并稱禪門二大寶典。從羅汝芳的《序》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是推崇“默露宗風”的，認為后世公案多端，有眾口訛傳之嫌，但在宏智正覺和萬松行秀的努力下，默照禪和看話禪得以很好的糾正，一洗前世的“公案多端”的弊端，并高度贊揚《從容錄》能為“四海蒼生，作個太平歌唱”。^[6]從羅汝芳對《從容錄》的評價看，他對禪宗是極為推崇的，這與他對凈土思想的態度是截然相反的。

通過上文的列舉，我們可以發現，羅汝芳任職云南期間，與當地的佛教界交往較為密切。此外，羅汝芳多次有利用政府力量發展佛教，招來了一些官員的非議，甚至在他死后依舊有人在奏章中提及此事，引起了一場政治風波。

萬歷二十六年（此時羅汝芳已去世十年），時任吏部侍郎楊時喬在上萬歷皇帝的《文體士習疏》中說：

今南都所稱先進世教，有大可慨者則原任參政羅汝芳是也。汝芳鄉先達聰明，才辨英發，世稱才士，性度溫和寬厚，與物無忤世稱長者。早講學師事顏鈞，其志行相似，世稱理學養生，師事方士胡清虛，談燒煉采取飛升，僧玄覺談因果福益，尤精于單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上乘以慈悲不計校無障礙，無我人相為圣學，方士禪流尊為教師。臣嘗慕其風度，且善養生愈疾，及聞其守寧國日集諸生會文講學，民訟者至則令其跏趺公庭，斂目觀心，學佛自慈悲為善，一時士悅之，僧道徒歸之，不吝庫藏里甲供餉饋贈故，歸者如市。^[7]659

楊時喬彈劾羅汝芳在任職寧國期間與佛道親近，與僧人談佛學，尊禪流為教師，令士民在公堂上跏趺打坐、斂目觀心，甚至動用官銀結交僧侶，羅汝芳之說實乃佛學，淆亂儒學，是皇帝敕令官員們明禁的崇佛之舉。楊時喬彈劾羅汝芳的舉動得到了其他官員的支持。時任禮部尚書余繼登撰《覆楊止庵疏》，支持楊時喬彈劾羅汝芳。^[8]

雖然楊時喬、余繼登等人極力反對羅汝芳的近佛之舉，但也有人為羅汝芳辯護。一向與羅汝芳交好，并有弟子之稱的耿定向就是其中之一。曹于汴為羅汝芳辯解：

楊止庵之疏厭士人之宗羅近溪而深辟佛老，以維吾儒，甚嘉意也。近溪之學亦有所得，而不無壙洋，其徒宗其所得足矣，而并譽其所失以為是，則誤矣。止庵摘其失，而不録其得，則其徒將不服。大抵理一而已矣，而異者異之。老異于佛，佛異于老，佛老異于儒，而儒之中有蒼素云泥不同者惟善學，則視市井小兒之言與孔子合符。何論二氏第有詫異，其行泥滯，其辭談無相而反有其相，甚至削髪面壁合掌者，謂色即空，而又欲離一切色，甚至絕棄名教，離父母親戚者，其流多弊。則彼固自異矣，亦安得不異之？夫反之心而然推之千萬人之心而同然，不問其出于何氏，無不可為訓者；反之心而不然，推之千萬人之心而不然，亦不問其出于何氏，無可為訓者。若絕棄名教，無禮樂綱常，此則吾之心不然，人之心亦不然；空于渣滓邪穢而不空于綱常倫理，此必人己之心皆然者。學者可知所從事矣?！妒琛穬壬行猩醒灾旨爸^不當，任情執見賄賂干請、黨同伐異則確然之論。^[9]

