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慶文
《齊魯學刊》2015年第1期
      

［內容摘要］20世紀《論語》詮釋成果分為新、古兩種詮釋體例，一種是以經解經式的“古”式《論語》詮釋；一種是學科分治式的新式《論語》詮釋。新式《論語》詮釋按照文、史、哲三個學科劃分出文學式的《論語》詮釋、史學式的《論語》詮釋、觀念性的《論語》詮釋三種不同風格。隨著現代社會的深入，以經解經的古代治經方式被現代學人歸入歷史中。與之相對應，新式《論語》詮釋模式已經成型。《論語》詮釋在學科分治中，形成了文、史、哲三個學科的學者各自獨立地固守著自己的領地，而拒斥其他學科的趨勢。所以，現代學人不應再糾纏于恢復經學傳統詮釋《論語》，而是將文學層面、史學層面、哲學層面視為邏輯遞進式關系，進一步推動《論語》詮釋的現代發展。
［關鍵詞］20世紀　《論語》詮釋　注釋性經學　觀念性哲學
　　20世紀是整個中華民族多災多難的世紀。與之相對應，作為民族文化根基的儒學，其發展也是異常復雜、曲折。《論語》是儒學最具代表性的經典，20世紀學者對于《論語》的詮釋，也在中西、古今爭論中呈現出繁雜、多變的趨勢。
　　20世紀《論語》詮釋的研究，應該是一個新課題，也屬于比較難的問題。難在儒學在20世紀成為學界乃至整個社會關注的焦點，《論語》作為儒學的重要經典也成為各路學人解讀的重點。各種解讀紛繁多樣，參差不齊，難以把握。但是，正因為20世紀《論語》詮釋的多元、繁雜，使《論語》詮釋走出了傳統經學視野，進入現代哲學視域，形成了解讀《論語》的新思路。透過20世紀《論語》詮釋的研究，可以把脈儒學在這個世紀的復雜歷程，進而窺探儒家經典在現代社會中呈現出的種種問題，以期在以后發展中得到匡正。

一

　　1912年1月19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部頒布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規定“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清學部頒行之教科書一律禁用” 。這意味著，從1905年廢除科舉考試制度后岌岌可危的古代經學徹底成為歷史。
　　本來，經學解體標志著作為儒家思想最具代表性的經典――《論語》就應該成為過往，新時代的知識分子不會對《論語》給予過多的關注。事實恰恰相反，經學解體后，帶有濃重古代“士”情節的知識分子以及現代知識分子仍然對《論語》表現出了極高的關注度。許多知識分子傾注相當大的精力研讀《論語》、詮釋《論語》。所不同的只是詮釋《論語》的方法相左。舊知識分子（帶有濃重古代“士”情節的知識分子）沉迷于以經解經式的方法；具有現代意識的知識分子則融合西學，采用西學學科分治式的方法詮釋《論語》。正因為如此，20世紀《論語》詮釋呈現一種熱度不減反增的場面，研究《論語》的文章比比皆是，對《論語》全文詮釋的成果也紛紛面世。在20世紀眾多的《論語》詮釋成果中，我們仍然看到新、古兩種詮釋體例。
其一，以經解經式的“古”式《論語》詮釋。
所謂“古”式《論語》詮釋，是指嚴格遵循歷代《論語》的家法，詳采各家之說，或注重字句訓釋，或專究名物制度，或調和今古文、漢宋各說，對《論語》文本進行以經解經式的詮釋。20世紀開始后，中國古代社會雖然終結，傳統經學已然解體，然而，從古代社會走過來的知識分子（士）或向往古代社會的知識分子仍然有許多，他們在學術研究中仍然傾向傳統的經學，依舊延用傳統的以經解經式的《論語》詮釋方式。如章太炎的《廣論語駢枝》、徐天璋的《論語實測》、簡朝亮的《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唐文治的《論語大義定本》、陳漢章的《論語征知錄》、程樹德的《論語集釋》、楊樹達的《論語疏證》等等。代表當屬程樹德的《論語集釋》、楊樹達的《論語疏證》。
