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

儒家倫理能適應現代社會嗎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馬勇

歷史發展有它的奇妙性，差不多一百年前，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從經濟獨立、人格獨立、信仰獨立、婦女解放等諸多層面論證儒家倫理、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不合。一百年過去了，歷史兜兜轉轉，我們又開始重新審視以儒家倫理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究竟發揮著什么樣的作用。值此歷史當口，回顧儒家思想在現代史上受到的種種爭議，探討儒家倫理的現代價值，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激烈反傳統”并沒有顛覆儒家倫理在民國時期社會中的主導作用

    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在上海創刊（最開始叫《青年雜志》）。《新青年》創刊標志著近代西方思想傳到中國之后，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普遍的困惑。《新青年》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當然有很多思想發展的方向，但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看法一一雖然后來大家研究的結果是“全盤反傳統”的說法有點過一一陳獨秀等人確實認為儒家倫理和現代生活是不相吻合的。這種思想隨后影響了中國社會近一百年，但可以說在當時就顯現了它的極端激進性，因為很快它就迎來了一個直接性的反撲，或者說“反正”一一在新文化運動的進程當中新儒家產生了。

    新儒家的出現為我們提供了另外一種解釋的路徑，即儒家思想、儒家倫理與現代生活并不完全沖突。最早像梁漱溟的解釋，包括再往前一點梁啟超的解釋，其實都在證明，儒家思想并不是像從譚嗣同以來，一直到陳獨秀等人所作出的、“很惡劣”的解釋，即把儒家看得一無是處。隨后中國現代史的發展開始慢慢發生變化，我們可以看到，在1949年之前，儒家思想和倫理在中國社會變遷中依然具有主導性，并沒有真正因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烈的反傳統”而被顛覆掉。這種現實就使得中國社會的底層，包括精英層面，一直在尋找另外一種更加理性主義的探討。像胡適很早提出的路徑，就是要尋找中西文明溝通的內在架構，尋找它們同構性的一些因素。因此，民國時期思想家的爭論，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理性主義其實并不排斥儒家和傳統。胡適講，除了儒家思想之外，我們更應該注意發現非儒因素、非儒思想。非儒學派的復興，同樣標志著我們希望在傳統文化中找到與西方文明更多的同構關系。

    另外，從當時中國的底層社會我們也可以看到，在整個民國時期，底層社會對儒家倫理的遵守和信仰依然是具有普遍性的。梁漱溟在山東所做的鄉村建設試驗，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其實就是嘗試用儒家的思想、儒家的倫理來指導中國社會的變革。

    這是梁漱溟的一種想法，即在儒家這樣一種大背景下，如何嫁接西方近代文明。團體主義、集體生活、科學因素都應該被引進過來，但是倫理本位的社會結構則是不允許打破的。當然，這里面的一個前提是，梁漱溟并沒有看到后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所以我們說，在1949年之前，中國的社會倫理并沒有因為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而發生顛覆性的變化。

    儒家文明同樣可以生發出現代化

    我們今天的困惑、今天的問題，其實來源于1949年之后。如果回到1949年之前，1940年1月，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主張，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儒家并不處在一個必須被徹底排斥的位置上。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里面講建構一種新的文化，當然包括儒家倫理、儒家思想在內的優秀傳統文化要素。

    但在1949年之后的幾十年中，中國社會發生的變化太大。從20世紀50年代提出要建設“純粹的社會主義、全面的社會主義”，到“文革”晚期最典型的“批林批孔”，中國社會不論是精英層面還是社會底層，對儒家思想、儒家倫理都造成了中國兩千年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顛覆。這種顛覆對我們后來的影響非常大，它給我們帶來一種難以磨滅的印象，即儒家思想與中國社會的發展格格不入。直到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社會又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80年代打開國門，改革開放處于第一階段的時候，當時思想界有一個很重要的發現，即亞洲四小龍的成功得益于什么？這是20世紀80年代現代思想史討論中一個最重要的話題，由此帶來了儒學的第三期發展，杜維明、劉述先等當代新儒家的思想傳入國內。在新儒家熱潮的影響下，中國思想界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反思，可能我們要重新評估一下儒家倫理在現代社會發展中的功能了。同時，這也對同期傳進來的馬克斯·韋伯所講的現代化一定是在基督教倫理下產生的觀點，提出了一個很不一樣的看法。

    所以，當時思想界討論的一個重大命題，即在非基督教文明下，在儒家文明下，同樣可以生發出現代化，可以找到現代化的一個出發點。可惜，這一討論在20世紀80年代很短暫，隨后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純粹的、瘋狂的商業主義、物質主義的發展，使中國整個社會的倫理層面發生了極大的顛覆。我們現在提出要重新建構一種新的核心價值觀，實際上就意味著我們原有的倫理價值觀念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我們現在講人心不古，糾結扶不扶，談論老人變壞，這一系列的問題都說明了社會倫理的變化。問題是我們究竟應該用什么樣的東西來修補這種變化?

