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討論中國佛教的許多問題，實際是一個佛教如何適應時代的問題。無論討論傳統與現代、返本與開新、神圣與世俗、契理與契機、現代化與化現代等，都是討論中國佛教在今天時代如何適應、如何展開的定位問題。

我首先提出第一個問題：就社會文化層面而言，中國佛教在未來能否成為維護中國社會道德倫理文化的主導力量？能否承擔起化導社會的主導責任？乃至成為引發人類文化新突破的一種思想源泉？

這個問題的提出，初看起來可能有些突兀，也許出乎大家的思維習慣，但這絕不僅是因為我自己研究佛學而對佛教有所偏好才提出這樣的問題，而是我從未來世界文明發展融合的大趨勢下作出的一個判斷。下面我來解釋一下這個問題。

就中國文化發展而言，從漢代一直到民國之前，中國古代社會的道德倫理文化主導是儒家，承擔社會教化之主導責任的是儒家，佛家和道家雖然也在其中起很大作用，但不是主流。儒家是主流，佛道是旁流，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大格局。但是，五四以來，中國文化的大格局發生了千年未有的大變化，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運力徹底改變了中國文化的格局，以至于到現在中國文化的顯現層面，無論是教育內容，還是生活形態、服飾禮儀等，大部分已是西方化了的，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傳統文化只在潛意識、思維方式和民俗層面存在，真正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相當大程度上是被遮蔽的。那么，從文明發展的角度而言，這應當是東西方文明融合進程中的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階段。問題是，一個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是一脈相承的，具有割舍不斷的血脈聯系。國家現在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明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習總書記在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上的講話）那么，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而且實際能起到這種代表作用的，會是儒釋道三家中的那個呢？現實是，儒家現在非常衰落，雖然在中國人、中國文化的思想觀念上依然發揮著根深蒂固的影響作用，但實體層面是徹底衰落的，所以，學界有一個詞叫“游魂”來形容現在儒家的狀況。要保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基，就需要在文化的實體層面有繼承發揚者。有學者曾經提出“抽象繼承”、“綜合創新”等觀點，但抽象的文化精神必然會在外象上有所體現，“抽象繼承”顯現出來的必然結果就是被其他文明實體所融合、同化。而“綜合創新”的必然結果則是另外創立新派，同樣會失去原來的文化命脈。因此，如果儒家在實體層面不能重新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我們要問，哪一家文化可以來接手這個位子？是佛家道家？還是西方文化？還是馬克思主義？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重要問題。

第二個問題：佛教能否在深度溝通科學文明和宗教文明上發揮關鍵性作用？現在是科學時代，科學文明是這個時代的顯著特征，但理論和歷史事實表明，科學文明取代不了宗教文明，宗教文明依然會是人類文明的主導力量之一。那么，科學文明和宗教文明二者能不能深度溝通和融合？佛教對二者的溝通能否起到一個關鍵性的作用？這個問題其實與另外一個問題緊密關聯，就是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關系。實際上，科學文明所代表的文化譜系是從古希臘、羅馬傳統一脈相承發展而來的科學理性，后來又結合了基督教文明而形成的現代西方文明傳統，其特點是形而下發達，形而上籠統。因此，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的關系，包括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在相當程度上也即是科學與宗教的關系。為什么要提出佛教對二者的溝通融合起關鍵性作用這個問題呢？這是因此，東方文明中，包括儒家、佛教、道教、印度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其中最富有科學理性精神的是佛教和道教，佛教、道教對于生命認識的深度，直到今天，也是現代科學所不能達到的，而且佛教的理性精神和邏輯分析，完全可以和現代科學進行深度溝通和融合。這個問題的討論，對于東西方文明的溝通很有意義。