《論語集釋》廣引經史子集及類書碑志達六百八十余種，在學術上力求超越門派之見，將各家之說分門別類采輯，內容分十類：一是考異，即考釋經文異同；二是音讀，注字音，正句讀；三是考證、考釋名物制度；四是集解，釋何晏《論語集解》，并將邢昺《論語疏》的許多解釋附入其中；五是唐以前各家對《論語》的注釋，以皇侃的《論語義疏》為主；六是集注，選取宋以后各家之注，其中以朱熹《論語注》為主；七是別解，搜羅《集注》以外的的新說；八是余論，主要輯入清代儒學所闡發的義理之說，并附入補集注但不宜考證的內容；九是發明，采錄陸、王一派的義理之說；十是按語，是程樹德對《論語集釋》相關內容的說明和評判。《論語集釋》屬于典型的以經解經的古代治經方式，綜合眾長，廣博注解，卻己見疏少。然而，即使收羅如此廣博，仍然不能令人滿意。《論語集釋》“異說紛陳，使讀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歸趨”，“搜羅廣而別擇不精” 。這應該是“古”式《論語》詮釋的特點。楊樹達的《論語疏證》“首取《論語》本書之文前后互證，次取群經諸子及四史為證”，“訓說大致以朱子《集注》為主，其后儒勝義長于朱說者，則取后儒之說。”此書以經、史、子為證，尤其是“把三國以前所有征引《論語》或者和《論語》有關的材料都依據《論語》原文疏列。” 此書互證之方法仍然歸之為“古”注。
其二，學科分治下的新式《論語》詮釋。
所謂新式《論語》詮釋，是指經學解體后，按照西方學科劃分對《論語》進行的詮釋。經學解體后，中國教育體制引入西方教育模式，將人文學科劃分為中文、歷史、哲學等學科，傳統經學大體上被肢解到文、史、哲三個學科當中。蔡元培曾指出：“為大學國文系的學生講一點《詩經》，為史學系的學生講一點《書經》與《春秋》，為哲學系的學生講一點《論語》、《孟子》、《易傳》與《禮記》，是可以贊成的。為中學生選幾篇經傳的文章，編入文言文讀本，也是可以贊成的。若要小學生也讀一點經，我覺得不妥當，認為無益而有損。” 這段話已經成為自新文化運動以后經學學科存在狀態的一個真實寫照。在新教育機制下，《論語》詮釋也按照文、史、哲三個學科分列進行，呈現出三種不同的詮釋風格。
第一，文學式的《論語》詮釋 。文學式的《論語》詮釋主要是以音韻、訓詁、文字、章訓等訓釋為主。這類詮釋《論語》的成果頗多。如毛子水的《論語今注今譯》，楊伯峻的《論語譯注》，王熙元的《論語通釋》，唐滿先的《論語今譯》，錢遜的《論語淺解》等等。其中，楊伯峻的《論語譯注》影響最大。
楊伯峻稱，“在撰述‘譯注’之先，曾經對《論語》的每一字、每一詞作過研究”。作者首先對《論語》通行的文字加以訂正，再進行通譯，通譯“在盡可能不走失原意并保持原來風格下力求流暢明白”，在注釋中，作者特別注重“字音詞義、語法規律、修辭方式、歷史知識、地理沿革、名物制度和風俗習慣的考證等等”，并稱“本書雖然不糾纏于考證，但一切結論都是從細致深入的考證中提練出來的”，其目的是“幫助一般讀者比較容易而正確地讀懂《論語》，并給有志深入研究的人提供若干線索”。 《論語通釋》對每章第節的分合、錯簡、衍文、脫字進行考定，并用提旨、釋詞、譯義、析微四個層面解釋各章。由此可見，文學式的詮釋注重的是文本的音韻、訓詁、詞義等，更確切一點說應該是字詞式詮釋。
第二，史學式的《論語》詮釋。史學式詮釋的重點不在于《論語》文本的字、詞、義，而重點要揭示出文本的思想及其在思想史中的意義。錢穆的《論語新解》，陳大齊的《論語臆解》，龔樂群的《論語疑考》，喬一凡的《論語通譯》，嚴靈峰的《論語章名新編》等均可歸結于此類。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是《論語新解》。