    我覺得這可能是最近十年來中國思想界面臨的最重要、最困惑的問題。這一困惑導致了現在一種極端思想。從20世紀80年代一直走過來的，像蔣慶以及后來成長起來的秋風等，他們主張把整個民間社會建構在儒家倫理的框架下。蔣慶還設計了新的中國政治方案，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它表明了在當代學人中，確實有這樣一種傾向，就是重回儒家的道路。而像秋風、廣東的吳鉤等，他們在做另外一種后現代的解讀，認為儒家思想當中不僅可以開出現代化、開出民主憲政，而且儒家本身就是民主憲政。特別是秋風的解讀，他把宋代君臣之間的關系解釋成君主共和、虛君共和，這肯定不是歷史真實了，也不是儒家倫理所反映的一種社會認知。

    這些過于膨脹的言論當然是不合理的，但中國未來的社會建構和思想發展，大約是要立足于中國本位的。中國文明的本位當然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百家爭鳴。這樣才能夠接上上文所講的近代以來西方問題挑戰中國之路，相當于中國的一個正當的回應。我們也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從一開始，從孔孟開始，基本上就是包容別人的。我們后來講的漢武帝獨尊儒術，實際上是把各種思想都揉進去了。秦漢之后儒學思想的發展，也基本上都把當時流行的各種思想融合進來了。儒家思想的包容性，對我們當代社會的多元化、多樣化發展趨勢，無疑是非常有積極意義的。

    但這里邊還有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就是作為當代中國立國的原則，我們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國家，這里邊就面臨一系列的困境。從學理方面，我們應該進行更多的探討，以找出雙方之間實現合理嫁接的更大空間。

    對社會的建構和穩定持續有著獨特的作用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對儒家思想就有一些非常負面的解讀，比如三綱五常。而無論是三綱五常也好，儒家思想中其他比較負面的因素也好，比如家庭本位等，經過后來新儒家的一種轉化或者說重新解讀，我們就會發現，它們也有自身可取的一面。比如我們去讀孫中山晚年的三民主義演講，其中就有對三綱五常新的解讀。三綱五常中最負面的東西一一當然是現代社會之后，特別是走出帝制、進入民主現代國家之后一一君為臣綱，我們看孫中山的解讀:君主不在了，但是國家存在，那這句話就不是說要君為臣綱，而是使國家成為一個被忠于的對象。這種對儒家思想的解讀方式，對我們當代社會是很有借鑒意義的。

    再如儒家思想中講的君子人格，無論到一個什么樣的時代，傳統的中國社會，現代社會，還是未來的后工業化社會，做君子、培養君子人格都是非常重要的。儒家倫理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追求社會和諧、天人合一。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設計了一種天、人對應的差等秩序，一直到后來，中國實際的社會形態中都是這樣一種等級制度。其實一個等級制度的合法性非常重要，因為真正的等級制度恰恰是承認了人人平等原則，而虛假的人人平等，實際上并不能反映人類歷史和社會的真相。儒家倫理中體現的是，只有一種有差等的社會才有合理性的思想，可能會對未來社會的構建起到一種正面的功能和作用。

    回到最初。其實中國歷史只是最近一百年才走得比較特殊一點。一百年之前，秦漢以后的歷史一直走得很穩健。傳統中國社會的很多問題在西漢初年基本就全部解決了。儒家的問題大概在于，它沒有辦法幫助人民和社會去更多地“進取”，但在一個社會的建構上，在社會穩定的延續上，卻發揮著非常獨特的作用。在近代西方問題開始刺激中國之后，中國文明的走向發生了一系列的偏差，但一百多年走過來，歷史好像走了一個大輪回。近年來對傳統的呼喚、對儒家思想的重新解讀，足以使我們相信，儒家文明在中國經濟大發展、國際地位空前提高、民族振興穩步邁進的大背景下，會獲得一次真正的新生，并為未來中國的和諧、穩定、美好，貢獻出一份獨特的思想資源。