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討論一下中國佛教的特質。

中國佛教的特質，按照近代佛教思想家太虛大師的觀點，分為主流系和旁流系，主流系是指從道安以來，一直到天臺宗、華嚴宗和禪宗等中國化的佛教；旁流系指從印度佛教傳入的中觀學體系、唯識學體系以及毗曇學體系，二者具有較大差別。中國佛教和印度佛教的差別，是我們今天討論中國佛教繞不開的問題。例如，我們討論印順法師、法尊法師以及歐陽竟無、呂澂等人的佛教思想，其顯著特點是重新回歸印度佛教。法尊法師回歸中觀學，因為他留學康藏，是在格魯派下成長起來的；歐陽竟無、呂澂學唯識，所以回歸唯識學。太虛大師則比較中道一點，他認為中國佛教的主流是中國化了的佛教，更能夠適應中國文化和中國人，這是歷史的經驗，因此，他認為將來中國佛教的發展依然要以中國化佛教的主流系為主。一個民族有其自身的文化性格，外來文化要能夠長久生存，就需要改造自己，與中國固有的文化性格相適應。

佛教中國化進程從南北朝開始，經過隋唐，到了宋代徹底完成。所以，到了宋代，中國佛教成為了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佛教文化在整個中國古代文化中的定位也形成了，如宋仁宗所講：“儒以治世，佛以治心，道以修身。”這樣的“三教融合、三元共軛”文化格局，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可。中國佛教自身也認可這個定位，自覺地把“治心”作為自己的文化本位。這樣直到近代，始終是這樣一個文化格局。儒家文化是中國道德倫理、文化價值的主流，佛教道教作為輔助，當然還有其他種類的文化也不斷地匯合進來，共同構成了中華傳統文化。儒家文化現在雖然比較衰落，但已經成為中國人的一種文化基因，自覺不自覺的都在發揮著潛在的深刻影響，尤其是在政治、倫理層面，這個影響還是比較顯著。直到近代西方文化強勢之后，這個格局才被打破。

從文化角度來講中國佛教特質，可歸納為四點：

一禪的當下安心之道，以禪宗為代表；

二無我的生命解析，以中觀宗、唯識宗為代表；

三判教智慧，以天臺宗為代表；

四圓融精神，以華嚴宗為代表。

第一，中國佛教之特質為禪，這是太虛大師總結的。中國佛教的天臺宗、華嚴宗和禪宗都以禪為特質。這三宗禪法與印度佛教禪法有較大區別，都是非常顯著的非次第禪，或者叫圓頓禪，印度佛教主要講次第禪，只在最高處講一點非次第禪。當然，中國佛教以非次第禪為特點，并不代表沒有禪法修行次第，主要是在圓教理論和見地上沒有次第，而圓教見地與中觀、唯識的理論差別很大，這是中國佛學最核心的理論思想。而禪宗禪法的當下安心之道則是中國佛教最為特別之處，完全是中國文化才有的圓教思想。

    第二，對于無我生命的深度解析，而且運用了嚴密的因明邏輯論證，其表現出的科學理性態度和邏輯分析方法，完全可以與現代科學相媲美。這是中國佛教繼承印度佛教精華之處。

第三，判教智慧是把各個不同的派別放在某種解釋體系中給予恰當的定位。佛教發展中產生了許多派別，如何用某種解釋觀點把這些不同派別給予恰當的定位，使得不同派別各有其位，使不同派別能夠統一在一個體系之下，互相依扶，這是中國佛教的判教智慧。

第四，圓融精神實際是中國文化的顯著特點，中國佛教也吸收了這個精神，在尊重差別的基礎上，佛教與儒家、與道教，佛教各宗派之間，乃至在思想層面的世間與出世間、永恒與當下等，都表現出了極大的圓融精神。因此，中國文化中各家各派能夠各安本位，互相吸收，共生共存，都不認同因為思想、教派的不同而激烈斗爭。印度佛教因為邏輯分析和辯論的發達，在義理上一定要分出誰是誰非，長久爭辯，而中國佛教總的來說以踐行為本，對不同思想、不同派別采取了圓融的態度。圓融成為了中國佛教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

中國化的佛教既融合適應了中國文化的特點，形成中國佛教的特質，又繼承了印度佛教的根本思想，形成了中國佛教融會中印文化的思想特點：既有中國文化的圓融特點，又有印度文化的邏輯縝密特點，是一個兼有東西方思維方式的文化類型。