錢穆在《論語新解》的“序”中指出，“本書取名新解，非謂能自創新意，掩蓋前儒。實亦備采眾說，折衷求是，而特以時代之語言觀念加以申述而已”。所以，作者作《新解》的目的在于“求其為一部人人可讀之注”。怎樣才能做到人人可讀？作者認為應該“直明《論語》本義”。在作者看來，“直明《論語》本義”包含兩個方面，一是“異說既多，貴能折衷”，一是“用今代之語言觀念闡釋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遺訓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悅而解”。 由此可以窺見史學式詮釋《論語》的特點。正是基于對《論語》思想的進行挖掘，《論語臆解》僅選取《論語》的小部分篇章進行解讀，而選取的小部分篇章也多非整章，僅為章中的數句或一句，凡不是孔子發表的言論或主張，不涉及孔子治學立說態度的言論概不詮釋。《論語章名新編》則對各章重新進行分類，將主題相近的章重新組合，使《論語》的思想性更加鮮明。
第三，觀念性的《論語》詮釋。觀念性的詮釋近似于《論語》的哲學化，是對《論語》主要觀念進行時代的詮釋或發揮，以其使古代《論語》觀念活轉于當下，進而證明其價值資源依然可以應用于當代。在20世紀《論語》詮釋中，大部分學者將觀念性的詮釋作為解讀《論語》最終目的，所以，這一形式的《論語》詮釋成果最多，也最雜，顯得魚目混珠，良莠不齊。大體上可以歸結為三大類。一類是借助于對《論語》的詮釋表述作者本人對儒家思想的理解和態度。典型代表是康有為的《論語注》 、趙紀彬的《論語新探》和李澤厚的《論語今讀》。《論語注》雖標明旨在闡發孔子“仁”的觀念，卻賦“仁”以“博愛”的含義，并將《論語》與《春秋》相溝通，闡發“公羊三世”說，以“漸進”實現“大同”、“太平”的理想，為維新派的改良主義作論證。趙紀彬的《論語新探》運用扎實的考據學功夫“透過《論語》一書，對于春秋時期社會性質問題，給以探索；進而對于古代前期儒家的階級基礎、思想體系及歷史地位問題，略為闡明。” 李澤厚的《論語今讀》通過對《論語》的解構和建構，論證“天地國親師”可以成為中國人對宇宙自然、家園鄉土、父母、兄弟、夫妻、朋友師長、文化傳統的某種道德和超道德的情感認同和精神皈依。 也就是通過今天再讀《論語》，發現儒家的“情感本體”。二類是試圖通過詮釋挖掘《論語》的現代價值。如《論語義理疏解》分為人生的理想、存在的命限、德性的實踐等部分發明儒學傳統的義理體系，注入切身體會。八、九十年代，許多研究《論語》的成果都是“從《論語》看”，如從《論語》看孔子的語言教育論 ，從《論語》看孔子的經濟思想 ，從《論語》看孔子的政治思想構架 ，從《論語》看孔子的心理衛生思想 ，等等，都是從《論語》中闡發儒家的政治、經濟、教育等思想。三類是對《論語》觀念的時代發揮，將《論語》的觀念用現代的話語或放在的情境中進行解讀，即用現代生活的具體事例詮釋《論語》的觀念。南懷瑾的《論語別裁》屬于這一類的典型代表。南懷瑾是學術大家，儒釋道兼修，出佛入道明儒皆能自如，用現代社會的理念解讀《論語》總能大體符合《論語》本義。然而，這一類的《論語》詮釋中，不少成果牽強附會，生搬硬套，甚至在文本意義沒有理解的情況下進行臆解，將嚴謹的《論語》文本解釋不倫不類的典籍。因此，這類《論語》詮釋也倍受學人詬病。

二

如果單從成果的數量來看，20世紀《論語》詮釋應該是最多的。百年時間，詮釋《論語》的文章、書目數不勝數。但是，這眾多的《論語》詮釋成果中，真正有質量、能夠成為經典的成果又有多少呢？事實上，《論語》詮釋成果的不斷出現，本身就映襯著對其他《論語》詮釋的不滿。那么，20世紀《論語》詮釋的問題到底出現在哪里呢？