除此之外，耿定向也上《審異同慎舉刺以惜人才疏》，為羅汝芳辯護^[10]。曹于汴與羅汝芳一樣，都是當時著名的以佛解儒之人?！端膸烊珪偰刻嵋穼ζ涞脑u價是：“是坐儒者之皋比，而演釋迦之經咒，則何不披緇而開方丈也。”^[11]因此他在大談儒佛一致的同時，話鋒一轉說儒佛是“心之同然者”，儒佛在心性之學上是相通的，言外之意是不應該以儒佛異同指責羅汝芳了。此外，他還給楊、余二人扣了一頂“賄賂干請、黨同伐異”的帽子。耿定向的《審異同慎舉刺以惜人才疏》則側重于強調羅汝芳在為官期間性本疏簡、不喜浪費，百姓皆得其利，強調不要糾結于他崇佛的舉動。

在這場由羅汝芳云南等地崇佛引起的政治風波中，無論是彈劾的證據，還是辯解的理由，我們都可以從中發現羅汝芳信仰佛教是時人較為一致的看法。對于羅汝芳信仰佛教之舉，當時的許孚遠在給羅汝芳的信中就毫不留情地批評了他：“翁本儒者也。……豈容出此如彼，朝釋暮玄，而求以明吾儒之道耶！又況非釋非玄，出于旁門外道，怪誕而不經者耶！”^[12]“旁門外道，怪誕而不經”之語相當苛刻，但這也正反映出時人羅汝芳的不滿。

李贄任云南姚安知府期間，他不僅在當地大力推廣陽明學，而且沉迷于佛教。關于李贄與云南佛教的交往，學術界已有較為細致地研究，現僅列較為重要的三件事跡。

其一，兩度入雞足山，讀經禮佛?！峨u足山志》記載：“（李贄）先生溫陵人，官姚安太守，于萬歷六年戊寅，因巡按調榆、鶴、姚三府會剿北勝蠻賊機宜，按君延于永昌府，故先生得久游于雞足。寓大覺寺，與小月禪人論凈土法門，遂作《念佛答問》，又與同官論《二十分識》，《六度解》、《四海說》等，皆于二觀樓所成者。”^[13]110萬歷六年，李贄流連于雞足山數月，讀佛經，與小月禪人等討論凈土法門。萬歷八年，李贄二上雞足山。《雞足山志》記載：“八年庚辰，先生解組，遂再登雞足山，寓缽盂庵，聽真利法師講《楞伽經》。”^[13]121

其二，研讀多種佛經。李贄任姚安知府期間，研讀了多種佛經。有學者統計，李贄此時研讀的佛經有《壇經》、《般若經》、《心經》、《中觀論》、《楞伽經》、《法華經》和《金剛經》等，《維摩詰經》、《無量壽經》也可能讀過。^[14]106

其三，以凈土思想統攝般若、禪宗、天臺等思想。李贄十分推崇凈土信仰，關于李贄的凈土信仰，有學者認為他不主張“他力念佛”，而屬于自力解脫。^[15]265雖然李贄凈土信仰的本質尚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但他在云南期間作《念佛問達》、《六度解》等著作宣傳凈土信仰的事實，足以說明他是推崇凈土信仰的。盡管如此，李贄依舊廣泛研習般若、禪宗、天臺等思想。他在昆明刻《壇經》^[13]120，在雞足山上研習《楞伽經》，萬歷八年撰寫《心經提綱》。^[16]

三、陽明學者與西南佛教的思想史意義

筆者曾撰寫“陽明學者與貴州佛教”^[17]13-17，概述了王陽明及其弟子與貴州佛教的交往的情況。本文簡述了陽明學者與云南佛教的交往狀況。通過研究以上研究，我們可以發現，明正德至萬歷年間，王陽明及其弟子與云南、貴州二省佛教有著較為較為密切的聯系。上述研究，對于我們把握西南佛教史和陽明心學史，都具有重要價值。