進一步討論佛教在當代中國文化發展中的定位問題。

接著前面那個話題，佛教文化能否接手儒家衰落之后留下的作為教化主流的這個位子？也就是說，在今天時代的中國社會，就社會文化層面而言，佛教能否接替儒家，承擔起像以前儒家作為社會文化主流價值的作用？前面已經討論過，首先儒家在實體層面徹底衰落，使得它沒有實體力量來承擔此重任。其次，“抽象繼承”、“綜合創新”也難以行得通。再次，西方文化，包括馬克思主義，以及基督教，能夠承擔嗎？一般來說，外來文化很難成為一個具有深厚文化傳統國家的文化根基，文化根基都有其一脈相承的歷史淵源。但是，基于個體生命終極關懷的宗教不同于此，會逐漸融入原有文化中而成為新的文化類型。佛教本來是外來文化，但現在卻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也會重演這個歷史過程，逐步中國化而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但是這個融合過程會很長，短時間內基督教還做不到徹底中國化?；浇淘谌毡?、韓國的發展是個可以參考的實例，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文化之一。馬克思主義是當今中國社會文化的主流，但更多的體現在政治經濟層面，在社會道德倫理和個人終極關懷方面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特質所在，對個體的實際影響有限。而且馬克思主義也面臨深度中國化的問題，目前中國化的還不夠，與中國傳統文化還是兩張皮，還需要深度融合。我的導師賴永海先生通過研究禪宗的中國化過程而得出一個類比判斷：馬克思主義如果在傳入二百年之后還不是中國文化的東西，那它就沒有存在的理由。而導師的導師任繼愈先生則主張儒家就是儒教，認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只是外表，里面都是儒家的東西。這是文化基因所決定的。

現在來看佛教，能否起到作為社會道德倫理文化的主導力量的作用？我個人認為，就實體層面的現實力量和作為中國文化的圓融精神的代表而言，中國佛教有能力、也有可能接替原來儒家作為中國文化主流代表的位子。也就是說，中國佛教未來將會成為中國社會維護社會道德倫理文化的主流力量，所起到的教化作用將會超過中國佛教歷史上的任何時期。至于說能否實現這樣的主導作用，就思想潛力來說完全有可能，而現實中能否實現則取決于中國佛教能否完成現代化轉型。中國佛教完全可以代替儒家發揮社會道德倫理教化的主流作用，因為佛教可以在人天乘的層面能夠融會包容儒家文化。實際情況是，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民間自發性的所開展的儒家文化復興工作，諸如兒童讀經活動、孝親觀念提倡以及種種國學推廣活動等，都是以佛教界人士為主要力量，佛教的菩薩行愿精神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思想有力地推動了儒家文化的復興。如果沒有佛教界的有力推動，包括儒家文化在內的傳統文化在中國社會民間的復興是不可想象的。這個情況在今天的臺灣社會已經比較明顯，成為了現實。現在臺灣社會東西方各種思想、教派都在同步發展，但大乘佛教在個體層面的終極關懷、社會層面的積極濟世和宗教層面的慈悲情懷等諸多層面結合的最充分，在融會東西方文明方面最圓融，使得佛教能夠在社會文化中起主導作用，成為化導社會的主導力量。

現在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思想文化大融合的時代，各種文明之間的交流、碰撞、融合是一個潮流，佛教能夠發揚中國文化的圓融精神，融會各家，促進人類各文明共生共存，和合發展。中國佛教的判教和圓融的思想特點，具有現實的方法論意義?，F在世界上各種思想、文化、宗教非常多，而且新思想、新學派、新宗教也不斷涌現，在這種情況下需要一種新的判教智慧來解決各種思想文化和宗教的相容共存問題。舉目今日世界學術，西方的科學文化處于壓倒性的優勢地位，而西方科學文化的分類方法正是西方文化的判教。其分為哲、理、工、農、醫、法、宗，無形中，西方科學文化的思維方法越來越占優勢，而佛教的判教方法可以有一個新的觀察角度，用一個不同于西方的思維方法，取一個東方文化的視野。太虛大師講中國文化的特點：“以言中國之所宜：則大一統之國家，中和性之民族，非統貫一切之道不足以盡其情，非圓澈一切之理不足以定其志。而就其知識思想言論之所及，必于變中求得其常，偏中求得其圓為滿足。”這個論述比較準確的描述了中國文化的胸懷和思想特點。因此今天中國文化的發展格局需要放在世界文明的大格局下來看，放在現代文明與傳統的儒釋道以及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等等宗教都能夠共生發展的格局中來看。在這種文化格局下，佛教接替儒家成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發揮化導社會的主流作用，是一個歷史性的現實選擇，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內在合理性。