應該承認，傳統經學解體，中國社會步入現代，教育體制西方化，這一切，使得傳統經學式的教育模式逐漸遠去，成為歷史。而經學也在現代社會變成了“無所依附的游魂”，被肢解到了現代教育體制中的人文學科中。隨著現代社會的深入，以經解經的古代治經方式離現代人漸行漸遠，被現代學人歸入歷史中。與之相對應，現代學人的教育背景決定了他們新式《論語》詮釋的選擇。經過近一個世紀的運行，這種新式《論語》詮釋模式已經成型，并將《論語》詮釋分融于文、史、哲領域中。然而，《論語》詮釋在分融過程中，卻出現了不同學科的學者在對《論語》進行詮釋時，往往偏執于自己的學科，形成了文、史、哲三個學科的學者各自獨立地固守著自己的領地，而拒斥其他學科的趨勢。今天我們的經典詮釋，構成了文、史、哲三個學科鼎立之勢，而且三個學科之間互盲互斥。這是20世紀以來《論語》詮釋不能令學人滿意的關鍵所在。
文學式的《論語》詮釋解決的是《論語》“是什么”問題，學者們偏重于《論語》的字音、詞義、語法規律、修辭方式、名物制度、風俗習慣等。在這種詮釋語境中，對《論語》的詮釋最重要的是將《論語》逐字逐句弄懂弄通。簡潔、清楚、明白、精準、保真是這種詮釋方式的目的，至于《論語》里的思想，甚至義理等，往往不被詮釋者認同，抑或被他們認為是《論語》的衍生物，甚至譏諷將《論語》觀念化詮釋的行為是臆解、胡說。由于現代教育背景下成長起來的現代人對于古代經典比較陌生，他們接觸古代經典往往從初級經典的字詞開始，因而，文學式的《論語》詮釋大受現代人的歡迎。但是，這種方式只是《論語》詮釋的開始。詮釋《論語》如果僅僅停留于此層面上，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只會讓人感覺到《論語》是一部冷冰冰的文學作品。
史學式的詮釋重在解決《論語》里蘊含的思想，也就是《論語》“為什么”的問題 。在詮釋過程中，學者們偏重于對《論語》進行思想考證。在詮釋《論語》文本時，會對孔子生平事跡、思想體系、學派特點等進行詳細考證，并且要對《論語》中“子曰”的每一句話進行考訂，做出一個符合孔子時代的合理解釋。史學式的詮釋重點是挖掘孔子的思想，進一步指出《論語》里孔子為什么這樣講。在史學式詮釋的視野里，對于《論語》字、詞的詮釋屬于細枝末節，不但抓不住《論語》的中心，而且容易將《論語》文本變得支離破碎；而觀念化的詮釋則偏離了《論語》的主題，屬于《論語》詮釋的歧出。為了《論語》詮釋的深入，史學式詮釋的學者甚至整理歷代經學資料，出入各注，去蕪存精。
觀念化的詮釋重在盤活《論語》的當代價值，解決“怎么辦”的問題。這種詮釋直指《論語》的“天”、“道”、“仁”、“禮”等核心觀念，將這些核心觀念進行現代的梳理和挖掘，使這些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在觀念化詮釋的視野里，文學式的詮釋顯得瑣碎和支離，抓不到《論語》的核心，是《論語》詮釋的枝節，甚至可以忽略不計；而史學式詮釋雖然闡明《論語》的思想，但沒有進一步將這些思想的現代價值體現出來，工作沒有做完。只有將《論語》的思想觀念化，才能夠為現代社會所用。于是，20世紀后期的《論語》詮釋中，出現了許許多多近似于“戲說”式的《論語》解讀。有一些學者，甚至談不上學者的人也詮釋起《論語》來，不少成果牽強附會，生搬硬套，甚至在文本意義沒有理解的情況下進行臆解，將嚴謹的《論語》文本解釋不倫不類的典籍。
20世紀后半期，《論語》詮釋的學科屬性越來越明顯，文學、史學、哲學領域的學者對于所從事的學科表現出了高度的自信與自尊，而對于不屬于自己學科領域的《論語》解讀則表現出不了解、不認同，甚至不屑的態度，使《論語》詮釋越來越禁錮于學科的圈子中。

三