第一，有助于了解陽明學者與云南、貴州二省佛教的關系。據筆者所知，近代著名史學家陳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開系統研究西南佛教歷史之先河，當代學者王路平的《貴州佛教史》和王海濤的《云南佛教史》又分別研究了云南、貴州二省的佛教歷史。然而，上述成果都未能全面敘述陽明學者與云南、貴州二省佛教的關系。陳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僅涉及王陽明的《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羅汝芳和李贄與云南佛教交往的個別事例，《貴州佛教史》論及王陽明的《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18]73，《云南佛教史》未涉及這一問題。通過上述梳理，我們可以發現，王陽明及其弟子均與云南、貴州二省佛教有著密切聯系，內容主要涉及四個方面：其一記載與僧人和寺院交往的詩文，如王陽明和孫應鰲與貴州佛教、李贄與云南佛教的詩文。其二為寺院和佛經所作的《記》，如王陽明的《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和《藥王菩薩化珠保命真經序》、李渭的《修觀音閣碑記》等。其三在云南、貴州二省寫作的佛學著作。如李贄在云南所作《念佛問達》、《六度解》、《心經提綱》等。其四迎請和刊刻佛教著作。如羅汝芳為雞足山寂光寺迎請藏經、在云南刻《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李贄在云南刊刻《壇經》等。上述活動，無疑是明代云南、貴州二省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

第二，有助于深刻認識陽明學在云南、貴州二省的發展狀況。陽明學發軔于貴州修文縣龍場驛，此后王陽明就在貴州當地傳播陽明學。萬歷年間，陽明學者羅汝芳、李贄等人在云南創建書院、舉行會講，積極推廣陽明學。可以說，陽明學在云南、貴州二省的傳播是陽明學歷史上的重要事件。因此，有學者指出歷史上曾存在有黔中王學，而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中之所以沒有記載黔中王學，是因為文獻遺失導致黃宗羲沒有見到黔中王學的著作^[19]。當然，這一觀點有其合理性。然而通過研究云南、貴州二省佛教與陽明學的關系，我們會發現，資料的匱乏是制約進一步深入研究陽明學在云南、貴州二省發展歷史的重要因素。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將陽明后學分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閩粵五派，以及未冠之以王學的止修、泰州兩派。其中以浙中、江右、泰州三派的影響最大。我們知道，陽明學與佛教的關系極為密切，幾乎每一位陽明學者都與佛教有深入的交往。如果我們研究陽明后學與佛教的關系，可以找到極為詳盡的資料。然而，我們在研究云南、貴州二省佛教與陽明心學關系時，除王陽明、羅汝芳、李贄等外來陽明學者與云南、貴州二省佛教的資料外，其他資料十分有限。例如，素有黔中王學領袖人物的孫應鰲，其著作中未見與佛教有關的資料，僅在《黔詩紀略》中留存有三首詩歌，在李渭僅存的數篇著作中，有一篇《修觀音閣碑記》。羅汝芳在云南舉辦了一系列陽明學會講，其著作中不僅對會講內容有詳盡的記載，而且可以見到當地學者與羅汝芳問答之盛況，然而歷史上卻沒有留存云南籍的陽明學弟子，更無法知道他們與云南佛教交往之事。

第三，有助于辨清云南、貴州二省陽明學發展的不同路徑。通過考察云南、貴州二省佛教與陽明心學關系，我們能夠發現云南、貴州二省陽明學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貴州陽明學主要以當地學者為核心。王陽明“龍場悟道”后，就在當地士子中推廣陽明學，很快形成了貴州陽明學群體。王陽明在《鎮遠旅邸書札》中明確記載了貴州籍弟子23人（其中2人無姓名）^[20]，其后又形成以李渭、孫應鰲為核心的黔中王學。云南陽明學的發展路徑則主要以外來陽明學者為主。雖然每位任職于云南的陽明學者都極力在云南推廣陽明學，尤其是羅汝芳，他在云南各地舉辦了一系列陽明學會講^[21]147-183，并在云南推行以陽明學為宗旨的鄉約^[21]758-763，但歷史上未見云南籍的陽明學者，反而是梅守德、徐樾、李材、羅汝芳、李贄等人內地來云南任職者構成了云南歷史上的陽明學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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