當然，佛教能否成為未來中國社會道德倫理文化的主導力量，取決于中國佛教能否實現現代化轉型。那么，現在中國佛教界提出的人間佛教道路，其實即是中國佛教現代化轉型的方向，人間佛教的具體內容取決于佛教現代化轉型的具體內容。為此，這里提出幾條關于中國佛教現代化轉型的具體內容：

第一，理念上，由注重自解脫轉向化導社會為主，徹底發揚大乘佛教精神。這個理念轉變意義重大。對此問題，太虛大師提出一個觀點：中國佛教要“從解決生死問題，轉向解決生活問題”。這個思想轉變非常大。表面上看這個轉變很自然，能夠認可，但是仔細分析的話，關涉對佛教的本質、佛陀本懷的重新解讀。釋迦牟尼佛創立佛教的本懷是為了解決生死問題？還是生活問題？自古以來，中國佛教的核心思想是了生死，是偏向于解決生死問題，太虛大師認為，這個理解對于大乘精神的發揚有偏差，中國佛教的大乘精神實際上沒有充分展開，現在應該轉向解決生活問題，就人生而進趨佛道，在當下現實人生中求取覺悟的生活。事實上，大乘精神在社會層面的普遍推行，在整個古代社會，無論是在印度還是在中國，都沒有充分展開，現在反而是大乘佛教精神在社會中充分展開的最好時機。

第二，教理上發揚佛法的不共真理。很多問題要從根源處尋求解決。今天時代，要在最嚴格的現代理性批判精神下，與現代科學展開邏輯論辯和對話，重新解讀佛法的不共真理，重新認識生命和世界。從大乘佛教的眼光看，現代科學文明是基于第六意識分別智的差別世俗道理，對無分別智的超越世俗知識以及溝通分別智與無分別智的甚深智慧，遠非現代科學所長，所以，現代科學文明至今仍然無法容納、融會自軸心時代就確立的宗教文化，也沒有能夠確立人類道德生活的根本準則?？茖W文明本身沒有能力確立作為人類文化最根本基礎的總持智慧，也缺乏把身與心、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以及宗教文明體系融會、和諧、共生的圓融智慧，因此，現代科學文明遇到的危機，本質上屬于缺乏總持智慧和圓融智慧而來的根源性危機，而這恰恰是以中國大乘佛教為代表的東方文明的優勢所在。

第三，充分發揚大乘佛教倫理。一般來說，倫理是針對個體與社會關系層面的，以往中國佛教因為關注生死問題，對于社會層面的佛教倫理發揚較少，因為儒家關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倫理發揚非常充分。中國古代社會中，秉承了中國文化各安其位的原則，始終以儒家作為社會道德倫理教化的主體，佛教退居敦化人倫、輔翼世教的定位，對于化導社會的道德倫理影響主要是通過文化、民俗而實現，并沒有成為社會道德倫理教化的主體。因此，佛教以及僧團與社會的關系逐漸形成了一種固定的關系：佛教在思想上對社會文化發生作用，而僧團則被看作是一個專門修道的群體，本分事就是證悟佛法，祈冥福而護國佑民，而不是直接參與世俗的社會生活，佛教界對于政治、社會倫理道德問題直接介入、過問的很少，這使得漢傳佛教逐漸形成了如太虛大師所言的“教在大乘，行在小乘”的格局。但是今天時代的儒家文化已經很衰落，社會發展推動佛教承擔更多的化導社會責任，成為維護社會道德基礎的主要力量，故佛教需要主動發揚大乘精神以化導世俗，解決人類社會的心理、心靈陷溺以及道德倫理關懷問題。中國佛教如果要走人間佛教道路，要對社會文化起到更大的積極作用，就必須要把大乘佛教的倫理精神給予充分發揚。臺灣佛教的鮮明特點，就是講佛教倫理比較多，以適應社會民眾面對生活中的各種社會問題。歷代以來，大乘佛教倫理講的較少，因為佛教講出世，對世間的諸多倫理關懷講得不多。中國佛教進行現代化轉型，需要充分發揚大乘佛教的倫理精神。

