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白彤東
2014-03-28 09:02:58來源：南方周末
· 政治哲學
· 先秦思想
· 現代化
· 工業革命
有讀者可能覺得，我的說法不但匪夷所思（中國比歐洲早近兩千年進入現代社會），還很有害，要澄清的是，我并不是說中國在20世紀前后沒落后、沒有要學的東西，關于落后在哪、要學什么的判斷，往往并非如此。
在前文（2014年2月27日，《正面傳統，去“封建專制之污名）中提到，西周封建制的一個本質特征，是層層代理、每一層的統治者（比如諸侯）在其管理范圍內相對自治、各級統治者由血緣意義上的、“有種”的貴族擔任。
任何一個政治實體，都要面對一些共同問題。如，其內部要有辦法凝聚，否則只能是烏合之眾。當這個實體過大，就要有人來統治管理，統治者如何產生？在實體外部，有對外關系的問題。
西周這么大，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其答案可能就是《左傳》里記載的：“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說法看似簡單，但恰恰回應了上述的政治核心問題。
祭祀以及更廣義的禮儀活動，讓周天子和諸侯（或諸侯和他的大夫）定期聚會，聯絡感情。在當今中國的酒宴中，下級要給上級敬酒，類似地，祭祀活動也強化了既有的統治秩序。當然，祭祀還追思祖先，強化周天子從開國而來的合法性。這種合法性，最終來自上天；諸侯/大夫的合法性，分別來自周天子/諸侯。諸侯國之間如有沖突，周天子是最終的仲裁者。諸侯國不是現代獨立主權國家，因為主權國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其上再沒有政治實體可以合法地干預其內政。
總之，封建統治秩序和內部的凝聚，通過祭祀及更廣義的周禮（也就是各級統治者/貴族/政治實體的行為準則和共享的道德與文化），也通過周天子控制的強大的軍事力量來維持。
對外，也就是對那些不服膺周文化的政治實體與人群，即所謂蠻夷，“戎”，即戰爭，是唯一或最重要的方式（“戎”本來就是指蠻夷，而它成了戰爭的同義語很說明問題）。
不幸，這套體系，在西周末年，瓦解了。諸侯不尊天子，大夫不尊諸侯，金字塔式的封建統治結構坍塌了。繼之而起的（尤其到戰國），是一個王要在沒有這種層層代理的情況下，直接統治千萬萬民眾。
當代政治哲學的一個洞見（韓非子也明確指出過），就是對共同善的分享，若不借助暴力，只有在小群體（共同體）才能實現。祭祀、周禮等辦法，不足以再凝聚沒有了中間層級代理結構的廣土眾民的大國。周天子和諸侯之間的互助協作的動機，是靠包括定期的祭祀活動在內的周禮（以及周王的直屬軍隊）來提供和強化，就像我們要幫常常一起喝酒的哥們兒打架一樣。但是，你跟兩萬人喝酒，喝上10年，也跟他們產生不了太多內在凝聚。并且，從周天子以下的各級統治者，也失去了封建制下的統治合法性，這就使得誰來做統治者的問題，再一次被放在了桌面上。
與現在的主權國家也很類似，沒有天下共主規管，國與國的關系如何處理，也成了問題。因此，春秋戰國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建立起一套政治體系，可以在內部凝聚廣土眾民的陌生人的大國、產生統治階級并賦之以合法性，并建立起一套國際秩序。
上述的理解，意味著先秦諸子最可能關注的問題（不排除有人對當時的最迫切的問題不敏感），是政治問題。即使他們發展出一套個人倫理學說，其出發點，也很可能是回應這些政治問題。
這可能是個很顛覆的說法，因為現在多把中國傳統思想當作一套個人道德修養學說。于丹的可以配合維穩的心靈雞湯就不用說了，即使同情傳統的海外新儒家以及很多大陸的中國哲學學者，也常常強調中國傳統乃是道德形上學。這肯定是把韓非子等人忘了，韓非子對心性修養只有鄙夷。并且，如果關于春秋戰國的分析是對的，先秦儒家很可能也是以政治問題為主要關注點的。
歷史上看，漢代儒學中，是政治而非心性修養占首要地位的，“內圣外王”（出自《莊子》）直到宋代才跟儒家扯上關系。現在一談宋代，就是一套道德形上學。但是，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就展示了宋儒的政治向度及其重要性。
為什么政治在先的儒家，變成了道德形上學在先呢？答案在前一篇專欄文章里提過：哪怕是文化保守主義的新儒家，骨子里跟五四激進派相去不遠，也看低中國傳統政治。他們只是覺得作為文化或道德形上學的儒家，與激進派的攻擊不同，還是好的、可以跟民主接軌的。這也符合以胡觀華的“胡說”視角：我們還是前現代，所以儒家是多元主義之前的一套講天地性命的形上學，最多是多元中的一元，這不是很正常嗎？