事實上，對于學科分治下的《論語》詮釋所帶來的弊病，學界早有清醒的認識。如果說20世紀前半期的讀經 帶有濃重的尊孔、恢復舊學意味的話，那么，20世紀后半期的讀經 顯然是對古代經學被肢解到文、史、哲學科的反動。學者及其所帶領的學生重新誦讀儒家經典，大有突破文、史、哲學科的界限，重回經學的勢頭。與之相呼應，經學地位也在20世紀90年代的“國學熱”中不斷提高，“經學在傳統四部之學中居于核心的支配地位，要對傳統文化的本質有更加深入的理解，無法繞開經學” ；“在國學里面它有一個主流，這個主流是儒學；儒學有一個核心，這個核心是經學” 。更進一步，學者們又把經學抬高到中國文化的源頭地位，“經學是中國文化的源頭，而中國過去的一百多年中，解決了救亡圖存的問題，而今天的中國要文化自立，必須回到中國文化的根，即經學上來。” 有學者呼吁“經學應該成為獨立的學科” ，并將其納入國民教育序列之中。
然而，傳統社會已經轉換到現代社會，再回歸傳統經學的困難程度可想而知。傳統一旦被打破，若想再恢復傳統，就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做到的，要經過幾代、幾十代人的努力。既然如此，目前《論語》詮釋就只能在文、史、哲學科分治的情勢下向前推進了。怎樣推進？我個人認為，現代學人應該轉換視野，不要再糾纏于恢復經學傳統詮釋《論語》，而是由經學視野轉換為文學、史學、哲學邏輯遞進式的視野，這或許不失為現代語境中《論語》詮釋的一條路徑。
將文學式的詮釋、史學式的詮釋、哲學式的詮釋作為邏輯遞進關系，就有了各個詮釋視野的層位性。文學式的詮釋作為第一層面，也是最基礎的層面，是后兩個層面的基礎。只有將這個層面的基礎打好，才有資格進入第二個層面――史學層面。史學層面是文學層面的進一步展開，是《論語》及儒家思想的共時性解讀，是在文學式詮釋的基礎上對《論語》內涵的拓展。由文學式的詮釋進入史學式的詮釋是一種自然的進級。當文學層面的基礎打牢后，不能僅醉心于此層面，自然要進入史學層面。當史學層面的詮釋達到高深造詣后，就要進入哲學性詮釋。哲學層面的詮釋是對文學層面、史學層面詮釋的超越，是在二者基礎上對《論語》語義進行時代的升華，是對《論語》的義理進行的時代解讀和對《論語》價值的時代揭示。哲學層面對于文學層面、史學層面的超越決不是對二者的忽略，而是建立在二者的基礎上所進行的提升，是將《論語》詮釋上升到更深層的理論高度和時代廣度。實際上，經學視野里的《論語》詮釋，也不同程度的存在訓詁、思想、觀念等層次的解讀，只是在整個經學詮釋中將這些層次融合一體，層次并不鮮明罷了。現代學科分治的情勢下的《論語》詮釋，由文學層面到史學層面再到哲學層面，《論語》的解讀也由文字、思想上升到觀念、理論，這種詮釋應該達到傳統經學以經解經同樣的目的。
必須注意的是，將《論語》詮釋進行文、史、哲三個層面的邏輯遞進關系式的劃分，并不是說三個層面有高低之分，而是為了在現代學科分治的情勢下對，更有利于對《論語》進行全面、系統的解讀以及時代的提升。現代學科分治的情勢下，只有對于經典進行文學式的詮釋，才能準確把握經典中的正確含意；只有對經典進行史學式梳理，才能理順經典的思想脈絡；只有對經典進行哲學式提升，才能挖掘出經典的時代價值，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因此，對于當代學者來說，如果要對《論語》進行詮釋，應該文學式、史學式、哲學式詮釋全面掌握。誠然，由文學、史學到哲學遞進式的詮釋《論語》，也面臨著許多困難。最大的困難有兩個。一是學科分治下學者往往容易沉醉于自己學科內的成就，而不能突破自己研究的學科。畢竟，跨學科是要有相當大的勇氣和長期的沉潛務學功夫。二是要做到從文學至史學再到哲學，需要學者幾十年甚至一生的冷板凳功夫，才能培育出扎實的儒學根基和哲學素養。因此，在渲囂、浮躁的當代，靜下心來專注儒家思想的研究、探討，仍然是志力于儒學復興的學人應該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