第四，僧團轉型，超越明清模式?，F在的中國佛教整體上還屬于明清模式，還沒有超越。明清模式有什么特點呢？我嘗試歸納了幾點：一是安于儒釋道三元共軛結構，主動安于“治心”本位，安于本門派。二是理念以解脫道為主，菩薩道在社會層面推行比較少。三是只管寺內，不管寺外。因為明代朱元璋制訂了寺外不許傳教的政策，所以明代之后中國佛教基本上安于廟墻寺內，寺外的事不管。四是僧團的文化素質遠不及唐宋。元代以后出家就不需要考試了，導致僧眾的文化素質較低，佛教義學衰落。而南北朝和唐宋時期，僧團的文化素質是當時社會群體中的先進者，與儒生團體不相上下。五是寺院經濟主要是靠土地經營和經懺。經懺也是明代才流行開來的，對佛教發展的負面影響較大。

第五，居士團體的發展。中國佛教要實現大乘精神化導社會的功能，在當今變化迅速的社會中，僅僅依靠僧團、寺院的力量是不夠的，需要有組織的居士佛教團體的輔助配合，諸如文教機構、慈善社團、居士林等。建立與僧團寺院體系相對應的居士佛教團體對于中國佛教轉型發展很重要。同時，就現代社會的組織結構而言，社會團體的充分發展是今后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趨勢，也是現代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特征。

第六，佛教走出去向西方傳播，反過來促進佛教的現代化轉型。佛教是一個世界性的宗教，在世界范圍具有廣泛的共鳴，向西方傳播中國大乘佛教，有利于促進人類文明交流，提升中國文化的軟實力。同時，國際化的視野和理念，也會反過來促進中國佛教的現代化轉型。

第七，發揚人間佛教。人間佛教與以往傳統佛教開展內容的主要不同，在于對社會層面問題的關懷，對諸多社會問題發揚大乘佛教的觀點和應對辦法，對民生經濟、國際形勢、民主人權、自然生態、教育改革、種族沖突、優生保健、生態環保、家庭暴力、試管嬰兒、器官捐贈、風水地理、看相卜卦等種種問題，以佛法的智慧，提出契理契機的對治辦法。此外，對自殺、死刑、核武、戰爭，以及安樂死、克隆人等問題，都應吸取現代科學的醫學、心理學、生化科學等為用，融和佛法的道理，解除現代人的迷思。大乘佛教具有極為豐富的資源。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凈其意，是諸佛教”，這是一切道德倫理的根本原則。大乘的五戒十善、六度四攝等思想，是糾正人心、化導社會的良藥，而大乘的菩薩道精神，是改造社會、利樂眾生的積極力量。人間佛教充分發揚大乘，主動關心社會的道德倫理問題，對于人心的和善、人際的和順、社會的和諧、世界的和平將起到現實的積極作用。

我的報告完畢，謝謝大家。

蔣勁松：劉教授作為最后一個報告，講得很精彩，我聽了以后有很多啟發。有些地方講得很突出，包括像論證中國佛教成為現代社會中維護中國社會道德倫理文化的一個主導力量，我覺得很有說服力。對于中國佛教的這幾個特征，禪、生命、判教、圓融，在現代社會的發揮，與現代文明融會，這個意義講得非常好。包括后面講的西方弘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佛教從印度產生，但并不完全是印度文化的產物，在我們看來，它是超越時空的，只不過在印度那樣一個地方，呈現的時候它會隨著印度的因緣有所顯現，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顯現。這一點上，我覺得像歐陽竟無一味以印度的顯現作為一個標準來衡量，這種理解本身就跟佛法精神未必吻合。我們也可以期待佛法在歐美傳播的時候，可能把佛法的另外一些在中國和印度沒有顯現出來的特征顯現出來，這對我們理解佛教大有幫助。剛才講的僧團的明清模式，我也有啟發。我一直在強調說中國佛教在古代社會的發展有它的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受到皇權壓制或者是儒家的強力打壓造成的。