雖然忽視先秦思想的政治首要性可能是誤解，但是，如果這些思想及之后兩千年的傳統政治無可取之處，忽視了倒也無妨。前篇文章講過，歐洲政治史上跟西周制度最接近的，是中世紀的feudalism。而這種層級代理、含有自治成分的貴族政體衰落后，歐洲進入了所謂現代。如果是這樣，春秋戰國的中國，是不是也已經是向現代的一個過渡？
這個看似驚人的說法，從春秋戰國間的制度演變來看，很平常。與現代性聯系起來的很多特征，完全可以從這種制度變化來解釋。如平等與自由——這兩個詞都有很豐富的含義，但是，在某種意義上，它們可以用這種制度變化來解釋。
貴族體制下，人天生不平等，但是這種體制垮臺后，人自然就天生平等起來（所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封建體制下，人的出身決定了他的職業選擇范圍，從事農業生產的人，附屬于那片土地。體制一垮，人就有了更多的職業選擇和遷徙的自由。
封建體制下，土地主要通過政治手段賜予、轉讓，貴族的合法繼承權沒有后，市場自由買賣得以迅猛發展。在這個意義上，春秋戰國的中國就步入了市場經濟，只不過是以農業生產為基礎而已。
跟現代性聯系起來的官僚制，在西周時已開始出現，貴族制不再，官僚體系在中國迅猛發展起來。當然，不是說中歐沒差別。前一篇文章已列舉了一些差別。并且，面對同樣的變局，不同思想家會在學理上根據不同的資源和個人傾向，給出不同表述。但這種制度變化和觀念變化上的共性是明顯的。其實，這也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西方近代早期，中國思想的傳入會對歐洲思想家有那么大的正面影響：他們要解決的問題，恰恰部分地是先秦諸子已面對并試圖解決的問題！
有讀者可能覺得，我的說法不但匪夷所思（中國比歐洲早近兩千年進入現代社會），還很有害，因為它否認中國落后，否認我們有向西方學習的需要。要澄清的是，我并不是說中國在20世紀前后沒落后、沒有要學的東西，而是，關于落后在哪、要學什么的判斷，往往并非如此。在主流（但錯誤）的觀點影響下，有病亂投醫，不但沒治好自己的病，反而把好東西全殺死了。
中國周秦之變的現代性，在學理上缺乏的一個因素，是希臘和羅馬傳統。但這種缺乏意味著什么，我不敢斷言。我覺得傳統中國所缺乏且有比較明顯后果的，是工業革命。也就是說，歐洲現代化直到工業革命的很多因素與變化，中國的周秦之變是有的。真正缺乏的因素（之一），是后來工業革命及其帶來的經濟與政治的巨變，以及社會必須做出的調整。
在經濟上，工業革命帶來的GDP的增長，遠遠超過農業經濟GDP的增速與增幅。在政治與社會層面，封建制以后的中國，在政商構成的上層有很大的流動性，但農業和從事農業的人口還是占了很大比例，流動性不是特別強。而工業革命讓社會最底層的人也流動起來。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儒家講了兩千年的有教無類，但比較徹底的普及教育是在西方的工業社會里實現的。
鄉土上生活的農民，沒有認字的需要，有事兒帶著濃重的鄉音去說一聲就行了（費孝通先生《鄉土中國》里的說法）。但是工業社會，來自各地的工人要有基本的、共通的交流手段，講“普通話”、識字就成了所有人（而不僅是傳統中國流動的商人與官員）迫切的要求。（我還記得，小時候，北京遠郊“朝陽區”來的農民窮親戚，居然分不出男廁、女廁，還要問上小學的我，讓我莫名驚詫！）工業社會也切斷了下層人民的鄉土宗族紐帶，好聽呢，叫個性解放，難聽呢，叫人的孤獨與異化。
因此，只要不想落后挨打，工業革命及其相應的變革，是不得不擁抱的。但是，西方走出中世紀到工業革命的現代早期的很多變化，中國是有的，先秦諸子及后來的中國學人從理論上，秦以降的傳統中國從政治實踐上，都對這種變局所帶來的問題給出了種種應對。
西方現代的政治理論、政治實踐，有些是他們特有的（比如工業革命），并且應該或是不得不去學的。但有些與傳統中國所處理的問題是相通的。面對如國家內部凝聚、統治/管理階層的產生及其合法性、國際關系等問題，我們要抱著開放的態度，把西方的理論與實踐和傳統中國從春秋到清末的理論與實踐放在一起，以一種新諸子時代的精神，以公允的態度，理解歷史，發明理論，從而評估不同理論與實踐的優劣。這個評估的結果，或說人類的歷史，我認為，還沒有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