有一點提出和劉教授商榷一下。我們強調大乘精神，強調化導社會，沒有錯。但是說不是解決生死問題，而是解決生活問題，我覺得這個說法有誤導性。事實上可以看到，今天的人間佛教表現的狀態就是不太重視死亡的問題，還有中國文化就是不太強調死亡的問題。人間佛教在中國比較流行，其實是正好適應了中國人的一些特質。中國人不愿意談死亡的問題，盡量把死亡的問題懸置起來，盡量不談?？墒?，禪宗大菩薩境界不是不重視死亡，而是超越了死亡，如果不考慮其中差別的話，就說一個生活問題，我想會讓很多的佛教修行者把生死問題放下的話，就很麻煩了，這個就不是菩薩道了，就會出現種種的俗化、淺化現象。所以我覺得，弘揚大乘精神、化導社會沒有問題，但是一定要以關注生死問題作為一個前提，佛法的真正意義才能夠呈現出來。劉老師也講了，之所以中國佛教在過去大乘菩薩道沒有充分展現，某種程度上是受皇權的限制，不是說中國佛教沒有這個精神。今天去掉了這個限制以后，我們可以弘揚這個精神。但是我們傳統佛教里面強調生死問題這一點，是不能否定、不能淡化的，反而應該強化。今天我們對于現實生活，對于物質，對這個世界的沉溺恰恰需要對死亡有思考。包括海德格爾這樣的世俗的哲學家都特別強調對死亡問題的思考，這能夠讓我們整個生命充滿意義，能夠活起來，我覺得這一點是我們佛教里面能夠貢獻給世界的最重要的一個資源，把這個資源浪費掉了，在我看來是人間佛教的一個不足。但是，人間佛教通過大量的社會關懷，讓大家能夠直接地得到佛教的好處，因此慢慢的來學習佛教的真理，這的確不錯。這是我的一個簡單的理解。

劉鹿鳴：其實大家對這個問題也都有自己的看法。比如臺灣佛教，發揚人間佛教生活問題比較多，但對生死問題也非常重視。真正發揚大乘精神很不容易。一般人學佛都是走“了生死”這個路，出來一人，放掉生死來學佛，這需要有圓教的見地。按照圓教見地學佛法，生死是可以放下的，并不一定說你證悟了四禪八定、開悟了而放下生死，當下安心就可以放下生死。所以說，依大乘見地，生死問題其實與生活問題是一事，并不是截然分開的兩事。

    周貴華：這里有一個邏輯，好像是說中國佛教的發展必須是圓教的進一步開展。實際上，現在的人間佛教思想在很大意義上是對圓教思想的系統反動，是以圓教對治藥的面目出現的。所以，我個人認為圓教是開展現代佛教的重要資源，但絕對不是唯一的一條標志路，不是說現代佛教的開展是在圓教基礎上開展，而是一種可選擇、可用的資源。從佛陀的本懷到印度佛教（也是屬于佛陀本懷的印度化），到中國佛教的中國化，包括各個國家的“化”，和整個全球的“化”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再來看如何體現佛陀的本懷，就是契理契機來發展，這是超越宗派的思維。當然圓教是很重要的資源，我們佛教現代化的開展，特別是面向未來的佛教開展，圓教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是肯定的。

劉鹿鳴：這個我完全贊同。因為太虛大師提出的人生佛教道路、今菩薩行，核心思想是由“圓頓教法”轉為“圓漸教法”，由大乘通教次第而進，把佛教所有的教派思想充分考慮到了，是直依佛陀本懷而開展的。

來源：《戰略與研究》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